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区》:工厂就是主人公 南方周末 2003-04-17 15:14:28 | ||||||||||||||||||||
□本报驻京记者李宏宇 王兵:1967年生于西安。14岁时因家庭原因中止学业到西安建筑设计院工作。1991年进入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学习,1995年毕业后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1999年底回到沈阳,开始用DV拍摄纪录片《铁西区》。2002年2月,5个小时的初剪版本参加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聚焦中国”专题展映,6月获葡萄牙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03年2月,《铁西区》最终版本的第二部分《艳粉街》参加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完整的《铁西区》年内还将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与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北京的几场小规模放映之后,王兵打算把《铁西区》“搁起来”。毕竟一部长达9小时的三部曲式的记录电影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难发行。当作品面对观众时,对导演来说它已经是过去时了。 导演对影像的控制能力使《铁西区》时常闪出视觉亮点,影片记述的底层生活状态会令从未接触过的人震惊,但它的长度对观者的耐力的确是个考验。18个月的拍摄,18个月的剪辑,王兵的投入在短时间内显然既不能得到经济回报,也无法广泛接触观众获得精神回馈。但他并不在意,他自信这是一部“经得起时间”的作品。 《铁西区》的开场,是长达3分钟的运动镜头组接。摄像机置于火车头窗后,在铁西工业区的铁道上缓缓穿行,雪中的庞大工业建筑群陈旧苍凉,如同幻境。而当镜头进入人群,工人在休息室斗嘴打架玩“梭哈”、少年在巷口追逐女孩在逼仄的棚屋聚会玩闹或者叹喟、状如盲流的父子在破窝中呆坐……人们脸上的无奈、麻木、茫然甚至谐谑,其实无比真实,却会因为距离遥远,让观者难以置信。 南方周末:怎么想到要拍这样的题材? 王兵:1993年我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上大学时,第一次去了现在拍的工厂。当时拍摄的一套图片和《铁西区》中记录的是同一个班组,同样的人。 1995年,我毕业来到北京,进了电影学院。最初看到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中的工业场景,感觉特别好,当时也不知为什么,只是意识、印象上的东西。1999年再回到沈阳,发现好多东西根本没有变化,突然感觉又回到从前,与1991年到沈阳上学时的情感和境遇是一样的——好多努力,没有实现任何事情。在铁西区的时候,让人伤感:那些锈蚀的钢铁、废弃的厂房……但开始和工人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进入了另一种生活。和这些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一直在一个既定的、非常狭窄的体系里生活,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跳出这样的处境,同时也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并且在这里面很充实。 你如果很冷静去看那些影像资料,你会问:为什么会造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其实那是一个时代的理想,在那个时期,整个国家、个体以及其他一切东西,都在为它服务。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怎么了?我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他自己生命的印迹。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东西拿过来和我的片子放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几十年人们在做什么事情,就会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理想是什么,最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没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南方周末:有意见说电影中对人物的记录没有向纵深进行,而是平铺的状态,你是怎么看的? 王兵:3个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是我影片的命运。它怎样发展、延续,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是在这里面我会选择哪几个人群展现这个命运。可能在这个人身上展现出一点,在那个人身上展现出一点,构成这些人整体的命运。它会形成影片的另外一个结构,而不是局限在一个人的感情上面。那种整体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在影片里会是非常确切的。 有一次我拍到第一个车间要停产的时候,当中的一个人,他躺在凳子上谈他的经历,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下乡,你在听一个人讲述他生命的一个过程,以及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有他怎么看他自己。他没有意识到,仅仅是10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工厂停产了。那个时刻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看是属于已知的,但当时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你和他共同度过那一刻,你会对它记忆非常深刻。 对于工人来讲,首先是现在他们碰到了很大的命运转折,另外,它是比较集中化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时期形成的一种生活关系。我想通过这个影片来寻找那个时期形成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生活细节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爱好是什么,比如天天在一个池子里洗澡,穿同样的衣服,用一样的饭盒,做一样的事情,谈一样的话题……从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人与人的生活关系和人的总体趋向。 