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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香橼边藤 发表于：2005/11/28 16:15:32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
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考虑下，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苏三国之
间战略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正好应验了这一说法。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
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深刻影响。在国共内战中
大获全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
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苏联情有独锺，不如说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
的冷战格局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种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当美国
出于遏阻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
进而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后，急于获得国际上
承认的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只有倒向苏联一边了。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并未完全走入死胡同，双方仍留有若干
可以转圜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双
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创深痛钜，彼此之间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
仇结。
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是被这场由北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
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
象。
中国则更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红皮白萝卜”的疑虑，即
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
以至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
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
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
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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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
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
一石数鸟：既利用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
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
彻底撕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
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不过，苏联这种损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但也让中
国从此认清了自己这位“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中苏交恶的种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
的历史契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
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
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
论发展到国家开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
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
，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
国的南北夹击，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
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国
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
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
对付苏联。” 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好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着身
子”在两条战线作战，绝非长久之计，非被拖垮不可。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
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
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
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
中找到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
，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
联，藉以减轻中国自身的压力。
可以说，同美国和解的念头就是由此而来。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
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声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橄榄枝，表示将寻求改
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让其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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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
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国走投无路，只好
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国“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在
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
中美和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
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
判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深谙欲擒故纵之道的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
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
图改善中美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
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
”姿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
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
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进可退。
与做事喜欢迎接挑战，敢于放手一搏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处理珍宝岛
事件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谨慎。这既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和他对国家面临
内乱外患的危局而感到忧心忡仲有关。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
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个
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
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
深知兵凶战危，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
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
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台。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
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流血事件提
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
。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
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
思想！”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同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
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
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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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方面作出的这种和解姿态，在中苏双方敌意已深，又缺乏直接
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难以为对方所领会和接受。苏联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这
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
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
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
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幺东西，配和我们伟大
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备忘录的形式
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
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
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吹
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
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
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克
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方
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
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
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
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
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约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
