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中国，西方人解不开的中国结中国人是可怕的，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
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教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卢梭说：中国的文人“个个都文质彬彬、阿谀奉承、机灵、狡猾和淘气”。
俄国人巴古宁说：“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特意创作了一幅《黄祸图》送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呼吁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抵制“黄祸”。
正如在人类的所有事务中一样，大家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潮”的对华友好感情太强烈了，因而便出现了一种对华不友好感情的威胁！
与伏尔泰和卢梭齐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猛烈抨击中国的“棍棒专制主义”。他说，在专制政体下的中国，“品德是绝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它所需要的只是恐怖。它所进行的教育都是奴性教育，人民都是驯服的奴隶。孟德斯鸠还持一种环境决定论，认为特殊的气候与环境还使中国自然灾害频繁，造成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这“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教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与孟德斯鸠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沃尔内，他于1971年在《废墟》中写道：“因竹杖专制主义而受人鄙视和被星相迷住了眼睛的中国人……于其已流产的文明中只向我显示出了一个木偶般的民族”。继《废墟》出版二年后，便是孔多塞的观点了：“但是，如果大家希望了解这些制度甚至在没有迷信恐怖的帮助下会把对人类才能的破坏力推进到何等程度，那就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落到中国身上，落到这个在科学和艺术方面除了眼睁睁地看着相继被其他所有人超过之外似乎再无法举动的民族身上”。
卢梭在《新爱丽丝》中对中国人的评价已成了一种诋毁了：“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这个著名的民族，在发现她受奴役时感到再惊奇不过了。她受征服与遭攻击的次数一样多，始终会成为任何外来者的侵略对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日。我发现该民族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这种命运，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对此抱怨。那些文人们都怯弱、虚伪和招摇撞骗，经常是讲起来夸夸其谈而又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充满了思想而又没有任何天才，具有丰富的表象而思想又很贫乏，他们个个都文质彬彬、阿谀奉承、机灵、狡猾和淘气，把所有义务都贴上了标签并使全部伦理都显得装腔作势，除了作揖和磕头之外再也不懂其他任何人情了。”
对中国失去好感或疏远中国变得普遍起来。至两次鸦片战争，中华帝国的尊严连同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一起被彻底摧毁了。与18世纪的中国人形象相比，中国人的形象不再光明。他们是已经衰老已经退化了的民族，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他们人口如蚂蚁一般众多，随时都有可能泛滥成灾。他们邪恶堕落，经常堕胎、溺死女婴。一切都已改变，中国人不仅可恶可憎，而且可笑。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登出一首
“为广州写的歌”，诗中所描绘的约翰·查纳曼（Chinaman，意为“中国佬”）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对中国的看法：
约翰·查纳曼天生是流氓，
他把真理、法律统统抛九霄；
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
他把全世界来拖累。
唱呀，“嗨——”我那残酷的约翰·查纳曼，
唱呀，“唷——”我那顽固的约翰·查纳曼；
为了人类，把枷锁套住约翰·查纳曼，
即使科布登（英国工业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亲自来，也难为他解开。
他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尾巴，
一日三餐：鼠、狗、虫、蛇，
炒锅里面玩把戏，
就怪那令人作呕的给养员约翰·查纳曼。
唱呀，撒谎者，我那狡猾的约翰·查纳曼，
没有打架，我那胆小鬼约翰·查纳曼。
拖着长辫子、卑躬屈膝的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常以漫画形式出现在那时的报刊杂志里，文艺作品里的中国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描绘成阴险、狡猾、残忍的恶棍。
除了丑陋，中国人还变得越来越可怕。一种“妖魔化”中国的潮流出现了，“黄祸论”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黄祸论”是起源于19世纪主要针对中国的理论。一般认为，“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人巴古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鼓噪“黄祸论”之先河。根据他逃亡期间在中国的见闻，他认为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巴枯宁认为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于中国可怕的人口与移民：“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六亿人口，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此外，中国人已开始熟悉掌握最新式的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他们正“把这种纪律和对新武器、新战术的熟悉掌握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不得不寻找一条出路，你就可以了解来自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
为此巴枯宁曾上书沙皇建议“着手征服东方”，“如果真的要从事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
到19世纪末期，“黄祸论”在西方大为盛行，且其鼓吹者大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德、俄两国的皇帝，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等。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谓的“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鼓吹“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抵抗黄种人、佛教和异端的侵犯”。威廉二世所言的“黄祸”，指的是日本与中国以及东方的佛教文化。他还特意创作了一幅油画赠给尼古拉二世，即臭名昭著的《黄祸图》。《黄祸图》的画面上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手执闪光宝剑，正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黄祸”已经降临！悬崖对面，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天空乌云密布，城市在燃烧，一场浩劫正在发生。威廉二世还在画上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黄祸图》曾哄动一时，“黄祸论”也借此越发猖獗。
