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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兰陵笑笑生 发表于:2005/4/6 23:44:14

我表哥在二十二世纪里的文坛上没什么出息。但他仍不失是一位艺术家、诗人。这也就是说,二十二世纪里,我表哥可以不加入文坛,但文坛里绝少不了我表哥。少了就很逊色。因为我表哥的东西具有成为经典的条件:第一,他的作品少,第二,他的作品难懂。难懂也就可以说是深刻。这就为后来的学者们进行研究预备了广阔的余地。要不然,东西太易懂了会不适合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不异是端他们的饭碗。只可惜他的艺术生命力太短了,简直像根兔子尾巴,没有给学者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表哥是被锁在家里死的。而且死得很难看。这不幸的一幕恰好又没逃过我的眼睛。我想他当时死之前肯定做了一番挣扎。只可惜,他死之前和我看他时候的这段时间没有衔接好。我去迟了几步。我当时只看到了这样的一幅图景:他整个身体都趴在了地上,身上的衣服被抓得稀巴烂,内衣内裤也被抓了出来。生殖器也完成了某种任务似的安闲地躺在地上。他的下巴支在地上,牙齿又没收起来,露在外面冒冷气。眼睛也不规矩,死了也不肯把它闭上,还铮铮的盯着对面墙壁上一幅外国裸女像。我舅妈含着眼泪急急忙忙的拿来一张硕大的世界地图将那幅裸女像覆盖起来,好给后人留下死了都还心怀世界的好印象。我舅舅板着脸孔,说:真是个不开窍的家伙,你干脆把他的眼睛合上不就得了!

出殡那天并不因表哥的寂寞而没有热闹气氛。相反的,而是来了许多人。大部分是些我表哥素昧平生的人。都是我舅舅结交的和结交我舅舅的。因此,我表哥的丧事看起来就像被办成了喜事。他们的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们象征性的慰问了一下我舅舅,其次是舅妈。我表哥应该说死得还是比较安静的。因为真正为他哭泣的只有我舅妈。我舅妈那眼里才是真正的泪。其余的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假装的干哭,即便是怎么酝酿悲伤的情调也流不出眼泪来;另一种眼睛虽是湿的,但那绝不是泪腺分泌的产物,而是自顾自涂的一些口水。主要是做样子给我舅舅看。我舅舅也心照不宣。至于我舅舅对表哥的死是什么态度,我难以揣测。我没见他流过一滴泪,也没见他露出过一丝笑。整个过程中他的面部表情就像是根绷带。

我表哥是被气葬的。关于气葬我得要略作补充。上个世纪流行的是火葬,有地方是土葬,还有类似于给老鹰喂食的天葬等等葬法,这些都比较野蛮,不必管它了。气葬顾名思义就是将人体化为气体蒸发掉。这比化为骨灰更不占空间些。如果有可能的话,还会飘到地球之外的星球上,大大缓解地球的压力。不管怎样,我表哥是被气化了,物理学上这叫升华。我看到他被推进气化炉后不到两三分钟内就没了。这使我舅妈哭得十分的不过瘾。当时她就用气球灌了满满的一袋那种气体,准备带回家去继续哭,并认为我表哥的灵魂也就装在了这气球里面,以后要是无聊或是眼睛里进了沙子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对着它抹一抹眼泪。这样哭起来就不会有虚无主义的危险。

关于虚无,我还有很多要补充的地方。马老师在给我们上形而上学时曾说,现在人都活在虚无之中。这句话当时我就不太明白,而且现在也不是很明白。我在翻阅《尼采文集》时看到他说,虚无主义只是悲观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萨特又说:人生来就是空虚的,什么都不是,他要靠自己一步步地去选择才能获得存在。我这才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突然被海浪卷起,获得了继续呼吸的机会和勇气。我把虚无对照在我身上,并认为人的存在都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做着一些反反复复的垃圾工程。前人建立一种工程,后人又得建立一种新的工程来把它否定掉。而且,很有可能是自己毁掉自己。就像卡夫卡焚烧自己的小说,梵高宁可让自己贫穷也不丢开画笔。这些事都已成去日流水,我们即便是踮着脚跟手搭凉棚也只是望尘莫及。而我表哥的死,也恰恰是虚无主义在困惑者身上作的孽。