风声，对中国进行核烕胁。一时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
系已经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承受了极大
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战，
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
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
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
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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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攫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无法
再故作矜持，对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对中国摇动的橄榄枝置
之不理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
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认真考虑打开中美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
联。
应该说，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
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才萌生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的。此外，毛决心打
开中美关系，固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有着眼于中共党内斗争
的需要。
毛泽东深知他本人是导致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党内亲苏派对此有不少反
对意见。虽然经过文革，他们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
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
关系僵局更深一层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周恩来是毛泽东首先与之商量并且主要依靠的人物
。这不仅因为周多年来一直主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擅长在国际活动中同各种人
物打交道，而且也是在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唯一能够领会并且鼎力支持这
一战略决策的人物。与毛相比，周对打开对美关系，如果不是更积极主动，扮
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的话，至少也是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是由周本人的经
历和为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同美国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国及西方国家约领
导人。他与美国人交往甚广，其中既有总统特使、外交官、职业军人等政要，
也有作家、医生、记者等平民百姓。尽管周与他们的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但
总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推诚相见，保持良好的私谊。
譬如，虽然当年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偏袒国民党，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的
周恩来，却与居中调解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个人
关系。国共谈判破裂后，周在返回延安前，还特意向马歇尔话别，表示：从个
人友谊上说，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产党的语言中，这已经是最
大限度地表达了对其对手的敬意。
后来中美关系演变到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地步，既不是周恩来内心所愿意看
到的，也不是凭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澜的。实际上，即使是在中美关系处于
低谷的时候，他仍想做一点事来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哪怕只是表面
上的气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但是，此举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
的善意回应。这就是当时在国际上曾经盛传一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
恩来握手这件事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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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来证明这是以讹传讹，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当年杜勒斯在日内瓦会
议期间确实曾明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过，当时美
国代表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副国务卿史密斯就认为杜勒斯过于僵硬，不大赞成
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时，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于
是便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一幕。对此，当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他的回忆
录中有过详细的记述：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
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
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池还赞
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
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
，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我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我
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
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
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
…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笑着主动
凑上来同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
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
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
走开了。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
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首次中美首脑会谈时，又重提日内瓦会议期
间的这件往事，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
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
手跟我握手，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已经成为
中美关系史上有名的典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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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终因当时世界冷战洛局的形格
势禁，没有产生什幺效果，不过却为以后的中美和解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周氏
这一善意和解的姿态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礼，恰成鲜明对照，让美国在世界舆论
面前输了理，损害了美国政府的形象，尼克松后来正是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
把它作为抵挡美国政府内部的反对声浪，在对华关系中采取主动行动的挡箭牌
，尼克松为了补救当年杜勒斯的失礼，于是便出现了本章开头描述的那场历史
性握手的场面。
珍宝岛事件后，主管中国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来凭藉其长期以来对国际局
势的观察，已经看出原有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调整自己外
交战略的时机己经成熟。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远交近
攻”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由于兹事体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决断。为此，周
在九大前后，有意识地从大量有关国际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中，筛选出一些值
得注意的动向、重要评论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给毛参考。这既是周参
与大政方针的决策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同时也往往能在不动声色之中起到影响
毛决策的作用。
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毛泽东让他给几位闲居在家中的老帅“找
点事情做”的机会，为推动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着颇有匠心的棋。九大
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虽然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但
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内，并不想让他们染指军队，决定军队的日常工作由黄永
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主持。
在这种情况下，这四位老帅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同虚设，根本无事可做，
只好另外再给他们找点事做。周恩来在奉命办这件事情时，向毛泽东建议：由
四位老帅召开一个国际形势座谈会，由已经靠边站的外交部长陈毅牵头，对当
前国际斗争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供中央参考，这个提议随即得到厂毛的批准
。
接下来，周恩来在向陈毅交待任务时，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被原有的看
法和结论框住，你们都是元帅，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向
中央提出建议。 后来老帅座谈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中、美、
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
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并建议重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
这一想法为周恩来所肯定，随即把报告送给毛泽东。而这又正好与毛“联
美整苏”的考虑相合，在党内高层中形成了某种的共识，压过了在文革那个极
左的年代，连毛本人也不得不顾忌的党内反对意见。于是，在战略上打开对美
关系的僵局，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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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
化，尽管对外宣传的基调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从六十年代
中期反对美苏并重的战略不动声色地过渡到联美制苏的格局。这一转变是与中
国自文革运动后重返国际舞台的努力同步进行的，表现为中，美、苏战略关系
