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

像候鸟一样生存及无法飞翔-------看吴文光纪录片《江湖》
□ 菲林橙子

　　早在两年前，《江湖》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就听到关于它的声音。看到是在2000年10月某一天的北大图书馆。吴文光，这个在下巴上保留一撮小胡子的黑瘦精干人物早早，并亲自用他的数码放映机放片子。
　　149分钟的《江湖》是从近８０个小时的素材带里剪出来的，之前我不断听到关于这片子的说法和见到吴自己写的文字，但我并没有想像过它。对未曾目睹的影像进行所谓的想像是徒劳的，哪怕是分镜头剧本，也离真正形成状态的电影如此遥远，更何况是一部与自己的生活脱节的纪录片呢。
　　《江湖》拍了一群到处搭大棚卖艺挣钱的人的生活，在各个乡镇迁徙，像一个马戏团那样找到空地，支起宽大的帐篷，之后的几天他们就在大棚里卖艺、吃、睡，睡觉的床板就在演出的"舞台"下面。所谓演员也就不过是带团的老板同村那些想挣钱的和到外面看看的年轻人，会唱歌的就唱，会口技的就表演，什么都不会，但身材不难看的女孩子就表演"三点式舞蹈"（这个看上去像是互相嬉闹的表演后来发现竟是他们的"杀手锏"）。他们就这样转乡换寨，落地为营。团长老刘回家了后他２６岁的儿子小刘接班，这个精明的小伙子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现在这２个多小时素材带的主要内容之一。
　　他们不是中国的吉普塞，放片子前吴就说了，中国人没有吉普塞精神，片子里的这些人，也是挣了一点就想回家，几个月不发工资就更想的那种。他们大多是为了生存，和美国人六、七十年代"在路上"放纵自由的生命追寻和加谬的《局外人》的落寞意韵是不相干的。吴文光很干脆地撇清了。
　　大棚人生活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别处，他们在台上可以承认自己是所谓"明星"，但是下台后不过是个"用破脸盆洗脸的家伙"。他们可以潇洒地在台上走来走去，下台却为几个月不发工资郁闷难受。影片更为关注的是他们在异常生活环境中进行的日常生活：恋爱，娱乐，吃饭、想家。还有，大棚生活的艰难，比如一开始选择的素材就是大棚到达一小镇，团长陪着笑脸去文化站申请演出证，片中还陆续夹杂着团长和官面上人打交道应酬的段落。而底下人的艰难则是风餐露宿的苦闷和得不到报酬的憋闷。
　　我佩服这种捕捉，就像最近看到的一些纪录片，如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纪录片就是对一种姿势的捕捉，这些事情从身边掠过，我们习以为常，茫然不觉，纪录片的制作者却停了下来。
　　有时不仅是停留，如吴拍《江湖》，他必须和大伙一样不停迁徙和栖息。更艰难的是纪录片后期的剪裁，从大量素材中截取那最有意味的一小段，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截取的功力也体现了制作者的眼光，这里边，包括他是用什么样的视角去对待被摄者和观看者。
　　吴对待拍摄者的态度基本保持在平和中的关注，是不加干预的。就像那个跟了老板几个月却没得到一文钱的小伙子决定辞工回家，要求老板满足他穿双好鞋回家的愿望，"钱我就不要了，能不能给我一双鞋，出来很久了，回去见家里人，也不至于还穿一双破鞋"最后他的愿望落空了，他背着包袱回家，吴跟拍着他从大棚里出来，一直拍他走得很远很远的草丛之后消失。吴文光后来说，他当时很想去满足小伙子的要求，但如果那样做显然难和老板继续相处。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同情而对被摄者做什么，虽然他的镜头一直关注他走到很远。拍完《老头》的杨天乙曾感慨："当影片受到奖励，我获得荣誉，大爷们还是坐在家门口，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小偷，偷了他们的东西，装扮了我自己。"朱传明的说法更为直接："另外一个我经常遇到的总是：弹匠现在在哪里？的确，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片子拍完了，人家回家去了。片子跟他毫不相关，片子即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也不能改变他什么，相反，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能给他带来伤害。有时想想，纪录片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江湖》所令我不满的是素材目前的组接方式（之所以用"目前"是吴文光说他现在还在拍这个内容，并没有停下，也许它很快有新的形式）。《江湖》没有按时间顺序来剪辑，也不用旁白，而是采用很多小标题，黑场现字幕揭出下一段落的内容。在黑暗的放映厅里，我记录了这样一些标题："国庆节要到了，呆在北京比较麻烦"、"一个本地女孩对大棚有些恋恋不舍"、"老刘回家了，老大独自当起大棚的家"、"演出决定增加点颜色"、"生意萧条的时候，爱情依然在继续"、"爱情故事之一：梦龙爱上雪龙"、"两天后的夜里，玉杰坚持实现了他的阴谋""工资还是没到手，乐队的憋不住了"等等。１４９分钟的现有内容，２０个还多的小标题，就是说每６、７分钟就会出现新的标题。这种人为的划分使得内容变得简单易懂了，你不需要费解他们的行为是爱情还是玩笑，至于"爱情故事"，你也自然接受了，而不会纳闷那个女孩为何寻岔和男人吵架。标题已经点明是白痴也懂了，就不用说那些与大棚生活更为生分的老外了。从这点我觉得吴不是忽略了观者的读解能力，就是要主动化解观众对故事的误读。
　　如果去掉这些标题，现存的片段连接会变得如何？去掉了标题的内容将成为抽掉骨架的木偶，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力量使之站立。大棚的生活本来就很零碎，它没有中心事件，甚至那个小刘老板也并不能成为中心人物，吴本身也根本不想把它拍成很故事性的东西，他说故意省略了那些很戏剧化的事件，他是以很故事的标题组接了很日常的事件，从而引导我们去清晰地关注生活原生态。另一种解释是吴文光为了剪辑的方便和易于被读解而使用了标题，并不惜把流畅的生活支解。
　　给每一个小零碎贴上标签自然比把它们镶嵌成整体要容易。
　　如此，他自然有他的理由。我不喜欢的理由也很简单：我更倾向于不加注解的纪录片，此外，我也不喜欢被引导。
　　另外一个我感到的缺陷是片中出现的那些被摄者与摄者之间的交流的场面。虽然没怎么听到吴说话，但是被摄者很明白是向他（或拍摄的另一个助手苏明）倾诉：有小刘团长的"肺腑之言"，痛苦地诉说朋友的欺骗。也有大棚最低层的小字辈吐苦水抱怨老板。这是吴文光的勇气，他不回避镜头，只要有光线，他拍就是，哪怕被人意识到拍摄者的存在。但是这些交流有些很真实，有些可能是带有表白性质的。我感觉这些语言和他们真实的心态是有距离的，因为吴毕竟是一个外人，群体里的人对"窥见"他们生活的外人总有希望被领会（也许是真心，也许是掩饰）的冲动。就是说，我更想看见的不是大棚人与拍摄者的关系，而是这个拍摄者即使不在场也可以表现出的真实。话说到这里我认为自己是不是有点苛刻，无任如何，吴文光是必须在现场出现的大活人，他可以尽量使自己的摄影机被习惯和熟视无睹，但他毕竟不能穿上隐身衣，所以拍摄双方的互动关系必然要带入到影像中去。
　　吴文光说他曾劝老板对下面的伙计要温和一点，"你可以对文化局的笑，可以对公安局的笑，你为什么不对下面的人笑一下"。26岁的小老板有超出年龄的城府，上下应付自如。在全部20多个小章节里，小老板是个关键人物。尤其那一段是从西客站接来朋友玉杰，然后发生的玉杰阴谋带走属下的事情。这也是全部影像里比较有戏剧色彩的部分，面对摄影机小刘老板述说他的心情，说他最重的就是朋友，别的都不重要，但是却被朋友给骗了。从他眼里看到的是比伤心更复杂的东西，一种想要报复的欲望和不原谅。纪录片里看到的东西可以很多，关于人物身上的原始的，直露的一面，不需要图解而得。吴文光说他跟着"远大"大棚演出队陆续跟了半年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江湖》主要只有从夏天到初秋的过渡，而缺乏其他季节的状态，像这样一个演出队，夏天风餐露宿，在冬天是像候鸟一样迁徙到南方，继续演出呢，还是暂时解散，回家种地？虽然吴随着大棚走江湖，同吃同睡，以至大棚人在他面前可以很随意地呈现自己，所以他获得了一部分真实。但是大棚人那种象候鸟一样飞翔转移、浑然一体的状态，可惜未从《江湖》里看到。吴文光同时记录了大量的文字，我觉得这本书和《江湖》纪录片结合，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书可以更广一些，不会遗漏什么。而纪录片必须放弃很多，现有的取裁，我认为吴做的还不是很理想。或者说，他跟的时间还不够。

