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室而起，大加批驳，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还有的故意说反话，表示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那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等等，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本来，这些意见不是周恩来自文革发动以后所一直坚持的主张。不过，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已经从“安亭事件” 的处理上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因而开始有所退却，谨言慎行，凡事不轻易表态。可是，他的心情和看法毕竟和他的部属们是相通的，因此常看到他们站出来慷慨陈词时，不能不受到某种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谈会讲话时，当场并没有制止会上的过激言论，相反还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的态度，挺身血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他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但是，三天之后，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原始的档案材料，多是引述辗转传达的内容，而且说法不一，前后抵梧。不过，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驰，令毛大为恼火，则是可以肯定的。再加上这时中央文革的土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很显然，上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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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善于在政治浪涛中弄潮的周恩来立即随风转舵，采行顺守之道，有意和工交座谈会上的论调保持距离，同时尽力说服掩护他的部属退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不再提“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一类话了，而是强调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才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并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 周氏的这一番话可谓五味俱全，意介言外，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和在政治上隐忍退避的顺守哲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批判。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人概是奉毛之命，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剎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被称之为“万吨水压机”。在政治高压下，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n承担了“堵”、“压” 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实际上，陶铸是在代周恩来受过，顶下了本来应该由周出来承担的责任。关于周本人在会中的表现，当事人谷牧这样回忆道：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宜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请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追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点。总理的这些话是在为我们开脱责任。”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闯了这么大的“祸”，周恩来就不能不对毛泽东有所交代。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这是谷牧同志在十三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丙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 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肴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任。他这时所感兴趣的是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新规定发下去。”不过，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泽东也不想轻易放过他去，随后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贷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手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P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卜一步运动扫清障碍。顺便一提的是，陶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江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令的日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杀鸡给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自己受过。的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于。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从内心说，周恩来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他一直明确采取保的态度，舌焦唇敝地劝说造反派不要这样
搞。比如，当北京医学院红卫因陶铸曾出面保过卫生部党委而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暴发户”陶铸时，周恩来曾几次出面做工作，说：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毛泽东知道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自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他离心离德，知道他所发动的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他们，再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几个月后就鸣金收兵的话，那么这一大批仍然在党内占据要津的各级领导干部日后势必成为刘少奇卷土重来的党内基础。因此，必须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毛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这才是他内心深处不便对外人道的真实动机。至于后来把它形容成是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等一类冠冕堂皇的说法，不过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们奉旨进行的理论包装而已。不过，毛泽东很清楚在政治上搞这样一个破釜沉舟，几近改朝换代的大动作需要师出有名，仅仅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定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问题无论再怎样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Z况且路线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党内问题，无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须在批刘的问题上另辟蹊径。实际上，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批刘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相机而动的作法，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而不断‘水涨船高”的。究竟对刘少奇整到什么程度，毛并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完全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只有把刘的问题说得越严重，才越能证明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本来，毛还是准备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还是如此。