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朋友去了深圳。半年前的一天晚上，当我和她在一家卡拉OK厅里唱歌时，她对我说：“我想到深圳去看看。”她又说：“我有个以前的女同事在深圳一家公司混得还不错，今年过年回来，一身衣服都是名牌，起码都是上千块钱一件的。” 　　我坐在沙发上没吭声，我等着我点的歌出现。我点的歌是《明明白白我的心》，这是一首充满善意的香港爱情歌曲，有一度在卡拉OK厅是很有些人唱的。 　　“你表个态看？”女朋友问我，一双眼睛在红红绿绿的灯光下瞅着我。 　　我不想她去深圳，我觉得深圳不是我们这种人去的地方。去玩还勉强，去那里找工作就没什么意思。这是我一个朋友对我说的。我女朋友很漂亮，漂亮的女人去金钱世界里找工作，在我看来是很容易丢掉自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终于在荧光屏上呈现了。我走过去拿过麦克风，一笑，递一支给涛涛，我们就对望一眼，很用心地唱起来。我以为这首倾注着爱情的歌曲能让她忘记去深圳的念头，结果当我和涛涛唱完歌，回到座位上相视一笑什么的时候，她又斜着两只迷人的眼睛瞥着我说：“你答应我去深圳可以不？我真的想到深圳闯一闯。我觉得我这一世天天站在柜台里没点意思。” 　　涛涛是一家百货公司的营业员，二十四岁，聪明且漂亮。她是顶母亲的职走进百货商店站柜台的，一站就是六年——确实够长的！她现在想改变一下自己。她总是跟我说，她的这一生太平淡了，她想有几个起伏，“我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她用了“命运”这个词，而且不止一次地使用了这个词。这个词在我听来特别别扭。那天晚上在卡拉OK厅里，她重复用了十多次“命运”这两个字！这让我心里有脾气而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硬要去你就去，”我有点恼火地说，“不过你别以为深圳有钱捡，那里赚钱比长沙还困难，而且那些老板因为有几个钱，经常打小姐的歪主意，我只告诉你。” 　　“我不怕，”她一笑，那是一种娇媚的笑容，“我能够把握住自己的。” 　　我觉得自己作为男子汉应该大度点，“你实在要去，你就去。” 　　我又这样说，做出一副无所谓的形容瞅着她，“不过，我劝你不要对深圳抱着发财梦。” 　　“我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好精彩，”她说，脸上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一个月后，她去了深圳，带着我的心去了。我这样说，是她一离开我，我就潜意识地感到她将离我而去。她是那种不安于现状的女人，而我就是她的现状，她一心要改变这个现状。我当时并没想得这么透彻，我以为她只是想到外面去闯闯，正如她说，趁着年轻到外面去见见世面。她的那个百货商店只能让她每天上午八点半钟就必须站在柜台前望着来来去去的顾客，当然就十分无聊。她执意要打破自己的这种每天如一的生活。她签了两年停薪留职的协议，每月上交一百元钱——这笔钱当然是我掏的，她的工资都买衣服穿了。我还为她买了去深圳的卧铺票，直把她送上火车。我瞅着她那张俊俏的脸蛋从车厢里探出来，瞥着我，对我挥手示意再见时，我当时就感觉我是把她送到别人的床上去。 　　我顿时生出一种失落感道：“再见，记住一安下身来就打电话给我。” 　　她确实在开始的半个月里是隔天要打一个电话给我的，她告诉我她和那个女朋友住在一起，那个女人曾经也是她们百货商店的营业员，现在在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专门干售楼的行当，名片上印着“公关部主任”的头衔。我对这个女人的感觉不好，这个女人只讲吃、穿、玩和赚钱。长得并不漂亮，但是穿着却相当讲穷，开口就是她身上的这件衣服是什么专卖店买的，裤子又是什么名牌，皮鞋是哪个国家产的，甚至皮带和袜子也是高档货等等。 　　听上去她身上的这一切随随便便就过了好几千元。这让我女朋友倾慕得要死。“现在的人要有精品意识。”过年的时候，她对我和涛涛口若悬河地尖声说，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跟牛眼睛似的。“人能活好久？生命短暂，青春更短暂，我们要学会只争朝夕。” 　　她的这种“只争朝夕”的思想是从深圳带来的，很深地影响了本来就对现状不满的涛涛。那天，我们和她分手后，涛涛非常沉默地在我身旁走着，垂着她那张漂亮的脸，一副思考什么的样子，忽然她扭过脸来对我说：“肖姐说得很对咧。” 　　“这样的话每个人都知道说，”我轻描淡写地说，“谁都晓得要只争朝夕。” 　　“我觉得我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她停顿了下回答我说，把脸偏过来看着我，“你不觉得我们这样活着，一点也没体现出人生的意义？” 　　“意义这个东西要看你怎么看，”我理直气壮地对涛涛说，“一个人只要觉得对得住自己就行了，何必对自己那样挑剔？用不着那样累地活着。” 　　但是我的话涛涛听不进，她那两只兔子耳朵是专为新鲜事物生长的，她只能听进去她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只能听进去谁谁谁一年内成了百万富翁的故事。她是那种在生活中寻找享受的女人。这是她到深圳后，我才进一步感觉到的。她去了深圳，我心里就觉得被人挖走了一块肉一样，吃饭睡觉都不香。一个月后，她的电话就少得多了，一个星期里，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那个肖姐总是支支吾吾地回答我说，她不在。这让我寝食不安，让我的脑海里展开了许多折磨人的想象。我什么可怕的场景都想象到了，我甚至想到了她被人欺骗，被人恣意殴打，被人强奸。这个世界什么事情没有？我觉得自己不能自制了。我决定去深圳，决定把她从深圳找回来。我原来以为自己会对她无所谓，以为自己真的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真正的男子汉，结果我发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狗熊。我把她看得太重要太重要了。我觉得我再不去深圳，我就会疯了去。我去了深圳。 　　深圳在我眼里无疑比长沙好。长沙的高楼大厦不过是这里一栋那里一栋，深圳却是一栋连一栋，到处都是宾馆、写字楼和高层住宅楼，街道也比长沙的街道干净。要不是捧着把涛涛弄回去的心情，我一定会喜欢上深圳。但是我的目的是把涛涛从深圳带回去，我觉得她不适合在这里发展。深圳不是我的，自然也不是她的。我要让她明白这一点。我找到了她们的住处。她们在深圳住得并不宽敞，四个人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且是那种不宽敞的老式的房子。这给我的印象是，肖姐把她在深圳的成绩吹得天花乱坠，我以为是大款的“表妹”了，原来不过如此。我是傍晚才见到肖姐的，肖姐看见我反倒是一种心谎意乱的模样。“哎呀，”她这样同我打招呼说，“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其实我已经跟她打了电话，告诉她我今天会来深圳。“涛涛呢？”我见面就这样问她，我来当然不是找她的，所以我劈面就毫不含糊。“涛涛不在？” 　　“涛涛到一家广告公司谈一笔业务去了。”肖姐告诉我说。 　　“她什么时候会回来？”我急于想见到涛涛，“你没告诉她我今天会来？” 　　“告诉了她，”肖姐说，“等下应该会回来了。” 　　我自然是在这里等涛涛。可是从八点钟等到十点多钟了，仍不见涛涛回来。肖姐看着我，我看着肖姐，肖姐说：“可能她忙别的什么事去了。” 　　我一脸不安地瞧着肖姐，心里一下变得很虚起来：“你估计她会有什么事？” 　　肖姐一笑，“她应该会回来，她知道你要来的。” 　　我又等了一个小时，肖姐一副要睡觉的形容，且不断打哈欠，这让我不得不起身告辞，“麻烦你对她说，我明天一早就会来找她，要她莫出去。”我说。 　　我非常失望，脸上自然爬满了烦恼，就像天上堆满了云层似的。思想就跟一团乱麻一样没法整理出头绪来。那天晚上我根本就没睡觉，眼睛虽然闭着，睡眠却从我身上跑走了，整个大脑非常亢奋。三点多钟，我索性离开了床铺，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着天花扳。四点多钟，我离开了招待所，在街上缓缓地走着。我看着天空渐渐泛白，看着太阳从东方徐徐爬上天空。当第一束阳光从几幢高层建筑后面投过来时，我走进了涛涛她们住的这幢旧楼房里。她们都还没有起床，我的敲门声将她们吵醒了。开门的是肖姐。她穿着睡衣，还一脸瞌睡。她一打开门又走进了卧室，关上门，待她换了件衣服，整理了下自己的发型，走出来时，她对我疲惫的形容一笑说：“你这么早就跑来了罗？” 　　“我怕涛涛赶着又出去，”我说，一脸抱歉地瞅着她，对她不好意思地一笑。 　　“涛涛还睡在床上没起来，”她说，拿着漱口杯和毛巾就走进了厨房。 　　涛涛同肖姐住一间房子，我走了进去。房里摆着两张行军床，涛涛睡在左边那张行军床上，蜷缩成一只大虾，一脸熟睡的形容。 　　我走上去，站在床边，轻轻地推了她几下。她醒了，见是我就含糊地一笑，又合上眼睛还想睡。这让我心里产生一种疏远了的不舒服的感觉。我千里迢迢地来到深圳，一个晚上都没睡觉，你的睡眠就那么值钱？“涛涛，你还睡觉？”我说，脸上竟起了自己都能感觉到的红云。 　　她懒懒地伸出三个指头说，“我昨天晚上三点钟才睡觉。” 　　“你搞什么搞到三点钟？”我问。 　　“陪客户打麻将。”她说，继续弓着背睡着。 　　肖姐走进来，对她说：“你还睡什么？别个从长沙跑来看你，她如此赞美她的老板，这让我很不舒服。“他结婚了吗？”我这么愚蠢地问了句。我觉得自己一生中说的最蠢的一句活就是他妈的这句话。 　　“你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涛涛敏感地瞥着我，那目光很亮很亮。 　　“没什么，只是顺便问一句。”我居然脸都红了。我那一刻很恶心自己什么的。 　　我感觉她有些变化，她的脸上是一种不在乎我的表情，这种表情虽然不像文字那样明确，但我能感觉到这种味道。我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我感到她已经驾起了她心中的白帆，离开我，朝着一处富裕的岛屿驶去了——我相信那可能是夏威夷。她告诉我，她的老板已经拥有了美国护照。我沉默了会，接着我一脸诚恳地劝她回去，我说长沙不见得比深圳差多少。但我的话是那样苍白，她一句也听不进去。她说：“我喜欢深圳。” 　　“我对深圳感觉不好，”我阴下脸来说。 　　“我觉得深圳适合我发展。”她这么说，扬起她那张俊俏的脸蛋，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到了窗外的天空上，“我今天睡得太少了。” 　　她的意思是我不该吵醒她，这使我觉得她已经不是她了。我心里很后悔，不是后悔自己，而是后悔不该同意她来深圳这个鬼地方。“我昨天通晚没睡，”我跌下脸来说。 　　“你怎么一通晚没睡？”她回过头来瞅着我。 　　“说不清楚，可能是换了床而睡不着，我说不清楚，不晓得怎么回事。” 　　将近八点钟时，她忽然从床上爬了起来，“不行，”她说，“我你真的不懂事咧。” 　　涛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坐了起来，思想明显还在睡乡里打滚，我说：“你睡吧。” 　　她摇摇头，“你已经把我的瞌睡赶跑了。”说完她对我一笑，“我先洗个脸。” 　　她们一个一个地起来，且相继离开后，我立即把涛涛搂在怀里，忙着亲她的脸，“我好想你的。”我说，“我天天晚上都想你，我以为你去了深圳，我会无所谓。结果我发现我整天都六神无主，什么事都无心做，甚至觉得自己活得没一点劲。你对我好重要的。” 　　“我真的对你有那么重要？”她笑笑说，“我觉得你是一个看得很开的人……”我打断她的话：“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深圳。” 　　“不是你让我来，”她纠正我的话说，“是我自己要来，我想出来闯闯，我对长沙感觉不好。长沙给我机会太少了。” 　　我想说服她回长沙，“毕竟你的爸爸妈妈和朋友都在长沙，”我说，“再说，我对你在这里不放心。我不喜欢你同肖姐住在一起，我对肖姐没有好印象。” 　　“我的这份工作就是肖姐帮我介绍的，”她一笑说，“我们老板很看重我。老板说要收我做他的徒弟。我最近为公司里签了一个一千二百万的空调业务。” 　　“老板是个什么人？”我潜意识地感到她的老板对我的爱情已经造成了威胁了，不觉就一脸警惕地望着她，“老板好大年龄？” 　　“老板四十岁，人很优秀。”涛涛说，一脸高兴地瞅着我，“很有商业头脑，他是个北京人，赤手空拳来到深圳，最开始是跟别人打工，后来炒股票赚了几十万，只是七八年时间就赚了几千万，自己有两台高级轿车，一台公爵王、一台林肯……”不能再跟你说话了，老板等下会开车来接我。”她说着就走出卧室往卫生间走去，我跟出来，她却关了卫生间门，还在里面闩了门栓。这让我一脸凄凉，我和她做爱还做少了？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我和她单独在一起时，她走进卫生间从来不在我面前关门！她这不是故意把个距离置在我面前吗？她走出卫生间又急着往厨房里迈去，忙着洗脸漱口。我站在厨房门前望着她干完这一切，她走出来对我一笑，又忙着步入卧室，从墙上取下她那个包，拿出精致漂亮的化妆盒——半年前她二十四岁生日那天老子买了送给她的，打开，坐到桌前很全力以赴地在脸上干着，仿佛她身边没站着我似的。我记得她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干得没有这么卖力，有时候她从我床上一爬起来，甚至没化妆就匆匆去上班了。这会儿，我瞅着她在脸上干得那么勤奋，心里酸酸的，深感她不是为我化妆，而是为一个我不认识的大款化妆。我瞥着她对自己的脸蛋要求那么苛刻，就很冷淡的样子说：“没有必要是这样努力罢？” 　　她抬起头望我一眼，又继续那么勤奋地干着。她终于对自己的脸蛋满意了，她收起化妆盒，这才举起一双眼睛瞧着我，很平静的形容瞧着我。我走上去，想吻她一下，她把我推开说：“我刚刚化的妆，你会把我的脸弄脏。” 　　她很美，这让我不想去破坏她的美，还有点不敢。我没坚持吻她，而是坐在她对面，瞧着这一朵开得很鲜艳的花。她不停地看表，我观察到她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思想已经不在我身上的表情。 　　这让我心里酸酸的！那是个什么男人？怎么可以这样让她专注地化妆？我正瞟着她想这些东西的时候，窗外忽然响起了三声汽车喇叭声音。她站起身，眼睛朝窗外望了一眼，“老板来接我了。”