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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陈果 发表于：2005/7/20 0:28:46|
她始终在旁观皇帝的新衣 南方周末 2005-01-06 11:06:46 | ||||||||||||||||||||||
40年来，公众对桑塔格的读解几度分裂，她被截然不同的词汇描述着：引发激烈争议的，虎头蛇尾的；创造性的，无创意的；幼稚天真的，深奥难解的；亲切随和的，冷漠超然的；高人一等的，民粹主义的；清教徒般的，纵情享乐的；真挚诚恳的，矫揉做作的；禁欲主义的，浮华奢侈的；左翼激进的，右翼保守的；深刻的，肤浅的；热情的，冷血的；傲慢专断的，犹豫不决的；明晰的，模糊的；狂热的，理智的；疏远冷淡的，溢于言表的；中肯的，过时的；模棱两可的，坚持不懈的；狂欢的，忧郁的；幽默的，古板的；冷漠的，激情的；刚愎自负的，性情和顺的……但从来没有任何人把她和愚蠢沾边。（摘译自2004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讣闻版） □赵武平 在那个令人生畏、固执己见和广纳博采的面具背后，是另一个桑塔格，更温和、更脆弱，我们对她仅略知一二。 ———《纽约时报书评》前主编查尔斯·麦克格拉斯 12月29日，星期三。上午九点半，我住院半个月后重返出版社，看见自己案头堆积的邮包当中，有苏珊·桑塔格的版权代理人辗转送来的3部作品：《床上的爱丽丝》、《我等之辈》和《我们生活的方式》。一丝淡淡的欣喜随即涌上心头：桑塔格作品系列文学部分的翻译和出版，长久期待之后即将成为现实。然而，半个小时后刚打开电脑，一则讣告就从纽约时报电子版跳入眼帘： 苏珊·桑塔格，小说家，随笔家，一个激情昂扬地支持前卫艺术的批评家，一个以同样激昂的政治见解而跻身20世纪最著名、最偏激的文人之列的批评家，昨天早晨在曼哈顿去世。她享年71岁，生前定居于曼哈顿。 她儿子戴维·里夫说，死因是急性骨髓白血病并发症。桑塔格女士在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去世。过去30年，她一直断断续续地经受着癌症带来的病害。她同病痛的搏斗，为她最著名的著作之一《隐喻的疾病》（1978）提供了素材。 噩耗的来临很突然，但我并不意外，自从前年10月在法兰克福和她的约会取消后，各个国家出版她作品的相关编辑，就已开始默默祈祷她早日康复，癌症的化疗已要求她不时出入医院。英国《卫报》2002年1月的报道称，她1998年就诊断出子宫癌，医生说这种病人的寿命顶多还有5年，而且存活率只有5％。从很多年前开始，她身上突发的极度疼痛会持续数月，甚至连走路都成问题，生命依靠吗啡制剂来维系。她的文学代理人安德鲁·怀利曾说：“有好几次，我认真地想到，我们怕是要失去她了。”但桑塔格一如既往地乐观看待自己的病况。她说：“这次，是一种不同的癌症，不过尚在早期阶段。”她第一次被确诊患上乳腺癌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医生说，她恐怕连两个月都活不了了。从那之后，正如讣告所说，她同疾病的斗争30年来一直没有停止。 疾病没有妨碍她参加重大的国际活动，我与她的两次见面，就是在2001年5月的以色列国际书展期间。当时她在书展上获得了耶路撒冷奖，那是一个表彰对人类进步作出独特贡献的有道德良知作家的重要奖项。当地发行量最大的《国土报》援引以色列外交部长、耶路撒冷奖评委主席佩雷斯的话，称赞桑塔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声誉仅次于诺贝尔奖的耶路撒冷奖对桑塔格的肯定，实际上代表了国际社会对她作为当今并不多见的有良知作家的普遍认同。这使她进入由罗素、博尔赫斯、波伏娃、昆德拉、帕斯和伯林等文学家、思想家组成的获奖队伍，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她独特的文人身份：与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不同，她更像传统的欧洲知识分子——经常涉身政治漩涡的深处，即使在激进的60代结束之后。此前，美国文化思想研究界，通常认为她是与左派批评家欧文·豪齐名的美国“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文论家”。 “14岁的印地安新娘” “大多数小说家创作之初，总是以自身的经历为题材，希望讲述的是他们童年时代、他们的父母亲、或学生时代的故事；也有可能，他们要写自己年轻时的军旅生活，或者年轻时做的荒唐风流韵事，要不就是过早走进的糊涂婚姻。”这是2003年12月桑塔格的小说处女作《恩主》中文版付梓前，她应邀所写序言的开篇内容。 除了短篇小说集《我等之辈》，桑塔格的生平故事并不经常在她的虚构世界中出现。这本书里的《中国旅行计划》，开头部分基本上可说是她的童年记忆： 我虽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是生命却是在中国孕育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激发了自我有记忆起的第一次说谎。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就对班上的同学说我出生在中国。我想他们一定印象深刻。 我清楚我并不是在中国出生的。 桑塔格的生命肇始于中国。1933年1月16日，苏珊·罗森布拉特出生于纽约。母亲在临产前几个月，才独自离开在天津从事毛皮贸易的的丈夫杰克·罗森布拉特回到美国。苏珊5岁时，父亲因肺结核在中国病逝。母亲回国后把家搬到亚利桑那，不久再嫁美国空军退役飞行员内森·桑塔格。苏珊从此改姓桑塔格。这位桑塔格先生给少女苏珊留下的早年印象中，一个片断非常有戏剧色彩： “苏珊，要是你再这么读下去，以后怕永远都嫁不出去了。”那天又看到她躺在客厅地板上痴读《追忆逝水年华》，继父不由得对她的未来忧虑起来。在美国人热心经济、疏远文化的战后岁月，书呆子少女自然不合时宜。苏珊忍不住笑了出来，她想：“天啊，这家伙真是古怪得够可以了。外面肯定有无数人想认识我呢。”自信的苏珊相信，像她这样迷恋普鲁斯特的人一定还有很多，否则谁还愿意写书呢？ 她从那时就打定主意，将来一定要摆脱追逐物质的粗俗生活环境。她后来写道：“我最大的梦想，是长大后去纽约，为《党派评论》写文章，拥有5000个读者。” 16岁的生日还没有到来，桑塔格就进了伯克利加州大学；一学期之后，她又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在课堂上结识了28岁的社会学老师菲利普·里夫。