的重新组台：一度睦邻友好的中国和苏联反目成仇，走向战争的边缘；而长期
怒目相视的中国和美国却在努力捐弃前嫌，开始互相接近。中、美、苏之间这
一新的三角关系的确立，动摇了原有两极冷战格局赖以存在的基石，引发了世
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帷幕。
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中国方面是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
实施的。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毛清晰的大局观和周过人的精细之处。中美双方
之所以能够在试探性接触中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默契，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
的恰到好处。
万事开头难。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开始把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提上议
事日程，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但实际做起来却并非易事
。中美两国毕竟已经在互相敌视约状态下对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间的敌意决非
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仅双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语言，而且也没有起码的构通渠
道，甚至连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也要煞费周章，一波三折。
由于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互相玩
捉迷藏的游戏，传达的各种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会。在这方面，中国表
现了比美国更大的耐心，对美国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传递过来的各种信
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静待动，稳步缓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同时
体现了毛泽东清晰的大局观和周恩来过人的精细之处。
为了实施“联美整苏”的策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借用美国的力量来抗衡
苏联，毛泽东在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现实的态度，表现了一
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大开大阖的气度。他深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在
于台湾问题，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纠缠不休，穷追猛打的话，那幺
就永远无法解开中美关系中的死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从大局着眼，
最大限度地与美国求同存异，把台湾问题暂时放在一边。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
是：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
格局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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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心领神会，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积极贯彻
落实。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国本来准备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台十
九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提
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和莫斯科黑会的斗争，反对美帝侵台可暂
不突出”，提议取消这一计划。事后，虑事周详的周氏还专门致信林彪，解释
这一情况，说：“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幺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
主”。
应该说，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
有来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国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
来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比如，在处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两个美国人坐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事件上，
当时正值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的敏感时刻，周恩来立即召集会
议，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员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且一杆子抓到底，
明令在查明事实之前，对这两个美国人不要在政治上乱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
气气。中国的新闻媒介并根据周的指示保持沉默，并未加以渲染。 在
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国旅游的禁令，
而中国也在随后释放了这两名美国游客。这形成了中美之间最初的良性互动，
并为双方进一步的接触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苏联本来就对美国反对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甚至扬言不惜对苏联采取核
报复的态度有很大疑虑，现在中美两国又眉来眼去，暗决秋波，苏联更是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扭转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摆脱在中
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战不和的处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决定利用胡志明葬
礼的机会同中国方面举行首脑会谈，缓和一下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当时苏联打
的如意算盘是，周恩来和胡志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两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
彼此熟识，交往多年，因而势必前往参加葬礼，这样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河内的
会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一开始并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试探性阶段给
苏联这样一个机会，让它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向美国打中国牌，不必要地
刺激美国。为此，周恩来提前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当天就赶了回来。这样既突
出了他和胡的特殊关系，又可避开与柯西金的会面。但柯西金在河内扑了空之
后，仍然坚持要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掌控大局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因势利导，利用中苏
之间的首脑会谈吊一下美国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更主动的行动，
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关于边界问题
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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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非常清楚中苏关系是最容易触犯毛泽东忌讳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
谨慎。当他与柯西金会谈之后，立即将整理好的会谈记录全文送给毛审阅，并
在附信中表示：“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会谈中的措辞凡有错误和
不足的地方，均请主席加以批注，以便学习改正。” 在信中分析了柯
西金这次如此急迫要求会见的原因：
一、取得压美帝的资本。最近美帝对苏要价甚高，联合国开会在即，美苏
两外长即将会晤，而尼克松又要在联合国演说，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缓中苏关系
的姿态出现。二、解决内部困难。现在集中在中国（苏）边境的兵力，连远东
海军在内，超过一百万，长期不战不和，困难加大。三、反映苏修统治集团的
矛盾。柯西金这次行动，处处事事要请示政治局就可证明。四、想摆脱修字号
党、国家的责难和离心倾向。
关于中国的对策，周恩来提出如下建议：“反修斗争，坚持不懈；防止苏
修突袭，严加戒备；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
装冲突，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保证居民继续生产，打鱼放牧），发表外交文件
，促进边界谈判，应否谈成，要配合国际斗争，掌握主动，” 毛泽东
批准了这个意见。
与对中苏首脑会谈的冷淡态度相比，周恩来更看重这一会谈给刚刚开始的
中美和解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苏联出于自身战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苏首脑会
谈的公报时，极力营造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得到缓和的印象，用诸如“同
志般的”、“友好的”一类修饰词来形容这次会谈。公报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后
，精细的周恩来将这类修饰词统统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词。 这
样既可以利用中苏首脑会谈吊美国的胃口，又可以防止过犹不及，传递错误的
信息，让美国完全失望。
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
之外，令尼克松十分沮丧和着急。特别是随后宣布的中苏举行副外长级的边界
谈判，更是重重地刺中了美国人的疼处。他们认识到：虽然中苏之间的问题并
不是一次谈判就能解决的，但双方毕竟已经开始在谈判了。如果美国不认真做
一两件事情急起直追的话，那幺原先所进行的寻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
功尽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中国相信美国准备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有诚意的，美
国接连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间停止派遣驱逐舰到台湾
海峡进行例行巡逻；随后美国驻波兰大使又在华沙的南靳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
逐中国驻波兰代办，表示希望恢复中美华沙会谈。这一举动吓得当时尚未得到
国内指示的中国代办立即逃之夭夭。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经过新闻界渲染后，使
得中美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这正是中国所期待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周恩来对于美国这种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兴，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并
马上报告了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毛也为“联美整苏”的盘
算有了着落大为高兴。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重提这件事，不无幽默
地说：“你如果要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
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指示中国外交部设法进行补救，回报美