他对刘、邓二人的检讨分别做了批语，给以某种肯定和鼓励，林在会上表示：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甚至还说过：“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但在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对运动的阻力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中央文革的意见，把他本人肯定刘少奇、邓小平二人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而把他们的检讨单独发下去，作为全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这次，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准备再一次拿刘少奇开刀，不过改从他的历史问题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 和“党内问题” 的界限，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夺权” 制造口实。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发难者的角色。还在文革发动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本人的历史问题。九月间，他写信给毛，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53康生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这些属于刘少奇山头而又占据党内要津位置的人的历史问题端了出来，又把刘本人给牵连进去，可谓一箭双雕。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己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k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听任康生继续搞下去，同时他在盘算使用这块“石头” 的时机。后来，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千系重大，牵连甚广的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红卫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狱问题请示毛，表示：“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了表里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让周覆电西北局，称：“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然而，当毛泽东决心发动“全面夺权” 之际，便动手拋出这块可以在政治上致刘少奇于死地的“石头”来。十二月十一日，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刘的“历史问题”，决定对此立案审查，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最初的成员是：谢富治、江青、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 不过，由于刘仍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老于权谋的毛决定以“王光美项目组”的名义来审查刘的历史问题，并把江青换成汪东兴。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广为收集刘少奇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言论，并对其中一份揭发刘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57文革秀才陈伯达对此心领神会，左即利用宣传机器造势，将批刘的重点由批判在工作组问咫L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为对十七年来刘少奇所推行的所谓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和清算。在实施全国“全面夺权” 的部署上，毛泽东选择了上海作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单是因为上海曾是文革运动发动的大本营，更重要的还是看重自“安亭事件’后，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支势力强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队伍。十二月间，工人农民开始起来响应造反后，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吹风，谈他本人已考虑多时的对党政机关进行“接管”的思想，进行“路线交底”，说：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按照中国老的说法，七十三岁被认为是’命坎”，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动请客的毛，却在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请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员到他家中吃寿面。正是在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后定下”全面夺权”的大计，决心采取破釜沉舟之举，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搞到底。席间，毛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围绕着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讲了很多话，并站起来祝酒，一语惊人，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大都写入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论中。不过，社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全面夺权”的字眼，而是用的“展开总攻击”的提法，而毛祝酒词中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换了个说法，改成“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了。根据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的布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 的身份返回上海，紧急策划
夺权。一月六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以下几百名司局级干部。随后，在张、姚的操纵下，建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对于这出本来是由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导演的上海夺权，随后他又自导自演，出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接着，毛又让中央文革小组代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开展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接着，中央文革开足宣传机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造声势，使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山西口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首先起来响应，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后，纷纷屐开夺权斗争，各地党政机构完全瘫痪，领导干部被普遍批斗，正常工作无人过问。不同派别之间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打得不可开交，演成恶性的武斗事件，全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在上海“一月夺权” 风暴席卷全国之际，一直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尽管他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以退让求生存，但文革女老板江青仍然不依不饶，挑唆造反派继续散布诸如“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头甚至连续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更让周恩来感到被动和尴尬的是，在上海夺权这样大的问题上，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并没有被通知参加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的生日聚会和表态支持上海夺权的谈话。局势的丕变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乱了他原先解决上海问题的设想和安排。本来，从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对上海市委一直采取保的态度，针对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几次表态宣布：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60 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迫于毛泽东的干预，他不得不退而承认“工总司” 是合法组织，但仍主张依靠上海市委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就在几天之前，鉴于上海的局势日益混乱，他还代表中央给陈丕显打电话，要他出来主持上海工作，叮嘱上海一定不能乱，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夺权行动，让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产。问题还不仅于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努力紧跟毛泽东的同时，内心一直希望运动能够早日结束。