她说，很抱歉的模样看着我，“我要走了，今天我有好多事情要办。 　　我现在要和老板去机场接一个北京来的客户，这个客户手上带着一个项目。” 　　“你去办你的正事，”我做出大度的模样说。 　　她向门口走去，我忙跟着她向门口一并走去。她却忽然站住，折过身来将美丽的脸蛋对着我说：“你莫跟着我一起出去好不？” 　　我困惑得吃了一惊地瞪着她，“怎么不跟着你出去？”我这么很蠢地问她。 　　“不好罗，”她说，“我还没有跟我的老板说我有男朋友。” 　　“你去。”我说，声音里夹着脾气，“我等一下再走。” 　　她迅速就走出了门，又折过脸来说：“记着走时把门关好。” 　　我没回答她，我走到窗前，窗外停着一辆很漂亮的黑亮亮的他妈的轿车。我觑见涛涛走了上去，我虽只能看见涛涛的背影，但我能感觉到涛涛脸上的笑容很“丰满”。车门在这张“丰满”的笑脸面前打开了，涛涛已弓身钻了进去。我以为涛涛关车门时，会抬起头来看一看站在窗口前的我，但令我很失望。轿车徐徐启动了，载着我在家里时朝思暮想的女友迅速朝前驶去，从我视野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哪里都没去。我坐在房里，眼睛一本正经地盯着电视机，思想却在一片往事中旅行，接着思想把我领到了一片废墟上，那里没有鲜花，没有爱情，没有理想，有的只是恶臭和荒凉。我对涛涛表现出来的最后一幕非常恶心，她来到深圳，利用的不是别的，而是用她的色相取悦她的老板，而老板不过是一个暴发户。我为什么爱上的是这样一个女人？我觉得我像电影《茶花女》里那个被玛格丽特抛弃的情人，当那个穷小子去巴黎寻找玛格丽特时，那个穷小子受到的冷待就跟我现在受到的冷待一样。 　　我假如也是个千万富翁的话，我想涛涛也不会离开长沙跑到深圳来做她的发财梦了。我觉得我的爱情很潮湿，且正在发霉。我不能就此把自己丢掉，我还只三十岁，还只是拉开人生序幕的而立之年。 　　第二天晚上我给肖姐打了个电话，肖姐说涛涛还没回来，要我晚点打电话过去。我在电话这头低声说：“我不会打电话了，我对她的感觉不好。我觉得她对我不起，你告诉她，我回长沙去了。 　　我已经买了明天的飞机票。 　　“你这么快就走？”肖姐在电话那头说，“你不玩几天再走？” 　　“我不想玩。”我说，想了想又说：“你就对她说，我再不想见她了。” 　　我不等肖姐再说什么就搁下了电话。我对自己说我没有爱情了。我他妈的想哭。 　　回到长沙，我的心根本就平静不下来，忘记一个自己深深爱恋的女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上班，但我脑海里总是闪现她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我坐在办公桌前抽着烟，身上没一点劲。我觉得自己活得没一点价值，从前这种思想在涛涛身上很张狂，现在这种思想像凶残的鳄鱼样在我脑海里啃噬着一切。我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音乐，我却在干着与音乐不发生任何关系的工作，实际上是什么事情都不干，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聊天、说一些忧国忧民的故事。一个月难得有什么事情做，从前我觉得这种日子很悠闲，现在我觉得这种日子非常难熬。一天，我的一个大学同学骑着一辆崭新的本田王来玩，见我坐在桌前跟别人聊萨达姆和波黑战争，就意味深长的形容一笑。“你们坐办公室的舒服呢，”他说，对我笑笑，“吃人民政府的，一点事都不要想。” 　　这个杂种名叫何强，毕业分配到了怀化师范专科学校，他拒绝了这份工作。起先在长沙的几家歌厅里弹电子琴，后来离开了每天都充斥着情歌和笑语的歌厅，与他们街上的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吹笛子吹得在业余界很有点名气的朋友一起承接拆迁业务，赚房地产公司的钱。房地产公司没法拆迁的，他们去拆迁，这是要点本事的。早几年他骑一辆南方旧摩托车，后来又骑一辆五羊，新近买了这辆深灰色双排气管的本田王，手上还提着大哥大。这非常能证明他是在演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故事。“哎呀，你手上竟敢拿着大哥大！”我见他一脸老板相，就充满嘲笑意味地说。 　　他是开得起玩笑的，他对我的挖苦从来就是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读大学的时候，我和他是上下铺关系，当然感情还是有那么点的。 　　“大哥大很方便，很适合在外面跑的人。”他不理睬我的取笑说。 　　“你如今还记得我，真是不简单。”我进一步地讽刺他地说，瞅着他那张长期在外面跑而晒得黝黑的脸庞，“我以为你只记得赚钱，不记得大学同学了。” 　　“我敢不记得你。”何强很宽容地笑笑说，他并不是一个思路和反应都很敏感的人，相反，他是那种迟钝的男人。他用一双缺乏睡眠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瞥了我一眼。 　　“你眼睛是红的。”我指出说。 　　“这是没睡好觉的原因，”何强解释说，“天天晚上玩麻将，一不留意就是深夜两三点，白天又尽是事情要做，你看哪里来的时间睡觉？” 　　我们聊了很一气，下班的时间到了，我和他走出来，一并走进了前面的饭铺，两人面对面坐下了。我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怅然，这是深圳之行回来后一直驻守在脸上的，就跟战争结束后留下的一片焦土一样。何强当然感觉到了我脸上的沉郁，“我感觉到你心里有事样的。”何强说，一张圆脸充满深情厚意地看着我，“你在哪方面不得意？” 　　“我这样的人又好久得意过？”我反问他，不屑他关心我。 　　“你实在活得蛮轻松的，”何强一点也不懂我的心说，“是不是你们领导批评你？” 　　“领导只能让猪不愉快。”我生硬地道。 　　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把我的深圳之行倾述了出来。“我感到好恶心，”我说，“我深深觉得我的爱情喂了狗。老子对她那样好，老子跑到深圳，她就可以是那样子对我。女人真的可怕。她深怕我被她的老板看见，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何强也说不出这是什么意思，他的脑壳比我的脑壳还简单，他从来都是回避思考深一层的问题。他见我的目光很尖利地看着他，便喃喃地说：“涛涛可能有她的难处。” 　　“废话。我感觉她对她的老板有企图，而她的老板也对她有企图。”我肯定地说，“我的感觉不会错。但我可以预言，她会在她老板身上栽跟头的。” 　　何强又说废话道：“你当时不应该让她去深圳。女人都不是好东西。” 　　那几天我就想着何强的这句废话，我当时为什么要同意她去深圳？我变得很厌倦生活了，变得干一切都提不起情绪。我每天到办公室去，无非是等着涛涛的电话，回来半个月了，可她一个电话也没打来。有一天，我打了个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肖姐，我问肖姐涛涛回来没有，她告诉我，涛涛已经没和她住在一起了，搬到了她不知道的一个什么地方。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好一气，我听见肖姐很认真地对我说：“张军，这没什么，世上好女人到处都是，有时候是缘分，缘分到了，想抓也抓不住的。” 　　我只说了两个字“废话”，就放下了电话。我点上了支烟，缓缓抽着，看着烟雾慢慢散开，觉得人就跟眼前的烟雾一样终究会消失掉。我不能是这样沉湎在思念她的苦恼中活下去，我要重新开始。我再不想她了。我这么痛定思痛地想着。一天中午，办公室没人，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我审视着办公室，我觉得这里没半点我可以依恋的地方。我应该离开这间他妈的办公室，到外面去闯荡，重新开始自己的一切。我这么想着，拿起电话打了何强的手机。“我想跟你谈一谈，”我说，对他毫不客气，“你这杂种在哪里？” 　　何强在大学里的时候就被我嫌习惯了，所以不计较我说话的语气。“我在金天饮食城吃饭。”他在对着手机说，“你来不吧？” 　　“我马上来。”我说着放下电话，拿起桌上的烟就走了出去。 　　金天饮食城是地下餐厅，里面红红绿绿的，是那种专吃风味小吃的餐厅。我走进去时，何强正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吃东西。何强站起身对我招了招手，我走过去坐下后，他对我介绍他的朋友说：“江哥，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和我老板是从小在一起玩的朋友。” 　　“哦，”我目中无人地只跟对方“哦”了声，我是瞧这种人不来的，虽然我自己并没干出什么名堂，但骨子里的那种高傲还是保留在我身上的。 　　江哥却友好地瞥着我淡淡一笑。江哥看上去四十岁的形容，张标准的国字脸红红润润的，就跟每天都吃六鞭汤的那种善于保养自己的男人的气色一样，尤其脸上那双双眼皮眼睛亮亮的，不是人参燕窝养得出这样一双闪亮的眼睛！ 　　我轻蔑地又“哦”了声。 　　“朋友在哪里发财？”江哥用那双闪亮的眼睛瞅着我问。 　　“我有什么财发？”我说，“他妈的×，每天在一家没卵事做的单位上浪费光阴。” 　　何强在江哥面前吹我的牛皮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张军是我们班上的高材生，本来要留校任教的，成绩门门优异，只是同系主任的关系没搞好。人很有才的。” 　　我觉得何强的吹捧很让我讨厌，“你莫空话。”我说。 　　我们说了气这样的话，何强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说：“我想出来混混看。” 　　“不打算要那份工作了？”何强说，对我友好和理解地一笑，“你早就应该出来，现在这个世界，有狠的都出来捞世界了。你是个脑壳很聪明的人，早就应该出来混。” 　　“我还要靠你，何强。” 　　“一句话罗，”何强说，一脸憨厚地看着我，把我往江哥身上一推，“江哥在这里，你跟我们江哥学罗。江哥能把这个世界玩得转。” 　　“我玩得什么转？”江哥笑笑说，“我只是晓得做不得的事不去做。” 　　“你还玩不转？”何强盯着他，“在这个世界上，你哪样东西没搞到？你是这个世界上玩得最有水平的，钱你不缺钱用，情人都甩了三四个！”何强偏过头来对我说，“几个富婆为他争风吃醋，天天寻他，为他神魂颠倒咧，你不晓得。” 　　“那我很佩服，”我不由得认真瞅了他一眼。 　　“你真的可以跟江哥学好多知识，”何强自以为聪明地睁着两只眼睛望住我说，“你莫看我们江哥没读大学，但江哥真的是一所学校，你只管背起书包来读书就是。” 　　“那我来读书，”我假装高兴地看着江哥，“明天我就背着书包来读书。” 　　江哥是那种对什么事情都露出无所谓的态度，脸上挂着笑容但说话很少的男人，他对任何事情都不作要求。他喝茶、抽烟都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姿势，看上去没有什么事物能唤起他极大的热情。当我留职停薪出来的第二天中午，我请他吃饭，一边面对面地说起我的苦恼（希望他指点迷津），并显得很心灰意冷时，他看不起我的苦恼地喝口茶说：“你不应该责怪你女朋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的本性。她离你而去是正常的，而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她不离开你倒是不正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会离她而去，你不要否认。人就是这样的。你责备她是毫无用处的。” 　　我瞧着江哥，我感到他的话中带着刺，跟一把剑刺在我身上似的让我一时难以接受。 　　“你去想，”江哥又说，“你没有本事，她有什么理由要守着你过苦日子？” 　　我要了两瓶白沙啤酒。我是不喝酒的，但我却咕哝咕哝地喝了半瓶。“你说得对，”我开始认真地接受他的观点了，用力瞧着他，“跟你谈这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这件事。是的，人往高处走，她没有道理守着我。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反倒好受些了。” 　　“你对女人不要有要求。”江哥淡然地说，蛮有把握的神气，“女人是水，流到你面前来了就把脚伸进去感受一下那种味道，当水流向别处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指望了。我从来不对女人作要求的，你一要求她，你就会发现你变得很蠢很蠢了。爱情能让人变蠢。” 　　“是的，爱情真的让我变蠢了。”我说，“这一向，我脑壳都转不过弯了。” 　　“毛主席说，‘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这句话的意思你明白不？” 　　江哥昂着他那张红红润润的国字脸，“就是要你看开点。你要做到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把它忘记。” 　　我知道我很难忘记涛涛，但我得努力去忘记她。我每天和何强及江哥在一起，一心做着拆迁的事情，与行行色色的拆迁户打交道。这很好，大量的工作使我没有时间去思念他妈的涛涛。我们的工作是一种跟人斗争的工作。往往是房地产公司、派出所及法院出面都解决不了的拆迁户。我们从房地产公司承接下这种业务，然后去攻下这些“堡垒”。没有进入到这个圈子里时，我并不知道这内中的事情是那么复杂。一参入进来，才知道这里面的内容很丰富，甚至充满了凶险和狡诈。我们的总老板姓刘，从前是一家很正规的房地产公司的干部，官至副处级。我们的业务都是他接的，他跑上层，江哥和何强等人就在下面具体干。刘总自己拥有一辆很漂亮的公爵王，这辆豪华的轿车不是为了天天来工地上查看工程进度而购置的，纯粹是为了钓鱼和打猎而买的，美其名曰地称为应酬。公爵王是老板的身份，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公司的形象。老板一来工地上，就叫司机把公爵王开到洗车的地方去洗，要洗得车轮上没粘一点灰他才高兴。老板的工作在我看来就是检查车轮子，他每次到工地上说上几句加快速度的话，开几句不着边际的粗俗的玩笑，接着就站在一处地方等着他心爱的公爵王归来，见公爵王驶来了，他就弯下腰很用心地检查四个车轮子，车轮很干净，他才弓身钻入轿车，然后轿车朝前飞驰而去。这就是我们的老板。 　　“老板好当，”我对何强小声说，“反正有人跟他完成事情。” 　　“老板也有老板的难处，”何强为老板说话，看上去他的脑袋里真的堆着别人的难处一样。