国的示好行动。这样，外交部便把释放因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
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的问题提上议程，当时他们的问题已经查清，
只是在等待释放的时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将外交部关于释放这两个美国人的报告送
毛泽东、林彪审阅。外交部在报告中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说：“从
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出发，并在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我们考虑，
对美在策略上可加以运用，选择有利时机，在适当时候继续同美进行中美大使
级会谈。这对增加苏修的疑虑，扩大美苏矛盾，以及对当前同苏修的斗争是有
利的。” 毛泽东迅速批准了这一报告。
随后，中国采取了重大的步骤，破天荒地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
。为了在宣传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大使堂而皇之地从中国使
馆的大门出入，而不必像美国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后门。
这样，中断近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一九七０年一月二十
日，双方举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国方面所采取的谈判方针是经过毛泽
东和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盘。在谈判中既要掌握
原则立场，又要讲究方式灵活，注意不要把话说死，要使对方感到有希望，有
继续谈判的余地。” 实际上，中国并不以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满足，而
是期待着与美国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以便对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
更为彻底的探索”。
还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采取“激将法”，暗示美国
应在提高会谈级别的问题上采取主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见当
时和中美两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重点谈了中美关
系问题，意在向美国传递信息，指出美国虽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终没有像柯
西金那样迈出更大的一大步。“如果他们真想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局势，改善关
系，解决问题易如反掌，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如果他们采取主动，我们
也不拒绝，可以试一试。柯西金不是采取主动了吗？”在传递了上述信息后，
周氏父把锋一转，说：“中美谈判进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无所谓。虽然
我的年岁等不及了，但尼克松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总统，罗杰斯也不可能当十
四年的国务卿。我们不能解决，那就留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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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排除中国内
部的各种阴力和干扰。在文革那种极左的年代，改善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
家美国的关系，姑且不论江青等党内文革派的态度，就是外交部内部也是阻力
重重。对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费很大精力做说服解释工作外，还借重毛泽东的
权威来排除对改善对美关系的疑虑和阻力。
当时外交部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有美国官方背景的组织顾虑重重，
不敢与之交往，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为此，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汇报这一问
题，说：“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建议改变这种作法，“
采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可能有利于我侦察美帝真实动向，也可使其发
生希望，并增加苏修疑虑”。 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马上对下作了
传达，以此作为尚方宝剑，排除对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们的思想顾虑。
在中美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中方发言稿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如法炮制，
借用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党内文革派的干扰。当时中美双方在第一百三十五次
会谈中对举行更高层次会谈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在地点的选择上，美国尚未
拿定主意。差不多与此同时，中苏边界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苏联正试图让其代
表团团长从中脱身。中国十分担心苏联在其中玩弄阴谋，选择适当时机在边境
重新开战。因此，把即将召开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看做是一个向苏联打美国
牌的“重要的时机和步骤”。
为此，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方的发言稿。会后，
他又反复进行了斟酌，将原稿中的中国政府“愿予考虑”改为“愿予接待”美
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
在毛泽东批准了中方的发言稿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文革派大将康生，专门
向他做了解释，说：“‘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１３５次会议发
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中已经提到
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
‘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一些。”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为即将到来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营造气氛。二
月十八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就任后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以空前和解的语
气谈论中国问题，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
国际社会之外”。不过更打动中国的，还是尼克松在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无
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合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
国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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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会谈中，中国方面按照既定方针
，以更加和解的姿态出现。谈判的万针、策略乃至在重要问题上的口径都是毛
泽东、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内容是：应本既定方针，不在其它问题上纠缠，只
同它谈根本问题，寻求解决途径。并表示：“我愿同它作进一步‘更为彻底的
探索’，不失立场地吊它的胃口，然后把它拟派代表来北京的建议接过来，表
示愿予接待”。 而美国方面则在会谈中口头同意了在北京举行高层级
会谈的安排。
这样，中美两国之间试探性的接触，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封冻在中
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开始打破，昔日这两个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各自的利
益，重新走到一起，努力求同存异，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彼此之间在地
缘政冶上存在的战略关系。
柬埔寨事件一度打断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是毛泽东在掌控对美和解的大
局时，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不过这并非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
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天下事总是好事多磨。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的进程由于随后发生的柬埔寨
事件而被迫中断，向后推迟了整整一年。本来在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后，中国
一直在等待着美国对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正式答复。但因美国国务
院从中作梗，美国方面迟迟未能答复。这使得中国已经感到不快，开始怀疑美
国的诚意。正好在这时柬埔寨又发生了政变，西哈努克被废黜，滞留北京，而
亲美的朗诺·施里玛达上台，在国内煽动反华浪潮，从而使得还十分脆弱的中
美关系面临重大的考验。
应该说，中国并不愿意看到因柬埔寨事件而损害中美和解的进程。本来，
毛泽东已经开始相信美国将逐步从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中脱身，而且无意参加
反对中国的联盟的承诺。这是中国决心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前提。但柬埔寨事件
却把中美两国再度推向新的对抗。在中国看来，美国非但没有从越南战争中脱
身，反更深地卷入这场战争中来，支持朗诺政权，其后又出兵柬埔寨，进攻北
越军队在那里的庇护所。这使得毛又转而怀疑美国的诚意。
不仅如此，更令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头号敌人苏联将西哈努
克推给中国后，转而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朗诺政权。在柬埔寨问题上，又出现
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再加上美国方面在举行中美高阶层会谈的问题上
迟迟不表态回应。所有这一切，令中国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政策，推迟中美
和解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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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牵着鼻子走，对脆弱的中美关系意气
用事，乱了自己“远交近攻”的既定方针，而是在表面：对美国大张挞伐的同
时，在实际上却把斗争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苏联上，做的是表里文章。这就
是中国之所以从苏联手中接过西哈努克这个“烫土豆”，并有意大张旗鼓，把
事情搞得那样轰轰烈烈的原因所在。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出于抗美援越的需要，
倒不如说是为了和苏联争夺“反帝旗手”，趁势扩大在印度支那的影响，造成
苏联的难堪。
对此，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作者当年在采访已故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时
，他就指出过这一点：“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对立的一个方面”。 基辛
格则说得更尖刻：“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
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争夺的骨头”，“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
争取影响在印度支那起来反抗的各种力量而创立了一个互相角逐的新战场。”
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外交攻势，恰恰为上述说法提供了历