我之所以又会联想到我表哥,完全是因为尼采的一句话:艺术是反虚无主义的力量。而我表哥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艺术的化身。虽然活在养尊处优之中,他也没放弃对艺术的追求(虽然方式有些简单粗暴)。就这一点,他大概跟维特根斯坦有一点相似之处。当年维特根斯坦放着亿万家产不要而去研究哲学,可见他有多疯。可哲学确实不是个好东西。用罗素的话说就是:哲学不是知识,因为知识是越学所知的也就会越多,而哲学却恰恰相反。想到这里,我也悄悄地为我表哥捏了把汉。

根据老尼的那句话,可以说明我表哥一生都在反着虚无。但没有好结果,最后自己还是沉入虚无里。爱情只是笔交易,友情沾满了欺辱,亲情也在被怀疑中。最终生命也莫名其妙地陷入了深不见底的死亡。这就是我对他的总结。我这人智商有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归究于这种看不见的阴影上。因为它一旦罩着我,我就真聪明不起来了。这可以通过以下细节表现出来。我时常闭眼躺在床上,脑袋里就嵌进了惨白的平面。白得一片茫茫然,看不出要说的字句。这也可以说明我心情已很烦躁。因为此时我想看的书看不进,想说的话说不出。我像是一摊冻肉,等着时间去触摸,然后又糜腐在时间里。这时虚无就像刀片一样扎进我的肉内,又像寄生虫一样谋划着怎样一点一点地将我掏空,最后又使我像表哥一样趴在地上露出生殖器。

我想我要对人类怀着一种最初的感情。午夜灯光扎进来,没人和我说话。我头脑已懒洋洋地躺在书本里,复习功课。爸妈在时,我就竭尽全力的调调皮,捣捣蛋,既是一种个性示威,又是一种暗地打探。看看他们对我究竟是何态度。而一个人在家时,我的自觉性就高度集中。因为一个人的舞台没味,没味就会导致我兴趣爱好上的失调,从而厌倦生活给我带来的宽容。我把载着有演算题目的草稿纸折成飞机,然后举着它来回奔跑,让它随着我的脚步飞行。同时,依然接受地面的引力。这种单纯的游戏很容易让我感到满足。只一会儿,我就把它点着,然后对着它吹口气,满屋都是它火热的肢体了。我嘴角一拉,两片嘴唇便稀薄得透明,门牙缝隙中还露出一线肉丝。而我的眼睛始终保持一种无光的状态。这就是我笑的情景。我把肉丝抠出来,放在指尖轻轻一弹,它就粘到了玻璃上。

我不该把人类想得太复杂。人简单地活着就好。对于一些扰口的问题,以简单的口吻来回答,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僻如,我表哥为什么会死?答:他不死不行。又如:我为什么会被强奸?答:不被强奸不行。如果再问,我也只好闭口不答。因为太多的延伸只会招来纠缠不清的误解,穷根究底也只能掘出令人痛楚的悲剧。所以,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一直是我的为人原则。我怕在某年某月的某一次追问中问出个原子弹来,最终将我粉身碎骨。我最好是学会用弱智者的愚蠢和艺术家的单纯来体谅这个社会,然后平平静静地离开,回归自然。这样,痛苦会少些。叔本华把宇宙的本质看成是意志,一切现象都是意志的产物,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人也是意志的产物。然而我所缺乏的就是这种意志,所以我把生命想象得十分难堪。然而我也不甘心让时间从我头顶毫无痕迹的飞逝而去。我决心将命运悬于一线,在各个节点刻上我的名字,迎接意志的成熟。这种空洞的想象令我伤透了脑筋,傻乎乎等到现在都没有获得成熟。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

我二十岁生日那天,空气十分的稀薄。我发觉有点呼吸不过来。那时天空还有几朵紫色的云缓缓从我头顶掠过。我就信以为真地认为这是老天爷给我的生日礼物。那时我从旧货市场买来一辆电动车,骑着它四处游弋。那时我还发现阳光从紫色的云烟中透出来,疯狂地追逐我飞速旋转的车轮,好像在与我游戏一般。这使我想起了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我从中汲取了极大的乐趣。当年李白与月亮为伴,而今我以阳光为伍。我发现车轮无数次的碾过影子,身上不经意间就生出一阵疼痛。以前也有类似的感受,只不过从来没有这么强烈。

我二十一岁那年,发生了三大事件。第一件事是我的害了眼病,具体症状是瞳孔放大,角膜水肿,对颜色的辨认失去了本能的敏感。当我睁开眼时,整个世界就像被抽去彩色,只剩下简简单单的黑白。我惊恐万状,并主动思考:是世界改变了我的眼睛,还是我的眼睛改变了世界?总之,反差之大无论如何也是令我不能接受的。我爸爸好心好意地给我送来一副彩色眼镜,认为戴上了它之后,一切即会变得鲜艳起来。我满怀希望地试了试,却戴出了失望。这种眼镜也根本没用。后来我妈又把我带到医生那里去检查,医生说我没得救。所以,二十一岁以后的世界在我的眼里就是一片黑白。

