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那天，好老师一身漆黑，从裙子底下露出的双腿却白净而修长，足够引起人的不良联想。但是，她的表情十分冷酷，几乎让人无法靠近。她气势汹汹地带领她的部下搜查了整个屋子，连卫生间都没放过。最后终于搜出了一些我爷爷的遗作。好老师这时说话的底气更足了：你还说家里没书，这是什么？她指着搜出来的书说道。爸爸说：这可不是我外甥的。这是我们家老爷子的遗物，正准备要毁掉，可是又怕人说我是不肖子孙。所以还保存在那里供如厕之用。好老师摆了摆她的裙子，吆喝道：同志们，把这些证据拿走，把这个家伙带走。我听到这话，一时情急，从门缝里挤出来大声疾呼：好老师，手下留情啊！她转过身来，发现我满脸焦灼，可并不见她因此而宽容。她说：喔，大傻头，你也想跟着来吗？好兄弟们，把这个家伙也带上吧。于是我和老爸就带上了镣铐，走进了他们的车子。我妈妈一直躺在被窝静静地抹泪。
我和老爸被好老师带到审讯部门。然后她就交差了。我一直在纳闷，好老师能有权力逮捕我们吗？她明明是一教师嘛！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警局的头头和她有说不清的关系。有时头头会到学校去上课，有时好老师就到警局来办公，相互交流得很不平常。有的说好老师是头头的大姨妈，但从年龄上来看又说不过去。有的认为她是头头的老婆，但这样说头头家里的老婆绝对跟你翻脸。有的则干脆认为她是头头的二奶，但这样认为又很不礼貌。不知好老师愿不愿意。反正，大家都是这样来认为了。否则，她在警局里频入繁出例行执法的行为就不好解释了。
我和老爸被装进铁笼子。然后又被放到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内灯光十分暗淡，几乎无法充满这巨大的空间。三步之外也无法认出对方的鼻子眼睛。有三四个卫兵穿着白色的职业装守着，让我们无法逃脱。我和老爸不知为何会进了这铁笼子，后来有个卫兵告诉我，是因为我们不老实。我和老爸大呼冤枉。我们老实得很呢。我们从来没有口是心非的习惯。
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理我们。上头说是让我们清醒一下头脑，仔细回忆我表哥的遗作究竟所藏何处。我与我爸吃住得很一般。从大的环境说，我们俩以及那些士兵都住在昏暗的地下室。从小的方面讲，我们就惨点，吃住都在那铁笼子里。所有的日常需要都从笼子外进，又从笼子里出。生活空间的狭窄可想而知。所有的精神活动，起先是老爸讲故事给我听，几个故事翻来覆去地讲熟了，我又反过来讲给他听。最后两个人都像在呓语，不知讲什么了。只好靠着铁青的栅栏侧耳倾听从暗处潺潺流出的水声。原来这个地下室就是开发出来的一个山洞。我看到我爸满脸汗垢，双眼憔悴得不知眨动，我又从他那灰暗的眸子中看到自己模糊的影子。完完全全，我和我爸就是两头等待科学试验的猩猩。
日子仿佛开始凝滞在那黝黑的笼子里。恐惧不再那样单纯地袭来，所有的冷却，已经将全身铺满了麻木。眼神或许还偶尔流动，但流动的决不是昔日的记忆，而是对命运的彷徨，反抗生活的一点灰色光斑。耳边几乎没有什么铿锵的声响，我只仿佛听到远处母亲的号啕。她或许在失望中寻找，或许在寻找中失望。命运就这样抛却了她一人的力量。然而，我又有点反醒了：这是命运吗？命运是这样安排的吗？命运不是左右在自己手中吗？命运算个什么东西？
“叮叮当当”。有一种声音在我耳边隐约响起来，似乎是金属器械敲击出来的清脆声响。然而我又怀疑，带着丝丝惊悚。从黑暗深处的门外，进来了一个人，高个子，满脸络腮胡，一双军鞋钉了厚厚的鞋掌，试想：谁要是被这双鞋踢上一脚，那弄个残废是明摆着的。我瞅着他慢慢地靠近铁笼，犹如眼巴巴地看着恐怖的影子将我淹没。我摇醒闭目休养的老爸，他睁开朦胧而浮肿的眼睛，阴风凉馊馊地从背后穿进颈项，所有的疲惫都被这风拂去一半。
“想好了没有？”大皮鞋像一根粗大的电线杆，胁迫的口气已从牙缝里挤出来。“根本就是瞎搞嘛！我根本就不知什么诗。”老爸面对着硬邦邦挺在面前的黑影遑着胆子由衷地发了一句牢骚。
“看来，不动点真格，你是不会说实话了。”大皮鞋十分不友好，在我们面前像一具僵尸露出阴森的獠牙。说完之后，随即就叫人把我们从铁笼中提出来，用钢制挂钩将我们俩倒挂在冰凉的墙壁上。然后命令其他人在十米外朝我们砸酒瓶子，砸中有奖。我和老爸知道，这意思就是说，我们非知道不可了。面对着即将来临的危险，我悄悄地跟老爸商量：老爸，我看咱们就知道吧？他说，臭小子，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说知道？再给我坚持一会儿。我就闭上了嘴巴。他们见我们还是一言不发，就真的扔了过来。一时间，酒瓶子像横着下的一场雨，不断地打在我们的腿上、膝上、胯上、腰上、胸背上、头上，酒瓶子每到一处，都留下一处紫色的印记。由于血液倒流，我们的脸被憋得通红不说，愣活生生地接受了一场酒瓶子的洗礼。我们虽然伤痕累累头破血流，可依然是紧锁双唇。我不知这样为什么，值不值得这样去忍受。身上虽然已经背负了深重的伤害，但心里还有了一种反抗得逞的成就感。后来，大皮鞋见这种刑罚不太奏效，又把我们拖到一处内洞的深潭，想用水淹的方法。当他问：知道不知道？我们就说：不知道。然后他就命令两个人把我们的头硬塞进水里。等到无法在水中坚持时，我们又摇摇手腕，意思是表示知道。他们才肯把我们的头提出水面。我们这才好好呼吸一口气。然而当他问道：那你说说藏在哪里了？这时我们又说：不知道啊。他又把我们的头往水里塞。如此反复周旋。最后他终于发怒，决心用最为残忍的招数，想在我们的生殖器上发挥其在虐待方面的才能。当时我看到他发怒的眼神盯住老爸的胯间不动时，我心里就开始发毛了。推测出其肯定是想作胯下文章了。我想，这回不承认不行了。我觉得，应该先下手为强。