　　我比较喜欢的片断之一：卷毛小谭嫌自己的卷毛难看，想理个头发，于是好说歹说地向老板娘讨了5块钱，他和另一个男孩去理发店里，想和理发的女孩套瓷，于是他问：你知道我们的远大演出队吗？女孩头也没抬地说，不清楚。然后他走近一步，问：你想接触歌舞艺术吗？在他的心里，忍不住要将自己挨的很近的这些说不上有多好的歌跳舞看作是神圣的东西，很美的生活。因为这样他能处于一种美的体验。后来吴与大家交流时提到这个小谭，说他是剧团里地位最低的人，曾经在北京郊区做工，一个月能挣５、６百块。后来看到大棚演出，就辞工加入，他也没有什么特长，在剧团里打打杂，做粗活，拿的钱是最少的。吴曾问过他，跟了老板一年，拿了多少钱，小谭大概算了一下，约有２００多块，每次老板给的钱都不会超过２０元。地位最低，那些女孩子都不屑于理他，但是小谭很满意这样的生活，每天不干活时就听歌看舞，看看女孩子，感觉很开心很自由，好像和自己理想的生活挨得很近。
　　片断之二：在"爱情故事之一：梦龙爱上雪龙"里，梦龙是个奇怪的姑娘，她会画画，画得还不错。在那一堆人里边，她有一种孤独的气质，不太合群。偏偏她喜欢上了有家室的雪龙，并且挣扎在无望的单恋里，以至于去故意撬开雪龙的箱子以和他吵一架来发泄。而另一边，雪龙却对别人说：我根本对她没感觉，要是有感觉早就跟她睡到一块去了。女孩最后决定离开了，雪龙不太情愿地在众人的要求下去送她。
　　片断之三：众人又一次喝酒，话题涉及前途。这是《江湖》的最后一段，众人说到有没有可能把大棚带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演出，想出的种种设想十分好笑。什么如果自己是国家领导人的亲戚，什么义演。这一段不着边际的畅想后，接了他们出发去新的地方挣饭吃的一幕。
　　吴文光告诉我们这有意思的一幕：他呆在北大的放映室里放片子，手机响了，巧的正是片中老板小刘，他带着大棚演出队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小刘说，吴老师你在干什么？吴说，我在北大的图书馆放你的片子。小刘：我不相信。吴把手机放到空中，正好片中的小刘正在说话。于是，在山东小县城里依然带着他那帮"游民"四处搭棚混饭吃的人，听到了从北京的高等学府里传来的银幕上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