因为这个毛病,我曾有幸在医院里呆过一阵。那时我一进医院门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发现有好几个护士在背着喷雾器喷水,香气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她们说这是为了去除药腥味。我妈把我带进诊室,一位身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就主动迎上来。我妈把我的具体病情说了一遍,这个男人就用焦黄的手指掰开我的眼皮,又对着吹了口气。我眼皮抽筋似的眨了眨,疲乏得无以反抗。接着他拍了拍手说:虽然现在医学发达,但病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例子,不好治啊。听到这句话,我妈就发起了妇人的脾气:不管你好不好治,一定要把他给治好。这就相当于给他下了硬指标。医生把白大褂抖了抖,从嘴里吐出一个烟圈,说:那看这样行不行,先把他留在这儿让我们研究研究,你看怎么样?当我妈点头的一刹那,我就明白:我已成了研究的对象,贡献于医学界。

我妈面带微笑,跟那个男人握了握手,又说了声再见,就把我留下了。我失失然地立在医院门口看着我妈走进飞船里,然后飞船尾部就喷出了一些轻淡的烟雾。我想不起过去的一切,也不知将来要发生什么。一些都消失了。最后,那医生转过来,对我说了三个字:跟我来。

据我多方打探,那个男人姓李,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我对他的面貌有着很深刻的印象。他的眼睛特别大,对于这一点,他自己的解释是:作为眼科医生,最好还是要有一点突出的特点来表示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他眼睛大的特点,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经过后天努力而保持的一种与专业对口的形象特点。其次,他虽然是个成熟男性,但面部竟没有一丝粗犷一点的毛发加以声明,而是光滑得可当镜子照,一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相。

他领着我向前走,我就一直跟在后面,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环顾四周,发现这里环境还不错。有很多只麻雀躲在樟树叶子里叽叽喳喳,偶然又噗啦一声四散飞开。医院广场中央有个水池子,里面立着一块小假山。水中有鱼在吐着泡泡。我感受到了一种呼吸的自由,也觉出了呼吸的局束,因为这些鱼每日每夜都只是在这个小水池里转悠,很难得到新鲜的水分。

我一直走在走廊里,犹如鱼穿假山间。据我对颜色的理解与判断,两边的墙壁大概是白色,上面还映出了我碎布片似的影子。它有些歪斜――这不是它的错,而是我本身的错,我的脊骨不该生成S形。这样,它也就不会受到牵连,很正儿八经地粘在墙上了。我对影子本不该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只不过受矫枉至正的思想影响,就一直试着将它矫正过来,但不论我怎样摆POSE,它总是个歪斜。这一点我无可奈何。白白浪费着我的热情。据说矫治狗的妄动有这样一种方法:先把它牵到隐蔽处(但要有光线),再拿一块大镜子对着它,它就会不时地对着镜中窥视,或飞扑镜子,或来回走动,注意力就完全被镜子所吸引住。这样一来,它就来不及对外部世界捣蛋,兴趣完全集中在自己的影子上,更不用说会带来什么伤害。要说有什么伤害,徒伤害自己,与他人无关。对于狗来说,这都是因它未能认识自己才发生的悲剧。我此刻对着白色的墙壁大摆POSE很不对,因为这种奢侈的动作只会造成浪费,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青春年华,还说不定会使自己变成自恋狂。人除了要对自己感兴趣外,还要对非我感点兴趣,要不然就是自闭症、自恋狂。可当时我蠢得很,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样一来,那个大白褂就骂得很有底气:八哥!快来!我当时以为他在叫我哥,就认为这世界乾坤已是颠倒着的了,竟然三四十来岁的人叫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哥,自然而然的也就联想到这家伙比我蠢,这是明摆着的事。后来我和几个病友聊天,偶尔谈起此事,他们才对我讲:他曾留学日本,所以在与我们说话时总是喜欢夹杂一些日本话来揩点小油。他们还笑着告诉我,“八哥”就是聪明的意思。我怀着感激和谦虚的心情对他们说:我不“八哥”,真正“八哥”的是你们呢。没想到他们也很谦虚,回敬道:还是你“八哥”。我又不甘示弱:你们“八哥”。他们又回敬:你“八哥”。就这样传来传去,像比赛乒乓球一样,都不肯接受。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发起火来,有的顺势朝两手吐唾沫揉拳搓掌,有的还正儿八经地取下宽边眼镜,轻轻地放在柜子上,准备掀开被子起来对我动武,并出口成脏:他妈的屄,你还说说看?!见到大家都这么谦虚,我也只好停止了赞美,我真不明白为何这个世界连称赞都容不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现在我明白“八哥”是当年皇军对不听话的八路军惯常的称呼,以迫使他们听话。其实这种思路我们也有,只要是不听自己话的人,我们都喜欢习惯性地称他为“八哥”。