在欧美一些国家外交和国家政策中也开始贯彻这一理论，变本加厉掠夺压迫中国。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便出现了针对中国劳工的排华论调，此后越演越烈，最终形成声势巨大的“排华风潮”。反华煽动家们声称，华人是一个不能同化的族群，他们的存在，将会导致社会冲突，并危及美国的制度。华人被描绘成一个低等而堕落的民族。他们已经不能够把他们的文明推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是“一个没有自我尊严的民族，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民族，一个没有真理的民族，一个没有对自由的热爱的民族。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奴隶。”
他们由于抽鸦片，迷信，崇拜神像而堕落，“华人拥有无数亚洲人的邪恶嗜好。”在美国加州甚至有专以捕杀和迫害在美华人的“沙地党”，其首领奇尼亚声称中国人是“黄祸，是美国未来的真正威胁”。1882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排华法案》，大力排挤华人。世界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美国的这一政策。如非洲的各殖民当局提出所谓“黑白非洲主义”，即非洲只允许白人和黑人存在，不要黄种人；澳洲英国殖民当局也大肆鼓吹“白澳政策”，即“澳洲是白人的澳洲”。在加拿大、美国、荷兰等国还颁布了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
一方面，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受到西方的鄙视与丑化。按照威廉二世的说法中国人是“野蛮人”，按一些传教士的观点：“中国人污秽、肮脏，没有灵魂，即使有，也只是丑恶的灵魂，根本不值得拯救”，“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又视中国为潜在的威胁。中国人口众多，中国人适应能力强，精力充沛，多才多艺，具有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经过适当的训导后，也许会成为世界上一种了不起的势力。中国的国民能力是巨大的。黑人可以受白人统治，印度人可以受英国人统治，但是中国既不是非洲也不是印度。而且这个“东方睡狮”随时都有可能觉醒。“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都会为之震动”，拿破仑的名言让人记忆犹新。
在中国生活把持中国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被西方世界誉为“中国通”的英国人赫德对西方人的这种担忧曾直言不讳：中国人“正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旧生活，排除同外国的交往、外国的干涉和外国的入侵”。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将加重地来报复旧日的怨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这样就为将来准备了甚至从来没有梦想过的骚乱和灾难。50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侯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这个运动对于世界其余各国不是吉详之兆！”
而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对强大的西方又何来威胁呢？显然，所谓“黄祸论”，只是一种出于西方种族主义歧视和殖民主义侵略需要而假想的理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谬论竟然盛行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至今仍未绝迹。此后，每当中国出现一线复兴生机，西方人就以“黄祸”为警。
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
芒罗在《正在觉醒的巨龙》中说， “中国龙”已经觉醒，全世界将面临威胁。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警告，中西“文明大战”将比武力战争更可怕。
莱?了中国人，“世界粮食形势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
中国的政治领袖，在索尔斯伯里笔下都成末的1992年秋，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在《政策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惊世之作”——《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
文章说，自拿破仑以来，西方人一直在预言，一旦“中国龙”觉醒，全世界将为之震惊。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起步失败之后，看来中国终于坚实地走上了一条经济腾飞之路。在军事上也开始锋芒毕露，这引起亚洲及世界的震惊与强烈反响。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将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扩大，而且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国家，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而成为美国的“新敌人”，可是，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
此文一出，立即得到众人应和。什么文明的威胁、秩序的威胁、粮食的威胁、军事的威胁……不一而足。在国内，《中国人可以说不》、《中国有多坏？》、《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一批反“威胁论”、反“妖魔化”的著作也相继热销。那个曾经盛行于西方，极端丑化、仇视中国人的“黄祸论”似乎又复活了。
与一个世纪前的“黄祸论”相比，新的“中国威胁论”似乎多了一些“理性”的分析，少了一些漫画式的描绘和无所顾忌的漫骂，但这二者的观点却如出一辙。与“黄祸论”一样，“中国威胁论”也极力鼓吹所谓“中国文明的威胁”。
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提出“文明冲突论”。不久，他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后续文章《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1996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又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更深入、更系统的阐述。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引起的。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中国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力量和自我伸张性增强，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为了防止中西文明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美国应该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文明冲突论”提出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快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事实上，“文明冲突论”已经影响到西方大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中国独特的文化总是为西方某些人所不容。他们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加上独特文化传统，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一个心病，“如果一个大国拥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对它曾有过的、由世界上其它国家所造成的历史遭遇心怀冤屈，那么它将很难与人为善，这种沙文主义和冤屈感，恰巧中国都有份”。而他们所认识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是相当狭隘的，它只不过是中华帝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是帝制时代的遗物，因此它必然具有自大、排外、专制等特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和平、和睦等优良传统和其本身在近代以来的巨大变化却视而不见。