史注脚。一九七０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
迎接，仍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遇，但对西哈努克转告苏联方面提出的中苏应采
取联合行动，共同帮助他的建议，明确拒绝，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报告柬埔寨局势的信中，对越共追随苏联
的路线颇有微辞，同时却称赞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即红色高棉），说：
“现朗、施上台，我们倒可以无顾虑了。现在两越最不争气，一切都是实用主
义出发，只有柬共倒是坚决要走武装道路的，不过力量还小，经验还少，需要
鼓舞其决心，增强其信心，在东南亚终究会打开一个局面的。” 这些
评论已经预示出日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而与越南闹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来访问北朝鲜。这是中国政府首脑自文革后所进行的第一
次正式出访。行前，他致信毛泽东、林彪，谈这次访问的目的，说：“这次访
问朝鲜，重点是在支持它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它对苏修闹点独立性，号
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及其走拘的斗争，以形成远东的反对美帝及其伙
伴、走狗的斗争而孤立苏修。” 周氏果然不虚此行，不仅说服了金日
成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中国采取同一立场，从而在北朝鲜同苏联的关系之间打进
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后一度冷落下来的中朝两国关系重新热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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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下旬，在中国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国召开了印度支那的三国四方最高
级会议。这是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连串外交攻势的高潮。中国对这
次会议大造声势，周恩来特地赶去祝贺，并宣布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
功的消息作为对会议的献礼。通过此举，中国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国谈判的筹码
，同时又使仍然与朗诺政府保持关系的苏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令中国感
到十分快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继续打柬埔寨牌，趁势扩大战果；同时采取拖而
不断的策略，暂时搁置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既是对美国政府因内部扯皮而拖延
答复的一个报复，又可继续吊美国的胃口。周恩来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会
谈的日程问题致毛泽东的信中，分析了美国迟迟不能确定中美会谈的原因，指
出其矛盾心态在于：目前“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他已在三月上
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建议“为给美方一点颜
色，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 后双方经过一
番讨价还价，一拖再拖，会谈的日期总算敲定在五二十日。
然而，当美国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于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后，刚刚敲定
下来的中美会谈再度陷入僵局。毛泽东不仅因此更加怀疑美国即将从越南战争
中脱身的诚意，而且还被由此引发的美国国内校园的骚乱和抗议浪潮所鼓舞。
一生以“反帝旗手”自诩，总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来的毛，这时显露出革命家
的本色，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中国不能袖
手旁观，必须有所作为，中美关系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中国再度推迟了中美会谈，并且选择原定双方会
谈的第二天在北京召开了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林彪
代为宣读了毛的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
走狗！”这是毛在掌控对美和解的过程中，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
当然，这不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
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对于毛泽东这一决定，周恩来只有紧跟照办，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注
意尽量保持对美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因摇摆过大而伤及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
，并为今后留下转圜的余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将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
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周在附信中表示拥护毛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关于国际形势，经主席几次指点后，我曾约外交部
领导小组座谈了几次。大家对当前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潮，
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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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邓颖超、周恩来、孙维世。 .jpg
关于推迟原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解释说：“也曾
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
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
去运用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
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
关于下步对美谈判的策略，周恩来决定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不把谈
判的门关死。根据周的意见，外交部在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今后有
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
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
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
其后，当中美会谈联络员会晤日期再次临近之时，中国外交部在评估了形
势后，决定继续往后推迟会期，但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 这时
，毛泽东显然已经对不断面临的会期问题感到厌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机观
变，另辟蹊径。因此，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
示》时，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
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
此后，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这场堪称外交史上马拉松式的
谈判最终不了了之，但中美两国和解的进程却已经不可逆转，双万都摸清了对
方的战略意图，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珍视彼此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的战略价值
。与此相比，中美之间以往的宿怨和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
可以暂时搁置一旁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
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
的势头。
当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泽东也从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以后
，中国接连采取行动，创造重新对话的气氛。周恩来首先出面澄清人们对中国
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苏的错觉。这一印象是由于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张旗
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斗争，而毛泽东的“五·二０声明”中又没提反
苏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哈兹比乌时，着重澄清外
界的上述错觉，说：“我们现强调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苏修了呢
？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因为我们这样动
员世界人民，我们这些国家这样强调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
，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记者都懂得，说不提苏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苏修，暴露
苏修。这是辩证的。” 七月间，中国又不动声色地释放了以间谍罪被
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国主教詹姆斯·华理柱。尽管这只是例行公事，但释放
的时机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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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迟原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解释说：“也曾
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
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
去运用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
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
关于下步对美谈判的策略，周恩来决定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不把谈
判的门关死。根据周的意见，外交部在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今后有
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
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
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
其后，当中美会谈联络员会晤日期再次临近之时，中国外交部在评估了形
势后，决定继续往后推迟会期，但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 这时
，毛泽东显然已经对不断面临的会期问题感到厌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机观
变，另辟蹊径。因此，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
示》时，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
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
此后，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这场堪称外交史上马拉松式的
谈判最终不了了之，但中美两国和解的进程却已经不可逆转，双万都摸清了对