在他看来，既然接班人的问题已经解决，群众也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刘少奇也靠边站了，总之该解决的问题大体部已解决了，运动就没有必要再这样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了。为此，周恩来曾几次设想过结束运动的时间表，并积极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可以说，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发动群众，检阅多达一千一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中共历来搞运动的作法，都是一旦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运动也就将巾高潮转入收尾阶段了。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劝导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打消思想顾虑，不要再犹犹豫豫，要敢字当头叫列去以后赶快放手发动群众，说：‘如果群众运动不开展起来，我们舂节就结束不了” ，并为文革运动一再冲破原有的设想，何时结束仍然遥遥无期而着急。这次，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之举，不仅使周恩来原先希望早日结束运动的想法完全落空，而目。还使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很显然，文革的这种搞法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势必会把整个党和国家拖人一场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然而，这场泼天大乱又是他本人矢志忠于的毛泽东有意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氏的内心深处必然在两者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当然，最后还是“保持晚节” 的心态占据了上风，强迫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要跟着毛走。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只有“做个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才能想通”。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周恩来的这种内心困惑和挣扎，明明想不通却又要作大彻大悟状，强迫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心态，在这一时期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不时地流露出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像“我们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这样一类内心剖白，差不多已经成了这期间周在接见讲话中的一个特色。这对一向城府很深，行事总是深藏不露的周氏来说，实在是很少见的。这种反常的情况，正好映照了他上述的内心困惑．和挣扎，为了在政治上保持晚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过，周恩来是一个深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事总是恪守中庸之道，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富于调和”，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跛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其实周恩来本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在周死后广为流传，不少人把它解释为周氏“高尚人格的表现”。其实，这不过是他备受上述双重角色内在矛盾的煎熬一明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钱而走险，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灾难之中，但在‘保持晚节”的心态下，又不得不跟着走；与此同时，他又良知未泯，不甘自我沉沦，为求心之所安，只好尽力补救一这一复杂心态的隐晦吐露罢了。 最能体现周恩来这种双重人格的，莫过于他在文革期间所精心选择并且始终佩带的那枚毛泽东的像章。像章的一端是毛的头像，表明了他决心在政治上眼着毛走的信念。像章的另一端刻有毛手书的“为人民服务” 五个字，则是他政治信念中的另一方面，藉以求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周氏之所以选择佩带这枚像章绝非偶然，面—是他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时内心冲突的外在表现，并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象征。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周恩来把这枚像章看得很重，犹如文革期间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直佩带到死。其问当别人几次想更换这枚像章时，他都拒绝了。据知情人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到外面参加会议，造反派专门送给他一枚非常精致的像章。为了不让他们扫兴，他当场并未拒绝佩带，不过回来后仍然换上了自己中意的这枚“为人民服务” 的像章。尽管周恩来被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圈外，但事情出来后，他还是积极参加了进去。一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修改了前面提到的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并和陈伯达、江青一起联名送毛审定。与此同时，周又设法应付由席卷全国的夺权浪潮而造成的乱局，有所为有而所不为。他有意避开了毛直接关注和掌握的各省市的夺权，而想办法限制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夺权范围。为此,周恩来借毛泽东在肯定左派夺权时说过：“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 的话66，大大发挥了其中的意出，在各种场合强调说：夺权是指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行使监督权。并一再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宣传、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随后，周又不断扩大属于不能夺权的范围。提醒造反派对“业务监督要有分寸”。并针对两派为了夺权而打派仗的问题，说：夺权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在费尽口舌劝说造反派不要胡来的同时，周恩来对于在劝说无效后发生的一些出格越轨的事情，也毫不手软地采取了制止措施。不过，他只拿参预其中的党内领导干部开刀而放过一般群众，以免落下“镇压群众”的把柄，触怒毛泽东。比如，二月十七日，周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时，当场下令逮捕了拒不执行命令，在背后操纵造反派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一名财政部副部长，以仿效尤。他并在讲话中强硬地表示：这样的夺权走到邪路上去了。要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们非起来保卫不可，不然我们要犯罪。不起来保卫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权，怎么能算常委！”这件事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中央文革一千人认为周恩来做得“太过份了”，很想报复一下，但终因抓不到什么把柄而作罢。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又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赵紫阳这位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崭 露头角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大概是已经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上的夺权”的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十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让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造反派。周恩来闻知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指出各省的大权是中央授予的，决不能轻易决不能轻易出去，要同中央打招呼。并说：小孩子做游戏总还要打一场嘛，怎么连儿戏都不如，随便就把权交出去？！不过，周对赵的工作能力还是很欣赏的，在九大后安排各省市领导班子时，点名让他出来工作。” 随着全国各地、各部门夺权斗争的展开，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迫害也到达了空前的程度，从一般的批斗，发展到大搞人格污辱，变相体罚，诸如剃“阴阳头”，戴铁帽，画鬼脸，游街等，甚至私设公堂，关押拷打，严刑逼供。一月底二月初，就在周恩来的眼皮子底下，连续发生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事件，特别是张死得不明不白，尸体上还留着累累鞭痕，却被扣上“自杀”的罪名。这两件事给周恩来的震动很大，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应该说，这并非是在逢场作戏，而是确实感到自己的失职，作为国务院总理，没有尽到保护好部属的责任，无法向中央交待。对张霖之之死。周虽然明知其中大有问题，但却无法认真追究，甚至连向死者致哀都做不到。因为张背着“自杀叛党”的罪名，而且又是被毛泽东点过名的人，所以连追悼会也无法举行。他当时所能做的，只是让公安部报告张的尸体解剖结果，查明死因。但是，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很难查清，加之中央文革小组从中