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文明除了帝制时代遗留下的文化而外，还有的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与西方文明绝然相对的。苏东巨变后，中国作为仅存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自然就被当作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意识形态象征物。日本、德国发展，创造经济奇迹那是在西方模式下取得的，在他们眼里这不足为奇，因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取得如此成就，显然是对西方模式的威胁。这一现象被《外交》主编扎卡利亚称为“非自由民主的崛起”，并视之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根深蒂固的封建帝制的文化再加上极端主义的共产主义文化，中国文明自然就被视作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了。
中国的庞大人口数量也始终被西方人视作潜在的威胁。“文明的冲突”尚未平息，“谁来养活中国”，又引发了一场争论。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长达141页的《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布朗提出：若中国大量进口粮食，是否有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能够足额提供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没有一组国家可增加其出口潜力去更多地填补中国潜在粮食短缺的一小部分。”
布朗认为，中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对农田的大量侵蚀、破坏，加上每年新增加一个北京市的人口，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到21世纪初，中国为了养活10多亿的人口，必须得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这必然引起世界粮价的大幅上涨。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将会对世界的粮食供应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目前兴旺的世界粮食市场就会动荡不定，世界粮食形势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全球各国的安全将得不到保证。
布朗警告世界：“食品的短缺伴随着经济的不稳定，其对安全的威胁远比军事入侵大得多”。
接着，环境的威胁、军事的威胁等也相继出笼。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威胁”的现实性与紧迫性。
书中认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上力量最强的国家美国已经成了全球对手，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利益冲突，今后会出现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如果中国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而美国依旧那么天真，两国之间现正隐约显现的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军事上的敌对行动。毕竟，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曾3次在亚洲参与重大战争，每一次都是为了防止某一个国家在那里取得支配权；而现在看来，今后一二十年中，中国无疑会在太平洋彼岸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即便中美并不实际开战，它们之间的争夺也将成为21世纪头几十年中主要的全球争夺。
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其办法不是入侵和占领邻国，而是使自己远比邻国强大，从而使东亚发生的一切都必须至少得到中国的默许。
中国力量的增长及其以逼人的气势追逐本国利益的做法，不仅符合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作用的认识，而且符合一种中国领导人乐于加以利用的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中国的雄心所依靠的动力是由于历史上遭受屈辱、丧失了显赫地位而形成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奇怪的、因而不大能为自满自足的西方人所理解的民族主义。
人们看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的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
中国领导人已经把美国确定为它在全世界的主要敌人。近来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具有刺激性、越来越咄咄逼人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几乎肯定会加剧紧张状态。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同中国的激烈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最有可能呈现的状况。
中国历来对它本身的认识、它的人力物力基本状况以及它对自己的民族利益的估价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朝着称霸亚洲的方向前进成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事实上，中国不仅已经具有了亚洲最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也是唯一部署了核武器的亚洲国家。
作者还进一步发挥他们的想像力，虚构了2004年的一场中国和美国的“战争游戏”。
来自“中国的威胁”似乎已不可避免了。1995年4月1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向反美政权供应军火的主要国家，并以大国身分在南中国海称霸。”几乎同时出版的美国另一大报《洛杉矶时报》也以“美国开始把中国看作潜在敌人”为题，认为“对中国未来力量的担忧是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主要基本因素”。1995年6月28日，《纽约时报》又在题为《擦去东南亚条约组织宪章上的灰尘，备好待用》的评论中，公开提出恢复东南亚条约组织，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
一时间，“中国威胁论”不仅活跃于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的言论之中，而且在欧洲、日本以及印度也有很大的市场。
事实上，在一些人眼里，中国无论怎样，都是一种“威胁”。