“他要应酬的人很多，工商、税务、法院、房地产老板和政府官员……”“我感到老板好当，”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不屑于何强对老板的理解，“今天陪这个去钓鱼，明天陪那个去狩猎场打猎，后天又陪谁去宾馆吃饭，这还要好潇洒？” 　　“等你走到这一步，你就会觉得不潇洒了。”何强拍拍我的肩膀。 　　“滚你的。”我没好气道，“你晓得屁。” 　　何强勉强笑笑，他从来就不计较我的态度。何强是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和江哥及另外两个副总经理在刘总嘴巴下接饭吃，我这样说，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刘总为江哥配了辆国产轿车——这辆轿车曾经是刘总坐的，为他们三个副总一人配了一辆摩托车和一台手机，四个副总在刘总手下均拿一千二百元一月，这在一九九三年的长沙，算得上是拿高工资了。我在单位上拿的工资和奖金加起来还不到三百块钱呢。“刘总会给我好多钱一个月？”一天上午，当刘总又坐着他那辆心爱的公爵王屁颠颠地离开后，我问何强。 　　“还没谈。”何强说。 　　这让我一听就有气：“你估计我会有好多钱一月？” 　　“你可能是拿四百那一档，也有可能是六百那一档。”何强说，心平气和的样子看着我。他当然可以心平气和，这个杂种。“开始都是拿四百元一个月。”何强又解释说，“现在我们公司严格地说，人还有多，但是我说你是我的大学同学，做事有头脑，刘总就没有吭声。另外两个副总介绍来的人，刘总都要他们退了。所以你要慢慢来，莫急。” 　　“我急他妈的急！”我骂了句，“你这杂种要多美言我几句。” 　　“那是当然的，我当然也想你好。”何强说，那神气好像我是他的部下一样。 　　七月份时，刘总接了一笔这样的业务，这笔业务是一家台湾老板准备在长沙市新开辟的芙蓉路旁投资建商城和写字楼。芙蓉路从北到南贯穿整个长沙市，是一条具有六股机动车道和两条非机动车道的大马路。早在一年前，台湾老板来长沙市考查时，面对长沙市的城市建设规划图，就选中了芙蓉南路这块地段，那时候芙蓉路还没修到这里来，但这里已被长沙市城市建设规划局划为红线区了。台湾老板在长沙市注册了一家名为鸿泰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招了几个人，让他们去拆迁这处地段的居民，但拆了半年也没有拆动。他们动用了红头文件，动用了代表市政府的国土局和公安局的人，还动用了法院的法官，但是这些拆迁户却抱成了一团，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他们提出的要求高出了政策好几丈远，是鸿泰房地产公司无法满足的。刘总把这个“单”接了下来，现在这笔业务就摆在我们面前，具体由何强和江哥负责。 　　“我不管你们怎么动脑筋，”刘总把我们十来个人招集到惠康美食城一起吃饭时，笑容满面地大声说——脸上布满了自以为是的猪气！ 　　“三个月，”何强装作吃一惊的神气，他喜欢装这样的傻。“三个月，”刘总一挥手，摆出一副不能通融的样子。“台湾老板已经对这块地很失望了，打算另外找地方投资，我在台湾老板面前拍了胸脯，三个月后让他进场开工。” 　　“现在的关键是要把沿街的这十六户搞定。”江哥总是在最后才说话，“其他拆迁户都用眼睛盯着这十六户，这十六户结成了一块铁板，我们现在要割开这块铁板。” 　　“要找到这十六户中的头，”刘总说，一脸愚蠢地笑着，还自以为自己了不起。“要搞定他们的头，擒贼先擒王。别的话我就不说了。”他以为他是厅局长。 　　这是一栋青砖黑瓦的两层楼的房子，是六十年代建的那种两间搭一厨的居民房，住着十六户年轻人或中年人，个个都表现出一种态度，那就是拆迁可以，但他们要住在市内，而且都要两室一厅，并且对超出的使用面积不付钱。他们住的房子，建筑面积只有四十个平方，而目前建的两室一厅建筑面积都在五十几个平方，相差十几个平方，他们不愿付一分钱，理由是付了钱房子又不是他们的。第二，鸿泰房地产公司为他们选择的几处地方，他们都嫌远了，他们要求就近为他们找房，否则他们宁可与这幢青砖黑瓦的房子同归于荆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没法满足的，这两个条件都太高了，没有任何一家房地产公司可以承受。鸿泰房地产公司的人，曾把国土局、法院和公安局的人搬来了，还开了两辆推土机，限定他们两个小时内把家具什么的搬出来，准备强行拆除这幢楼房。然而没拆成，因为这十六户人均搬出了煤气瓶和汽油桶，手上执着菜刀和打火机，准备与这幢楼房共存亡。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情的后果，鸿泰公司的不敢，代表市政府的国土局和法院以及公安局（来维持秩序）来的人也不敢承担事情发生的后果，尽管东区法院已经下了强行拆除的判决书，但是这张盖着法院的大红印的判决书，在这十六户抱成一团的拆迁户面前等于是一堆废纸。这堆废纸现在就摆在何强的桌上。现在我们就在讨论如何让这堆废纸生效。 　　“我们只能用各个击破的政策，”何强瞥一眼这堆废纸，很来劲地讲着废话说，“现在我们要寻出突破口，找出为头的，只有摆平为首的，才能瓦解这十六户拆迁户。” 　　“问题是要找个人从中打听，谁是他们中为首的。”江哥不急不慢地说，“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齐心，人都是‘大难来了各自飞’，叫化子烤火往胯下扒。人在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朋友都是假的。我在社会上玩了这么多年，我太清楚人的本性了。” 　　我觉得江哥后面这句话倒是说得他妈的真实。 　　江哥又说：“这十六户拆迁户，看上去绑成了一块，其实都是各人打着各人的算盘。” 　　何强领着我，一个一个的电话，把鸿泰公司的那几个曾经被这些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人请到了惠康美食城的大圆桌上，挑起了饲养员的重担。何强让服务员将他们胸前的玻璃杯盛满啤酒，又让服务员拿来几包三五烟，一人胸前放一包。“你们当时拆迁这十六户时，”何强端起酒杯同他们一一碰了杯后说，“一般是哪个同你们交涉拆迁的事情？” 　　“一个姓王的，”他们中的一人说，“这个姓王的是在社会上玩的，好恶，开口就是一副要砍人的模样，手上总是攥着一把菜刀，蛮不讲理。” 　　“还有哪个在这件事情上叫得比较凶？”何强又问，边侧着耳朵听着。 　　“另外一个是姓李的，是个三十几岁的青年哥哥，长着两只狼眼睛，瞪着你时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同关在动物园的铁笼子里的狼似的，也是一个整天在街上‘飘’的家伙。”他们中的另一个说，“有次我和穿着法院制服的一个法官，还有一个穿着公安制服的公安干警一起走进姓李的家里，要把强行拆迁的判决书给他看，他走进厨房里把煤气瓶提了出来，要他老婆和女儿出去，说是要和我们同归于尽，法官脸都吓白了……”“还有谁？”何强继续说，昂着他那张牛屎样的脸。 　　“主要是这两个人，”他们中的一人说。 　　我们把姓王的和姓李的名字记在心上了，这两个人无疑是这十六户拆迁户的主心骨，要搬动这十六户人，就必须把这两根主心骨打断。我们开始着手调查这两个人的社会背景，研究他们的社会关系，看看这两个人的背后是不是有动不得的大人物。结果两人的社会关系都贫乏得让人没劲，居然没有一个是可以拿上台面说话的。姓李的倒是有个哥哥在一个什么单位当科长，但科长在长沙市可以用扫帚扫出几火车来！太普通了。 　　这一天，一脸蠢气但命很好的刘总自己开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公爵王来了，穿着花花公子衬衣，下面一条料子极好的裤子，手上拎着一个漂亮的金利来包迈下了车，脸上遍布着自命不凡的蠢笑（我非常讨厌这种自以为自己是人的笑容），完全是一副暴发户的派头。 　　“开会开会，”他兴致勃勃地嚷叫说，“把问题扯一扯，开会开会。” 　　我们当时正聚精会神地在公司前的几株法国梧桐树下打牌和骂娘，边领略东南风的轻抚。这是一个有风的像是要下雨却又一直没下雨的阴天，气温在三十四度左右，室内比室外热。“就在外面开会，”江哥笑笑说，“屋里热，外面好舒服的。” 　　刘总喜欢开会的时候显得正规，喜欢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围着桌子发言，谈自己的建议。“到房里开会，”刘总说，“开会就要有开会的样子。”他说着就往办公室里走去。 　　江哥站起身，笑笑，对我们一招手，意思是没办法。我们自然就都一笑，往办公室里涌去。刘总已经很正经地坐在会议桌前了，脸上布满了狗屎样的庄重。我感觉做老板确实要摆出这副吃了狗屎的模样才行。刘总看了眼走进来的我，那种眼神是一种让我感觉不怎么舒服的眼神，好像我是一个没有地方吃饭，跑来寻食的狗似的。“刘总，”我叫了声。 　　刘总点了下他那颗自认为很重要的猪头（在我看来他其实是个猪脑壳），吐个口什么烟，目光抛到走在我身后的何强脸上，“事情应该有眉目了罢？”他说。 　　何强笑了下，“刚才我们就在商量怎样搞。” 　　“刚才你们在打牌！”刘总望着何强指出说，但脸上还是笑了下。 　　“江哥说他有个朋友拍了胸脯，”何强坐下时回答说，望着坐在一旁的江哥，“江哥你那个朋友说他可以搞定王馒头罢？” 　　王馒头就是十六户里那个姓王的拆迁户，他是十六户人的主心骨，说话海天海地。我们要拆断这根骨头。 　　“你那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刘总盯了眼江哥，“他跟王馒头是什么关系？” 　　“认得的关系，”江哥说，轻轻一笑，望着刘总，“长沙市只有这么大，在社会上飘的，又有点名气的人一般都面熟，扯起来又是朋友关系。” 　　“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刘总问，盯着江哥。“姓宋，小名叫黑皮。” 　　江哥说，“就住在离他们那里不远的地方，长期牢房里进牢房里出，三十几岁的人了，有一半时间在牢房里，十六岁就开始吃牢饭了。” 　　他们谈了很多，讨论如何入手，我听着就跟开黑会一样。我在这样的黑会上始终插不上嘴，一是不认识这方面的朋友，二是我不熟悉这些情况。这和我在单位上开会是两回事，在单位上开会，一般都是政治学习，学与我们毫不沾边的材料文件或省里的有关文件，领导坐正姿势大声宣读，而我们却在下面讲小话，根本就不用耳朵去听。在这里开会，味道就明显不同，大家都可以插嘴说话，只要你有什么歪主意，尽管这个歪主意不成熟也没关系。我没有讲话出点子的余地，我太陌生他们的这一套了。我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何强的三五烟，瞅着这个说两句，那个说两句，自己一副无语可说的懒样子。 　　“你怎不讲两句？”当刘总牛麻花样地钻进公爵王走后，何强小声责备我说。 　　我深深地叹口气，“我怎么讲？”我说，“根本就没有我插嘴的份，我没说的。” 　　“刘总看了你好几眼，”何强望着我说，“看见你仰着头看着天花板抽烟。”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讲得很多的，所以我就不想说了。”我对他的责备不感冒道。他很想要我跟他争面子，说上几句精辟的话，表示他介绍我进来是多么正确。 　　我对自己留职停薪出来，进入他们这个圈子有点后悔。我在何强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他过去的影子了。读大学的时候，他是我们班上唯一一个拉小提琴的，每天清晨太阳还在天那边，他就站在学校操坪上，歪着下巴夹着小提琴，一脸心事沉沉的模样拉着充满忧伤的《梁祝》，一副沉醉在旋律中的艺术家派头。我是背着二胡考取大学的，我考进大学的时候拉的就是阿炳的《二泉映月》，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拉的毕业曲子还是《二泉映月》，所幸的是得了5分。我本来以为自己会被分到什么音乐团体里当一名演奏家，可是这个时代是不需要二胡伴奏的，人们都竖起两只耳朵听香港或台湾的依靠电子琴和电吉它伴奏的流行歌曲去了。二胡和小提琴在这个社会上，已被打入了冷宫，成了没有人有兴致尖着耳朵去听的两种乐器。 　　“这个世界不需要小提琴了。”六年前我们大学毕业后，有一天晚上何强走进我家里，猴脸上——那时候他是张猴脸——布满了沮丧地说，“没有一个单位肯接受我，他妈的。当一问起我所学的专业是小提琴时，他们脸上就体现出了冷淡。我们学错了东西呢。” 　　我自然有同感。我大学一毕业就把二胡挂在墙上再也没取下来过。这个世界被流行音乐和流行歌曲的泡沫浇灌着，商店的音响里、街头的广播以及电视机里，都充斥着港台歌曲和大陆一些通俗歌手的歌声。二胡和小提琴都成了文物了，确实没有单位要我们这种专业人才。“学错了专业又有什么办法？”我安慰一脸失意的何强说，“上帝要跟我们开这样的玩笑，你有什么办法？只怪我们学的东西局限性太大了，他娘的。” 　　那时候何强脸上还有一种失意，觉得自己的小提琴拉得好却英雄没有用武之地。那时候他脸上还有失意的艺术家的气质，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脸上一种高傲，衣服邋里邋遢且不修边幅的样子。现在他的头发是那种标准的广式上峰头，一根金利来领带每天把他那张非常光洁的脸锁得一本正经，看上去完全是那种脸上飘扬着许多俗气的生意人，而不是用《梁祝》感染人，用《小夜曲》打动人的小提琴手了。只不过是五六年时间，人就可以完全换一副容貌，而且因为有一千二百元一个月就那么努力地干着，且毫无自尊地把自己视为长沙市的白领阶层，这让我深感他的智力严重下降了。何强已经把自己丢了，他只是那个喜爱公爵王、喜爱钓鱼、喜爱找姑娘、说话手舞足蹈且一脸的自命不凡，走路手脚乱划因而体现出一副螃蟹相的矮子刘总的打工崽。我虽然好几年没拉过二胡了，与音乐已经脱离了干系，但还不至于这么乐于做一个什么蠢人的打工崽而卖命干。 　　我心里真正向往的是做一个流浪艺术家，就像我非常景仰的阿炳一样，手上拎着一把二胡，漂泊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将自己的所学表演给愿意坐下来倾听的陌生人听。但这个愿望是没法实现的，因为我的理智是个孔武有力的男人，而我内心的向往——那种情感只是个娇小无能的女人，每当这个“女人”昂起她那张充满向往的脸时，理智这个绝对权威的“男人”总是能很好地把她的脸按下去。所以我只能是在家里或在街上空想，想象自己拎着二胡在中国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云游。一天，我正睡在床上想象自己现在在西藏流浪，穿得破破烂烂，手里拎着二胡，一脸饥饿地四处走着时，何强骑着摩托车飚来了。