作梗，袒护造反派，使得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周恩来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等到大乱过后，他亲自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决定将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子女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这已经是后话了。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有鉴于此，周恩来随后和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共同研究后，决定把国务院各部部长轮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专人进行照顾，使他们能够在外面频繁的批斗中可以稍稍喘口气，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过。与此同时，周又与上述几位副总理商量后提出名单，以“养病”的名义，把李井泉、宋任穷、叶飞、江华等二三十位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地，指定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这些人经过文革劫后余生，对周恩来心存感激，写了很多缅怀文章称他为“大树参天护英华”。曾经被保护过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说过这样一句代表了这批老干部心情的话：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不过，周恩来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平心而论，他并不想通过文革运动整什么人，但也绝不会出来对什么人都保。在保什么人的问题上，周煞费苦心，权衡掂量政治上的各种利害关系，除了要力争毛的支持外，还必须同时兼顾林彪和江青两方面的态度，尽可能地在毛、林、江三者往往各不相同的态度中，找出一个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立脚点来做这件事。 像前述保护党内高级干部的两份名单中，周恩来为了争取毛泽东的首肯，就很少包括党内属于刘少奇、彭其、薄一波北方局系统的人，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这批人在后来东山再起后，对周的怨气很大，始终不能给予原谅，也是事出有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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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挑唆下，为了揪斗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设下圈套，谎称刘的女儿在车祸中轧断了腿，将王骗到医院，当场扣押，演了一儿“智擒王光美”的闹剧。周恩来闻讯后连夜派秘书前去交涉，把于要了回来。在随后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亲自给王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十四年后，当刘少奇的冤案平反昭雪后，他的儿女们撰文回顾这一往事时写道：“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话激起妈妈心中的千言万语，然而，几句言语又如何能表达呢？妈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北京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家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怀从四川成都劫往北京批斗。周恩来获知后，下达了三条电话指示：—、由成部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什何污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的警卫员后来在《在彭总身边》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趁没人的时候，我向彭总传达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彭总沉思了一会儿，问：‘真的？’我说：‘真的！’他又问：‘还称我同志？’我说：‘对！对！两次，清清楚楚。’彭总抱着头，转向墙壁。我看到他双肩在激动地抽搐。好一阵，他才转过身来。” 在贺龙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一开始是采取保的态度。应该说，毛、周两人对贺龙是很了解的，特别是周与贺龙的交往更是长达四十年，是对贺龙投身革命乃至整个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尽管贺龙并不在毛发动文革的打倒之列，却是林彪必欲剪除的对象。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林彪之所以视贺龙为眼中钉，有着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贺龙的战功虽然远比不上林彪，但军中资历却比林彪老得多。当年南昌暴动时，贺龙是起义军的总指挥，而林彪才只是一个连长。加之贺龙为人豪爽，重义气，关心部下，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还有他自己二方面军的山头，是军中唯一有实力和林彪抗衡的人物，被老帅们称为“龙头大哥”。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称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更让林彪窝了一肚子火的是，文革前，贺龙在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与罗瑞卿打得火热，一唱一和，在部队中搞大比武，获得了毛泽东以及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好评，大出风头。而把他这个一车委第一副主席拋在一旁。文革一开始，林彪在扳倒罗瑞卿之后，为了让自己手下的人马在军中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便开始对贺龙下手，指使他的亲信纷纷向毛泽东写告状信，指贺龙插手军委总不和各军、兵种的运动，企图篡军夺枞。并且通过康生散布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稍后，林彪亲自出马，以接班人的身份，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向各方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担心主席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在倒贺的问题上，林彪和江肓两人联手，不断掀风鼓浪，社会上“打倒贺龙”之风愈演愈烈。毛泽东本来对贺龙一直怀有好感。虽说在打下红色江山的过程中，贺龙并没有立下多少战功，但毛对他的评价却很高，称赞他对党忠诚，团结同志，在军队中有威信。原因在于行伍出身的贺龙曾在历史上帮过毛的大忙。一件事是当毛执意要和江结婚而遭到党内众人反对时，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力排众议，乃至耍起粗来，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另一件事是毛泽东在与王明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斗争中，贺龙虽只是一介武夫，却坚决站在毛一边，说：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懂什么？他要骑在上席头上，我就一枪撂倒他。贺龙的这番话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文革中，毛泽东一开始的态度是保贺龙的，试图调解林彪与贺龙之间的矛盾，撮合两人在一起谈谈，但没有成功，不得不退而考虑在林、贺二人之间的取舍。这里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毛在这个
问题上的踌躇心态。在一次毛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在倒贺的问题上，与林彪联手的江青突然出来将毛的军，离开会议原定的议虺，提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现在不议。”谁知江青不依不饶，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弄得毛当众出丑，尴尬已极，只得宣布散会，匆匆离去。周恩来本来也是力主保贺龙的，而且可以说是文革初期在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花精力最多的一个，曾多次出面为贺龙讲话，化解社会上的倒贺风波。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表明贺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给处境困难的贺龙一点支持，周还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有意把贺龙安排在毛所乘坐的第一辆检阅车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辆车上。