10天后，他们就结成了夫妻。桑塔格时年17岁，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于是校园中流传着一条轰动新闻：里夫博士娶了个14岁的印地安姑娘！ 两年后，他们的儿子戴维出生。随后，桑塔格和丈夫迁居波士顿，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她在1954年获得了英语硕士学位，又于次年得到了哲学硕士学位。接着，她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但没有完成毕业论文。此间，她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哲学著作，并得到社会学老师、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指导，这点燃了她对欧洲知识分子传统的向往。不久，她得到资助前往牛津和巴黎读书，投身到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组成的新兴欧洲文化当中。 价值观受到冲击后，桑塔格的生命历程发生了改变：1958年回到美国后她要求离婚，主动提出不要资助独自抚养儿子。1979年，她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摇滚乐是我离婚的理由。”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她萌发了赞颂前卫艺术的想法，并且很快以针对流行文化艺术为对象的研究论集《反对阐释》（1964）一书扬名文坛。这也标志着她与恪守“高级文化”的那群以严肃左派文人为代表的正统纽约知识分子分道扬镳。到70年代初，随着评论集《激进意志的风格》（1966）和《在土星星象下》（1972）的相继出版，桑塔格作为文化批评名家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确立。同时，她的小说家声望也随着《我等之辈》（1963）、《恩主》（1963）和《死亡装备》（1967）的问世而驰名遐迩。 70年代之后，桑塔格文化批评成就，随着《论摄影》和《疾病的隐喻》的陆续出版，再次达到学术高峰。然而，世人并不知道，在桑塔格一生的大多数岁月里，她居无定所，经常入不敷出。她是一个靠教书、写作和编书维持生活的清贫知识分子。她虽然从60年代起就在曼哈顿定居，但直到1990年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为期5年共34万美元的学术津贴，加上首次拥有文学代理人而得到可观税收，她才得以买下自己的住所，依靠自己的力量偿付医疗费用。在她1976年患上癌症前，她一直靠借住朋友的房子栖身纽约；因为付不起医疗保险，她是仰赖朋友的慷慨筹款，才得以同病魔搏斗，并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疾病的隐喻》（1978）和《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 席卷全球的消费主义狂潮，始终是桑塔格坚决抵制的对象之一。她生活中没有奢侈品，没有小汽车，家中甚至连电视机都没有，她身后留下的只是将近两万册的私人藏书。 参与老战斗的新兵士 作为美国文化思想史的重要人物，桑塔格的声名和成就主要来自她以文化批评家身份所写作的随笔和论文，而不是她偶尔客串电影制作者、剧作家和话剧导演身份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与她的小说创作努力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她过去40年里所出版的那些非虚构文集已成为美国当代学术构成的不可分割部分。 对此，桑塔格自己也有明晰的判断：“我知道《反对阐释》一书被人们看作是60年代的示范文本之一，而且如今那段岁月已经成了传奇的年代。其实我并不愿意用‘20世纪60年代’之类的标签。把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时代的生活以10年为单元打包是时下的通行做法，然而我对此并不热衷。当初人们并不称它为60年代。对我来说那首先是我写头两部小说的年月，也是我开始派发有关艺术、文化以及意识的功能等想法的时辰，那时这些想法不断袭扰我，使我不能专注于小说写作。我心里充溢着传播福音的狂热。”她承认自己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参与一场老战斗的新兵士”要承担的使命，那就是“反对市侩思想，反对道德上以及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 这部经典论集中所收录的《反对阐释》、《论风格》、《关于“坎普”的札记》和《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4篇文章，是桑塔格在1960年代为张扬和捍卫电影、摄影、现代绘画、舞蹈和流行音乐等前卫艺术的特殊价值而建树的理论核心。当年以特里林和欧文·豪为中心的纽约知识分子群，自认是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马修·阿诺德在美国的传人，殚精竭虑地倡言保卫“高级文化”的严肃性，视通俗流行文化和先锋艺术为“旁门左道”，立场基本上是文化保守主义。桑塔格却反其道而行之，激励推举“以风格取代内容”的“新感受力”价值观，为前卫艺术和流行文化开路和正名。她说：“我心中充满着赞叹：有那么多值得颂扬的东西。我四下环顾，看到不少重要事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许由于我的书卷气，由于我对欧洲的热爱和我在艺术中得到的快乐，我特别适于注意那些被我发现的事物，适于理解那些被我领会的东西。人们认为我所发现的那些东西‘新奇’（对我来说算不上怎样新），认为我代表着前卫的感性，而且从我的第一篇文章问世之初，就把我看作情趣缔造者，……我不过是把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哲学和文学学生，从尼采、佩特、王尔德、奥尔特加以及乔伊斯那里学到的一些美学观点，用到了一些新的资料上。” 稍后出版的《激进意志的风格》、《在土星星象下》，还有那部获得1978年全国批评家奖的《论摄影》，主要论述依然是对《反对阐释》所倡导思想的延续，但她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阿尔托、本雅明、西贝尔贝格和巴特等欧洲知识分子思想艺术资源的研究上面。 