于是，在他的计划还只是在脑中萌芽时，我就提出表示招供。我说：这回我真知道了，真知道了。他说：小子，别耍花招。我说：不耍了不耍了，我是真知道。他说：那你就说，你表哥的不良诗作现在藏在哪里了？我装出老老实实的样子，说：就藏在膜女那里。你去问她好了。我就此把黑锅推到了膜女身上，自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可他却不见有好的脸色：什么膜女，别瞎扯淡。我说：你不认识？我可以带你去找她。他说好。我提出了条件：那你先把我们都放了再说。他说：你先把所谓的膜女找到了再说。
我被蒙了眼睛，天旋地转般地不知从哪里转到哪里。空间的概念只在想象中存在和延伸。我被放出来时，天空已经是开朗的了。所有的光线，直扑向我的怀里。似乎要穿透我仅有的内脏，照明我所有的神经。当我回首转眼，想追寻来时的路时，眼睛里闪烁的却是无知。是他们把那块布遮住我了的视线，截断了我对灰色路程的记忆。现在，一切已经敞开，而那块布却还耷拉在胸前，随着轻风的节奏缓缓跳跃着。
十
当我再次回到生活的现实，从那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的黑色地下室里回来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了丝丝的变化。我光着脚丫（一双皮鞋已经被他们借去，显然是永久性的借出）走在大街上，脸上的皮肤因为长久未能见日而变得苍白无力。还有被酒瓶子砸出来的密密麻麻的印记，现在已经结结实实地长在脸上，像是一处壮观的胎记。太平镇的人们看到我这副鬼样，有的避之不及，我主动凑上去，张开双臂想跟他们很友好的来一个自我介绍，可他们还不等我开口，就“鬼啊鬼”的“妈啊妈”的散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落落寡欢。我来做什么呢？想来想去，感觉自己的出现是个极大的错误，给他们造成如此大的恐惧。有的则投来好奇者才具有的目光。从我身边经过时还“啧啧”称奇，认为我是天外怪客。具后来人回忆，他们都是对我脸上的这些印记感到好奇。有的还悄悄地带来了放大镜在我面前比划。有的说，像是难解的西夏文，有的说，绝对是楔形文字。可不知为什么会刻在我脸上。其实这些人都是些文盲，瞎起哄，完全在那里附庸风雅。后来还是膜女显示出其在辨认方面的能力。我找到她的时候，她就对我脸上的这些印记很不满意，因为她告诉我，我脸上那些印记拼出来起来很不文雅（假设文雅存在的话）。后来我引镜自照，才发现原来脸上的印记横着来看，已经不自觉地发展成了这样的符号：bW-IU-× 。我当时看到这一幕时还是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可是她说：你把它们倒过来看看！我换了一种思维，凭着仅存的一点汉语拼音技巧，才猛然醒悟，原来我脸上的伤疤暗示了一种劳动人民发表不满的惯用口语。嘿嘿，我当时笑呵呵，觉得天下竟有如此怪事，大概也是出于我内心的愤怒才促成此杰作吧。把愤怒写在脸上而别人不能轻易看出来，这本身就是很有创意的事情，我觉得的吉尼斯记录里应该缺少这一条。
我来找膜女其实没安什么好心。可是我没有在脸上写出来，她就没有能及时识辨出来。当时我在护城河边找到她时，她在河边的一棵柳树下做着健美操，把她那美好的身材无私地展露在夕阳的微风里。几绺凌乱的发丝还在脸上飘动，像是要把那一粒粒小巧的雀斑串起来。很久没见到她，看起来她瘦了不少，仿佛一根被泡软了的方便面，一阵风就能吹到树枝上倒挂着飘垂。我凑上去给她打声招呼，可是她也是吓了一跳，根本无法一眼就认出我这个同窗好友。因为我在她的印象中不应该是伤痕累累的。经过我一番举例子、列数字、引用名言、打比方等一系列说明方法后，终于激发起了她对我的一点记忆。我举的例子是我和她逃课事，列的数字是二十岁、59.9分，引用的名言是马老师的那句“嗯，那后面两位同学比较认真！”，打的比方是：我们好像都吃过人肉。虽然这个比方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我的目的不是在于打出如何高水平的比方，而是在于能让她记起我来，好开展我接下来的工作。