为此，周恩来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围攻，说这张新闻照片不能发，因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双方斗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周本人想出来个补救的办法，提出在林彪的那张新闻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文字说明上这样，林彪在政治上的分量超过了贺龙，这场风波才算过去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称为毛的”亲密战友”的由来。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但是，后来“打倒贺龙”的势头越来越猛。周恩来看出来者不善，背后是林彪在指使时，态度开始有了变化，对保贺龙的顾虑日深—他不愿意为此而得罪身为副统帅的林彪。不过，好在毛泽东的态度还没有大变，因此还可以利用毛作为挡箭牌，来抵挡来自林彪、江青两方面的压力。一九六六年底，随着整个形势的恶化，贺龙的处境也愈加困难，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日夜纠缠，逼得贺龙东躲西藏，无处安身。在这种情况下，周代表组织出面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关于周恩来把贺龙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护一事，早已成为表现他在文革动乱中“大树参天护英华”的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其实，真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应该说，并不是周主动去“接”的，而是贺龙“闯宫”的结果。 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为此，驾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贺龙决心返回东郊民巷的家中，坐等被纠。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对周恩来来说不啻是一个“烫土豆”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能把落难的贺龙推出门外。据知情者说，贺龙与周易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在贺龙看来，四十年前，大革命失败后，正是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代表党组织请求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理应搭救。周本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眼下贺龙确实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周顶
住外界的压力，把贺龙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在此期间，周恩来夫妇对贺龙夫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过却敬而远之，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因为周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的利害，知道贺龙有一肚子的委屈，急于找他倾吐，而他却不愿为此得罪林彪。周的这种回避态度，让贺龙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当时他每天站在窗前，盼着周恩来回来，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向了解自己的老领导说说心里话，申辩一下林彪横加在自己头上种种罪名，希望为他说句公道话，但周却始终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后来真正导致贺龙大难临头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毛出于发动“全面夺权”的考虑，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贺龙的问题上开始改变态度，听任林彪搞下去，就像一年前对待罗瑞卿那样。有了毛的默认，林彪立即升高了批贺的调子。一九六一七年一月九口，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人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是仗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就非常为难了。既然毛泽东改变了态以，他也就失去保护贺龙的挡箭牌。本来，他还想再拖一下，但林彪追得很紧，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向他摊牌。在这种情况下，周权衡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即使此时对贺龙心存同情，也只好对不起他了，屈从林彪的压力，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不仅如此，周本人还奉命扮演了一个一十分尴尬的角色，代表中央找贺龙正式谈话，实际上是宣布在组织上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被周恩来送到西山象鼻子沟军委前指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以后，当年派遣熊贡卿充当说客前往对贺龙进行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之子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把这件事翻腾出来，诬指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这正好给了林彪大做文章的由头。立即批转周、江等人，并指派空军组织人“调查’。本来弄清这件事并不难，贺龙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按照林彪的旨意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他却没有出面为贺龙辩诬，相反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附和了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正当贺龙在囚禁之地天天望着通向山下的小路，眼巴巴地盼着周恩来兑现许愿而接他出去的时候，中央在九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了对贺龙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
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如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事实上，周恩来本人心里是非常清楚自己是欠了贺龙的账的，为此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在他病重的时候，强撑着一定要去
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当人们再三劝阻时，周表示：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并在贺龙的遗像前先后连连鞠了七个躬，以多少减轻一下他内心的负疚。这已经是后话了。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史称“二月逆流”的抗争，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自从头年十月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后，军队院校
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四处串连，在查找“黑材料”的名义下，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进京围攻国防部大楼，军队由此日益卷入文革的狂澜之中。本来，林彪此举是想配合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
署，并趁机在军中排除异己，结果却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国防部等最高统帅部在内的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军队的各级领导人也遭到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惨死在造反派的手里。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未能幸免造反派的揪斗，不是被迫东躲西藏，就是被关在地下室里，打得半死。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对这种自毁长城的搞法，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老帅忧心忡忡，认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军队的稳定，提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这样，在军队是否也像地方一样开展“四大”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等人始终按兵不动，与急于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中央文革形成顶牛，双方发生过多次面对面的交锋。林彪则首鼠两端，既不想改变紧跟毛泽东的姿态，同中央文革闹翻，叉不愿意军队大乱，祸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后避免明确表态。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陈、江转而迁怒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给萧华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对此，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此事。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周恩来看出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萧华一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将难保，军队势必大乱。于是，他立即回话：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并和叶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保萧的指示传达下来，军内造反