对于桑塔格令人眼花缭乱的思辩艺术，老派文学理论家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桑塔格不是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她有把艰深晦涩的作家解释得通俗易懂的特异才能，本质上却只是一个出于为满足大众消费需求而奔忙的流行文化推广者。有人还认为，她为普及流行艺术所取的学术手法暧昧不明、矫揉造作。欧文·豪则将她贬斥为“一个有把老奶奶的破布烂衫连缀成光鲜被褥本事的广告推销员”。 数十年的艺术发展事实证明，桑塔格的眼光并没有问题，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她的判断是偏颇和失当的；她的论著40年后依然不断再版重印，不断得到广泛阅读和研究，也是她晚年由衷感到高兴的理由。可她的欣喜之中，同样夹杂着惆怅和感慨。她在文集《重点所在》（2001）中的《30年后……》末段说：“我希望随着书的再版和新读者的到来，这部作品能有助于完成一项堂吉诃德式的任务，即传播当初我写这些文章和评论时所想阐发的价值观念。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情趣判断或许已经成了主流。然而支持这些判断的价值却仍然没有得到光大。” 那篇文章是她1995年为次年在马德里出版的《反对阐释》西班牙文版所写的序言。 左手批评，右手小说 进入80年代后，桑塔格毅然宣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面。1987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关注艾滋病患者境遇的动人杰作《我们生活的方式》，讲述一群纽约人得知友人感染艾滋病后，自动表现出的迥然相异的连锁反应。由于其写作手法的别具匠心，以及作家自然流露出的对艾滋病患者的同情之心，这个作品在1999年入选了《20世纪最佳美国短篇小说集》。 1992年，桑塔格的第一部历史小说《火山情人》出版。这是一部以意大利那不勒斯为背景，描绘3个英国男女之间浪漫情感的传统小说。虽然这部书问世后风行一时，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两个月之久，书评界却普遍冷淡相待。这丝毫没有影响桑塔格继续探索用小说的题材再现历史人物故事的信心，8年后问世的《在美国》可以看作是她以实力回应书评界的一部巨作，但该书也给她惹来一场文墨官司。 这部小说以19世纪移民美国试验乌托邦理想的波兰女演员海伦娜·摩德耶斯卡为原型，再现了早期欧洲移民在新大陆的人生遭际。小说出版后不久，《纽约时报》就报道了一位图书馆研究员指控桑塔格涉嫌剽窃。那位读者反复比照相关图书后得出结论，这部382页的小说中至少有12个段落与4本摩德耶斯卡传记内容雷同，有些句子甚至一模一样。她认为作者尽管在书前附言中提到小说写作时曾参考部分图书，却并未具体告知读者引用了哪些书的哪些内容，因此完全应该看作是剽窃行为。 被迫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桑塔格承认自己写作中间参考了所说的那些传记，可并不认为自己的小说是剽窃之作。她说自己引用的那些段落，在小说中都根据虚构需要，经过了艺术加工和改变，并不完全是照搬历史事实。她说：“摩捷斯卡给人们忘得差不多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我把她变成了一个出色的人物。真实的摩捷斯卡却是一个可怕的有种族歧视的人。”她表示自己的作品并不是完全的历史作品，而是取材于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艺术作品”，而这种艺术创造的风格样式，并不要求作者必须按照传统历史的写作规矩，以脚注的方式展现自己引用的资料。 桑塔格的辩白没有得到指控者的认同，也没有影响这部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在美国》获得了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桑塔格对于自己的获奖感到诚惶诚恐，因为这也可以说是美国文学评论界给予她小说创作的最高赞赏。文化批评家桑塔格的杰出小说家的文坛地位也因之得以确定。 “自由的母狮子” 桑塔格身份的复杂，是很多她的观察者无以恰切置评的因素。 在不同人眼中，桑塔格可能是情人、母亲、朋友、预言家、思想者、人权活动家、文化批评家、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制作人、戏剧导演、文学编辑、学院临时兼职教员、自由写作者，甚至还是一个电影演员。但这一切或恰当或适当的称谓以外，她更偏爱一个令人敬佩的称号：知识分子。她明白在众多谄上媚下的权贵和胆小怕事的庸众眼里，自己往往会是“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到处都受欢迎的人。 如同所有成长中会遭遇挫折、信仰和立场发生转变和动摇的知识分子一样，素来以激进的政治姿态得到世人瞩目的桑塔格，从来都不是行动机械、头脑僵化的循规蹈矩者。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政治风云变幻的岁月，桑塔格热血沸腾地投身于反战运动。在《巴黎评论》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她振聋发聩地喊出了“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瘤”这样的吼声，乃至得出“美国的立国基础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美国生活的质量是对人类发展可能的羞辱”的极端结论。为了亲眼目睹战争的现实，她于1968年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访问北越，写出了长篇纪实报道《河内之行》。这时的桑塔格已经彻底告别了纽约高雅知识分子的安逸书斋，对越南和古巴反美事业的持续声援，加上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左翼自由知识分子对她给予欢迎并引之为同道。然而，桑塔格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波兰当局对民众的残酷镇压，明确指责其施行的举动乃是“戴着人类面具的法西斯行径”，则无疑引发了新的众说纷纭。