“你晓得过吧，”何强走进来说，见我一脸倦意且眼屎巴巴，衣着又十分地不整，“大白天躲在屋里睡觉。” 　　我盯着墙上的二胡，那二胡上已经沾满了厚厚的一层灰。 　　“在屋里做什么？” 　　“睡觉，人没点劲。外面是不是好热？我觉得外面有好大的太阳一样。” 　　“你不能够因为一个女人不爱你了，就沉沦下去。”他以为他很了解我说。我望着他，话说回来，他也确实了解我，他有时候还是相当聪明且善解人意的。 　　“你应该看透点，人首先应该是为自己活，这个世界是很残忍的，常常好的东西都会从你身边溜过去，变成了别人的东西。”他的眼睛瞪得大大地说，“但即使这样，自己还是要活得贵气点，要看得起自己。”他居然用“贵气”两个字来安慰我，他神经了。 　　我吸一口烟，不屑于他的话地一笑：“我真想做一个浪迹天涯的艺术家。” 　　“你睡着了还没醒，大白天讲宝话，这个时代还有谁谈艺术？” 　　“怎么就不能谈艺术？那谈什么？” 　　“现在这个社会只谈论两件事情，谈钱玩钱，人玩人。” 　　“你赚了几个钱？”我心里并不想挖苦他，但一开口就忘记了初衷说：“我看你不过是刘鳖的打工崽，在刘鳖的下巴下接饭吃，什么钱玩钱？你莫说得那么好听。” 　　何强脸上挂不住了，红着眼睛看着我，“你说得对。”他总是服我这副药，在大学里的时候就是如此。我可以劈头盖脑地说他，别人却开不得口，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中午时，我们步入了一家装修得很漂亮的餐厅，面对面坐着，端起了啤酒杯。“下午我们去洗桑拿浴，”何强讨好我说，“有个地方，有几个四川妹子都很漂亮。” 　　何强想让我把对涛涛的思念之情淡化掉。“你要学学江哥，”他进一步讨好我地说，“江哥身上有好多故事，他是个极端的玩世不恭者，对自己的家庭和老婆都不负责任的。相比之下，我们太对不住自己了。”他自觉地把他和我划为了一个等级。 　　“我没有什么对不住自己！”我说，“你以为这个世界欠我们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对这个世界不敢有要求。”何强憨厚的形容笑笑，怕我再攻击他而换了个话题，“我觉得你现在的感情还放在涛涛身上了。”我望着他，他见我在侧着耳朵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高兴进一步关心我道：“我觉得你是一气之下丢的工作，这证明你太在乎涛涛了。倘若涛涛不去深圳，你今天就不会留职停薪，也不会坐在这里同我一起喝酒。你是可以被一个女人随便就改变的。这不对的，你看我说得对不对？” 　　我不想同他争这方面的问题，我退一步道：“也许。”我点上一支白沙烟，缓缓抽了几口，老实说。我觉得何强的话说得很对，我确实太在乎涛涛了，他妈的！我吹起口哨，吹着《三套车》，读大学的时候我常用口哨吹这首忧伤的歌，这首歌用口哨吹很好听。 　　从饭店里走出来，太阳很晒人，街上尘土飞扬，空气中飘扬着淡淡的汽油味。何强发动摩托车，要我坐上去，我们就往他熟悉的一家洗桑拿浴的地方奔去。长沙市这两年到处都涌现出了洗桑拿浴的场所，据说这些场所里包含着一些色情服务。我一直不敢进这种场所，一是自己的经济情况不允许，二是我从心里抵触和被一些人津津乐道地称为“鸡”的女人打交道。那天，何强却拉着我走进了这样的场所，“玩一玩，”他在我面前体现他的价值道，“我在这里玩可以打七折，老板是江哥的朋友，我经常来玩。” 　　“我只是洗一下澡，”我小声说，“我不敢同鸡睡觉，我怕染上性病”何强真的同他们很熟，这杂种。他同这个打招呼同那个打招呼，接着就领着我向里面走去。“我怕染上什么病，”我有点心慌意乱的样子。 　　不过我还是脱了衣服，入乡随俗么。 　　何强轻车熟路地领着我，大大咧咧地走进去洗桑拿浴“知道吗？”洗澡时，何强对我说，“到这里来的人，各种身份的都有，国家干部一样来洗桑拿浴”洗完澡，何强领着我走到了一排用三夹板（上面刷了油漆）的窄窄的包厢前，两个姑娘双双走上来，他领了一个漂亮点的姑娘走进了一个包厢，我步入他隔壁的包厢。包厢里有一个矮矮的台子，上面盖着一床竹席，还有一个蔑席裹着的枕头。竹席瞧上去很干净，走在我身后的姑娘对我悄声说：“先生，请你躺下。” 　　我望她一眼，躺下了。姑娘便一屁股坐我身旁，双手落到我脸上，开始在我额头上按摩起来。接着，她的手又到了我肩膀和胳膊上，一下一下地拿捏着。我注意到这个姑娘生一张短脸，妆化得很艳。“小姐是哪里人？”我问她。 　　“四川人，”姑娘小声回答我说。 　　我平躺着看着她，她对我一笑，我说：“来长沙有多久了？” 　　“一年了，”姑娘说。 　　“你觉得长沙好不好？” 　　“长沙好，”姑娘说，一只手就到了我腿上，在我腿上拿捏着。 　　我有点怕痒，对她说“好痒的。” 　　姑娘一笑，继续在我腿上拿捏着。我没有再说话了，我不喜欢她脸上的笑容，她一笑反倒显得不好看。我让她在我身上干着，我闭上了眼睛。接着，她让我翻转身，我当然就照她的吩咐翻转了身躺着。姑娘站起身，脱下拖鞋，站到台子上，一只脚就在我腿上、臀部上和背上踩着。我忽然听见何强在那边弄出了一些异样的响声和很重的喘着粗气的声音，而那个姑娘却发出使我耳热的声音。我反手抓住了在我身上踩着的姑娘的脚，姑娘停止了她该干的事情，伏下身来望着我。我觉得她目光里注入了一种新内容。我忽然又有点厌恶她，我想这样的姑娘怎么也不可能干净。我停止了自己想进一步的企图。我对姑娘淡漠地说：“不要用脚踩，这使我感到不舒服。你用手按吧。” 　　姑娘便用手按着我的肩膀。一个钟点很快就过去了。何强在那边问我：“张军，你还加不加点？” 　　我说：“不。” 　　“那就走吧。”何强在那边说。 　　我说：“可以。” 　　我们走出来，来到大街上时，何强问我与那个姑娘干了那种事没有，我说：“没有，不是别的，我怕得性病，这样的姑娘不可能干净。” 　　何强发动了摩托车，“你还没摆脱知识分子味道。”他以为他摆脱知识分子味道了。 　　何强身上的知识分子味道，已经被他自己完全彻底地扫荡到门角弯里去了，这在第二天晚上很好地体现了出来。第二天晚上，我不但感到何强把知识分子的面子观念丢到垃圾堆里去了，还感到何强其实比我更不珍惜他自己的生命。第二天晚上八点多钟，何强、江哥和我，还有另外两个由江哥请来的在社会上有点名气的朋友，一起走进了姓王的家里。当时姓王的家没关房门，只关着把蚊子拦在外面的纱门。我们拉开纱门走了进去。何强走在最前面，手里提着红头盔，江哥和那两个朋友跟着走了进去，我走在最后面。姓王的家里看上去很“烂”，家具是那种几大件的老式家具，油漆已开始剥落了；一张长沙发大约是他结婚时做的，很旧了。他妻子和儿子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们走进去时，姓王的正在里面那间房子里干什么事情，他走了出来。他生着一张很长很黑的驴脸块，两只眼睛也跟驴眼睛一样圆圆黑黑的，鼻子有点歪，脸上稀稀拉拉有些胡子。他瞪着我们五个人，眼睛鼓得大大的，“你们哪里的？”他试探性地问了句。 　　“我们是鸿泰房地产公司的，”何强很客气地说。 　　姓王的一听我们是房地产公司，那张疑惑的驴脸块马上黑了下来，就跟太阳阴了下来似的，而且脸立即变得很凶了。“出去吧！” 　　他大声吼了句。 　　何强看着他，很冷静地说：“兄弟哎，莫态度这样恶，什么事情都好打商量罢？” 　　“出去吧！”姓王的厉声道，用手坚决地指着我们。 　　“我们既然进来了，”何强态度也变硬了，圆脸上是一种海相，“就那么容易出去。” 　　姓王的转身走进了厨房，拎着一把上面粘着辣椒籽的菜刀冲了出来。“你们出去不？”他喝道，目光里布满了凶光。“老子砍死你们这帮杂种！” 　　何强没动，用两只眼睛直视着他，完全是社会上打架不要命的情形。“你只管砍！我要是动一下，”何强很坚硬的口气说，“我就是你胯里吊的玩艺！” 　　姓王的一愣，何强抓住这个时机又道：“要打架，我这两个朋友都是长沙市打架的！”他把手指了指他两旁的两个年轻人，“南门口的球宝和黑皮哥，他们在黑道上都是有名有姓的，你去打听吧！你看我说了一句乱弹话没！” 　　“兄弟哎，”球宝开口了，语调跟下雪天一样冰冷，“把菜刀放下来。” 　　姓王的口硬道：“你们出去吧！” 　　“就是要站在你屋里！”黑皮说，口气硬得同一把刀子掉在地上一样哐当一响，“你把菜刀放下，我们还有谈的。要不你就砍！ 　　我眨一下眼睛就是你这杂种养的！” 　　姓王的没放下菜刀，但那只横拿着菜刀的手却显得不够有力了。“今天我什么都不想谈。”他说话的语气也柔和了许多，那张驴脸也没那么嚣张了，“有事明天再谈。”他这是给自己找台阶下，至少他愿意谈了。 　　“你这才是一句话，”何强肯定地道，脸上松了一口气的形容，“你拿着菜刀，你这是要大家都不舒服，都是在社会上飘的，有话好打商量。” 　　“我们来，”江哥笑笑，“就是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摆平的，都是在外面飘的，不存在哪个怕哪个。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你吃亏，保证给你比其他拆迁户多点好处。” 　　这句话让姓王的看到了点希望，一般人毕竟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明天晚上再谈可以不？”姓王的说，目光开始有些客气了，“我现在还约了别人有事。” 　　“可以，”何强递支烟给他，“抽支烟。你只说明天晚上什么时候？” 　　“随你吧。”姓王的把菜刀放到一旁的沙发上，“你说个时间、地点，只是莫到我屋里来，因为其他拆迁户看见我们联系不好。” 　　他大有背叛之意了。 　　“那可以。”何强又说，“明天晚上九点钟，我们请你到蝴蝶大厦喝茶可以不？” 　　蝴蝶大厦在五一路，是长沙市较早立起来的一栋二十层的咖啡色大厦，一楼是商场，二楼便是消费不很高的餐厅。将近九点钟，我、何强、江哥、球宝，还有何强的女友也来了。我们五个人步入餐厅时，吃晚茶的人还不多，一眼就可以瞟见姓王的不在餐厅里。我们选了个圆桌坐下，服务员上了茶，我们就喝着茶，等着姓王的人来。“你想吃点什么东西？”何强殷勤地瞧着他的女友，脸上布置着很多温柔，就像河里涨满了水一样。 　　我注意到何强的女友最多二十岁，脸上布满了纯洁，就同花苞上沾满了露珠似的。她生着一张红润润的瓜子脸，一双双眼皮眼睛很美，嘴唇是那种褐色的嘴唇，很有性感。女友摇了下头，“随便什么都可以。”她说。 　　“跟你来碗清蒸乳鸽？”何强征求她意见的模样看着她。 　　“我怕胖，不要。”她说。 　　“那跟你来碗乌鸡？”何强一脸甜蜜的笑容问她。 　　我觉得何强是两个人。前天下午我们一起洗桑拿浴时，他是那么理直气壮地干着一个女人。我想他那一刻心里是丝毫没装着眼前这个姑娘的。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彻底分成两半，还真要有点他妈的本事。我对何强一笑，我的笑容让何强感觉到了威胁。何强折过头来睨视我一眼，又继续对他的女友献殷勤。姓王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T恤衫，下面一条牛仔短裤，脚上一双拖鞋，叭哒叭哒地走了过来。 　　“坐！”江哥说。 　　姓王的在江哥身边坐下了。江哥拿起桌上的三五烟，递了一支给他，“你很准时，”江哥称赞他一句说，脸上是那种大哥样的表情。“你喜欢喝什么酒？” 　　“来一小瓶湘泉。”姓王的说。 　　江哥抬起头，对服务员瞧了眼，“小姐，来瓶湘泉。” 　　我和何强喝啤酒，江哥、球宝陪着姓王的杂种喝白酒。江哥端起杯子，脸上充满了温和的笑容，对王说：“为我们今天成为朋友干杯！朋友不怕多。” 　　“朋友不怕多。”王重复了江哥的这句后，端起杯子，和我们碰了下，然后抿了口。 　　何强瞧着他，“我们约你来，一是交个朋友，二是跟你谈拆迁的事。市政府和国土局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法院也判了强拆。” 　　何强脸上挂着一种要笑不笑的，自然是很藐视对方的笑容，“现在我们出面，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摆平。你是十六户中的头子，我们首先就是针对你来的。我们前世并冒得仇，但我们不把你摆平，这件事情就玩不下去。你们拆迁户提出的条件太高了，我们公司根本就没办法满足你们的要求！长沙市政府是执意要把芙蓉路两边的旧房拆除，盖高楼大厦的，这是关系到省会城市的面貌问题！我们可以给你比按国家政策高出一些的条件，但不可能达到你们提出的条件。” 　　“我们让你在我们可以给你们的住房安排中选一套最好的。” 　　江哥点上一支烟，把背靠到椅子背上，“你现在和我们合作，跟你讲明的，你是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的，你以后改变主意，那到时候你就要吃很多亏……”“我要想一下，”王说，“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转变态度，我在他们中就太没面子了。” 　　“这不存在着面子问题，”江哥说，很大器地扬起头，“你一句话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嘴，我们总不可能与人民政府斗！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没搞得人民政府赢，你一个想跟人民政府斗，不是让人把牙齿笑跌？一句话就把别人的嘴堵住了。” 　　“我们等于是代表长沙市政府。”何强一副自高自大的海相道。 　　这一桌晚茶吃到午夜一点多钟，大家走出来，天下起了毛毛雨。午夜的街上很安静，只有昏暗的路灯在雨雾中闪着凄恻的光。 　　何强让江哥送他的女友回家，他没有带雨衣，他只好自己冒雨骑着摩托车回去。江哥还肩负着把王送回家的任务，自然就没我的座位了。“你怎么搞呢？”何强看着我——他是真关心我，“车里再坐不下人了……”“我没关系，”我不在乎他的关心说，“你们走你们的。” 　　何强跨上摩托车冲进了雨雾，江哥他们钻进轿车，轿车缓缓启动又迅速驶进雨雾后，我一个人沿着屋檐走着。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是很不重要的一个人，是一个可以存在又可以不存在的人。我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悲哀。我感到是这样混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涛涛从深圳回来了。八月里非常燠热的一天中午，我和何强在一家个体餐厅里吃饭，苍蝇在围着我们飞着，我们一边用手赶着苍蝇，一边吃着饭菜。一个涛涛从前的女朋友和另外两个男人走了进来，她看见了我。“你现在搞什么？”她问我，一脸张牙舞爪的形容。这个女人我也不喜欢，她那两片嘴唇总是满口做不到的大话，而且说话时还喜欢手舞足蹈，给我一种“张牙舞爪”的印象。我曾经劝涛涛少跟她玩。 　　“涛涛从深圳回来了，”她告诉我说，两只眼睛同老鼠样盯着我，“你碰见涛涛吗？” 　　我一听就知道她和涛涛谈起过我。