“哦，原来是你哟，记起来了，记起来了。”膜女似乎暂时把脑膜炎搁置在脑外，答应记起我来了。我说：是我，是我，还没把我忘干净吧？她说：哪会呢，你不见了的日子里我还曾思念过你呢！说完她脸上还不自觉地露出一点笑容，极像怀春少女遇到了刺激物。可是这句话又极不可信，道理是如此简单：如果真正把我装在心里来思念，怎么会要我如此费力地解释引导说明才能唤醒对我的记忆呢？如果说真有过思念，也只不过是把我放在眼皮里来思念，或者是有一小段时间放在心里却又被别的什么东西给挤出来且挤得无影无踪了，到今日需我费如此口舌才能把有关我的记忆招唤回来。她又说：你都到哪里去了？啊？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日子我是多么的寂聊，多么失落，多么空虚！哈哈，好家伙，说大话说上瘾了，一发不可收拾啦？当时我心里一直就这样咯咯地笑着。可是我是这样说的：没有，去度假了。其实我也很想你的，今天我就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千里迢迢万里救火似的紧急赶来见你的啊。她一笑，说道：说大假话。我说：没有，我不会学你的。她说：你就这副潦倒样儿来见我？赤着脚？褴褛着衣衫？我说：我不是说了嘛，我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千里迢迢赶来见你的吗？这正好应证了这一点。她把嘴一扭，眼睛里再也看不到光泽。我说：怎么了？不要太激动，这没什么，这是我情不自禁才这样做的。她说：那你倒说说，你从一个什么遥远的地方赶来的呀？我说：遥远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了。我的记忆早已失踪了。可唯独对你的记忆失踪不了。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费了很大勇气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能说出如此天衣无缝的话来，似乎是有神仙相助，说这话时一点都不含糊，完全是一个成熟男子的口吻。难道我已经脱胎换骨了？我说不清楚。
小膜女脸上突然呈现出一种诡秘的笑容，她说：好小子，说得这么好听，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啊？我说：没什么，纯粹是想和你叙叙旧，你想到哪儿去了！她说：那叙旧也不能这副鬼样子叙吧？走走，要叙咱们就换个地方吧。我卷起裤角，挽起衣袖，说了声：好好。
坚硬的路面承托出一片水色。温柔的雨丝洗尽夕阳的妩媚，飘洒着亲吻每一处大地的肌肤。阳光以落山前的余力，映衬出地面的潮湿，让那每一面平静的水里，藏下我和膜女浑浊的影子，同时又以温和的蒸发祭奠天空的眼泪。我似乎走在了回家的路上，面前那条潮湿而温暖的小路就好像一直延伸到我记忆中的家园――那幢巍然屹立于绿林中的别墅。那里曾有我母亲丢下的泪。然而，我又记起，我不是在回家，我的家已经被封闭，大门上已经被打上了封条，家里的一切人员都已经四散失踪。我现在是走在去膜女家的路上。一切都随着她而去。然而我也并没有忘记此次的任务，那就是要把膜女交给有关部门，好换回我爸。把所有的麻烦都推给她，照道理说，她也不怕这种麻烦。可是，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但怎么上交呢？
然而当我来到膜女的家时，一切乐观都变得灰暗起来。我一直跟着膜女走，有时还下意识的牵牵她的手，她却说：先不要碰我。我觉得一男一女这样分开着走路很不浪漫，不合时宜。但是没有办法。所有的浪漫和合宜总不能一个人完成。就这样，一直从水泥路走到土泥巴路，从高楼大厦走到莽林丛生，从步伐矫健到双腿发麻，感觉离太平镇越来越远时，我才问道：怎么还没到你家呢？她说，快了，快了。我说，要不，咱乘坐交通工具吧？她说，没必要，乘坐交通工具显得很不浪漫。我说：现在也浪漫不了多少。她呵呵一笑，说：浪漫的事就是这样，有持久的耐力，有翻新的花样，也有个别难忍的摧残。我就只好不说话了，依旧走在她的背后，看着她优美的身材在空气中飘动。
好不容易来到她的住所，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似乎所有的黑色都集中在我和她的身上，像一块块裹尸布，将我和她团团围住，呼吸都因此变得急促。全身的汗水已经在帮我洗去多日来累积的尘垢。
微风轻轻拂来，我感受到黑色的空气已经嵌进我脸上的每一道疤痕。像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推向膜女的身边，要与她共处一室。我根本不愿发生点什么，但我想，恐怕她不愿意。在这城郊，，一处绿林丛中有广大的浮叶在黑暗中跳舞。它们的生命在向我展示着一种不屈的反抗。反抗黑夜带给它们的压抑，反抗颜色对视觉的欺骗。永久性的招展，已经听不出是风在推动着树枝的摇撼，还是树枝在摇撼中搅动着风的节奏。
就在那处让人能在黑夜中感觉得出的青翠里，膜女带我走向了她的别墅。她轻轻地向前一指：四周嵌在树皮里的灯光就渐次亮起来，随即从树皮里散发出一种优美的风铃脆响。淡淡的，不知从何处漫出一缕清香，像夜间的幽灵一般在鼻尖跳跃，引诱着嗅觉的捕捉。不一会儿，又浸在周身静静流淌，使人进入了一种温香软玉般的世界。柔和的光线朦胧出一条甬道，一直通向模糊的前方。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不远处，一道红色地毯像平躺的长舌，迎接着主人的回归。