桑塔格政治姿态从左到右的极端转变，使她的许多追随者陷进困惑之中。 进入21世纪，桑塔格已年近古稀，但她对时事的发言力度却没有减弱。对“9·11”事件，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强烈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意见，认为那些恐怖分子并不是布什所谓的胆小鬼，而是对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肆无忌惮干涉民主和自由的勇敢报复。她说：“我希望自己不会因为年老而越发胆怯。我认为自己是站在中间的立场上，以明显的主流常识来写文章。我仅仅是说，让我们一起哀痛，让我们不要一起蠢下去吧。” 桑塔格无所畏惧的公开表态，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即出版的《新共和》杂志则反唇相讥：“奥萨马·本·拉丹、萨达姆·侯赛因和苏珊·桑塔格，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是：他们都期望着美国的毁灭。” 然而，桑塔格并没有因此而缄口不言，随后就出版了关于战争暴行摄影的论著《旁观他人之痛苦》，进一步申明了她对美国霸权立场的否定态度。 2004年5月，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传出美军虐待囚犯事件的消息后，桑塔格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文章，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的战争进行谴责。英国《金融时报》迅即作出反应，称赞她为“自由的母狮子”。这几乎是桑塔格留给人间的最后一篇文章。 “千万别阐释我的作品” “我要到中国去。母亲在那里怀上了我，父亲染上肺结核后再没能离开中国。” 1963年，桑塔格在短篇小说中写下上面的话时，到中国去的念头可能已经萌生许久，但她肯定想不到10年后，她接连两次来到，一次是在1973年，一次是在1979年。 桑塔格的中国之行，其实怀着复杂的情感。在1984年的《旅行反思》中，她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许多西方的游客都深信接待他们的中国主人的话：中国夜不闭户，没有同性恋，也没有婚前性行为。……随着去中国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发现，旅行者描写的旅程简直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的同一个‘胡同居委会’，——尽管这么雷同，许多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往那儿跑，写的书几乎千篇一律。” 2000年，桑塔格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不是相对主义者，我是在耳闻亚洲与西方文化不同的言谈中长大成人的。好多代汉学家，包括费正清在内，都宣称只要讨论亚洲，西方公民自由的标准就不相干，或者说不适用，因为这些标准源于强调个人价值的欧洲清教徒文化，而亚洲文化在根本上强调的是集体价值。” 20多年来，桑塔格对中国的关注没有消减。她的代理人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要安排她于2003年5月再次访问中国时，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然而，伴随她的《疾病的隐喻》中文版同时出世的那场SARS疫症阻断了她的来访。但她并没有放弃希望，10月间还同译者姚君伟在电子邮件中说：她计划2004年5月访问中国，她期待着和译者见面。 正如桑塔格自己所言，基本上她所有的主要译者，都能真切感受到她对翻译的苛求和积极支持。姚君伟谈到《恩主》的翻译时说：“她仍然坚持自己反对阐释的立场。她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也多次表达了这一观点。她一次次对我说，‘就按字面意思译，不要尝试去阐释，千万别作进一步的解释……’” 尽管有“美国最睿智的女性”（乔纳森·米勒语）的美誉，桑塔格却依然对写作有着超常严谨的态度。她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写作更是经常字斟句酌。很多已经开写的作品，常常因为不肯迁就自己的草率而胎死腹中：她在2000年前后，一直在收集和研究相关资料，希望着力写作一部描绘1920年代日本人在巴黎生活的长篇小说，并且计划完成一部讨论中国和共产主义关系的专著。在三十年创作生涯中，她主要为《纽约客》、《纽约书评》和《纽约时报》等报刊撰写随笔，很多年后才结成文集出版。一篇长篇随笔，通常要写9到12个月时间，反复写作二三十稿才最后定稿。在1992年的一个访谈中，桑塔格说：“有篇30页长的随笔，我写有数千页的草稿。《论摄影》里面收录了6篇文章，我天天都在写，花了5年才完成。” 到2004年5月为止，从1999年7月《论摄影》首次由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以后，南京译林出版社除了正在翻译的《死亡装备》之外，已经出版了《恩主》、《火山情人》和《在美国》等长篇小说。在台湾，除了香港学者陈耀成和黄灿然编译的《苏珊·桑塔格文选》之外，她的《论摄影》、《疾病的隐喻》、《我等之辈》、《火山情人》、《床上的爱丽丝》和《旁观他人之痛苦》等，都已经在晨星和麦田等出版社相继推出。我所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除了已经出版的《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和《重点所在》之外，又已取得《激进意志的风格》、《在土星星象下》和《旁观他人之痛苦》等三部文集的翻译版权，目前正筹备出版她的戏剧《床上的爱丽丝》、短篇小说集《我等之辈》和《我们生活的方式》等系列虚构作品。 |
2楼
陈果 发表于：2005/7/20 0:33:14|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南方周末 2005-01-06 11:08:13 | |||||||