“没见到，”我脸红了，“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有半个月了，”她说，“上个星期她打我的叩机，我们见了面，她要我跟她介绍事情做，我把她介绍给了做空调生意的王老板。” 　　“她没在深圳了？”我看着她。我确实不喜欢她这张老鸡婆的脸。 　　“涛涛说，那个老板把她做‘鸡’一样，今天要她去接待这个，明天要她去陪那个。涛涛的个性你是知道的，她回来了。”她手舞足蹈地说，好像我智力有问题而听不懂她的话似的。“涛涛身上有叩机，你要她的叩机号码不？”她不等我答就告诉我了号码。应该说她只是个嘴巴很留不住的女人，脸上对人也很有热情。 　　从餐厅里出来，我走到大街上，看着金灿灿的大街和川流不息的车辆，何强把摩托车骑到我面前，“走吧，”他说，一脸他妈的关心我的相。“莫站在街上晒潮气罢。” 　　我当然就上了他的摩托车，两人就向办公的地方飚去。可是还没到办公的地方，我见前面有一家冷饮店就说：“我们到里面喝两杯冷饮。我请客。” 　　由于天热，冷饮店里尽是人，简直就没有空桌子。我买了两杯冰咖啡和两杯冰淇淋，我们在一处坐着两个小姐的桌前坐下了。 　　我望了两个小姐一眼，两个小姐也望着我们，何强对两个小姐一笑，“两位小姐都很漂亮。”何强厚着脸皮说，以为自己魅力无穷。 　　两个小姐瞥着他，何强又对她们一笑说：“我最喜欢同漂亮小姐一起喝咖啡了。” 　　两位小姐把目光移开了，何强这才收敛起他那一看见漂亮女人就泛滥成灾的笑容，对我说：“涛涛回来了，你跟她打个叩机不？” 　　他说着把手机往我面前一放。 　　我把他的手机拿开，“我不打，”我心里很酸，脸上的表情当然就很凄然。 　　何强睃了眼身旁的两个小姐，“我对涛涛的印象其实很不错，她很有头脑。” 　　我瞥了眼店堂里的其他人，吹起了口哨，吹着《明明白白我的心》。 　　“你吹这号忧伤的歌做什么？”何强说，摆出一副大哥哥的模样。这让我很讨厌。“一个男人最主要的是振作精神，什么东西都只是去经历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去想。尤其对女人！我是从来不为女人着想的，那样很吃亏，也会活得很累。” 　　我仍然吹着《明明白白我的心》。两个姑娘喝完冷饮走后，何强望了眼向门口走去的两个衣着时髦的姑娘，对我说：“那个高点的姑娘长得很漂亮埃”“我觉得你是在到处撒花，”我对何强说，“你身上现在有好多社会习气了。” 　　“你说得没错，”何强说，脸上却是那种恬不知耻的表情，“我们这样的人与江哥、刘总他们为伍，不表现出一种社会习气，表现出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反倒看你不起。你活得认真就会很累！事业是什么？理想是什么？只是那些爱慕虚荣的人才去为理想折磨自己！理想终究只是一个梦，现在的人已经活得很现实了。现在的人才真正是现实主义者。” 　　“我懂。”我说。 　　“但是你还没有像我这样超脱，”何强说，脸上的表情居然有那么点得意的内容。 　　“你这杂种变化真的很大。”我骂了他一句。 　　“我觉得你活得太敏感了，”何强告诫我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弱点。你要明白！” 　　那天晚上，我很久没有睡觉，而是坐在沙发上抽烟，我心里想着涛涛，我想不通为什么她从深圳回来不跟我联系。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天蓝蓝的，月亮弯弯一线。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我觉得我和江哥、何强是两种类型的人。我不能做到对女人无所谓的程度。第二天是发工资，发工资的是刘总的姨妹。我走进去时，江哥正好坐在桌前同刘总的姨妹说话。刘总的姨妹看我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信袋，里面装着几张薄薄的钞票。 　　她把信封递到我面前，我接过信封，把里面的钞票拿出来，是四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刘总的姨妹表情麻木地将一个本子递上来，“你签个名，”她说。 　　江哥对她说：“你快点，我还要有事去。” 　　江哥在等着她报发票，她说：“是去玩麻将吧，有事去？” 　　“不是，”江哥又对我说，“天这么热，你还穿件长袖衬衣？” 　　我随便答了句，弯下腰签名。我在签名单上看见很多都是八百或一千元两个档次的，就我一个人是四百元薪。我心里很不舒厅的房子，以此解决他们两兄弟的住房条件。两套两室一厅是不可能的，现在新建的任房建筑面积都是五十几个平方，两套两室一厅不就是一百多个平方？那不大大超过了他们现在拥有的私房面积的两倍多吗？三十几个平方换一百多个平方，谁会换给他们？ 　　我们只同意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或者他们两套一室一厅，但超出的面积，其中一套按国家政策以二百八十元一平方收，另一套必须是纯粹地从我们手上买，以一千元一个平方的价格买，这已经比外面的商品房又低两百元一平方了。但是他们不愿意出钱，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买房子。小儿子不愿意出一分钱，大儿子更是一分钱都没有，他的嘴巴目前还是寄放在那个寡妇家的。昨天傍晚，我和阿强、江哥走进这户人家时，小儿子正坐在前面这间房子的竹椅上看报，见我们进来，这个三十岁的男人脸上就布满了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不晓得，反正我要一套市内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他眼睛往上一翻，歪着头说，“你们给我的那套太远了，什么都不方便。” 　　“现在没有别的房子了，”何强说，“只有那里还有一套。以前给你一套雨花亭的你也嫌远了，结果别人要去了，这怪不得我们。” 　　“我反正要一套市内的住房。”他说。“我是住在城里，你们把我往乡里赶，没有这样的事。至于我哥哥，那是我哥哥的事，和我没关系。” 　　“你这个人蛮不讲道理啊！”江哥说，瞪着他。 　　“你们要说我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道理。”这个男人说，接着他不想再理我们地走出门，走到斜对面的街头上打街头桌球去了。 　　“真的要喊人搞死他，”江哥说，咬了咬牙，“这号鳖人可以这样蠢！” 　　“这是脑壳有问题的人，”何强说，“你喊人搞他等于是白搞。” 　　此刻大家又在讨论这件事情如何进行，总要把对策想清楚。我坐到一旁，点上何强递来的一支烟。我望着天花板上旋转的吊扇，一颗心却扑在涛涛身上。她从深圳回来，却不跟我联系，这让我这些天十分忧郁。我拿过何强的手机，何强问我干什么，我说同涛涛打个他妈的叩机玩玩。我嘴上说得很轻松，其实心里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这种紧张是他妈的怎么来的！我按了涛涛的叩机。 　　我手上握着手机，他们说他们的，我想着我的事情。不一会，手机响了，何强马上偏过头来瞧着我。“喂！”我声音竟有点嘶哑。 　　“请问是哪位打我的叩机？”涛涛的声音很好听地从手机里传进了我的耳朵。 　　“涛涛。”我恢复了本来的嗓音说。 　　“张军？”涛涛的声音有点高兴，“你怎么晓得我的叩机的？” 　　我说了她的朋友告诉我她的叩机一事，接着说：“你回来了都不跟我联系？” 　　对方沉默了。 　　“我以为你还在深圳发展呢。”我并不想挖苦她，但这话听上去的确有挖苦的意思。 　　对方还是一片沉默。 　　“你还好吗？”我开始弥补这句话的过失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见面？” 　　“我现在要去银行里有事。”她说，声音很好听，“下午你再打我的叩机好吗？”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她不是急着想和我见面。“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方沉默了会说：“你下午打我的叩机再定好吗？” 　　我关了手机，看着盯着我的何强。我把手机递给何强，何强说：“怎么样？” 　　“不怎么样，她要我下午再打她的叩机。” 　　何强一笑，“那你下午再打她的叩机就是。”何强说：“你还是应该和她见见面。” 　　吃过中饭，大家聚在一起没事，就叫嚷着打牌，我自然就上了桌。这是那种三个打一个的玩法，反过来也是一个打三个。你赢了三个人就得把钱给你，你输了就得付三个人钱。这种玩法是从打双百分里演变出来的，取了个名字叫“三打哈”，这两年在长沙市的年轻人中很盛行，几乎替代了麻将。事实上它比麻将更有趣，也更技术，你必须记住每一张牌，你还得算出对方手上有什么牌，你出错一张牌就可能“垮”得一塌糊涂。我的牌打得很臭，我的手气也很臭。我的手是拉二胡的手，我的脑袋也只对音乐敏感，经常是一些音符在脑海里流动，数字概念向来就颠三倒四的，当然就玩他们不赢，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输了两百多。何强见我输得惨就对我说：“你莫玩了，你起的尽臭牌。” 　　“没关系，”我硬着头皮说。 　　我决心把自己输的钱赢回来，但是一个小时后，我把身上的四百多元钱彻底输光还不算，从何强手上扯的一百元企图扳本的钱，一不小心又落进了别人的口袋。“不玩了。”何强坚决的形容。 　　说。他倒不是怕我输他的钱，而是怕我欠一身的债而不舒服。“你玩他们不赢的，”何强站直身体打个哈欠，“他们都是老赌棍，每一张牌都算得清清楚楚的。”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吹着口哨。我情场不得意，赌场也稀里糊涂，一颗心就很没有着落地随着天上的一片乌云飘着。何强走过来，递支烟给我说：“天气有点闷。” 　　我点上烟，眯起眼睛瞧了瞧天空。何强对我一笑，把手机往我手上递来，“你跟涛涛打个叩机罗。”他说。“她既然要你打，你就打。” 　　我接过手机，按了涛涛的叩机号码。不一会手机响了，涛涛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孔：“张军你好。” 　　“你怎么知道是我打的？” 　　“你上午打了的，你不记得了？” 　　我心里一下就佩服起她的记性起来，“你在哪里？”我说：“我们在哪里见面呢？” 　　“你说个地方好吗？” 　　我想了想，说了个见面的地方。“长城宾馆前面，”我说，“下午六点钟。” 　　长城宾馆是一幢很漂亮的大厦，贵妃红镜面花岗石柱子，不锈钢玻璃大门，门前还铺着红地毯。五点半钟我就到了长城宾馆前面，站在停车坪的面前等着她。我口袋里揣着两千块钱，这是我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我曾经准备拿这笔钱买条金项链送给她，现在我打算将这笔钱倾注到桌上。让她看看我也可以花天酒地，从前我在她面前总是一副节约者的形象，今天我想把自己的形象改变一下。我正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七想八想的时候，涛涛从我身后走到了我身旁。她上身穿着银色的高吊衫，下身一条深灰色的裤子，脚上一双白高跟皮鞋，因而显得腿很长。“喂，”她笑容满面地喂了声。 　　我顿时看着她，我确实没有想到她会有这么漂亮，她比我在深圳见到她时瘦了点，但更迷人了。她的脸上充满了年轻女人的光艳，比我想象的她还要出色得多。“你真的很美很美，”我不由自主地赞美她说，心里非常高兴。 　　“谢谢，”她好像应酬别的男人一样这么说了句。 　　我觉得她有些见外，就一笑，“走吧，我们去找个地方吃饭。” 　　我说着就往长城宾馆走去。我希望把身上的钱全花干净。“走吧，”我掉过头来又说。 　　她跟我走了几步，忽然就站住不动了。“我们不必进长城宾馆吃饭，”她脸上很娇媚的形容说，“长城宾馆好贵的，早两天，我和老板陪客户在长城宾馆吃饭，五个人，一餐饭随随便便就吃了三千多元。” 　　我身上这条灰色金利来西裤的屁股口袋里夹着两千零几十元，五个人才吃三千多元，那么两千元吃两个人应该够了。“我要请你到宾馆里吃饭。”我很坚决地望着她说。 　　她仍站着不动，“没有必要这样浪费。”她笑着说，一双闪亮的让我心动的眼睛瞥着我，“有个地方好吃饭，离这里不远，我们到那里去吃饭要不？” 　　“我特意请你在这里吃饭的。”我强调说。 　　“我领了你这份情。”她继续用那种美丽的眼神看着我，走上来两步劝我跟她到她说的那个地方吃饭，“我们又不是谈什么生意，不必要这样浪费自己的钱。” 　　我那颗准备把两千元愤然之下消费光的心动摇了。毕竟我的全部财产就是这两千元，今天赌气魄吃掉了这两千元的话，明天到哪里去弄钱吃饭呢？确实也没有必要这么跟自己过不去。我想，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你走。” 　　我们向前走着，傍晚的大街上，夕阳掷下了一片炽热的桔红，到处都是车辆和行人穿梭。空气中飘扬着各种刺鼻的气味，灰尘在阳光下升腾。我们沿着人行道走着，边说着话。我没问她为什么抛下深圳又折回长沙来了，我希望她自己告诉我。但她只字不提，光是跟我说着一些玩笑话。我们横过马路，走进了一家名为美食宫的个体餐厅。餐厅不大，然而装修得挺讲究，一走进去就有一种比较舒服的感觉。“不错。”我对涛涛说了这两个字。 　　涛涛一笑。我们在一处紧挨空调的圆桌前坐下了。服务小姐走了上来，先为我们上茶，接着递上来一个蓝塑料壳面的菜谱。我打开菜谱，问涛涛：“你想吃什么？” 　　“这样热的天气，吃点爽口的就可以了。”她说。 　　“来个泥蛙？” 　　“不要泥蛙。” 　　“甲鱼？” 　　“不要甲鱼，”她说，夺过我手中的菜谱审视着，“一个剁辣椒蒸排骨、一个腰果炒鸡盯一个腊牛肉炒韭黄，再来两个小菜要不？”她瞥着我。 　　“要多点几个菜。”我今天想做出大老板的样子。 　　“吃不完，”她一笑，“我领了你这份情就是了。再来两个小菜。” 　　我感到她变得比以前懂事些了似的，她那张皮肤白嫩且漂亮的脸蛋上，颇有一种游刃有余的笑容，这种笑容飘扬在我之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禁不住这么问她了。 　　“回来快一个月了？”她笑笑说。 　　我时时刻刻都记着她那次把我抛在房里，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出门，钻进一辆高级轿车的情形。这好比电影里的一个画面，刚刚映到这里忽然就停电了，留下一大段空间让你去充分展开逻想。有段时间，这个画面很伤害我。“你怎么不在深圳干了？” 　　“圆月还是故乡明，”她这么回答我说，“在外面就跟鸟的翅膀被人剪断了一样。” 　　“你有这种感觉？”我无所谓的样子问她，“我还以为你快成为百万富翁了呢。” 　　“你怎么这样说话罗，张军？”