南京大屠杀 (大家别忘记了)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
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３４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
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
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
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２０万人以上”的裁定。
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
“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至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
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０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他于３月４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３月４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史迈士教授在其１９３８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１９３８年３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
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
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国人所作之记述。
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位医生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５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１９３８年８月之《西京平报》。
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
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
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
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
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１９３８年３月初入南京城，６月３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１９３８年７月的汉口《大公报》。
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
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８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３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
可以说三月中旬到５月底是“小屠杀”时期。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１９３８年５月份埋葬８０６人的记载。
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
南京虽早在１９３８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１９３８年的夏天。
南京的秩序直到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３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
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
“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以上。”
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
在南京四周２００华里（６６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
“南京四周２００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
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
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
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
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
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日军２０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
日军第六师团于１１月５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
据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亲赴松江考察后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１０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海。”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１１月１９日攻陷。
据１９３８年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３５万居民，日军占领该城后，只剩５００人了。”
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层的妇女。
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
稣实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被掳。”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５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
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９０万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
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１１月１０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１６０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死伤无算。
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于１１月２６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
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北山于１９８７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３０００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
日军于１１月２９日陷常州（武进）。
按《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１２月９日破城后，数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
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３０００具。
当时年仅７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３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後３刀伤痕仍清晰可见。
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带旅行视察。
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
……生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怕啊！”
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３０万人，平民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
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２０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
守军约１２万人（除教导总队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
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
第十三师团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
第十六师团于１２月５日进据句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
第九师团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门。
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花台、而中华门。
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１１月３０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１２月８日陷江南重镇芜湖。
第六师团之第十三、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最左翼直奔下关。
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１２月９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始。
１２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
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
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
日军于１３日晨９时许始由中华门及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日军围南京城的几天，不断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将尽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他们能安居乐业”。
同时日机大量散发优待证劝守军交枪投降∶优待凭证（绝对不杀投诚者）凡华军士兵，无意抗战，竖起白旗，或高举两手，携带本凭证，前来投诚归顺日军者，日军对此，必予以充分关照，且代谋适当职业，以示优待。
聪明士兵，盍兴乎来？日本军司令部印１２月１０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更散发传单劝守军总司令不战而退，并保证“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
１２月１２日唐鉴于大势已去，乃请南京青年会负责人国际安全区副主任费吴生博士和日方接洽，商量停战，但为时已晚，无由实现。
日军于１３日上午１１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两位安全区委员（其中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２０名难民。
日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二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于１２月１９日给他已去上海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兽。
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近代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
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子似的在街上被射杀。
从南城到下关全城堆积着死尸。”
虽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日军入城三天后，即雇佣１００到２００工人开始清除死尸，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自１２月２２日开始收埋尸体工作，收埋尸体最多的南京崇善堂自１２月２６日开始工作，但是，南京城内仍是到处死尸，德国大使馆罗森秘书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４日自南京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红十字会在为埋葬众多尸体而慢慢努力。
部分尸体是刚刚从水塘和地下掩体（以前防空袭的掩体）中成堆成堆地打捞和挖掘出来的。
例如在大使馆邸附近主要街道的地下掩体就挖出许多尸体。
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三万具尸体，这都是大恐怖时期集体处决的。
红十字会每天埋葬尸体五百到六百具，漫步郊区在农田和水沟可见零星尸体。
”郭岐营长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同教导总队睢友兰团长夫妇等１１人搭渔船逃离南京，报导离南京不远登岸时所见∶“我们登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尸。
此地离南京城已有二三十里，时间已经过三个月，遍野死尸，无人过问处理。”
“南京大屠杀”的初期，以人数而论，集体被屠杀包括放下武器的战俘和逃难的难民比较多，零星被屠杀死亡的人数比较少。
正如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作证时所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时间恐怖达于极点。”
梅奇牧师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５日同贝德士谈话时提到，直到那天各领事馆人员还不准回南京城。
并说∶“自从日军入城便屠杀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平民，现在还在继续，机关枪仍不停地响。
很多的时候他们懒得用枪来射杀，而用刺刀一个一个把受害者捅死。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南京市议会自１９４５年８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
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１９４７年２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亲历其境之证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１２５０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审判依据。
３月１０日宣布判决∶“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１９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１５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３０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１９万人及零星屠杀１５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１２５０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４３０７１具，崇善堂收埋尸体１１２２６６具之统计表；灵谷寺无主孤魂３０００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２９４９１１人，未确定的被屠杀者２０万人。
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９６２６０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３９１１７１人。
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１５．５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１９８１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
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
据１９８４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的受害者、目睹者１７００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１９８５年建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１９４７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数目为３４万人，即集体屠杀１９万人，零星屠杀１５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的电稿《纽约时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南京强奸事件”一词。