反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他——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这个访问是在苏珊·桑塔格位于曼哈顿切尔西区（Chelsea）的顶层公寓做的，时间是2000年7月底一个阳光灿烂但不是热得太难受的日子。 我与桑塔格的助手打开公寓门时，桑塔格正在把一些废物倒进垃圾桶。后来她提到，自从她生病以来———她于1998年被诊断第二度患上癌症———她的公寓就变得一团糟。“近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设法空出一些地方，来容纳我过去两年买的书，还有整理出来的文章和手稿。”她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把她的文章《迷人法西斯》和短篇小说《一次中国之行的计划》译成中文在香港发表，当时没太多考虑版权问题。多年来，我见过她作品的中译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刊登在港台和内地的刊物上。当我向她描述中文出版界的混乱情况时，她对此满不在乎：“人们以为我会因为被侵犯版权而愤怒。但事实上我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位好市民。当然，我乐意获得报酬！其实要联系我也并不困难……我想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我最喜欢的还是被人阅读。” 我们坐在厨房一张桌边。我背后敞开的一扇门，向着一个视野开阔的阳台，在阳台上可以俯视水光闪烁的哈得逊河和午后剪贴着高楼巨厦的曼哈顿天际。桑塔格把一条腿搁在桌上，使座椅后仰，呷着咖啡。她说已在两年前戒了烟。她开始谈论她最近看过的中国电影《洗澡》。她说，由于背景是转变中的北京，故她觉得这部电影“尚算有趣”。在香港电影导演中，王家卫当然是她所熟悉的。她挺喜欢《堕落天使》，但对《春光乍泄》感到失望。桑塔格是1986年夏威夷电影节的评委，选择台湾名导演侯孝贤那部崭露头角的《童年往事》夺取大奖。她还在2000年12月号《艺术论坛》上，把台湾另一位大导演杨德昌的《一一》列为该年最佳电影。 2003年，我翻译了桑塔格的新书《旁观他人之痛苦》，在台湾出版。12月，得知该书获得《联合报》2004年最佳书奖，我将这本书送给桑塔格。但给她的信里写点什么呢？当时她的情况已经很不好了，我心中有不好的预感。最后，我只写了一句祝愿：祝你2005年愉快！ 没想到，她没有等到2005年。 选择俄罗斯文学还是摇滚乐？ 陈耀成：在60年代，你是其中一个最早试图泯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界限的人。现在，30多年后，我们见到“高级文化”或所谓传统的经典，正遭到流行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围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多元化和全球互相浸透的时代。它被很多人，包括我本人，称为后现代主义。到目前为止，你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应似乎基本上是敌意的。 桑塔格：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在消除“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距离。我毫无疑问地、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的高文化的经典。但我也欣赏很多别的东西，例如流行音乐。我们似乎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以及为什么这可以并行不悖……以及多样或多元的标准是什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废除等级制，并不意味着把一切等同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对传统文化等级的偏袒和支持，并不亚于任何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我不以同样的方式划分等级……举个例子：不能仅仅因为我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表示我无法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美国著名摇滚歌手）。如果有人说你非得在俄罗斯文学与摇滚乐之间作出选择，我当然会选择俄罗斯文学。但是我不必非要作出选择。话虽这么说，可我绝不会辩称它们有同等价值。然而，我惊见人的经验可以这么丰富和多样。因此，在我看来，很多文化评论家在谈到他们的经验时，都是在撒谎，都在否定多元性。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并不吸引我，尤其是电视上的东西。电视上的东西似乎大多陈腔滥调、了无营养、单调乏味。所以这不是消除距离的问题。只不过是我在我体验的乐趣中，看到很多同时并存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感到有关文化的论述大部分要么太市侩，要么就是肤浅的势利。因此，并非这是“这”，那是“那”，而我可以架设一道桥，消除其差距。实际情况是，我明白自己享有多种多样的经验和乐趣，而我试图理解为什么这是有可能的，以及你怎么还能够维持等级制的价值观。 这并不是被称为后现代的那种感性———顺便一提，这不是我使用的词，我也不觉得这个字有什么用。我把后现代主义与拉平一切的态度和再循环的手法联系在一起。现代主义一词起源于建筑。它有非常具体的意义。它是指包豪斯建筑学派、科比西埃（瑞士建筑师）、盒式摩天大楼、抗拒装饰的风格。其形式也是其功能。建筑中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信条，它们的盛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美学价值。这些理念是有物质基础的：用这种方式建造楼房更廉宜。不过，当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越过这个领域，在所有艺术中使用起来的时候，它便被滥用了。实际上，很多曾经被称为现代或现代主义的作家，如今都被称为后现代了，因为他们再循环，使用引语———例如，我想起唐纳德·巴塞尔姆———或从事所谓的互文写作。 