她瞥着我，“你莫嘲笑我。” 　　我一笑，菜很快上来了，我们开始缓缓吃着。她说：“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爱是不能忘记的。”我一脸深情说。 　　她举起脸瞥了下我，那种眼神让我看到了从前的一份热情。这份热情就像火一样又燃起了我对她的爱。事实上，我根本就不可能忘记她。“你现在还好吗？”我问她。 　　“好。老板是个很精明的人。”她开始大谈她的老板了，“老板姓王。他以前是海联公司的总经理，现在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很精明，人很优秀。昨天他说，他暗暗考查了我几次，觉得我人聪明，做事有自己的主张。他打算重用我，让我管一个分公司。” 　　“是吗？”我的好心情又变坏了。 　　“王老板说，我现在主要是没有舞台。”她得意的模样说，“老板说，他准备跟我提供一个舞台。他觉得我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他很欣赏我。” 　　“你是很聪明，”我只能这么恭维她。她的耳朵不大，粉红色，耳孔很圆很小，围绕耳孔还生着一圈很明显的黄黄的绒毛。这样的耳朵只听得见顺风话，忠言总是被那圈绒毛很好地挡在外面了，就跟雨水被伞挡住了一样。“你这样聪明的女人确实很少。” 　　我们就说着这些，尽管我潜意识里感到这个王老板只是在变着戏法玩弄她，我却没有说出口。涛涛的聪明只是表面，就如红漆马桶外面光一样，她不读书不看报，她再怎么聪明也只是小聪明，绝不会转化为深邃的聪明。吃过饭，我付了帐。我们还坐着喝了杯茶，再走出来时，天完全黑了。“我们到哪里去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消磨完呢？”我问她。 　　“我们就这样走走。”她笑笑说，瞥我一眼。 　　我们就在街上缓缓走着。我们的步子放得很慢，边走边说话，她说她谈生意的事情，我说一些拆迁的事情。她突然说：“我现在歌唱得很好，你信不信？我在卡拉OK厅唱歌，唱《牵手》唱《曾经心疼》，我们老板都说我的歌唱得好，还有别人也这么说。” 　　“是吗？”我望着她，“那我们去一家卡拉OK厅玩玩，反正还早。” 　　前面就是一家卡拉OK厅，我们并肩走进了卡拉OK厅，大厅的一面墙上绷着一块银幕，银幕上人影瞳瞳，下面打着不断变换的歌词。大厅里坐着一些人，正有一个男人在放开喉咙很卖力地唱着。我们选了个位置坐下，要了两杯绿牡丹，服务小姐递了一份歌谱和几张点歌单放到我们坐的桌上。我打开歌谱边寻找自己会唱的歌，边问她想唱什么歌。我为她写了《曾经心疼》这首歌，这首歌对于我和她应该是很有内涵什么的。“你就唱这首歌，”我说，意味深长地瞟她一眼，“《曾经心疼》，你心疼过吗？” 　　她笑笑，不回答我这句话说：“我就唱这首歌。” 　　我翻到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支歌名，这首歌曾在卡拉OK厅很盛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人点这首歌唱。“我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眼睛里确实有点忧伤地盯着她说，“这首歌的歌词把我的心写得很清楚。” 　　她一笑，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是吗？”她说。不敢与我对视，把目光移开。 　　我招来服务小姐，把点歌单递到她手上，服务小姐拿着点歌单走开后，我把目光移到银幕上，看着上面的人影晃动。上面是一个穿着三点式的美女，身材绝对的好。我感受着音乐产生的令人心醉的泡沫。我发现我和她坐在一起，我的心醉不是甜蜜，而是悲凉，觉得自己在她面前变得极为无能了。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受了严重伤害的、蜷缩在椅子上不能动弹的狗。我在她脸上感觉不到从前的那种感情，那种爱情的亲近，我只能感觉到一种应酬似的愉快和一种疏远的友情。我为她点的《曾经心疼》开始了，她走过去，接过麦克风就随着音乐轻轻唱起来。我感觉她并不像她形容的唱得那么好。当她把这首歌唱完，放下麦克风回到原位上坐下后，我假惺惺地表扬她说：“你的歌唱得很动人。” 　　“谢谢。”她说。 　　我喝了口茶，睨视着她，我又说：“你唱得我心疼。” 　　她瞥一眼我，又把目光放到银幕上。她的嘴在跟着银幕上的歌词轻轻哼着。“涛涛，我们应该认真谈一谈。”我说，“我不论你现在想些什么，我现在还是爱着你。” 　　“好女人很多的，真的咧。”涛涛说，“你相信我的话，我是个坏女人。” 　　“我感到你很善良的，而且你天性善良。” 　　“其实我是个坏女人，我晓得我并不善良。”她不看我说，“你应该找个好女人。” 　　这时我点的那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跳到了银幕上。我只好站起身，走过去接过麦克风，用一种装出来的粗喉咙唱起来。歌词是：“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我唱到这里折过头来望了她一眼，不觉就心里酸酸地大声唱道：“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这首祝愿对方比自己过得好的歌唱完后，我回到座位上坐下说：“嗨，他妈的。” 　　“你比我唱得好，”她表扬我说，瞧我一眼，又把目光抛到了前面。 　　“我问你一句话，”我说，“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那种关系里去吗？” 　　“我现在变得什么事情都不愿意想了。”她看一眼我，绕个弯说。 　　“我很珍惜那段感情，”我一脸认真地说，盯着她。 　　“我也很珍惜，”她回答我说，一笑，又把目光移到银幕上，银幕上是一堆礁石，一片蓝盈盈的大海和一个美丽的姑娘正满怀心事地散着步。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还没有完，”我这么说了句，“我确实很爱你。” 　　“谢谢！”她说，一脸心不在焉的样子点了点头。 　　我真想把她拉到哪里去干一下，干掉她脸上的这种自以为是的神气。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不会跟我到哪里去，她是那种很晓得保护自己的女人。她已经不是过去的她了，那个涛涛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走出卡拉OK厅时，已是十一点多钟了。我很想把她拉到我家里去，很想跟她干那种事。“到我屋里去？”我说。 　　“不，”她说，对一辆红红的的士一招手，“我明天上午还有很多事情。” 　　星期五江哥带着他的情人走进了公司，他的情人穿戴得很漂亮，人也很美丽，就是何强对我说的那个还只有二十六岁又尚未结婚的女人。江哥已经四十几岁了，虽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几岁，但毕竟是四十几岁的男子汉了。“江哥你蛮关心下一代么，”我开江哥的玩笑说，“哪一天，你也关心一下我看，我现在还是单身汉一个。” 　　江哥笑笑，不回答我，而是很温柔地瞧着他的情人，“你喝杯水吗？” 　　江哥的情人很响亮的一笑，“你泡一杯茶就是。”她说，高兴地看了我一眼。 　　她的响亮的笑声让我对她的感觉差了一半，我顿时觉得她脸上布满了俗气的东西，一个本来很妒忌的心一下子又平衡了许多，甚至根本就不羡慕他了。 　　“江哥的情人漂亮是漂亮，但是我不喜欢她嘻开嘴巴笑的神态。”那天我和何强出来办事时，我坐在何强的摩托车上评价说，“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很好，好漂亮，很舒服。但多看几眼就觉得她一脸俗里俗气的，没有女人的那份涵养。 　　“你应该没说错。”何强这么说了句，又强调：“不过对女人不要要求太高了。” 　　“不是要求高，而是心里总是拿别的女人跟涛涛比。”我说，“一比就出现了毛玻我其实并不想这样，但脑子里总是不自觉地这样比较。他妈的。” 　　“你心里还想着涛涛。”何强说：“这样的女人不要去想，要让她过去。” 　　他男子汉样地说。要让她过去，那么容易吗？我这么想，没搭他的腔。我们向黄土岭赶去。刘总在黄土岭的一个朋友家里打“三打哈”，已经输了五万元钱了，一小时前，他又打了何强的手机，要何强送五万元去。这是一幢别墅似的极漂亮的房子，三层楼，带个花园，外墙贴着深红色的墙面瓷砖，门窗都是茶色玻璃及茶色铝合金。这户人家的主人是个房地产老板，姓王，从前是长沙市的土方大王。 　　何强的摩托车还未驶到这幢别墅前时说：“他比刘总有钱得多。他的钱已有几千万了。你看他有钱不？他老婆好丑的，生一张柿饼脸，对每个来她家的人都是一副没有表情的冷淡。刘总说王老板在外面没搞情人，我很怀疑这句话。” 　　何强还说了些其他事，摩托车就驶到了这栋别墅前。何强按了门铃，一会，一个年轻人走来，见是何强，淡淡一笑，上来开铁门。何强低声对我说：“王老板的保镖。” 　　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这位身怀武功的年轻人，我对身上有武艺的年轻人是非常钦佩的。年轻人开了门，我们走了进去，年轻人笑笑对何强说：“好久没看见你了。” 　　“还不是这样子，”何强回答说，推着摩托车走进了花园。 　　这幢别墅的每间房子里都装有空调，我们走进去顿时感到凉丝丝的，里面的装修也让我觉得豪华得可以。刘总他们几个老板都在二楼的一间大客厅里打“三打哈”。这间客厅是一种灰绿色调，四周的羊皮沙发也是他妈的绿色，他们就坐在沙发上豪赌。 　　“老子输醉了，”刘总看见何强和我便这么说了句，一脸输蠢了的样子。 　　何强解下身上的皮包，把出纳刚从银行里取来的五万元放到刘总身前，刘总瞥一眼说：“把它分成一千一千的。” 　　何强重新把钱拿到手上，开始一千元一叠一千元一叠地分着。 　　何强把钱放到刘总身前时，刘总骂了句：“他妈的×，老子今天人都输蠢了。他妈的×，输了这五万元，老子今天就不打了，那就真的玩不下去了，他妈的×。”他不停地这么骂着脏话。 　　他们玩一千元一局的，要是被对手打了“小光头”你就得出两千，“大光头”就变成了三千。反过来，你要是赢了三个人的大光头，你一下子就可以赢九千元。这就是在长沙市颇流行的“三打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出进这样大的赌博，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豪赌。我打量着刘总以外的三个男人，他们脸上都是那种又严肃又精明又愉快的表情。他们的身旁都摆着一大叠人民币，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每人出的任何一张牌。何强很严肃的样子站在我一旁，眼睛盯着刘总手中的牌，脸上没有表情而显得愚蠢。我看了一气，不但不兴奋，反倒有点自卑。他们随便赢一把就是我一年或两年的工资，反过来他们随便输一把就是我一年的工资，我自然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很渺小。他们也确实没把我和何强当人，一心只打他们的牌，抽他们的烟，一边你怨我我骂你什么的。 　　“走罢？”我对何强说。 　　“走了，”何强对刘总一笑，就像下级在上级军官面前似的请示道，“那我们走了？” 　　“好吧，你们走吧。”刘总望也不望我们说，边出了张红桃K。 　　我们走了出来，何强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一下下降了许多。他尽管手上拿着大哥大，骑着本田大摩托车，偶尔也在我和几个穷朋友面前走走海路，然而在他们面前他不过是只小乌龟。“我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对味，”我对何强说。 　　何强脸上也不是很愉快，“这是一帮杂种，一帮暴发户。”何强骂道，一脸的愤怒，“你怕他们有什么文化？在一起不过是嫖赌两个字，日他妈的。”他跨上摩托车，“这世界只能用一句话解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无论是玩女人或赚钱都可以用这句话验证。” 　　我跨上了他摩托车的后座，我们便向来的路上驶去。 　　我想起涛涛说，他们王老板准备给她提供一个舞台，让她去施展她的聪明才智。我很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舞台给我们跳舞，我们好像被搁在礁石上的破船，贴着海边无法启航。何强问我想什么，我就把我刚才的思想告诉了他。“我是搁在礁石上的船，”我强调说。我想起涛涛，又说：“涛涛说她的老板准备给她提供一个舞台。” 　　“这只是一个张口愿，”何强这样看道，“这样的话任何老板都晓得说的。涛涛人长得漂亮又年轻，老板肯定想打她的主意，许一个愿给她，让她觉得跟着他有盼头。” 　　“你是这样看？”好像是从沉睡中醒来似地盯着他说。 　　何强不屑我的怀疑说：“当然这样看，这是一个男人勾引女人的伎俩。他要勾引女人，总要让女人有点望头。就是我，我也会这样说。” 　　我坐不安了，我忙向何强要手机，“我跟她打个叩机看。”我说。 　　何强把手机递给我，我迅速按了涛涛的叩机号码。“是的，有的女人是看不清自己。”我说，又按了遍涛涛的叩机号码。 　　一刻钟后，手机响了，我对涛涛说：“我想跟你见下面。你在哪里？” 　　“今天不行。”涛涛说，“今天我很忙，改天要不？” 　　“我现在就想跟你谈谈。”我说，“我心里有话想跟你说。” 　　“我马上要跟我们老板有事去。”她说，“你也晓得，端别人的饭碗，身不由己。” 　　我关了手机，对何强说：“她满口老板老板的，不肯出来。” 　　“你现在对她要改变态度，”何强看着我，脸上是那种同愚蠢相邻的严肃。“你要采取游戏的态度，不然你会很吃亏，你信我的话没错。我感觉到她对你无所谓得很。” 　　那天下午我再没有心情干事了，何强出去联系防暴队以后，我坐了车走了出来。我觉得身上没点劲，只想到哪里去玩就好，却又想不起到哪里去玩。街上自然是阳光灿烂，人流如潮。我觉得人人都是一种忙不赢的匆匆来去的蠢相。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盯着墙上的二胡，心里想：我这样的人要混到哪年哪月才会口袋里有钱呢？九十年代的爱情是与金钱挂勾的，涛涛不就是金钱的奴隶吗？我不承认涛涛不爱我，要是我口袋里能够不断掏出人民币来，涛涛又何至于今天跟这个老板，明天跟那个老板转。涛涛想在老板身上找到她的聪明，找到赞赏。我到谁身上去找到自己的价值呢？人在金钱的这条线上自然就显出高低来了。我不愿意再想地闭上眼睛，睡眠很快就把我包围住了。