膜女的住处不仔细看，是一种让人眩目的奢侈，定睛仔细看时，才发觉屋上原有的星星点点的光辉，却是无数荧火虫簇拥环照的结果。屋上的瓦片有很多缺口，似乎无法再经受暴雨的冲洗，那么疲软地被照耀在弱小的光线里。推门而进，那扇竹叶编织的轻门，就无端倒下，“扑哧”一声腾起地面久静的灰尘。整个屋子就显得更加朦胧而不可信了。我问：膜女，这是你的屋子吗？她说：本来不是，但现在是了。我很不好理解。围绕着里屋转悠起来，可由于黑暗的阻挡，无法认清里面的布局。膜女说：不要乱转，太黑了别碰伤了。我说：灯在哪儿？把灯打开吧。她说：没灯，只能靠日光。这时外面树皮里的路灯已极尽其能，以强弩之末之势洒进来，这才让人获得一点辨认的可能。我说：你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还说是别墅，怎么连灯都没有？她说：呵，这可是一种时髦，你还不知道吧？我说：不可能，谁还以住在黑暗里为时髦啊？她说：你我都是这种人喽。不管怎么说，现在就只能这么着。我没办法，只期待着明日光明早点到来，好让我认清这里本来的面目。可就是因为这种期盼显得过于急切，黑夜的日子就显得特别漫长而不可等待。我已觉得浑身不适。我刚刚从一个黑色的地下室出来，却又来到这样一种黑色里，真是无法忍受。可我还是得忍受时间在我身上的折磨。
晚上的交谈略具人情味。我问：膜女，你怎么一个？你家人呢？你爷爷呢？她回答很干脆：都睡着了。不用管他们，他们一睡觉，就像一摊烂泥，什么声响也弄不醒。
第二天阳光醒来，一切都大白于蓝天白云之下。原来这个地方是一处山腰。山顶上一毛不拔，山腰以下却郁郁葱葱，极像一个秃头。我自认平生见过无数秃头，但都不及这个磅礴。膜女所谓的别墅就建筑在这半山腰的一个斜坡上。但其实严格说来，绝对称不上是别墅，因为它是如此的破烂不堪，就是由几根水泥柱子支撑起来的。有的墙壁已经剥落，有的则干脆倒塌了，留着很大的缺口好让阳光斜射进来，赶走室内的黑暗。说起来，这还有点像古希腊的卫城，但绝没有卫城那样壮观与庄严。借着阳光的指引，我早起在室内转起圈来，这才明白原来这里是一座破落的古庙，内堂有好几尊菩萨，估计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缘故，已经没有人来参拜了，就此断了香火。而它们那镀金的身体已经变得斑斑驳驳，基本上毫无光泽，灰头土脸了。有的菩萨身上还结满了密密的蜘蛛网。
膜女起身，站在门外，对着外面的树林大大的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然后转向我，说：怎么样？昨晚睡得好吧？我抖了抖身上的灰尘，勉强说道：还行。只可惜孤男寡女的没有发生点什么。她笑道：你就只想着动歪脑筋。这几天来了，不能发生点什么。我说：哦，原来如此。这样也行。她说：你觉得这里环境怎么样？我说：还行。她又问：感受应该挺深吧？我说：还行。总之，面对她的一切询问我尽量都用这两个字眼来回答。因为男人在女人面前尽量要避免使用诸如“不行”、“不能”等带有否定意义的词句，以免造成对方不应该的误解。她听到我这极简单的回答，似乎变得很不满意：什么“还行还行”的，你就不能说点别的？
那天，我确实想说点别的，譬如：“你能跟我走一趟去换回我老爸吗？”“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我老妈？”“你能不能告诉我表哥的反动诗在哪儿了？”等等。但都太过严肃而压在喉咙里放不出来。总觉得没有这两个字眼来得流畅。同时也是不自觉地想通过这两个字眼向她暗示来自身体的某种原始机能尚存。毕竟二十二岁是属于我的一个硬邦邦、热烘烘的年纪，浮云遮不住我抬头看天的眼睛，距离也不能稀释我伸手摘星的冲动。
后来，一束鲜艳的阳光刚好射进我灰色的瞳孔，像是突然遇冷的阴囊紧张得缩成一点。阳光是能给人灵感的东西。此刻，它就让我感应到我表哥被阳光照耀的那一刻想到了砸窗出逃的事实。而这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就好比他已经升华的躯壳，一起在遗忘的天空里消散。我受到的启发并不只这些，还有对现实的疑惑，于是就问膜女：小膜，你家里人呢？她冷面一笑，说：你这么想见我的家人？我说：还行。她问：他们对你的吸引比我还大吗？我老老实实地说：你之所以有吸引力，还不是他们传染给你的！她说：好家伙，原来你爱我是假，打我家人的主意才是真。我说：没那么严重。再说，我有发表过表示爱你的言论吗？她说：你刚才还说过想跟我发生点什么呢。我继续辩解：想发生点什么就表示爱？爱就是为了想发生点什么？那对不起，我爱的人就太多了，你倒还排在其次。你这档次也太低了。她好像有点气了：好啊，你这个傻头，前面说什么想我啊什么的，都是大假话。你这个骗子。如果说我档次低，那就不要再跟我说话，你现在就可以给我滚。我又转过脸来，想到毕竟还有事得求她，就不说实话了。毕竟实话给人造成的伤害很大。转而温和地说了句真实的假话：生气了？刚才开玩笑呢，其实我是爱屋及乌啦！我是因为你才想知道你家人的。来，笑一笑，不要再气了，气多了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噢！我于是变得像个保姆，在哄一个不肯吃奶的婴儿。