陈耀成：一些作家被重新标榜为后现代，这种做法有时确实令人困惑。例如，我非常欣赏弗里德里克·詹明信的著作，但他把贝克特称为后现代作者，在我看来，贝克特是现代主义全盛时期的终极产物。 桑塔格：詹明信是试图把后现代主义这个类别变得更有意义的主要学者。但他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仍无法使我信服，其中一个理由是，我不觉得他对艺术感兴趣，他甚至对文学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理念。如果他在乎文学，就不会连篇累牍地援引诺曼·梅勒。当你援引小说片断来说明你的理念，你就在含蓄地建议人们去读这些书。我想，要么詹明信不知道梅勒并不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要么是他不在乎。另一个例子是，詹明信为了找例子来阐述他的理念，竟然把梵高与沃霍尔相提并论。看到这些现象，我只好下车告别。在我看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即是说，把一切等同起来———是消费时代的资本主义最完美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便于令人囤积、便于人们上街消费的理念。这些，并不是批判性的理念…… 陈耀成：在你把自己变成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过程中，你似乎接通了新的能源来撰写《火山情人》和《在美国》。我想，很多人会形容这两部小说是后现代小说。 桑塔格：虽然我写了两部以往昔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但我并不把它们称为历史小说。即是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某个特定的类型内写作，像犯罪小说、科幻小说或哥特式（恐怖）小说。我要扩大我作为一位叙事虚构作家的资源，而我发现把背景设置在过去，写起来无拘无束。这些小说只能写于二十世纪末，而不是其他时代。它们夹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并混合其他的声音。我不觉得可以纳入任何重返常规或具象绘画的流派。也许，应把这些小说视为有关旅行的书、有关人在异乡的书：《火山情人》写的是在意大利的英国人；《在美国》写的是移民到美国的波兰人；我目前正着手的小说，写的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在法国的日本人。不过，我并不是试图发展一套公式，而是试图拓展自己。 关心历史就不太会关心政治 陈耀成：你是否觉得你近期的小说可以更有效地处理一些叙事元素，例如“角色”？角色只是约定俗成的项目吗？ 桑塔格：我不敢肯定“角色”是常规的项目而已。但我总是由人物开始，就连《恩主》和《死亡装备》也是如此。《恩主》探讨某种遁世的天性，事实上是非常虚无主义的———一种温柔的虚无主义。（笑）《死亡装备》写的是一个自杀的男子。在我写这两部小说期间，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不一定与时事或具体事件有关———而只是历史，以及用历史角度理解某些事物，也即任何东西在任何特定时刻发生时，背后隐藏的因素。我曾经以为自己对政治感兴趣，但是多读历史之后，我才开始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实际上，如果你关心历史，你就不会太关心政治。 在写了最初两部小说之后，我旅行了更多地方。我曾踏足北美和西欧富裕国家以外的地区。例如，我已去过北非和墨西哥。但越南是第一个使我看到真正的苦难的国家。我不只是从美学角度看这类经验，更是从严肃的道德角度看。因此，我并非对现代主义幻灭。我是要让自己汲取更多的外在现实，但仍沿用现代主义的工具，以便面对真正的苦难，面对更广大的世界，突破自恋和自闭的唯我论。 陈耀成：《恩主》的开篇使我着迷———“我梦故我在！”也许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每个中国人都熟悉“庄周梦蝶”的故事。可以看出，《恩主》受到克莱斯特的文章《论木偶戏》的影响，在小说中，希波吕忒的旅程探求自我的平静与安宁。 桑塔格：关于克莱斯特，你说得对。我很小的时候就读克莱斯特这篇文章，完全被他折服。不过，关键在于你必须从深处写出来，而这些东西，像克莱斯特那篇文章一样，必须沉入到深处去，然后你才觉得你可以写出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以小说或戏剧的形式写一写萨拉热窝被围困的事情。我的回答是，那个经验还没有去到它可以去的最深处。 陈耀成：你在萨拉热窝上演《等待戈多》，对你这次政治介入萨拉热窝，尚·博德里亚有如此看法：“即使世上还剩下任何知识分子… …我也不参与那种知识分子的同谋式孤芳自赏，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做某事，认为自己拥有某种特权，即过往知识分子的激进的良心……像桑塔格这样的主体再也不能介入政治了，哪怕是象征式地介入，但这也不是预测或诊断。”你对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特权”有什么看法？ 桑塔格：博德里亚是一个政治白痴。也许还是道德白痴。如果我曾经幻想过以典型的方式充当一个知识分子，那么我的萨拉热窝经验早就会永远把我的妄想症治愈了。要知道，我不是为了导演《等待戈多》才去萨拉热窝的。如果我这样做，我一定是疯了。我去萨拉热窝是因为我儿子，他是一位记者，已开始在报道这次战争，他建议我去看一看。我于1993年4月首次到那里，我对人说，我愿意再回来，在这座被围困的城市工作。当他们问我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我说：我可以打字，我可以在医院简单干活，我可以教英语，我懂得制作电影和导演戏剧。“啊，”他们说，“导演一出戏吧。这里有很多演员无事可做。”跟萨拉热窝戏剧界商量后，便选择了《等待戈多》。关键在于，在萨拉热窝演戏，是我已在萨拉热窝、想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对萨拉热窝略尽绵力的时候，萨拉热窝一些人士邀请我做的。 我与“知识分子的特权”没有任何关系。我去那里的意图，并非要作政治介入。相反，我的冲动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我很乐意甚至仅仅把一些病人扶进轮椅。