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成了个流浪的艺人，手里提着二胡，穿得破破烂烂，一路行乞。 　　星期一上午，我们终于对那户“钉子户”动用了强拆。来了两卡车六十个防暴队员，个个荷枪实弹，绷紧着脸，准备进行战斗的形容。还来了几个交通警察，派出所和法院的也坐着警车来了。这些人都是何强和江哥请来的，要出钱的。这些人一齐涌来的气势当然就把那家人吓倒了！不论你见过什么世面，这么多人冲着你家来，你再硬的心也会软，何况你本身就道理不充足。姓杨的两兄弟知道今天会有人来“强拆”，因为江哥已经对这家下了最后通牒，限他们星期天以前搬家，星期天还不搬，星期一就动用“强拆”。姓杨的大儿子——那个吃了半辈子牢饭的男人，招来了四五个从前在牢房里同甘苦共患难的哥们，准备与来强拆的人较劲，但见来的是年轻力壮的防暴队员，且人人全副武装，又来了派出所和法院的干部，自然就矮了很大一截（这些人天生就惧怕穿警服和制服的）。这几个流子中的一个认识我们请来的一个法官，他显示自己朋友很广地走过来与法官打招呼，法官就叫住他，把他叫到了一旁，训了起来。 　　“你还跑来帮这样的‘阿笋’忙是罢？”法官好言相劝说，脸上做出吓人的样子，“你睡了没醒呢！这是市政府划的红线区，已经卖给台湾老板了的。” 　　“我不晓得。”那个在社会上玩的流子笑着说。他的牙齿乌黑的。 　　“你还笑，”法官绷着脸批评他，“你还不劝你的朋友赶快转弯，会吃大亏的。这是打不起的官司告不起的状！哪个又斗得赢人民政府？你还笑？你们跟猪样的呢。” 　　这个人没笑了，因为他听到法官说他是猪就凶狠的样子盯着法官。当时防暴队员还没来。一刻钟后，两卡车防暴队员一本正经地来了，他们纷纷跳下卡车时，一张张脸都雄赳赳地，个个显得很虎气。这个站在法官身旁抽烟的年轻人见状，当然就一百个目瞪口呆了。“赶快去劝你的朋友。”何强走到法官一旁对这个人说，“不然你朋友家的东西会搞得稀烂去。” 　　这个人瞥了眼何强，似乎是要记住何强这张脸蛋似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这么说了句，说完转身朝他的那几个朋友迈去，一心去说服他的朋友去了。 　　在社会上玩的人都会转弯，这是他们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宗旨行事。他们捧着这个宗旨开导姓杨的两兄弟，劝他俩“好汉不吃眼前亏”。姓杨的两兄弟脸色极难看地盯着我们，时而走进去，时而又走出来。江哥走上去，一人递一支烟，“我们也是没办法，市政府有命令。”他编造着市政府的命令说，“今天上午十二点钟以前，要把这栋房子拆掉。台湾老板说，如果今天还拆不了你们，他们将去上海选择一个地方投资。所以……你们最好是把家具和电器都搬出来，要我们帮你们的忙不？” 　　“不要。”姓杨的大儿子绷着脸说。 　　江哥一笑，以至脸上都笑出了许多皱纹。他对姓杨的朋友说：“劝劝你们的朋友，等下铲土车一来，那就麻烦了。法院、派出所、国土局和防暴队的都在这里，你们是他的朋友就劝他赶快把东西搬出来，免得吃亏。我们已经把话都讲完了，已经算客气的了。” 　　十来分钟后，一台十八寸彩电从这间被防暴队围绕着且严阵以待的房子里搬了出来，接着一台洗衣机也搬了出来，桌子搬了出来，冰箱也由四个人趔趔趄趄地抬出来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我看着他们一件一件地搬家具，把家具都搬到炽热的太阳下搁着，又忙着走进去搬另一件家具，心里腾起一种可怜他们的感觉。从前是恨他们，讨厌他们，觉得他们太愚蠢了。现在又觉得他们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下面是那么经不起一击，就跟几只跳蚤一样，当然就有点同情。何强穿着一件苹果牌短袖衬衣，下面一条绿色的脚印短裤，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夹着烟，像一个乡干部似的，头发乱蓬蓬的。他一旁站着江哥，两人皆虎视眈眈的样子，那脸上都是一种松了一口气的轻蔑。我笑着走上去，何强就低声对我说：“这些鳖蠢得跟猪样的，不晓得这种人怎么也可以活在这个世上！真他妈的想不通。” 　　“他们无非是想多占点好处，”我轻描淡写地说，“这应该可以理解。” 　　“现在还不是跟死狗子一样！”何强一脸冷酷道，“他们明摆着搞不赢的。” 　　“他们都要有你何强这样的智商，那不这个世界都是聪明人了？”我嘲讽地说。 　　何强听不出我是嘲讽他——他的耳朵不太好——就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地一笑，“脑壳是长在头上的，”他说。那意思是他是个动脑筋的爷爷，而这些人都长着猪脑壳。 　　我把目光抛到那些人身上，又抛到一个个站在太阳下仍然精神抖擞的防暴队员身上，他们不但肩上有枪，还挂着子弹带，跟演戏一样。他们的背和前襟都汗湿了，他们的裤子上也有汗水印，甚至他们的军帽边也是湿的。他们的身上在不断流汗，但他们却动也不动地站在太阳下，姓杨的一家人并不是怕我们，而是怕这些穿着一身老虎皮的战士。庞大的铲土车轰隆轰隆响地开来了，大家都回过头来张望这辆肩负着把这栋房子推垮的现代工业文明生产出来的机器。何强对铲土车司机招了招手，铲土车就直开到我们站的这株树旁停了下来。司机跳下车，何强在众目睽睽下，迈上去递支烟给他，说：“你怎么才来？” 　　铲土车司机回答道：“我那里还尽是事，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罢！” 　　“抽烟吧，”何强拧燃了打火机，将火递上去。那是一种过于殷勤的表情。 　　铲土车司机点燃烟，瞧着那些人来来去去地搬东西，又瞥一眼全副武装的防暴队战士，对何强说：“你们搞得这么威武干什么？吓死人。” 　　“这里要建一座商业城。”何强得意的样子一笑，向铲土车司机说。 　　“你们建？”铲土车司机偏过头来问何强。 　　“由台湾老板投资建，”何强告诉他，“我们只负责拆迁。” 　　快中午的时候，刘总开着他那辆心爱的公爵王来了，这辆公爵王在太阳下闪闪发亮，体现出的不但是漂亮，而且还有一种权势。从公爵王里下来三个人，一个是这支防暴队的领导，一个是国土局的官员，还一个就是矮矮瘦瘦的刘总。他穿着一件花花公子的T恤衫，下面一条很薄但又很挺的裤子，脚上一双锃亮的老人头皮鞋。他陪着这两个官员站在这里看了会，对何强和江哥交代了几句，又领着这两个官员上了他那辆公爵王，于是公爵王开到马路那边的一家酒家前停住了。几分钟后，这幢旧房一声巨响——腾起很大一片灰尘，这片灰尘在金灿灿炽热的太阳下沸沸扬扬的，它被铲土车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因为事情办完了，那天晚上刘总请客，我们很高兴地步入了美食城的一家名为“天下客”的酒家吃饭。饭桌上，刘总端着酒杯尽开点下流玩笑，一会拿痞话表扬何强做了事，一会又骂骂咧咧的表扬江哥出了力，一会又称赞另一个很能干。大家都愿意听老板称赞，自然就很愉快，有的人脸上还升起了得意的笑容。我没有受到刘总的表扬，何强见我沉郁着，以为我不高兴，就在饭桌上对刘总满脸讨好地说：“张军也出了很多力呢。” 　　刘总只是“哦”了声，瞥了我一眼，马上又把视线落到他欣赏的某个人脸上了。“你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动下脑筋，你要知道脑筋是用不完的财富。”刘总鼓着两只眼睛说。这是他那天晚上表扬这个表扬那个时说的唯一一句聪明话。 　　那个人不承认自己没动脑筋，“我还没动脑筋？我的脑壳都想烂了。”他回答刘总。 　　“你的脑壳同铁一样，想不烂的。”刘总说。 　　“我敬刘总一杯，”何强一脸兴奋，“刘总，你给我面子不？” 　　刘总用手挡住何强端酒杯的手说：“你们一个敬我一杯，我不会被你们搞醉去？” 　　“你的意思是不肯喝这杯酒呀？”何强不甘心地问他。 　　“不是不敢喝，而是喝了你的，就要喝别人的。”刘总头脑很清晰地说，“我老婆今天要检查我的‘水表’，慢点醉得同猪样的，我老婆会脾气很大。没办法。” 　　大家当然就笑了起来。刘总总是在一些公开场合说些下流的话来活跃气氛，他用下流话来表现他的幽默。他是个不把道德观念当回事且喜欢跟女人上床的男人……一桌饭吃了两个小时，然后这支队伍离开酒家，热热闹闹地向蝴蝶大厦开去，去唱卡拉OK。这是他们的惯例，每次完成一次拆迁业务，都要由老板请客玩一通，以示庆祝。我们走进蝴蝶大厦卡拉OK厅，包了一个可以容纳三十个人的包房，接着一伙人就笑嘻嘻地涌了进去。“你唱什么歌？”何强翻着歌谱，边偏过头来问我。 　　“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想了片刻说。 　　何强就帮我寻找这首歌，很快就寻到了，并输入了电脑中。江哥是第一个站起身唱歌的，他什么歌都能唱好，他有一副天生的歌喉，而且还晓得找感觉。他要是学声乐，说不定会成为歌唱家。 　　他能很好地模仿香港歌星刘德华和张学友的声音唱歌，这会儿他就是唱刘德华唱的《来生缘》。“让你们陶醉一盘。”江哥一脸神采奕奕的形容说，拿起了他的情人递过来的麦克风，很晓得韵味地唱了起来。 　　他的歌声刚刚止住就立即博得了我们热烈的掌声。刘总盯着江哥赞誉说：“老江，你怎么不去夜总会唱歌？你的嗓子可以帮你混碗饭吃。” 　　“明天我就去夜总会唱歌，”江哥满脸光彩道，眼睛亮亮的，“一边一个姑娘陪我唱歌，唱一唱摸一摸，那就真的是花园里的花儿香，人跌在快活林埃”“那不是唱色情歌？”何强指出说，“你不怕公安局抓你去罚款？” 　　“罚款是小意思，”江哥高兴道，坐下来点上了烟。 　　接着另一副总拿起麦克风唱起了歌，他唱歌同鸭公扯开嗓门叫一样，而且到处跑调。跟着是江哥的情人唱歌，她唱叶倩文的歌，声音憋得细细的，也没什么乐感。再下来就是我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了。这首歌使我一开口就倾注着感情。这种感情自然是很失落的，浓郁得如一杯飘香的龙井。我的歌声一终止，当然就产生了掌声。“不错不错，”江哥肯定我说，“你比何强唱得好。 　　我简直怀疑何强大学没毕业，我还怀疑何强可能是开后门进去的。 　　你是不是你爸爸帮你找熟人开后门进去的？”江哥瞧着何强，“讲句老实话看？” 　　“我是开后门进去的。”何强说，一脸笑容，“你没说错。这总行了罢？” 　　“老江，你唱那首《花心》看。”刘总指示道。 　　“我敢唱‘花心’？”江哥望一眼刘总，“她现在已经嫌我蛮花了，我还敢唱‘花心’？”他是指他的情人，又表态道：“我只能唱‘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你同意我唱‘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不？”他问他的情人，“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献给你？” 　　“不要送那么多，送一朵就足够了。”我说。 　　“送两朵，”刘总说，“我也送一朵红玫瑰给你，你要不要？” 　　大家就这么边调侃边唱歌地玩着，直玩到深夜才走出卡拉0K厅。我上了何强的摩托车，何强用摩托车送我回家。“今天还愉快吧？”何强问我。 　　“今天很愉快，”我说，“大家在一起都很开心。刘总有时候也很好玩。” 　　“刘总其实是个嫖赌逍遥样样内行的人，”何强告诉我说，听上去口气很恶。“上帝对他很好。日他妈的，这就正应验了娘疼报应崽那句俗话。他这一世舒服。” 　　我望了眼黑沉沉的天空，只有星星在闪烁，一弯月亮悬在一幢高楼上，淡黄淡黄的。 　　“你和涛涛怎么样了？”何强突然这么说。 　　“昨天我打她的叩机，她不回机。”我不想说的，但我还是禁不住说。 　　次日上午，一走进公司，我就拿起何强的手机打涛涛的叩机，然后我就等着涛涛回话。何强很聪明，一看就明白我是同涛涛打叩机。手机响了，我忙说了声：“喂。” 　　“是老何不？”那边是江哥的声音。 　　“是江哥，”我把手机递给何强，“江哥要你讲话。” 　　何强同江哥说话时，我把脑壳扭到窗旁。刘总的公爵王开来了，照样是一尘不染。刘总下了车，随他下车的还有一个公司的副总。刘总一脸自以为是地走进来，瞧一眼我说：“你的歌唱得蛮好埃”昨天晚上在卡拉OK厅的包房里，他可没有这样表扬我。“江哥的歌唱得好，”我一笑，瞧着他时心里想这个自以为是的暴发户！ 　　“我是乱唱歌，没有感觉的蠢唱。” 　　刘总不望我了，而是对何强说：“今天你到黄泥街那个工地上去。江哥在那里。” 　　“江哥不会去。”何强关了手机回答说，“江哥才打电话给我说，他现在有点急事会湘潭，下午再跟我联系。” 　　“你打这个狗杂种的叩机，”刘总说，两只眼睛瞪得牛卵样的。 　　“你说我找他。” 　　何强没用手机打，而是走过去打办公室的电话，这是他要留着手机给涛涛回机。何强拨通了江哥的手机，可是电话里却飘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对不起，用户没开机。”何强偏过头来看着刘总说：“江哥把手机关了。” 　　“这个杂种，肯定是被拖去打‘三打哈”了。”刘总说，又开始骂脏话，“他除了日女人和打‘三打哈’，还有卵的个急事！我还不熟悉他？这个杂种，只晓得玩和日女人。” 　　何强的手机响了，何强放到嘴边“喂”了声，忙把手机递到我手上。我举起手机放到耳旁，边“喂”了声，然后说：“涛涛你好。” 　　涛涛说，“你好。你有什么事？我现在马上要有事去？” 　　“我前天晚上同你打了六个叩机，你怎么不回话？”我急着问她。 　　“我当时在卡拉OK厅，不想回话。”她很轻漫地回答我说。 　　“我是不是很讨你厌？”我又说了句，“我在你面前一点也找不到自己。” 　　“莫这样说，张军。你是个好男人，我不是好女人。”她强调说，“我是说真话。”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也不晓得。”她说，叹口气，“你没别的事，我就要放电话了，我有事去。” 　　我把手机递给何强时，何强瞥着我，他当然把我所讲的话都听到耳朵里去了。他见我一张脸灰暗得难看就说：“我等下跟你说吧。” 　　刘总也瞥我一眼，“你上午还是去黄泥街看下罢？”他对何强说。 　　我们走了出来，何强跨上摩托车，将摩托车启动了，我也跨到摩托车后椅上。“不要理她了。”何强很坚决的形容对我开口道，“她有什么了不起？”摩托车驶上大街时，他又替我不平说：“女人都很贱，你越爱她她越俏得鬼样的！你对她一百个无所谓，她反倒像一条母狗样地跟着你跑。你对女人太好了，她反而看轻你。你不要跟她打叩机了，随她去！” 　　“我要跟人学会冷酷看看。”我一脸的烦恼，感到自己身体都变得很虚了一样。 　　“你要随缘，缘分去了，你是想抓都抓不住的。”他很大的声音说，以为我的耳朵也跟他的那只烂耳朵一样不那么灵敏。“一个人要活得有贵气！你要明白这点。” 　　我看不出何强身上有什么贵气，就一笑，觉得他是说痴话。 　　“你笑什么？” 　　“不笑什么，”我本来想嘲笑他几句，但又把跑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摩托车驶到黄泥街，我们下了摩托车。