派已经闻“风”而动，连夜抄家揪人。萧华从后门逃脱，跑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第二天，军委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了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纷纷向中央文革开炮，批驳他们企图搞乱军队的作法，有的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像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就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江青也不甘示弱，继续在会上纠缠萧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刚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被夹在当中，既责问了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作法，也跟着批评了萧华，并拍了桌子。在这种情况下，看出江青是在杀鸡儆猴，冲着自己而来的叶剑英也拍案而起，为昨夜收留萧华一事承担责任，说： “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并严辞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作法，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来龙去脉。这件事情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深知军方将领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会逼反。再加上毛这时正在为各地开展夺权斗争后，不少地方的左派组织（即造反派）势单力孤，而领导权落入保守派手中而伤脑筋。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笼络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抚群情激愤的军方高级将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着性子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一旁窥测形势的林彪，这回也站在军方将帅与中央文革斗争的行列里，对中央文革责难军队的作法表了态，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随后，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现在走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怎么解释？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交待？是修正主义，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不就完了吗？！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给掀翻了，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辞职不干了。叶群吓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劝说他千万不能和江青闹翻，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在叶群的死活劝说下，林彪的气慢慢消了下来，打消了要到毛那里告状的念头。挨了一顿斥骂的江青自知理亏，见林彪正在火头上，只好
老老实实听着，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不过，江青这次着实领教了林彪的厉害，两人之间从此结下心结，成为曰后庐山会议双方闹翻的原因。 林彪的态度转趋明朗，给军中老帅们很大鼓舞。他们又趁热打铁，由徐向前登门当面向他反映情况，敦促他参与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报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此表示很赞赏，积极拉住中央文革进行讨论，虽然最后作了一些让步，但总算获得通过。在毛表示同意照发后，林彪也如释重负，高兴地对毛说： “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以毛亲自批准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为标志，军方老帅打赢了二月抗争的第一个回合。毛泽东在安抚军方将领的同时，作出了派军队“支左”的决定（后来演变为“三支两军” ，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是因为自全国开展夺权斗争后，局势益发混乱，各地区、各部门的两大派组织为争夺领导权打得不可开交，情形远比原来所设想的要复杂严重得多。在党政系统已经完全瘫痪的情况下，毛手中只剩下军队这一张牌可以利用了。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军队介入运动，以期控制局面，帮助拥护响应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夺权。“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善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故作姿态，拿军队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开刀” ，题目选的是擅自点名打倒陶铸一事二月十曰，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 ，过去专门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批评江青“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 ，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江二人，不过只限于文革小组内部范围。 其实，批陶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陶铸在政治上被拋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罢了，就像早先在文革运动中屡屡干过的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事后已经表态默认了这一点，因此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账，还陶铸一个公道，以免损及中央文革的声名。实际上，毛泽东在发动全面夺权的同时，正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让其在实际上取代中央书记处。比如，前述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就是毛亲自提议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署名的。 这样一来，中央文革成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二月初，毛更在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以谈论“既成事实”的方式，造舆论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可惜，当时中共党内高层的多数人并没有看透毛泽东极力扶植中央文革的真实用心，相反却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一时间，毛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陉而走，大快人心；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这种形势使党内军中的元老们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运动的这种搞法憋了一肚子气，对中央文革的种种胡作非为更是深恶痛绝，于是借毛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起来进行反击。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中真正看出毛泽东用心的少数人之一。他并没有因表面上有利的形势而过于乐观，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