我下这个决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那环境极难忍受，而且枪火无情。炸弹四处爆炸，子弹从我耳边掠过……那里没有食物，没有电力，没有自来水，没有邮件，没有电话，天天如是，周周如是，月月如是。这不是什么“象征式”。这是真实的。有人以为我是兴之所至跑来排演一部戏。要知道，我于1993年4月首次去萨拉热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儿，直到1995年年底。那是两年半时间。那出戏花了两个月时间。我怀疑博德里亚知不知道我在萨拉热窝待了多久。别把我当成某个拍摄波斯尼亚纪录片的伯纳德—亨利·利维（Bernard－Henri Levy）。在法国，他们把他简称为BHL，在法国他们称他为DHS（在萨拉热窝两小时）。他乘坐一架法国军机于上午抵达，留下摄制组，下午就离开。他们把毛片带回巴黎，他加了一个密特朗访问，配上旁白，然后在巴黎剪辑完成。当琼·贝茨（美国著名女歌手）来做二十四小时访问的时候，她的脚从未踏到人行道上。她乘坐一部法国坦克到处转，整个过程都由士兵包围着。这就是某些人在萨拉热窝干事情的方式。 陈耀成：你是不是曾经把博德里亚称为“狡猾的虚无主义者”？ 桑塔格：我怀疑。我想我不会把他称为虚无主义者。我想，他是无知和犬儒。他对知识分子有很多见解。然而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同流合污。但有些很勇敢，非常勇敢。知识分子谈什么后现代主义呢？他们玩弄这些术语，而不去正视具体的现实！我尊重现实及其复杂性。在那层次上我不想乱套理论。我的兴趣是理解意念演进的系谱。如果我反对释义，我也不是这样反对释义本身，因为所有的思考都是某种释义。我实际上是反对简化的释义，我也反对花巧地把意念及名词调换和作粗浅的对等。 摄影是否在麻醉我们？ 陈耀成：回顾起来，你的书《论摄影》可视为论述后现代的开拓性作品。例如，你说摄影的品味天生就是民主和均等性的，泯灭好品味与坏品味之间的差别。摄影，或者说影像文化，已把惨剧和灾难美学化，已把我们的世界碎片化，取代了现实，灌输一种宿命感：“在真实世界，正在发生某件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如何演变。”（这番话预示了维里利奥的一种看法，也即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已被“快进”、“播放”和“倒回”取代———现代或后现代人的形象变成一位安坐家中、手执电视或摄录机遥控器的观众。）在你看来，摄影是现代主义的终点但亦导致其崩溃。 桑塔格：是的，也许如你所言。但我再次不觉得需要使用“后现代”这个术语。但我确实认为，用摄影角度看世界是上天下地把事物均等起来。然而，我也在疑虑摄影影像吸纳这世界的灾难和恐怖所带来的后果。它是否在麻醉我们？它是否使我们对万事万物习以为常？震撼效果是否消减了？我不知道。此外，硬照影像与活动影像之间有距大差别。活动影像力量非常强大，因为你不知道它往哪里去。在《论摄影》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我谈到我在中国的经验，我目睹一次在针刺麻醉下的手术。我看见一个人的胃因患上严重溃疡而大部分被切除。针刺麻醉显然很有效。他睁着眼睛，一边讲话，一边藉一根麦秆吸管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某种液体。这是一点也没得作假的，针刺确实有效。医生说，躯干使用针刺麻醉很有效，但是四肢就不那么有效，而对某些人来说根本就不顶用。但它对这个病人有用。我没有畏缩地观看这次手术，看着那个胃被切开，病人的胃那一大片溃疡的部分呈灰色，像轮胎。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手术，我原以为我会看不下去，但我看下去了。接着，半年后，我在巴黎一家电影院看安东尼奥尼的记录片《中国》，里面有一个场面，是在针刺麻醉下的剖腹产术。孕妇的肚子被剖开那一刻，我不敢观看。多么奇怪！我不敢看那影像，但我敢看现实中的手术。这点非常有趣。影像文化内有各种令人困惑的现象。 陈耀成：《论摄影》中一些最不祥的预言，都应验了。例如，摄影———在数码技术的最新化身中———确确实实战胜了艺术。电视、好莱坞和资讯娱乐业俨然垄断一切，其中一个结果是造成你所谓的“电影的枯朽”———电影是最重要的现代艺术形式。戈达尔最近说，我们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 桑塔格：他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这是毫无疑问的。有几个理由，包括分销系统的崩溃。我得等待8年才看到艾伦·雷奈的《吸烟／不准吸烟》，我刚在林肯中心看的。这是雷奈在1990年代初期拍的电影，但过去10年内他的电影没有一部在这里放映。我们在纽约可选择的东西愈来愈少了，而这是一个被视为看电影的好地方。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容忍那些小制式（指录像带、DVD等）———我碰巧不习惯微缩影像———你不但可以看到整个电影史，还可以一看再看。电影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表明当代文化的腐败。品味已经变坏，很难见到有导演矢志拍摄具有思想和感情深度的电影。我喜欢的电影，愈来愈多来自世界那些较不繁荣的角落，是有理由的，那里商业价值还未完全取代一切。例如，大家对（伊朗导演）基亚罗斯塔米反应如此热烈，是因为在这个愈来愈犬儒的世界，他镜头下的人物都很纯洁、认真。由此看来，我不觉得电影已经寿终正寝。 陈耀成：有人说，在你两组小说之间的漫长空隙期间，你把写小说的冲动转向电影制作。（桑塔格的电影作品包括1969年的《食人生番二重奏》、1971年的《卡尔兄弟》、1974年的《应允之地》和1983年的《无导之游》。） 桑塔格：也许是吧。但我的创作并不遵从一个工业模式。我不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一本书后立即着手另一本。我要写必要的书。 陈耀成：你是不是曾计划把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客》改编为电影？ 桑塔格：是的。我写了一个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微不足道的价钱从西蒙娜·德波娃那里获得版权，并找到小笔资金来拍摄。但是半途中突然对那电影剧本或那电影或那题材失去信心。