听到我亲切而自然的道歉，她果真有点起色。于是，我又真的相信她是得过脑膜炎的傻丫头。只有这类人才把好听当作真话，把真话当作诋毁。我又为自己的智力沾沾自喜起来。
她牵着我那只蒲扇似的大手，把我带到左侧的一间内室，里面封闭得很严实，苍蝇蚊子如果不动点脑筋恐怕是进不去的。她朝着房门轻轻拍了三下掌，门就自动开了。相对于外屋的那扇门来说，这扇门就显得特别现代化。大概这个房间是唯一的一间完整的房间。进了房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阴冷森然的气息，我全身的汗毛都开始警觉得竖了起来。
膜女说：诺，你看，我的家人都在这儿躺着哩。我看到沿着墙脚整齐地摆放着一件件玻璃器皿，膜女的家人就安静地躺在里面被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字排开，依次是她爸、她妈、爷爷。我在她爷爷面前驻足看了一眼，发现她爷爷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秃顶。脸上的皱纹在溶液的浸泡下像发涨了的大肠。嘴唇上的一层皮已经泛白，再过不久大概要与福尔马林溶为一体。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腐败倾向，或许是因为保存工作做得不够周密。我全然不知泡在里面的感觉好不好。只是感觉他们活脱脱像一具具真实的标本，供人们观察研究。又感觉像是尚且孕育在子宫内的死胎。只不过子宫不可能这么方方正正。但是人从子宫里出来生活，又回到子宫里死去，这倒是一种不错的生命历程。我都有一种想设身处地试试的冲动。但是后来又消失了。因为我意识到：我还是像表哥一样升华才好。可从他们凝固在面部的表情来看，像是在向后人传达着一种幸福。尤其是她爷爷，稀松的几颗黑斑牙露在外面，嘴角眼角都向上扬着，似乎很得意。手中还捧着一叠当年的委任状、荣誉证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等，一齐都泡在溶液里等待发酵。可独独没有身份证。对于这一点，膜女的解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般来说，只有身份证的那些都是没身份的人；而有身份的人，则不希罕什么身份证。我爷爷当然就是属于后一种。所以身份证早就被他弄丢了。我这才明白缘故。但如果有身份的人都得在福尔马林里泡澡，我觉得我舅舅就不该成为漏网之鱼，他也该安闲地躺在这里面，让这液体不断地往皮肤里渗透。而事实上他却是谜一般地不见了，尝不到福尔马林的味道。这不能不说是人死一大憾事。
我对膜女的家人表示了简短的哀悼，还深鞠了三躬。转而对膜女说：你家人怎么都死了？她表情庄重，告诉我说：其实我爷爷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妈在生下我的第二天就死了。我是靠吃牛奶长大的孩子。我爸也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死掉了。是我爷爷把我拉扯这么大的。只可惜我爷爷在去年也撑不住了。我想，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吧。我说：不要说得这么恐怖。究竟什么病？她说：反正就是绝症。要不然，就凭我爷爷当时的身份，没有什么治不好的。可现在，他也是无能为力地躺在这里面了。我说：也不至于躺在这破庙里吧？再怎么说你爷爷也不是一般的角色。她强忍住委屈的神色，说：有什么办法？我爷爷刚一闭眼，什么部门都找我家来算账。有的说我爷爷欠他人情还没还，有的说我爷爷曾收了他们的佣金可还没替他们把事办好。有的说曾经被我爷爷陷害过，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最后莫名其妙地将我家的房子都收押去了。据知情人士透露，都是些我爷爷当年的死对头联合起来暗地指使操纵的。我惊奇地问道：怎么，你爷爷也有死对头？她说：谁说没有？越是像他这样有身份的人，死对头就越多。要知道，我爷爷之所以能像样今天这样有身份，那是不知踩过多少人肩膀才爬上来的。被踩的人当然心里不服气啦。我说：那我想，你爷爷也算不得是个什么好东西。她并没有强力地反驳什么，只是一味地从眼角边挤出几点晶莹的泪花，象征着失去亲人的痛楚。这时，我又感觉她没有得过脑膜炎似的，因为她还知道什么时候该流泪。但如果说是因为她得过脑膜炎才知道流泪的话，那我就是切切实实的不正常了。因为我对我妈的失踪还未表示出一点着急。而且，我也未曾对膜女的这几滴泪水作出任何回应。在情感上，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