，毛批中央文革不过是故作姿态，所以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和党内军中元老的抗争保持某种距离，冷眼旁观。其实，他的心情和老帅们是相通的，对于他们展开的反击也乐观其成，希望藉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嚣张势头，同时规劝毛适可而止。不过，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磨练，周深知政治上的攻守往往转于一瞬之间，所以十分担心老总们开炮走火，过犹不及，导致整个形势逆转，把他自己也给牵连进去。因此，在随之而来的“大闹怀仁堂”这一幕中，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刻意降低姿态，保持中立，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双方的斗争之中，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与此同时，他又利用会议主持人的身份，以默许的态度听任老总们痛快淋滩地向中央文革一干人开火，只是偶尔出来纠正一下发言中过火的地方，以防在政治上落下把柄。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一）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中央文革一干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收敛了许多，在会上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强词辩解。周恩来则一直静听双方的争论，同时批阅处理压在手上的文件，始终没有表态，听任双方交锋，直到最后才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会，说：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二月十六曰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最后表示： “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拂袖而去。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激愤冲动之下，陈毅又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在上述“大闹怀仁堂”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一直严守中立，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没有参与，也没有出来制止’只是在一旁听着。这与“三老四帅”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的态度大相径庭，形成鲜明对照。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时，责问了康生一句：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周恩来还有意和会上“出格”的言行划清界限。比如，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时，他对谭是拍了桌子的，叫他回来。目前大部分版物在涉及“大闹怀仁堂”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都有意回避了周对谭拍桌子的这件事，而这恰恰是后来周本人在修改怀仁堂会议记录时亲笔加进去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当陈毅提到周恩来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他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当陈毅讲了前述明显针对林彪，并且对毛泽东有所影射的话后，周又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然而，周恩来在会下却又换了另一番面孔。显然，老总们大闹怀仁堂，对中央文革一干人痛快淋滩的批驳，乃致延安整风中的种种往事，深深地触动了他，道出了他郁结心中多时的块垒，令他忍不住也要一吐为快。“大闹怀仁堂”后的第二天，周在连续接见财贸口和国防工业口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的讲话中，对文革运动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该不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态度十分鲜明，措辞严厉，与“三老四帅”在会上的讲法并无不同。比如，周恩来在申斥造反派夺权后让党委靠边站的作法时，说：你们简直没有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宣布：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责任还是部长、司局长负。 在谈到揪斗干部的问题时，周恩来更是痛心疾首，激愤之情难以自抑，反复强调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他甚至把现在对干部的批斗同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相提并论，还联系到延安整风审干时的经验教训，说：这次对干部的批判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间不到一年，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想到这，我就难过。 “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在二月十六曰“大闹怀仁堂”时，周恩来知道事情闹得有些“出格” ，特别是陈毅的发言和谭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会让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他本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脱不了干系。所以他采取主动，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派汪东兴前来听会，不过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会后，周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没有再向毛作进一步的汇报，希望通过冷处理来平息这件事。然而，中央文革那边却不想放过在政治上转守为攻的机会。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向江青作了汇报。为了逃避批评而在家称“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经抓住对手的把柄，马上精神大振，对此定调说：这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并立即安排张、王、姚三人连夜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毛泽东早已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知了“大闹怀仁堂”的一些情况，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当叶剑英向他报告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时，甚至还表态支持叶的看法。不过，毛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毛在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汇报时，开始还面带笑容，像是在听笑话，但在听到陈毅发言中讲到延安整风那一段后，随即变色，不过当场并没有发作，只是在张春桥汇报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时，毛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在听完汇报后，毛沉吟了一会儿，表示：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要抓铁路和煤炭。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显然，这次党内高层集体“大闹怀仁堂”事件，让毛泽东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他非常清楚其中的矛头所指，名为批中央文革，实则是冲着他发动的文革运动而来的。中央文革不过是替罪羊。这么多人竟然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对他发动的文革群起而攻之，情绪如此激愤，批评得如此尖锐，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特别是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段话，更是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这不啻是揭了毛在党内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当年的延安整风中，毛正是依靠了刘少奇这一派人为他打天下，斗垮了所谓党内教条和经验两个宗派，才确立了他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如今刘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脚踢开，沦为文革的斗争目标，罪名比当年的王明还大。被人当众揭了老底，对习惯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其内心的恼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不马上采取断然手段，把这次党高层的反对声浪压下去的话，不仅文革运动会半途而废，而且他本人也将威信扫地，刘少奇一干人也将乘机杀回马枪，在政治上清算自己，这样一来，他的一世英名就会毁于一旦。这是毛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不过，毛泽东在着手反击前，是做过精心的盘算和准备的。这也是他
没有急于发作的原因。在毛看来，在党内高层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争取的：首先是林彪，其次是周恩来。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军权的林彪和他一条心，大局就乱不了，就不怕这些老家伙闹翻天。而争取林彪支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陈毅在“大闹怀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话端出来，告诉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稳，在党内军中有很多人不服。为此，毛泽东在反击前，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为了笼络林彪，毛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随后，毛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