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想起写这样一篇文章，缘于近来陆陆续续读了好几本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书，特别是读了谢泳的《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之后，一些模糊而杂乱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因此有了兴致,想要来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 什么才叫“好的知识分子”呢？这其实是个很难下的定义。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乃至于不同个性的人大概对此都各有各的看法和标准。譬如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标准肯定是不同的，胡适，鲁迅，郭沫若也定然对此各有界定，尽管他们都是同一时代的人。 那么有没有一种简单而通俗的标准，来评定鉴别“好”的知识分子呢？如果抛开所谓的政治标准，我想还是有的。 好的知识分子，个人以为首先还是应从他著述的文风上体现出来,毕竟,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要通过文章来体现个人价值的。这就像剑客须从剑术上分出高低一样，最是简单明了。况且，我们素来有文如其人的说法。 在《学术著作的文风》一文中，看谢泳这样写道： “学术著作的文风，是最能见出学者所处的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精神的．．．．重建学术规范等难处，其实是一个文风的问题” “不说胡适他们了，钱钟书，费孝通那一带也是从外面回来的，在外面也是大师的学生，可回到中国来，无论做什么研究，写文章都是以明白简洁为目的，他们的文章是让人看的。” “过去学者的文章多数能作为散文来读，今天学者的专著已很少有这种特质了，这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精神在学术上的体现。凡是对一门学问真正有了解的人，总是可以把生奥的东西说明白，也就是说，凡那些说不明白的人，多数是不大会的。只有会的人，才能说得少，才能说得好” “坏文风，都是由大而空引出的。现在很多学术著作的叙述方式是很成问题，为了大而长，他们不得不说很多废话，这是坏学者的习惯，好学者都是一上来说要害，从不废话。” 每一句读来都很平实，都很明白，正是好文风的体现。我喜欢读谢泳的文章，是和他这种好的文风分不开的。 当然，好的文风除了这里提到的简洁明白的语言之外，个人以为还应该读来有趣味――即有一种内在而微妙的韵律贯穿始终，从而使读者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愉悦的享受。因为只有这样的文章读起来才会流畅，才会吸引人，才不会枯燥如嚼蜡。 毕竟，我们写文章的目的是要给别人看的，写得简洁，明白，趣味一点不是更易被读者接受和传播么？ 2 其次，好的知识分子须得有些自由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虽然被我们冷落压制了几十年，如今看起来却正是培养好知识分子的最佳养料和基质。 当然，“主义”两个字最易引起误会的，按谢泳文章中的说法，这实际上是指“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曰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是一种精神。在《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一文中谢泳有这样一段话，说得非常的好： “．．．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是因为我从许多历史事实中发现这套东西第一合乎常识，第二合乎人情，没有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我以为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我以为就比计划经济好；它认为民主比独裁好，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想法，还有人独立就比依附好，等等。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他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它是说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温和的，他想让人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我是认同自由主义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按它的规则来为人处事，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一点．．．” 应该承认，这正是好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当然，现实中有的人不喜欢，不认同这种“自由主义”，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他的自由。但偏偏有些所谓的“革命同志”要以抡棒子，扣帽子的极端方式来打击，甚至毁掉这种自由主义，就很难叫人理解了。 3 再有，好的知识分子是那种愿意拿所学的知识来回报和贡献社会，是乐意走出象牙塔来做一些有益民众国家的事业的。这同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脉相承，我想在去掉其封建的成份之外，未尝不可以作为衡量好知识分子的标准之一。 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好做什么事呢？ 谢泳以为最好做这样三件事：一是办大学，二是办出版社，三是办报纸。我想不妨加上一件，那就是竭力提倡“好人政府”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参政从政。 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好人政府”以上的三件事根本就无从做起，或者说做了也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已，与真正理想中的事业早就似是而非，相隔万里了。再者说，有理想，有良知，有才干的好人不去参政从政，难道把那些位置全让给庸人或者说坏人吗？ 所以好的知识分子应当积极从政，并竭力创建“好人政府”这该是当仁不让的事。 4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以胡适和鲁迅作为样本, 对他们的异同做个有趣的比较。 他们两个人的文章我都看过，从个人来讲，我是比较喜欢胡适一些，当然了，这只是一种个人的喜好，是不好以此为评定他们的标准的。 而我想做的一个比较，便是相对于我们当前这个现实社会，以他们两个的行事和风格，谁会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呢？ 以鲁迅先生疾恶如仇的个性来说，针对当前社会的诸多问题，我想他大概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投掷以“匕首”和“标枪”。不过面对目前依然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他的文章大概会十投九不中，最多有一两篇刊登在《南方周末》和《21世纪环球报道》上面（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停刊的危险），更多的文章，恐怕只有发表在网上，做一个超龄的“愤青”。 无可否认,鲁迅一类的文章,写起来读起来都是痛快淋漓的,因为它有一种直指对方弱处,毫不留情痛打落水狗的雷霆万钧之势，毛泽东说它是“战斗的檄文”，言之有理。只是这样的文章对于我们社会的进步和改造到底有多大的益处呢？我看是值得怀疑的。一般来说，这样的文章是破坏性大而建设性不足，一旦把握不好，还很容易过多的掺杂进个人情绪，对事对物难以做到持平之论,历史中这样的教训很多,也很值得我们深思。 再来看看胡适,他的文章和为人都是理性的平和的，却又是保持个性独立的。对于社会和政府，他也不是一味的批评和指责，而是要负起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个人最大的努力，参与改良和建设。不过他这样的做法，在很多时候是容易引起激进的“革命者”误会的，即使是在今天大概也不例外。 我并不排斥鲁迅，但是更赞同胡适的做法。也许对于一个尚不完美的社会，出现一些批评的文章固然不坏，但在批评之余，更多一些建设性，岂不更好！ 5 以上的感想大都是近来读书引发的，其实并无新意，全是胡适他们那一派自由主义学者当年提倡的，温故知新才发觉正是我们今天的需要，所以不客气就拿来了，希望与同道朋友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