十一
有一天，老天爷似乎是感冒着凉了，打了个喷嚏之后就开始流出哗哗的口水。我和膜女就站在屋檐底下，欣赏着老天爷的口水从参差不齐的屋檐上齐刷刷地下流成一条线，反而觉得那是挂在面前的一道门帘。但我们各自在打什么主意，谁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当时在思考关于“绝症”的问题。我想：绝症倒底是什么病呢？在当今时代里，有什么病能有资格称得上是绝症呢？我想来想去，终于豁然开朗，得出了答案。那就是恨滋病。除了这个，没有哪种病症敢妄称绝症。可这种病是具有传染性质的。想到这一点，我就有点紧张兮兮的了。我想：我得对膜女防着点儿。说不定这是他们的家族病。我曾在《百年孤独》里读到有一个村子里的人在同一时间都犯上同一种遗忘病，曾经如数家珍的什么桌子板凳牛马猪羊都叫不出名字来了。后来有个别清醒的人就在这些东西上贴上标签，让人一目了然，不用费任何记忆。这就叫群体的失忆。我现在虽然还谈不上失忆，但对于膜女的这种家族病，不可能岿然不动，视而不见。一旦传染给我，我也就得泡福尔马林澡了。可这我是极不愿意的。即便是死，我也应该有我的一套死法，用不着去借鉴别人的那一套。人生着的时候就存在太多的模仿，没有什么特色，死的时候也该想想创造的问题了。
我当时还在想：我如何解救我的家人呢?所有的苦难都来自我表哥，再具体点就是他的反动诗。我知道，如果我们和他没有一点亲威关系，或许就不会招致今天的麻烦。但我又想，如果和他没有一点关系，那曾经也不可能有那样优裕的生活。要知道我爸爸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蚁民。或许连蚂蚁也比不上，蚂蚁还知道快下雨时要往高处搬家呢。但不管怎么说，我此次从黑暗的地下室出来的目的就是想法子救他出来。虽然事先想好把这个沉重的包袱抛给我身边的这个膜女。但现在的情况看来，我又有点不忍。即便是我忍得下心，但也找不到联络的人。只好先让我爸在地下室里忍一忍了。
有一天，我和膜女走在大街上。我正在思量着怎么样选择我的行为方式，甚至想怎么样才能碰到我妈。正当百思不得其解时，路旁的过往人群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很多人，都穿着白色的大衣，头戴一顶精制的斗笠，来来回回不断地在我身边围绕。我总感觉得出，这将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有什么阴谋将要发生。突然，趁我和膜女有一段距离时，一个戴着斗笠的家伙附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了句：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莫名其妙，问：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啊。他悄声说道：我就是联络员，你可别忘了，你爸还在我们手上哩。我这才恍然大悟。我说：很好，我的事情马上就要办成功了。你们只管等着吧。他说：上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要我们下来催催，赶快把那个什么膜女交上去。我不耐烦地说：是的啦，我自有分寸。到时候我会联系你的。他说：算了，还是我们联系你吧，你是找不到我们的行踪的。我说：那也好。不过我有急事想联系你们怎么办呢？他说：也不难办，只要你大叫三声，我们就会出现在你身边。我说：那就这么办。你们先走吧。他说：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然后就转身离去，末了还狠狠地补充一句：你得抓紧点时间！随后，那群白色大衣就融化在茫茫人海中不见了。
此后，我总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不太自然，总觉得有无数双眼睛在暗角里监视着我。所以，我的一切行动都变得神神秘秘，连小解时都不太放心，硬是先把卫生间里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其他异常的人或电子眼，一旦发现没有什么异常，才安心地方便。
都说我这个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往往把话说得很绝，可真正做起事来，却犹犹豫豫，左掂右量，十天半月也下不了决心。就像面对膜女这事，我就不知道是将她往上面送，还是往自己怀里揣。不管哪一种选择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所以，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煎熬着。再加上总感觉有看不见的眼睛在时刻注视着我，弄得我神经兮兮。我此后改穿一件超大的风衣。这是我要求膜女用窗帘布给我改制的。我穿上它，极像电影里的蝙蝠侠。可是就是缺少蝙蝠侠的那种威风。