旁边有处冰柜，一个姑娘坐在那儿，头上一把很大的花塑料桑我口很干，便问何强吃不吃冰淇淋。何强说他不吃。我说那我吃，我口很干。何强瞥我一眼，忙着去处理一些事情。我却站在冰柜前吃冰淇淋，吃了一支又一支。我看着街上的行人，我想我这一世难道就是这样混？ 　　我跟着何强东奔西跑，这算什么？他倒是有摩托车骑，手里还拎着大哥大，我就跟他的跟班一样，跟着他，这有什么意思？我承认何强很够朋友，但这又能说明什么？他根本就没法改变我。何强走了出来，要我进去。我回过头来说我想回去，“我脑壳是晕的。” 　　我解释我的动机说。 　　九月里的一个星期五，公司里发薪水。我早就盼着发工资了，我把我从银行里取出来的两千元钱一部分用了，大部分输在牌桌上了。还在一个星期前，我口袋里就差不多空了，就想着发工资什么的。在外面混，比在单位上开支大得多，烟不能抽得太差了，一是你抽的烟差，对方瞧你不起，其次你也不想丢这个脸。我从前是抽二块九一包的长沙烟，自从进了这家公司，我每天抽的都是四块五一包的白沙烟。何强和江哥抽烟不用自己掏钱，公司里每个月可以报销四条万宝路，四条烟足够烟瘾不是很大的何强抽。 　　我是公司里的小打工崽，用长沙土话说就是“提草鞋的”，当然用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我想我的工资可能会长到六百，也有可能长到八百吧，不然就太没干劲了。 　　这天上午，我九点钟就赶到了公司里，自然是搭公共汽车又走了一截路来的。公司里当时还没一个人，我在公司门口站了会，才有另一个比我早来两个月的二十刚出头的青年骑着单车很快活的样子赶来。“今天你来得这么早呀？”他说，对我友好地一笑。这是个脑子很活的青年。他锁好单车，走过来递一支皱巴巴的白沙烟给我。“今天发薪水。” 　　“你怎么记性这么好？”我这么问他。 　　他说：“我早就没钱用了。昨天晚上打麻将，我输得溜光的了。” 　　“你在公司里拿好多钱一个月？”我装做很随便地问他。 　　“第一个月拿四百，第二个月起开始拿六百。六百元经得我几用？” 　　“钱多多用，钱少少用。” 　　我们说话的时候，何强来了。他停下摩托车，摘下头盔，笑嘻嘻地看着我，“你今天来得早呀。”他说，“平时你是没有十点钟不来的。” 　　“你这就是讲鬼话。”我指出说，“只是这两天来得晚了点，今天我不是最早来？” 　　我们说话的时候，又来了几个人，大家嘻嘻哈哈地说了气有味的话，接着就步入办公室去假装各忙各的。其实没人忙，今天大家都是来拿薪水的，我们都不是有钱人，当然都记得发薪水是哪一天，而且有的人也像我一样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但是刘总的姨妹——那个公司里的出纳，迟迟没有露面，直到十一点都过了，她才坐着江哥的桑塔纳驶来。她手上提着一个包，里面自然是装着我们的薪水。她一下车就匆匆走进了财会室，一些等不及了的人就跟着涌了进去。我没急着挤进去，我的那点工资还不能让我这么理直气壮。我跟穿得很潇洒的江哥说着话。江哥今天穿一件金利来蓝条纹衬衣，系一根很精美的领带，下身一条料子极好且笔挺的西裤，脚上自然是锃亮的黑皮鞋。 　　“江哥，看来看去，还只有你最潇洒。”我说。 　　江哥睃我一眼，“你也潇洒。”他说，“一个人自由自在最潇洒。” 　　“江哥，我不是恭维你，你左看右看都只是个三十几岁的人。 　　你没有四十岁吧？” 　　“四十四了，”江哥说。 　　“你是吃了什么药而不出老？” 　　“老鼠药。”江哥笑笑。 　　何强领了工资走到我面前，“你去领薪水，”他说，“去罗，没有几个人了。” 　　我一笑，转身走进了财会室。财会室里还有两个人，他们正站在桌前数钱，他们手上拿着的是五十元或十元一叠的旧票子。桌上摆着一个十六开本的工资册，我走了过去，眼光当然就落在工资表上，工资表的上方用碳素墨水写着带点隶书写的“一九九四年九月份工资造表”，下面是两串人名，公司成员的名字全在这页纸上，第一个名字是江哥，第二个是何强……我排在第二排人名的最后一个，工资数额那一栏写着：“400元”。我脸噗地一红，我只能是这样说，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脸红到了耳根。我是这份名册上薪水最低的，我只能和那个负责烧茶水的公司职员——一个某单位退休后来公司里打工的老头比，他也是四百元。这个一天到晚很开心，时而还唱几句花鼓戏的老头的名字立在我上面，也写着“400元”。 　　“你签名。”刘总的姨妹把钢笔递到我面前说。 　　我红着脸签了名。我签名的时候不但表情不自然，手也很僵硬。我相信我的羞怯被刘总的姨妹和那两个数工资的青年捕捉到了。刘总的姨妹从抽屉里拿出四百元递到我手上时，用那种我讲不出味道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你数一下。”她冷淡地说。 　　我没有数，我的自尊心不准我在他们面前数这叠十元一张的旧币。我将她递来的人民币放进裤口袋，立即转身迈了出来。我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就是他妈的下海？这连脚背都没有打湿！我简直是一脸仇恨地走到何强面前，何强当然知道我的工资是多少，他的眼睛不是白长在脸上的尽管两眼间的距离很开。他的工资数额栏里写着：“1200元”，他当然会留心我的薪水是多少。我毕竟是他介绍进来做事的朋友，而且还是他很好的大学同学。“我请你去吃饭？”他用那种狗屎样臭烘烘的同情和过意不去的目光盯着我说。 　　我会要这种臭烘烘的同情吗？我感到我就像一条打架打输的狗一样被他同情着。早两年的夏天，我们去水陆洲游泳，我和他见两条狗在旱地上打架，他就是这种眼神瞧那条打败了而跑开的狗的。“不，”我请他的同情见他妈的鬼说，“我中午回去吃饭。” 　　“你回去做什么？”他继续用这种目光瞧着我。 　　这种眼光瞧得我很难受，“我家里还有事，”我撒了个谎，“中午我舅舅会来。” 　　第二天我在家里睡了整整一天，没有任何借口和理由地睡着，不断地醒来又不断地入睡。我哪里都不想去，我也没有他妈的地方可去。晚上看电视一直看到每个电视台都打出“再见”的字体，才关掉电视机又睡觉。次日我同样是与睡眠为伍，整个白天都是醒醒睡睡，晚上又是两片目光落在电视机上，看那些一件事情拉得很长很长且拖得你很有脾气的电视剧，直到“再见”。我如此这般地过了几天，心里觉得这个世界太拒绝我了。一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机，首先是看湖南有线台的一个台湾肥皂电视剧，觉得这个电视剧太牛胯里马胯里地乱扯了，就气愤地换了台。我换的是长沙电视台，长沙电视台上打出的一则广告却唤起了我的兴趣，甚至又燃起了我的什么鬼希望。这则电视广告是这样的：皇后大酒店即将开业在面临开业之即，皇后大酒店敬告长沙的广大朋友诚聘三名部门经理和十名服务小姐。招聘部门经理条件如下： 　　一、凡具有大专学历以上文凭，执本市户口，具有独当一面的工作经验在两年以上的男性均可应聘。 　　二、年龄三十五岁以下…… 　　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一个饥渴的男人在茫茫沙漠上走啊走终于看见了一片绿洲。我大学本科毕业，三十五岁以下，男性……我决定去试试，说不定运气很不经意地就来了。我躺在床上，睁着两只兴奋的然而又很疲惫的眼睛，久久地想象着我将面临的招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运气要来了。也许运气要来了，我对自己说。我索性爬起床，从抽屉里寻出一枚五分的看上去很新的硬币，我虔诚地把它捧在手上，坐到了窗前。桌上的闹钟指着子夜一点，世界那么寂静，只有远处湘江里轮船吼出的呜呜声淡淡地飘来。我望着窗外黑沉沉的苍天，对着几颗闪烁的星星说，“是国徽就是好运来了，是粮食就没戏。”接着说了声“上天保佑”，就把手中的硬币轻轻地往上一抛，硬币迅速落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蹦了两蹦，又滚动了尺来远，静止不动了。我一看，是国徽，心里不免就有几分高兴。我曾听一个老人说，半夜里许愿最灵，因为冥冥中有神灵窥伺。神灵是不跟人开玩笑的。 　　翌日很早我就醒来了，我觉得太阳还在山那头我就醒来了。我只睡了三个小时，但一醒来就觉得精神很好。我抽了支烟，看着烟雾在窗前缭绕，接着我拿起钢笔和纸，开始写起简历来。我的简历很容易写，几句话就完了，但是又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意思在这份简历中表达出来。我于是就开始思考了，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然后撕下这一页又开始重新写。我的简历刚刚写到一半，何强来了，门叩得嘭嘭嘭嘭嘭地响得很嚣张。 　　“我还以为你睡了没醒呢，”何强走进来说，脸上仍是那种狗屎样的关心。 　　“六点钟就醒了，”我说，伸了个懒腰，“在屋里写东西。” 　　“写什么东西？”何强说，径直走到桌前，拿起我写的简历看着。 　　“昨天看到电视里一则招聘广告，”我说，递支烟给他，“想去试一试。” 　　“什么招聘广告？”他说，昂起他那张晒得很黑的脸。 　　我便把昨天电视里招聘广告的内容大概说了几句。“这只是一种广告，”他看着我，非常理解的样子，“这是告诉市民，皇后大酒店要开业了。你莫以为他们真的要在外面招聘经理，招聘小姐倒有可能。部门经理一般都是自己信得过的铁哥们。” 　　“我也没抱很大的指望，”我听他这么一分析，心里有些失望了，“但是还是想去看看，反正呆在家里鬼事情都没有，给自己寻点事做。” 　　“你不想在我们公司干了？”何强说，不等我回答又一脸正经地说：“你的工资问题，我昨天同老板说。刘总昨天问起你，我说你这几天没来，就说了你只拿四百元工资的事，刘总说这个月给你加两百，要我告诉你。 　　“我谢谢你这杂种！”我骂了句何强，有时候骂脏话也是一种亲热的方式，这是男子汉之间的亲热，是朋友你才骂。“我在你们公司发挥不了自己的作用。对拆迁这一套，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我不善于同吵吵闹闹的市民打交道，我在这方面非常不行。” 　　“我最开始也和你一样，人是可以改变的。” 　　“你能改变，我改变不了。”我说，“我其实很佩服你，你这杂种对这个社会很有适应能力。我这样的人只能干别的事，真的咧。 　　你不要以为人人都是你。” 　　“你是不愿意改变，你并不是改变不了。”他希望我不离开他们说，“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改变不了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人是可以变的，晓得啵？” 　　他说了很多，但是他说服不了我，我不是拆迁户，他也没有那一定要攻克我这个“堡垒”的决心。他身上尽是事，“我还尽是事。”他说，做出要走的样子。 　　我没有留他，也没有跟他走。“你去忙，你反正很忙。”我只那么看得起他的忙道，把他送到门口。他骑着摩托车走后，我又坐到桌前，把自己的简历写完，又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遍。接着就瞧着苍天，天上飘着一朵淡绿的云，这朵云朦朦胧胧地像一条巨大的狮毛狗。我有好久没看见涛涛了，我非常想见到她。我点上一支烟，走出门，走到街上的一家小南食店里，这处店子里有台公用电话，红红的，很普通的那种。我打了涛涛的叩机，一连打了两次。接着，我就有点紧张地站在一旁等待，目光充满期待地热切地盯着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不一会，电话响了，南食店的女人拿起话筒问了声，把话筒递给我说：“你打的叩机。” 　　我说：“你在哪里？” 　　“我在河西。”涛涛说，“我正在这里谈厂房的价格。” 　　涛涛曾经说过，他们老板要她寻找厂房，准备开一个皮鞋厂，做那种假冒名牌的皮鞋，皮鞋的名字已经取好了，叫做“伸脚散”。“是做伸脚散的皮鞋吗？”我问她：“嗯罗。”她说，“做伸脚散，到时候送一双给你。” 　　“厂房已经联系好了吗？” 　　“基本上联系好了。” 　　“那我要叫你厂长罗？” 　　“不是厂长，叫销售科长。”她在那边一笑。 　　我们开了几句这样的玩笑后，我说：“今天我很想和你见见面。” 　　“今天不行，我还有许多事要办。” 　　“你就不给一点时间给我？” 　　她回答说：“实在没办法，对不起，张军。” 　　我沉默了几秒钟，“晚上可以见面不？”我非常难过地问她。 　　“晚上可能不行。”她解释说，“我这几天特别忙，因为事情还没办好。” 　　我清楚她这是搪塞我，没有忙得什么晚上都不能休息的。再说她如果看重我，再忙再重要的事情拖着她，她也会丢下来见我。 　　爱情是可以把什么事情都放在一边的，而她是在努力回避我的追求。“张军，就说到这里要不？”她见我不说话，探询道，“我要放电话了。” 　　“涛涛，”我想了想，觉得自己也没话说地叹口气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她马上打断我的话开玩笑道：“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是不？” 　　“不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为你高兴。” 　　“谢谢你，张军。”她在那边愉快地说，“谢谢你的祝愿。” 　　“我这是最后一次跟你打叩机，我再不会打你的叩机了。”我一字一句地说。我放下电话，表情麻木地付了电话费，匆匆走进家里，觉得自己要死了。 　　我调整了下自己的思维，感到自己此刻还不会死。我站起身，对着镜子整理了下自己的发型，又换了件平常穿在身上显得很精神的衣服——这是一件咖啡色亚麻布长袖衬衣，何强曾说这件衬衣的领子造型很好看，江哥也说这件衬衣的口袋造型好看，然后我拿起桌上的简历，决定立即去皇后大酒店应聘。按照情场失意赌场得意的法则，说不定这个世界也有我张军的用武之地。我出了门，走到街口上，对驶来的一辆夏利的士招了下手，的士很听话地在我面前停下了。在长沙，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只身坐的士，我钻进的士很精神地抬手往前一指，冲的士司机很有格的模样说：“去蔡锷路皇后大酒店。” 　　于是汽车往前驶去，载着我和我的一点什么希望……

[只要你过的比我好] 下一句，有些人说是：死的比我早！ ）：

红角，你怎么看深圳？

深圳这个没血的地方。 呵呵

周国平说： 其实我并为游览什么著名的风景 不过是随便走走而已 但幸亏有今天的随便走走 我才觉出深圳的可爱 把都市洒在胸中的尘嚣一扫而光了

深圳最好了，因为我姐在那里！ 我最爱我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