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里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这种差异并不是像一般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出于国民性方面的原因。” 看到“国民性”这三个字，稍具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的人就会想起一个人，那就是鲁迅。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等文学形象令人过目难忘，他对国人劣根性的揭露之深刻无人能比。可惜他没能长寿，对国人身上的劣根性没有提出切实的改进办法。但即使他长命百岁，他也不负提出改进办法的责任。因为他是写小说，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而且代为解答。况且他也说过，他指出问题，只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对此不能苛求。 鲁迅逝世已六十六年了，事情有了多大改观呢？正如人民日报上一篇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文章所言：“鲁迅笔下所尖锐揭露的社会痼疾今天仍未根除，启迪民众心智‘改变国民精神’的路途依然很长。”鲁迅很希望后人能够超越他，希望他和他所写下的文字能够速朽。可我们这些后辈不敢忘记祖宗，对他仍念念不忘，对他仍高山仰止，对他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文字的穿透力仍敬佩不已。这真是件可悲的事。 鲁迅明了文艺的作用，他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因此他以笔为匕首，严厉解剖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国民身上诸如怯弱、懒惰、巧滑等劣根性，希望唤醒民众，籍此有益于国民性的改进。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坚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要根除我们身上的种种劣根性，治本之策在于消灭形成国民精神的经济基础—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幸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条件。 真正的经济学家和文学家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那就是对于人的关怀。但鲁迅毕竟不是亚当·斯密，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清了国民性后面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因此他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鲁迅对受几千年封建压迫的国民身上的劣根性有亲身的体验并加以严厉的鞭策，因此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感谢鲁迅指出我们身上的疾病，借鉴亚当·斯密开出的药方，根治种种痼疾，我们的努力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