那个男人把我带进了一间暗室。他打开灯,室内就充满了白色的光线,柔和得像哺乳期母体的奶水。他叫我躺在病椅上,我小心翼翼地挪到上面,不知不觉四肢就被束住,怎么挣扎也是白费力气。我对他说:这是何意?他面带微笑地说:我要研究你嘛。接着便从医药柜内取出一把钳子和一把闪着寒光的尖刀。这又使我想起我爸买人肉的场景。我说:你不会是要割我的肉吧?他说:那要看你听不听话了。一听话我就只挖你的眼睛,不听话我就割你肉。我说那割我肉好了。我的肉多的是,可我的眼睛只有一对。他说:哟嗬,你就这么听话了,那我也只好挖你眼了。接着他就把钳子和尖刀朝我眼角边逼过来。我在病椅上大喊大叫:我不听话,我不听话。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主要只能怪我妈。他不该轻易就把我交给一个陌生人。我喊了几声就不喊了,因为一阵揪心的疼痛制服了我。疼痛过后就是一阵黑暗。白大褂把我的眼珠子掏出来研究去了。临走时在我眼眶里安了两颗透明的玻璃球体,又将它与视神经对接起来。从此以后,也没见他还给我。所以,假设我能活60岁,我生命里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用玻璃球体来视觉。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所以不得不说。

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晚上,我发现已经是素食主义者的我爸又在吃人肉。我也把它纳入我的大事纪念册中。那时万家灯火刚刚熄灭,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回想我生日的盛况。蛋糕吃了,蜡烛吹了,宴会开了,客人来了又走了。整个过程气氛很浓,但就是不知关我什么事。他们热闹他们的,我一个人则躲进了洗手间尿尿,后来又躺进浴缸吹泡沫。直至万籁俱寂,人走楼空,我妈才跑上来对我说声:生日快乐!没事早点睡。我想着想着就入睡了。这是我的一大毛病,一开动脑筋想问题,我就要睡觉。什么都不想时却怎么也睡不着。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吵醒。我从床上爬起来,循声走去,发现这声音是从餐室而来。我就以为是大老鼠在偷食。本来老鼠在我家里偷食已不成稀奇,没什么好小题大做的。可今天晚上有所不同,因为我想找点乐趣,而打老鼠正好可以满足我的胃口。我举着一把鼠拍,谨慎地向那个声音的源点移去,猛然发现那里有一个庞大的黑影在啃着骨头。我仔细辨认才发现这是我爸。我心里也就有些失望――打老鼠找乐趣的心愿扑空了。他满嘴油腻来不及拂拭,手上还拿着未吃完的五根指头,面部表情有些尴尬,胸前配带着的十字架还在打着晃。我好奇地问:老爸你不是素食主义者了么?什么时候又变成肉食主义者了?也不告诉我一声。他说:老爸我是吃上瘾没得救了,你还年轻,不要学。我说:那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妈去。他说:别去,谁也别说。要不然就别怪老爸我无情。后来很多天里我都没睡好觉。这就是我二十一岁生日时的情景。

还有一件事我没说,现在就来说。我不知道这应不应该叫做大事,反正它在我心里纠缠了很久,不说出来心里有些难受。但说出来了也未必好过。事情发生在我二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我刚出校门,一个手托小化妆镜的女人就堵住了我。她说:我已经老了,可我始终认识你。我乍一听这句话有点耳熟,仔细想来才知道是剽窃了《情人》的开场白。我惊讶:又碰了到一个剽窃高手。她说:你就是那个死去了的诗人的表弟。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跟他睡过几夜还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的身份。原来她就是那位我表哥曾经钟爱过的妓女姐姐。我看她确实苍老了不少,嘴唇发紫,眼角鱼尾纹累积成堆,幸亏填充了不少脂粉,这样才不易看出来。最明显的是胸部像被压路机碾过,已经耷拉成平坦的趋势。穷本溯源地来讲,这除了是岁月的促成外,更主要的还是无数双男人的手捉摸后的成果。我说:妓女姐姐,找我何干啦?她说:我不和你干,我只跟你表哥干。这段对话发生在校门口不太合适,但这我也没办法,都是沟通受阻理解偏差而导致的灾难。为了便于理解沟通:我只好放慢了节奏重复一遍:找-我-干-什-么?我的意思是让她滚开,我并不认识她,更无感情可言。这种状况下说什么都是浪费时间――我对时间概念很敏感。她说:我也知道你跟你那死表哥关系非同寻常,在很大程度上你叫我一声“表嫂”也不为过。