方的战略意图，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珍视彼此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的战略价值
。与此相比，中美之间以往的宿怨和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
可以暂时搁置一旁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
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
的势头。
当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泽东也从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以后
，中国接连采取行动，创造重新对话的气氛。周恩来首先出面澄清人们对中国
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苏的错觉。这一印象是由于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张旗
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斗争，而毛泽东的“五·二０声明”中又没提反
苏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哈兹比乌时，着重澄清外
界的上述错觉，说：“我们现强调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苏修了呢
？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因为我们这样动
员世界人民，我们这些国家这样强调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
，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记者都懂得，说不提苏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苏修，暴露
苏修。这是辩证的。” 七月间，中国又不动声色地释放了以间谍罪被
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国主教詹姆斯·华理柱。尽管这只是例行公事，但释放
的时机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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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间，同中共领导人一直有着很深交情的美国记者斯诺获准访华。周恩
来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国是把斯诺作为
中美关系全局中的一个棋子，希望通过他来做点文章的。周在谈话中详细询问
了美国的政情，并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认真对待台湾
问题的话，谈判的”门是敞开的”。会见后，他立即将这次同斯诺谈话的清样
稿送毛泽东阅，说“以便先赌为快”。 因为此刻毛正在审时度势，考
虑动用斯诺这颗“棋子”的时机。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不甘寂寞，积极采取行动。九月二十九日，尼克松
对《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有意插进了一段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谈
话，并且表示：“如果说在我去世以前有什幺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
。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本来在北京举行中美最高级会谈一直是中国所谋求的目标，不过出于策略
上的考虑，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从没有直接提出来过。这次尼克松主动提
出来，正中中国的下怀。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亲自出马，把球接过来。
国庆节那天，毛特意把斯诺夫妇留在身边，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一起检阅了国
庆的游行队伍。事后，毛不无得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周恩来则对《人
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的安排，在头版的显着位置上刊登了毛与斯诺夫妇的
合影照片。
可惜，中国方面把斯诺在美国政治中的分量看得太重了，刻意传达的这一
信息由于“过分微妙”而被美国官方所忽略。但是，当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时，它所包含的信息却是异常清晰的：毛泽东决心重新恢复中美和解的势头。
这样，中断了半年的中美外交探戈舞又重新开始，而这一次出场的是双方的主
帅。
十月下旬，尼克松利用各国首脑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万周年庆祝
活动的机会，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有意向中国传递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愿意为此派一高级使节
秘密访问中国。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晚宴上，尼克松还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
正式场合第一次对中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而不是以往的“共
产党中国”，暗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在出现重大的转变。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南开读书时的周恩来.毛泽东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先后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
尼亚这两个渠道传递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与一直在等候接见的斯诺进
行了长谈。虽然谈话内容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但着眼点还是向美国传递信息
。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毛
在谈话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
问中国，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如果尼克松愿意
来，我愿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
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
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口信并未立即传递给美国政府高层，而是成了马
后炮，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方面根据毛的决策推动中美和解的进程。十二月九日
，周恩来委托叶海亚·汗转达的信息传给美国。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忪
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
”，并强调说这不单是他个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泽东、林彪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国政府答复通过罗马尼亚渠道
传递过来的信息时，更进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也会
受到欢迎。 他的原话讲得很巧妙：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
和贝尔格莱德，那幺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但是，美国方面由于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掣肘，对尼克松访华一事
并没有痛快答应，只是笼统地表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应不仅限
于台湾问题，还应包括其它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建议先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
议，作出各种安排。
对此，中国感到不小的失望。争取美国总统访华一直是中国打开对美关系
僵局中所寻求的主要目标。中国把这一点看得很重，倒不全是因为中国在历史
上总是以中央帝国自居，有着接受外藩朝拜的传统，而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国内
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力图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居高临下的胜利
者，而美国则是一个屈膝登门的求和者。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以往在外交上
的反美路线找台阶下，说服党内外接受新的对美政策。这在文革这种极左的年
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军队为切断老挝境内的“胡志
明小道”而发动的蓝山行动。这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对美国还以颜色的机会，又
一次暂时放缓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国国内的政局也在这时出现了大的
变故。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交恶，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毛在抛
出陈伯达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正忙于在党内发动针对林彪的批陈整风运动
。这牵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时无暇他顾而把其它事情放在一边，中美和解自
然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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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派队参赛，是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藉此对正
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和解投石问路，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访华。中
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接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
破僵局的契机。
中国在对美和解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加紧重返国际
舞台。后来发生的“乒乓外交”既是这一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实施这一战略不
期然而然的结果。它是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还在一九七０年十月，周在推动
中国外交重返国际舞台时，就已经在认真考虑派队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后又亲自邀请积极促成此事的日本乒协主
席后藤钾二来京“过春节”。
然而，在中日乒协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因中方提出政治上的过份要求而陷
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排除内部极左思潮的干扰，促成
双方达成协议，使中国队参赛成为定局。随后，他还多次亲临集训队讲话，直
接过问有关这次比赛一切事宜。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次比赛，不仅是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是中
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世界锦标赛，而且更是着眼于
其政治上的意义，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后来家喻户晓
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就是他为中国乒乓球队规定的参赛方针。
此外，周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藉中国队出访之机，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
接触“投石问路”。
—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中国队