人类不仅需要朋友也需要敌人，它不一定非得真实，但必须存在。可怕的敌人正在对本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巨大威胁，这种心态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根深蒂固。早在冷战初期，“遏制之父”凯南就承认，“文明美国人真奇怪，时时刻刻都想在文明的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以把文明所有的麻烦都算在它身上”。他对美国能找到苏联这个“罪恶的中心”而欢呼，“正是上帝给美国人民提供了这个无情的挑战，使得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安全有赖于他们的通力合作，并接受历史显然要他们承担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责任”。半个世纪之后，同样的论调又在美国出现，亨廷顿撰文宣扬，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政治日益混乱，无法塑造国家认同，并说“若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威胁着美国的立国原则，做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断言“中国会成为一个新的敌人”。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
在“中国威??“妖魔化”的危险。“妖魔化中国”的概念由新华社记者李希光等人在其所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提出，它主要体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
事实上，对中国的这种妖魔化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已出现了。社会主义中国被西方人视作洪水猛兽，麦克阿瑟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那时的中国被西方媒体描绘成恐怖的“红色妖魔”：极权主义、大清洗、大屠杀，甚至??，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却难以改变。据清华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当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仍然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统治”，他们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共产主义中国”，称五十年国庆是“庆祝共产主义统治五十年”，报道“法轮功”被取缔时称“法轮功被当作对公共安全和共产党统治的威胁而1999年遭到禁止”。
要知道，经过西方政府和媒休的长期反共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统治”在许多人眼中几乎等同于“恐怖主义”。
既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理所当然的就是西方社会制度和西方民主理想的大敌，当然就得和没有民主、不讲人权以及军事扩张联系在一起。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正是贯穿了这一“理论”主线。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常常被西方媒体恶意丑化。曾写过《长征路上前所未闻的故事》的索尔斯伯里，后来竟也热衷于写诋毁和诬蔑中国政治领袖的书籍，来顺应美国媒体和大众文化日渐底下的趣味。1992年他出版了《新皇帝——毛邓年代的中国》，此书通篇充斥着对中国政治家的谩骂和嘲弄，也流露出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
作者在引言中说：“成千上百的人有过皇帝的头衔，然而很少有人象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有着真正政治大权的真皇帝。”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家，在索尔斯伯里笔下，都成了旧世界或中世纪的帝王。
索尔斯伯里要读者相信，毛泽东始终在作着皇帝梦。他的根据是毛泽东本人对两个算命者的预言一直真信不疑。据说有一个湖南农村的年轻村妇，她告诉年青的毛泽东：“你将来要作大官，你会杀人不眨眼。”另一个是陕北黄河边上的一个道士，他跪倒在毛的脚下，宣称：“你是真命天子，一个真正从天而生的龙子。”
作者还有一个他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毛泽东在香山小住的时候，随身总是带着《史记》和《资治通鉴》。即使在晚年视力减退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在孜孜不倦地阅读中国的史籍。他一定是在不停地学习古代帝王统治中国和掌握天命的方法！
在作者笔下，新中国的建立不过是千年不变的中华帝国又一次更换了皇帝而已。他把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的委任，比作罗马帝国任命大将军。开国大典比成了拿破仑加冕。
索尔斯伯里还告诉读者：毛泽东总是在把自己打败蒋介石的功劳同秦始皇的成就相媲美。他怕读者不明白秦始皇是何许人，便解释道：“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个朝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用流血来加冕自己的成就。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等于卡尔·马克思加秦始皇。”
不仅是文革，整个中国革命史，在索尔斯伯里笔下都是一片血腥、一无是处。
索尔斯伯里写毛泽东，一直围绕着皇帝和龙来大作文章。然而写到邓小平的时候，他却颇非了一番琢磨。对于“邓氏革命”大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面貌一新的事实，他不由自主地表示称赞。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把《小皇帝》这章送给邓小平，把新的龙袍加在他的身上。我们的记者也许感到这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于是便辩解道：“直到他的晚年，邓小平从来没有穿过龙袍。即使邓氏革命炉火纯青，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内心里还只是一条小龙。”
“小龙”的证据是邓隐居胡同，生活简朴，没有三妻四妾，也不吃燕窝熊掌。然而，“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是显示他的皇权；邓小平搬出中南海也是显示他的皇权。”一旦认定了中国领袖都是皇帝，他们无论怎么作，都是在显示皇权。
在索尔斯伯里有笔下，中国的革命领袖不仅喜怒无常，而且迷信风水和天命，简直成了半人半妖的中世纪帝王。
五、六十年代中国媒体上出现的美国政治家的漫画形象。那时，象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美国总统，都被画成“美帝野心狼”，连人都不能算了。冷战的语言也都是“非我族类”，敌人不是牛头马面，就是妖魔鬼怪。时过境迁，中国早已抛弃了对美国的冷战敌意，真诚地介绍和对待象尼克松、卡特以及里根、布什等美国领袖。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与中国正好相反，今天的美国媒体不仅在继续冷战的谩骂性、诬蔑性语言，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对中国领导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和谩骂。
如今，这种恶意的丑化还远没结束，《华尔街日报》曾发表文章《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妖魔》，批评美国内存在将中国妖魔化的倾向。文章称：“对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原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