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
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一实例∶“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
另珠江路口，有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
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
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
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于事后杀掉。”
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２万名”。
国际安全区主席雷伯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２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少有一千起”之语。
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强奸了。”
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１９３８年２月６、７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
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８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
日军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
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
日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
大火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
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于１２月１７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
１２月２０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
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内放火。
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
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
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今天是一月十一日。
……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
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
梅奇牧师在其１２月１９日信中说∶“整个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馆的汽车。”
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
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横财。
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１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
社会学家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１９３８年３月８日至６月１５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会于１９３８年在南京出版。
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
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
１９４６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３４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首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
我们前已提到随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
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
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
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
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２０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７８和８９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１０５和１０６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１５０人为止。
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
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３００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
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
冢越说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１０６个中国人。
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
请见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
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
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其次，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
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
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的自负感。
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
３０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
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
正如宫崎县的一位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梅奇牧师所说∶“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同胞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
复次，掠夺与征收也与“南京大屠杀”有关。
日本对华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抢掠。
在战时国家有计划的侵略掠夺与个人犯罪的抢劫就混而为一了。
日军２０万自上海和杭州湾向南京进攻，交通破坏，部队分散，粮食无法补给，乃实行“就地征收”。
如日军一排长曾根一夫所述，他们的部队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仓开始即“就地征收”维持生命。
征收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经常进行，迅即演变成为抢劫、强奸、焚烧及屠杀。
曾根并说∶那时已有一部分部队采取“三光作战”，“即对敌人不分军民全部的杀光，将财物资源全部抢光，将人民居住的市街、村庄全部烧光。”
最后，“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问题，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
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
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２０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
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１９３２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１９４８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
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
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
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
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
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
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
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
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
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
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
参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
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大问题绝不能作主。
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于１２月５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
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５）１９８４年８月份《偕行》杂志）∶“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责任。”
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
中岛师团长在其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记（《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１５０００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１３００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
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１２月１４日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１４０００余名。
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延至１９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
其次是第六师团。
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
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１９３６年“二二六”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１８７９——１９４５年）。
他在杭州湾登陆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
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项∶“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
如果发现这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
（见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８年）。
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
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国军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
他本人就是罪魁。
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刀杀人，他本人强奸中国妇女十余人。
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立即屠城。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
松井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
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
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
南京沦陷第三日（１２月１５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
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于１９９０年５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
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接。
事实上，松井入城后（１７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所获之１４０００余名俘虏于１９日上午才动员杀掉。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即进驻南京，一直留到翌年１月。
同时，１２月２１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
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
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
呜呼！这就是皇军？”
“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
（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
）石射自那时起便称之谓“南京大屠杀”，并提出于三省（陆、海省及外务省）事务局长会议，警告陆相和外相予以制止。
“南京大屠杀”当然不可避免地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设立的“大本营”会议上讨论。
大本营的联席会议，首相、陆相、法相、外相、参谋总长等及各部门次长和局长都出席的，会议内容由首相亲奏天皇，同时陆相及参谋总长经常不通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
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
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翌年２月２６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
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
结语～～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漫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及皇族，应该了解近代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签字国之一的１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约和１９２９年的日内瓦陆战公约。
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不可杀戮的。
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受押待刑之际，向花山信胜教授忏悔说∶“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
”松井是陆军大学毕业，在欧洲服务多年，并为日本出席１９３１年世界军缩会议的全权代表。
松井本以年迈多病已退休息影家园，今应召重上战场为日本侵略效命，但竟忘记了国际公法与人道主义。
裕仁之下，松井应负“南京大屠杀”最大之责任。
朝香宫鸠彦王与裕仁天皇为年青时代的游玩伙伴，在法国工作数年，能操法语，保持欧洲生活习惯，但却忘记法国高度的人文主义与尊重国际公法。
身为驻南京之日军最高指挥官，公然坐视日军在南京奸、杀、烧、抢不予制止，理应战后处以极刑，以其为日本皇室而逍遥法外，实为对公理正义之莫大摧残。
柳川平助亦系日本陆大出身，参加日俄战争。
１９１８年来华任北京陆大教官，两年后被派驻“国际联盟”。
后弃武重文，竟当上了日本司法部长，真是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违犯国际公法和日本本国法律的一大讽刺。
因其早逝，未对他追究，否则他难免同其部下谷寿夫遭受同样命运。
谷寿夫为陆大毕业并任陆大教官。
１９２８年他任第三师团参谋长，出兵山东、阻扰我国民革命军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