我说:这不太好吧,你毕竟只是个妓女。妓女又怎么了?你们男人对妓女总有偏见,可找我们的时候还是那么勤快。最明显的就是叔本华,白天写文章大肆地批驳女人,晚上则又偷偷溜进女人的被窝。我告诉你,没有妓女,就没有柳永;没有妓女,也就没有梵高;没有妓女,奈保尔也就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事实证明,很多名人都与我们妓女脱不了干系;很多诗作都是从咱们妓女身上找的灵感哩。请你不要庸俗地将妓女理解为只是提供性服务的机器,还应看到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何况现在不是想当妓女就能当的,除了对外貌有严格要求外,还起码要有个研究生学历,要不然,办不到营业执照。有时不得以还得拉关系走后门。我问:那你是什么水平?我啊?不瞒你说,我这形象已经称得上是人老珠黄,不堪观摩,但我有个博士文凭护身,大概这一点就是对我形象上的一种补偿吧!我说:既然有这么高的学历了,也不至于操这一行?你以为学历高就能登庙堂之高?真是十足的傻子,现在随便撒泡尿都能淹到博士生,其他行业挤不进,所以退而求其次啦!我也并不觉有什么不妥。相反,我还爱上了这一行。这也充分证明了我是个极有职业道德的人,不像现在的某些人不务正业。同时,我还可以结识一些名流,有留长发的――那是艺术家;有没什么本事的――那是文人政客,等等。你表哥只是其中之一。但我是真心对他的,因为我觉得他与众不同,很有内涵。我还打算利用业余时间为他写一本《情人》,绝对要赛过杜拉斯。我问:那你找我又做什么呢?当然不是做爱喽!她放浪一笑,露出一排镶金的牙齿。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表哥还有一些嫖资未结,我想你和他关系好,你能否帮他付了?

我说:呸!既然你是真心对他,收不收嫖资又有何关系?她说:我也是这么想,只不过最近我的生活已经走入了低谷。由于我形象不堪,好久都没顾客光顾我了,我把文凭挂在胸口也无济于事。可我还得生存啦,我现在连化妆品都买不起,靠到小面粉店偷点面粉来擦脸,卫生巾也是靠……没等她说完,我赶忙掏出钱包,连声说:拿去,拿去……然后,她就拿着钱包灰溜溜地走掉了。

以上事实又可以简述如下:在二十二世纪的某一年,可看到有一些手托小化妆镜的披发女人徘徊在我们校门口。她们走来走去,好像是在盯着镜中自己的形象,其实眼睛在极不规矩地睃视进进出出的学生,看看有谁适合做自己的怀中之物。她们身上有着十分刺激的香水味,还拥有十分性感的嗓音。这种嗓音不仅动听,还十分增进性欲。这一点可以从门卫小刘身上反映出来。我常常看到他伸出脑袋望着门外满脸通红还不停地咽口水。在二十二世纪的某年某月某日,其中一个身穿白色风衣、手持博士文凭的女人跟我讨要嫖资,嫖资是我表哥欠下的,不是我欠的。她就跟我套近乎,要我叫她表嫂。她还向我表明了她的人生观。我只听了一半,然后就给了她钱包。钱包当然不是空的,付嫖资绰绰有余。我也没有要她找零,这并不就意味着我想用另外的方式变相地要回来。我因为愚蠢而纯洁,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应该要为我升华了的表哥做点什么,虽然他对我没什么恩情。而且,活着且处在优裕的环境下,人总该要表达一种感激。而这种感激一旦居高临下,就变成了同情。我不知我送出去的那个钱包叫不叫同情。反正那时我还有一种愤怒闷在心里。我不知该居高临下还是高山仰止。反正那个白衣飘飘的影子以后再也不同有在校门口出现。这都在我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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