我没有信心可以拍得够好。 陈耀成：你是不是已经跟拍电影说再见了？ 桑塔格：我热爱电影。我一生中有很多时期每天都去看电影，有时候一天看两部。布勒松和戈达尔，还有西贝尔贝格，最近则有索库罗夫，这些导演对我都极其重要。尚塔尔·阿克曼的《尚娜·迪尔曼》、贝拉·塔尔的《撒旦探戈》、法斯宾德的《有十三个月亮的一年》、《美国士兵》、《彼特拉·冯·康德之苦泪》、《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安格普洛哲思的《流浪艺人》、艾伦·雷奈的《梅洛》、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克莱尔·德尼的《美丽的工作》（《军中禁恋》）……我从这些电影学到很多东西。不，我没有说过要跟拍电影说再见。我没有兴趣改编自己的小说，但有兴趣写原创剧本。是的，我还想拍更多电影。 我被反美帝的斗争吸引 陈耀成：你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悲叹“启蒙时代的价值所体现的世界主义道德和政治标准在过去一代人中普遍下降”。我想，这篇文章，加上你1984年那篇《模范异国》，可谓击中我们这个后冷战和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政治困境的要害。如你所言，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治因为坐享其成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有利可图的务实经济关系”的关注而“愈发肆无忌惮起来”。 桑塔格：必须声明，那不是我写的。我的一次即席发言被录了音，转成文字，被《纽约书评》拿去了。几天后，我首次听说我的发言将被发表。《纽约书评》打电话来说，他们要派信差把文章的校样送给我。（笑） 你知道，我不是相对主义者。在我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听说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学不同。一代代的汉学家，包括费正清，都宣称在涉及亚洲的问题时，西方公民自由的标准是不相干的，或者不适用的，因为这些标准源自欧洲新教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个人，而亚洲文化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但这态度是有害的，其精神是殖民主义的。此类标准不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传统社会，也包括欧洲的传统社会。但是，如果你生活在按其定义并不是传统世界的现代世界，你就想要这些自由。每个人都要这些公民社会的成就。而把这点解释给来自富裕国家、以为这些自由只属“我们”的权贵阶级听，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我是被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吸引。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使我不能自拔。即使到今天，美国人都还在谈论五万六千名战死越南的美国士兵。这是个大数目。但是，有三百万越南士兵和无数平民百姓死了。而越南的生态环境被严重毁坏。扔在越南的炸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扔的炸弹总数还多，与朝鲜战争中投的一样多。美国进入这些国家时，其军备悬殊的程度是惊人的。就拿在伊拉克的战争来说吧。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美国人还扔凝固汽油炸弹和轰炸撤往北方的赤脚伊拉克士兵。这些事情使我沮丧绝望。我们必须记住，1963年至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伐洛克———那是一个引起我们很多人思考的时期。在1963年，在真正的反越战运动出现之前，我已参与反越战运动。越战才刚刚开始。我和一位前绿色贝雷帽（译注：指美国特种部队成员）一同在加州巡回演说。我们站在街角，两次被人扔石头。1960年代中期，我碰到来自苏联的人，他们确实说过，事情真的比以前好多了，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接着，1968年8月，一切梦想都幻灭了。因此，没错，可以说，在1963年至1968年，我愿意相信反美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发展另一种合乎人道的政治，不同于以前殖民地的状况……结果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我关注世事的一生中，这5年似乎并不太长，不算犯错误很久吧。 陈耀成：你会撤回1982年在纽约市剧院发表的有关“戴着人面的法西斯主义”的声明吗？ 桑塔格：当然不会。左派政府有过一阵子吸纳了深广的理想主义资源。在1930年代的欧洲，很多杰出人物投入左派运动，他们不知道运动的实情。接着，质疑的人一再被要求闭嘴，因为当务之急是对抗希特勒，我们一定不要对不起西班牙内战中正确的一方。 陈耀成：你没有完成那本有关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的书，是不是因为你担心这本书会被当前的新保守主义利用？ 桑塔格：肯定不是。放弃它，主要是因为我想重新拿起写小说的笔，只专注于写小说。我知道这本书会花费我一两年时间。我已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不是那种每天都写作的写作狂。有几个时期，我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 （本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
3楼
小海 发表于：2005/7/20 13:47:50我已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不是那种每天都写作的写作狂……有几个时期，我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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