出国参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就透露出这一层考虑，说：美国队“作为一
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
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
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了吗？那幺美国能不能去？我们
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大家动动脑筋，得想
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了。”
然而，正当中国乒乓球队秣马厉兵，整装待发之际，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
政府要求中国支持他们把朗诺政权从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中驱逐出去。这一节外
生枝，几乎使周恩来精心策划的“乒乓外交”胎死腹中。这的确给中国出了不
小的难题。从政治上说，中国必须支持西哈努克的政府，但驱逐朗诺政权的提
议在国际乒联中肯定通不过。如果因此而拒绝参加世乒赛的话，不但会失信于
人，而且也会坐失开展民间外交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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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内部主张不主参加的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周恩来反复权衡利弊后
，力主参赛，同时准备在单项比赛中弃权。三月十五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陈
述自己的意见，说这样“既照顾了日本后藤、英国艾文斯主席（均反对蒋帮参
加），又支持了柬和南越，更重要的是不使日本广大群众失望。况且体育比赛
究竞还是群众性运动，与政治开会，仍有一些区别。” 毛支持了周的
主张，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周恩来施展“乒乓外交”这一招果然奏效，立即在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不小
的“中国旋风”，一时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世乒赛期间，中国巧妙地
运用微笑外交，广交朋友，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且为中美两国运动
员之间的友好交往创造了条件。西方新闻界对此津津乐道，大加渲染，甚至超
过了对苏共二十四大的报道。
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接触注入了新的活力，
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特别是当美国乒乓球队主动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后，更
是引起了中国领导层高度关注。毛泽东下令将和名古屋的通话次数，由原先的
每天三次增加到五次。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连续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研判形势，
商讨对策。
正如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时常在决策中扮演保守的角
色一样，这次中国外女部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四月三日，外交部将研讨的结
论上报中央，提出：“我们考虑，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
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可告美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
会有机会的。”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对外交部这一结论并不满意，认为这是按老规炬办
事，没有看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后来他专门为此批评外交部没有掌握好大局。
但是，由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关重大，在政治上上十分敏感，
周不便轻易表态，只能由毛泽东来作出决断。于是，他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了
“拟同意”后，又为以后留下了余地，加上了“并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
对其首席代表在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的阴谋活动”一句话，送毛审阅。
面对这一势必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就连中国最高决策者毛泽
东也一反常态，显得十分犹豫，一时委决不下。他先是圈阅了这份报告，这在
中国官方运作的语言中意味着批准了该报告。当报告送走后，他继续在考虑这
件事情，反复权衡其中的利弊得答，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对此，毛当时
的保健护士吴旭君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
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
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欲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
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
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他
说的这句话的。
这一下可给吴旭君出了个难题。因为毛泽东平时有言在先：他吃过安眠药
以后讲的话不算数，况且兹事体大，万一把毛泽东的意思传错了，岂不闯下大
祸，落得个“假传圣旨”的罪名，这样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她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再核实一下。她继续写道：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毛
）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
，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幺不去办？”
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幺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
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
？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幺现在又提出邀请了呢？你
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由于当时世乒赛即将闭幕，时间十分紧迫，通过正常的渠道已经来不及了
，周恩来决定立则将这一决定用越洋电话传过去，并在事后特地在国家体委接
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报告上注明：“遵主席指示，改正原批件，这次就邀请
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
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究竟是什幺原因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下决心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的呢？应该说，这其中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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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上说，经过近两年的观察，毛泽东自信已经看准了尼克松的意图—
—美苏争霸的焦点在欧洲，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确有同中国改善关系
的愿望，包括不久前尼克松在官方的对外政策那当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名称，重申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并继续采取单方面措施放宽贸易限制以及
取消对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等。
对此，毛泽东认为现在轮到中国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首先邀请美国
乒乓球队访华的好处在于，既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而不必在政
治上承担很大的风险，叉可以藉此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正式访华。
应该说，毛对尼克松唯恐别人在访华的问题上捷足先登的心理是揣摩得很准的
。这种“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策略，早已被周恩来运用于对日外交，并被
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从国内来说，虽然眼下批陈整风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林彪拒不认错服输的态度，使得毛泽东认为同美国缓和关系变得更加迫切。因
为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除毛本人以外，其它人都或多或少地同苏联有着某种
历史渊源关系，林彪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非常担心一旦和握有军权的林彪彻底摊牌，他很有
可能打苏联这张牌，与俄国人联手对付自己。这是毛在考虑解决林彪问题时内
心最大的隐忧，因此必须预作打算。而与美国缓和关系便是在战略上最好的防
范措施。应该说，这是毛几经踌躇后，最后下定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缓和同美国
关系更深一层的原因。
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这一点上的先见之明。仅仅五个月之后，林彪在同
毛的较量失败后，被迫逃往苏联，结果中途机毁人亡，葬身蒙古温都尔汗。关
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学术界所
忽视。离开对当时中国国内因素的分析，就难以对中美和解进程中各种扑朔迷
离的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以“乒乓外交”为契机，中美和解的进程明显加快，一个盼望已久的重大
外交突破正在开始。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世界面前争相作出向对方示好的姿态，
正如一场配合默契、令人眼花缭乱的乒乓球双打表演。
美国乒乓球队作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友好使者在中国受到了盛情的款待
。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我相信中
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美国乒乓球队
所受到的礼遇，在大洋彼岸帮了尼克松的忙，化解了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
对派的阻力，为其后美国派遣特使访华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就在周接见美国乒
乓球队的同一天，尼克松也不甘落后，宣布取消已经实行二十余年之久的对中
国的贸易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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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中国方面趁热打铁，继续采取主动行动，在四月二十一日通过“巴
基斯坦渠道”，以正式信件的形式转达了拖延三个月之久的周恩来给尼克松的
口信，提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
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
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
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晤谈。”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中美关系的症结——台湾问题采取了现实而灵活的态
度，既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只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而并不坚持美
国立即同台湾断交，作为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同时又继续坚持由美