我穿上它可瑟索得很。和膜女出行时，我就把她揽在胳肢窝下（注：她比我矮一个头），然后用这件风衣一裹。远远看去，就像折迭的水果刀合二为一了。这都是因为我不想让那些白色大衣发现我和女人在一起不办正事（注：他们不知道这就是膜女）。但是从后面仔细看去，也有些漏洞：从那不长不短刚刚落地的风衣里面，可以明显地发现有四只脚在走动。虽然我尽量要求膜女的脚步和我保持一致，但也未能弥补不足，还是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有两只左脚和两只右脚在一前一后地交替摆动。我就埋怨起膜女来：怎么不把这风衣再弄长点？她说：没布料了啊，怎么能怪我呢。我说：就是不穿内衣，也得要把这风衣加长些。膜女或许是因为孤单无助而变得特别温顺，我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好像把我当作了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后来，她还真的把她所有的胸罩内衣清理出来，拣颜色一致的合在起给我加补在风衣上。这样，我的那件风衣又变得老长，像条鳄鱼尾巴。从穿上出门到回破庙脱下，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所到之处拖扫得干干净净。因此一些环卫工人就特别喜欢我穿上这件行头。因为无意间也给他们也减轻了一点工作负担。
我犹犹豫豫的日子一久，我和膜女相处的日子也就越久。有时，我觉得我们就像俩口子相依为命。膜女也变得十分小鸟依人，还十分勤快，有时还给我提出一点生活上的建议，俨然想营造出一种你耕田来我织布的氛围来。可是，他不知我心里没有她那么平静如水。我心里五味杂陈，缭乱不堪。我原来以为，可以通过她，再引他爷爷出面把我爸从地下室里解救出来。可现在，她自己也成了一孤儿。我全身起了一层鸡皮。我不知以后的日子该怎样持续。这事儿应该总要解决掉的一天。况且，就这样和她生活下去，不是我生着的出路。有一本纯生物书上讲到：男人找女人只不过是想找个地方播种。如果我生着的出路就是找个地方播种，那也不该找到膜女身上。因为我怀疑她有那种家族病，我是不愿沾染的，更不愿我的后代沾染。所以，对以前我没有和她发生关系，我是抱乐观态度的。相信这种关系以后也不会发生——如果我以后还够理智的话。
有时，为了度日，我找不到什么解闷的话题，就随便谈谈家人的情况。我问：怎么没看到你奶奶呢？膜女坐在神龛上，轻抚着头发，把两条腿分开成一个“八”字，裙子底下那条仅存的内裤就显现出来。只不过我分不清那是什么颜色。当时看到这一幕，我心里是很冲动，可我终究没有冲动。这说明我还是理智而可信的。她笑笑说：不知道。我都没真正见过我奶奶的模样。我问：怎么回事呢？她说：我爷爷活着的那会儿，风流得很。身边的女人就像车间里流水线上产品，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现又不断消失。后来，闹腾得一屋子女人要争当我奶奶。可是，从年龄上来看，她们没一个配当我奶奶。所以量变引起质变，就是因为我奶奶太多了，才导致今天我没有奶奶。我又是一个恍然大悟。后来她感觉自己说得太多，就闭住滔滔不绝的嘴巴，转而问我的情况。我就老老实实地将我的家里情况以及我表哥家的情况也讲给她听。她听后还给我鼓了掌，说我讲的这个故事很好听，她很喜欢，就像喜欢我一样。这很显然，她不相信我的生活，更不可能相信我的遭遇。
后来，膜女靠在我的肩上跟我说，我和她相处的日子是她失去家人失去家园后过得最快乐的日子。我说：以前有没有快乐过呢？她说：有倒是有，只不过没有现在这样记忆深刻。那时的日子都忘掉了。我说：终有一天，你也会忘记现在的一切的。她说：不会的，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感觉，以前是一个人，多份孤独，而现在是两个人，一份孤独。我对现状很满意。我说：我可不满意喔！我现在是一个人，多份痛苦。她不解的问：怎么了？难道你现在不觉得很幸福吗？我又真切地感觉出她果真是得过脑膜炎。我说：我现在还不知我妈是死是活，也不知我爸在那地下室是活是死。我也不知自己怎么活下去。所以我还不够幸福。她淡淡地说：哦，这我可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我断断续续地说：其实……你……你可以帮上点忙的……只不过你……你可能……不会愿意。她说：怎么可能，只要我能帮得上，我决不会推辞。我说：那好，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她问：干什么嘛？我说：去了就知道。我当时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起身拉起膜女就要走。