休息室是《工厂》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刚开始几个工人就打起来了,还经常有人就那么大大咧咧地光着身子下棋,偶尔对着镜头说话。摄像机跟进澡堂,里边正洗澡的人就像根本没看见一样。《艳粉街》里的居民、《铁路》里的父子,也几乎把镜头当作了生活中自然的存在。 南方周末:你的拍摄对象自然得令人惊讶,似乎对镜头的存在完全没有意识,是怎么做到的? 王兵: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实际上特别难以回答。我确实没有在这上面花什么时间和太大的精力。除了《艳粉街》,因为在那儿我不认识一个人,大约用了两周时间,天天在大街上走、看,但是不拍,等2月13日开始拍,拿起机器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我没有任何感觉。我第一天拍摄的素材就已经剪进了影片。 我在他们生活里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再有我尽可能不去进入他们私密性的东西,我不想以窥视的角度去拍摄,而都是他们在公共场合。包括在有些人的家里,我都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拍摄,只是在这当中你要去理解,通过他日常表面的动作、行为细节、谈话去观察、思考。时间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在流逝,在这流逝当中,也许只有你真正认识这个事情。能看透这个东西你才会有兴趣去拍,以后在组织素材当中,你能感触到的,观众就能感触到,如果盲目地拍,肯定是不可以的。 南方周末:他们没有对外人的戒备? 王兵:没有。这个阶层的人非常朴素。而且他所表现出来那种东西很直白,你能看到他激烈、愤怒、想占人便宜……都很直接。 他们不会关注我,他们感兴趣的是自己生活中的东西,而不是我,比如今天中午我买一瓶什么酒,几个人怎么能喝酒。我只是在这些时间中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员,但我做的事情不在他生活中。 现在想,拍这个影片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我生活非常幸福的一年半。这不是我拍完片子在卖乖,甚至从我14岁开始工作到现在,那是我20多年里最幸福的一年半。我觉得轻松自如,我和人接触没有障碍,不需要伪装,可以诚恳地和人谈话。好像是在一种短暂的安全之中,而且你还可以去思考,是个人的思考,不需要去考虑和周围人的种种纠缠。在拍完这个片子之后,我仿佛就又回到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环境,不是经济上的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麻烦。 南方周末:这样长度的纪录片国内真的少见,但对观众来说也有接受的困难。 王兵:纪录片真是需要耐心。当你有一天对生活、对自身开始怀疑的时候,你开始有痛苦和困惑的时候,看纪录片,理解起来会更深刻,很多东西可能会打动你。在你的感情需要帮助,你需要安慰,真正需要感情的时候,别的电影不会提供给你。 《工厂》240分钟 冶炼、轧钢、电缆,3个建于1934年的工厂是影片的主角。顶峰时期曾有万余职工的冶炼厂每车间只剩二三十人,巨大的厂房空旷而衰老。片尾,冶炼厂关闭,工人们到30公里外的疗养院做最后一次疗养;电缆厂因交不起采暖费被迫让留守人员放长假,工厂办公室内的冰冻结了半米多厚;轧钢厂正在拆除。 导演阐述:《工厂》考虑怎样用视觉隐喻和象征,全片的既有传统的语言,同时在传统中又有非常现代的东西。结构也非常细致地考虑过。前两个小时,是运转中的工厂,基本上是这一封闭空间中的公共生活;后两个小时,是工厂快要停止的状态。 工厂中的人经过漫长的时间,无法预计事情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就像你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坐着火车,过了许多天。你已经非常疲劳了,但是还没有到终点,不知道确切的到达时刻。当突然到达终点,已经不会再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淡淡的过程中有悲壮的感觉。无助又有力。 《艳粉街》210分钟 “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桑拿太贵、到歌厅高消费、打麻将赌博你干扰社会,买点彩票经济又实惠……”无名彩票宣传员的口才丝毫不亚于赵本山,但撤场后的凄冷却使之前的热闹显得愈发荒谬。艳粉街是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群十七八岁的男孩经常聚在一起追逐女孩或彼此消遣。2000年年末,艳粉街棚户区房屋拆迁改造,人们为争得应有的新房面积,与房屋开发商明争暗斗。最终人们冒着大雪踩着泥泞,扛着自家的门板,穿过拆成一片废墟的艳粉街,带着失望离开自己的住所。 导演阐述:其实谁都有理想,所以看到铁西区这些人,我会很难受。看着那些孩子整天在街上走,他们的时间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消失。这么着青春就过去了,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既可以预计,又无法预计。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以自己的本能意识到的对那些美好事物的追寻。 《艳粉街》充满细节,每一个细节都在传递一个信息。每一个生命都在现实当中碰到这样的感触:人是那么渺小,你的生命、自身……这关乎所有的东西。 《铁路》90分钟 铁路为各工厂生产提供运输任务,火车上的工作人员终日游荡在各工厂之间。铁路货场周围一些没有户籍和固定住所的人员,以捡火车上的货物为生。名叫杜锡云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大儿子杜洋,20年来一直为这个火车班组服务,同时也是铁路公安派出所安插在货场周围人群中的内线之一。 导演阐述:《铁路》跟我自己更接近。因为那么一个孩子,在非正常的环境里成长,内心非常脆弱,而且和外部世界接触中障碍非常大。他的父亲虽然一无所有,却非常坚强,对周围的生活非常了解,他能让自己在周围的生活里游刃有余。 周围的人,有固定的工作,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非常有秩序的生活中,但现实也并非如此。每个人在现实的生活中都有自己的困惑和他无法跨越的界限,他们只能在火车上工作,天天反复,在这里寻找到生活的乐趣,寻找变化,寻找能让时间变得有意义的东西。 图: 上图:《铁西区》中寂静的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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