那天我拍屁股的姿势是历来完成得最美的一次。想起以前我舅舅还没失踪的时候，我都还不知道怎么样拍。因为那时只要屁股上有点什么灰土之类的杂物，从来都是别人主动替我拍的。总有一些人喜欢给我拍屁股。所以自己拍起来一直都拍得很笨拙，根本就缺少这方面的训练。而当舅舅不见后，我就得自己慢慢学着给自己拍了。有时为了加大训练量，还替别人拍。每拍完一次，可以说都是一次进步。而和膜女在一起时拍的那次，可以说是我拍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因为这一拍，不知给我了多大的勇气和自信。
那天我拉着膜女的小手在风中一路小跑，未曾想到要跑到哪里去。开始还以为在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跑不多久，才发现自己脑袋里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的目标。我跟膜女说了，她气喘吁吁地说：不……不应该……这样盲动。我说：是啊，大概我所有的行为都有些盲动。她进一步鼓励我说：你再仔细想想，我们该去哪里？我这才想起联络员跟我说的话，我就对膜女说：你离我远点。她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我说：你只需站远点。她还要问：你要干什么呀你？我说：少罗嗦，你站远点就行了。
我觉得我自己的情操很卑鄙。因为我先做出点感情投资，然后再把膜女引向那坟墓一般的地下室，好达到我的目的。而她自己还特别情愿。可是我并不以为这种情操就会阻碍我成为英雄。如果我救出了我爸，那我不就是英雄了吗？何况，罗曼罗兰也曾鼓励过我：真正的英雄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这种情操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衬托英雄罢了。我觉得我傻傻的智商应该不会被任何一种情操所完全占据。
那天，我强烈要求膜女离我远点，然后按照联络员说的大叫了三声。这样，膜女的耳膜才不至于被我强烈的声波震伤。我义正词严地要她离我远点，完全是出于保护她的考虑。后来她才理解。我叫起来时声音特别大，而且听起来很恐怖，像猛虎，像雄狮，像鬼哭狼嗥。所以一般我不轻易大叫，连说话的声音都是用的低八度。我声嘶力竭的仰天大叫三声后，也没立即出现什么异样。只感觉天空的几朵云彩都好像被炸开了，自己的耳朵里也是在嗡嗡作响。而膜女像当年怕雷鸣的表哥，早就把耳朵给捂上，脖子缩进了衣领里。幸亏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块无人区，要是在居民区的话，指不定会从天而降一盆臭哄哄的洗脚水——我的叫声实在太大太难听了。
膜女痴痴地陪我在原地等了几分钟，可不见有任何人前来接应。我就怀着一点安慰，对膜女说：走吧，回去。这不能怪我，只能怪他们。膜女说：哪个他们？我说：没事没事。走走。于是又把她夹在腋窝下走掉了。
那天其实我们都没有走掉。在回去的路上，我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像是遗憾，又像是欣喜。总之，心里是波澜起伏。我和膜女走在一个十字路口，见到车流像是散开的水仙花，有的在地面穿梭，有的在空中飞翔，有的则在高楼上飞檐走壁，很是壮观。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步行就显得特别的寒酸。我现在就是这副寒酸样儿。过往的人群很少，大部分都是些持有许可证的行乞者。我站在路口，东瞧瞧，西望望，企图让车流像尿流一样流干净后再横穿马路。可是总也等不到流干净的时候。像是一位膀胱炎患者，车流一阵接一阵的来。所以我就只得见缝插针。但如果不够机灵，随时都有可能像被拍扁的蒜瓣一样葬生在车轮之下。所以，见缝插针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先生，打发点喽。”冷不丁不知从哪里冒出个老头，穿着一身黑色的夹克衫，表情庄重地把一张报纸呈在我面前，想从我这里讨要几个钱。我说：没有。我都得向您老要救济。他突然靠近我的脸庞，耳语了一声：我就是联络员。我大为惊讶。他悄悄地拉我到一角，我就要膜女等着。他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说：我就是在找你们呢。刚才我还大叫三声希望能见到你们，可是你们却说话不算话。他说：哪有，我就是来接应你的。我有些地方不明白，就问：今天你们怎么穿上这套黑色的行头了？他说：我们就是这样，有时候是黑色，有时候是白色，有时候还是黄色，总之是各色相间，这样才能让人捉摸不定啊。我说：哦，原来如此。他说：你找到膜女没？我说：找到了，诺，就在那边。我努嘴示意，只见膜女十指交叉，温温柔柔地站在那边，裙摆随风而动，我第一次发现她是如此的亭亭玉立。他说：好，好，现在就把她带回去。我说：那我爸呢，可以放了吧？他说：那我可做不了主。你也得先跟着去一趟。我说：不去行不行？他说：这我也做不了主。随后“啪啪啪”拍了三下手掌，一辆小汽车就驶到我们面前。又从车内出来好几个夹克衫，一起推推攘攘把我和膜女硬塞进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