国总统来北京谈判的态度。
中国约提议立即得到美国方面的响应。尼克松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
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为此，他通过“巴基斯坦渠道”
接连向中国发出三次口信，表示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
行认真的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
次秘密的预备会谈。
这样，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努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跋涉，各方
面的条件已经大体具备。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全面研讨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会
后，他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为政治局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
详细地回顾了自二次大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以及同尼克松政府进行
试探性接触对话的经过，预计了会谈中可能涉及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了应坚持
的原则和相应的策略：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
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关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
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
军国王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
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
五、如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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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
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
则确定以后，可进行商谈。
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
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报告对中美预备性会谈的结果作了两手准备，说：“上述各项，可能在基
辛格到来后谈出一点眉目，以便为尼克松的访问开辟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谈不
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因我们这些主张正好为
尼克松的竞选对手准备条件。”“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
我可增强战备力量。能战方可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
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这一报告经过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
、林彪批准。它成为日后指导中国进行中美会谈的纲领性文件。以此为标志，
中国正式完成了对美政策的重大转变。与以往相比，这一新的对美政策在继续
坚持中国基本立场的同时，表现了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在策略上相当程度
的灵活性，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表
示要认真加强对台工作，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提出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
络机构的设想。
与此同时，周恩来发出了被尼克松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
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代表毛泽东正式邀请尼克松访华，并欢迎基辛格秘
密前往中国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做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
至此，中美之间封冻多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确定，剩下的只需顺
流而下。其后，轰动一时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攻变世界
一周”的出访，便是上述中国完成对美政策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形成了中美关
系正常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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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期间，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作为
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
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这出戏
演得有声有色。
为了迎接中美关系史上即将接踵而来的重头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
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由周本人亲自挂帅并由他点将，组成了一个精干的
工作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等
人。周恩来多次主持工作小组开会，研讨会谈方案，预拟各种对策，并对尼克
松，基辛格的个人历史、政治观点、家庭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周还特地抽空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
电影《巴顿将军》。
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向与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党、
政、军负责人解释中央新的对美外交政策，解答党内领导干部思想上对中美会
谈抱有的种种疑问，首先打通他们的思想，做好思想转弯工作。接着，中共中
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直传达到各地基层党支部，藉
此向普通老百姓下点毛毛雨——中国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即
将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按照中关双方精心策划的代号为“波罗”的
秘密计划，途经巴基斯坦，以“生病”为由，成功地躲开了新闻界的追踪，人
不知鬼不觉地乘坐巴航专机，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直抵“红色中国”的心脏
北京，和周恩来一道演出了现代外交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从今天来看，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象征意义和轰动效果远远大于实际收获。
它的历史作用在于：经过多年的互相敌视和隔绝之后，中美两国的高层官员第
一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不失各自原则的前提下
，向对方展示善意，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莫测高深的神
秘感，建立起最初的互相理解、沟通和协商。
然而，当两个长期以来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互被对方视为“青面撩牙的
魔鬼”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其气氛的紧张和尴尬可想而知。基辛格一直忐忑
不安，表情僵硬，随时准备周恩来一上来就会狠狠敲桌子大骂一顿。相形之下
，周恩来虽然在表面上镇静自若，内心却并不轻松。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
周氏的第一印象作了这样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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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祥
，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
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
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
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会谈中这种最初的紧张拘谨的气氛，很快就在双方进入角色后一扫而空。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美双方有着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都采取了不回避分歧，
开诚布公的态度有关，既摆明本国的观点，不失各自的原则，又尽可能地求同
存异，寻求和解。
会谈中，双方除了一般性地交换各自的观点，试探对方的虚实外，还花了
不少力气讨论新闻公告稿，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处：一、尼克松访华是由哪一
方主动提出的；二、中美最高级会谈将包括的议题；三、来访的适当时间。基
辛格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是尼克松先要求访华，中国才邀请的说法。
对此，周恩来表现了相当的善意，设身处地替美国人考虑，认为这样的说
法确实会让美国人的面子难堪，而又非原则的问题，建议避开提谁主动的问题
，改为“获悉”尼克松希望访华，中国方面邀请。关于会谈的议题，周建议在
“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一句暗藏玄机，让苏联人看了肯定不舒服的话，后来颂得毛泽东的好评。在
来访时间的问题上，周氏也尽量体谅美国方面的难处，改为一九七二年五月之
前，不定死时间，以便美方灵活安排。
然而，中美之间毕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每当会谈中出
现僵局的时候，擅长打圆场的周恩来总是及时提出诸如暂时休会或吃烤鸭的建
议，缓和一下双方的紧张气氛。为了让美国方面能够理解文革年代的中国外
交——重要的不是某些激烈的言辞，而是要看实际的行动，周氏还有意地把话
题转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当时的情景：
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向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
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
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
害怕官僚主义，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
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不同
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五十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
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
来为什幺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大革命无
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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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辛格即将结束访问前，中美双方商定了两国今后秘密联络的地点——
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政府指定的驻
法大便黄镇接头，尽管双方都认为不必再使用伊斯兰堡这个信箱了，但周恩来
仍然提议：我们不妨偶尔继续利用一下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
能过河拆桥。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中美双方按照预先的约定，同时宣布了基辛格秘
密访华的新闻公告。这一消息立即震撼了整个世界，造成了外交上的“尼克松
冲击”，使各国政界和新闻界目瞪口呆，引发了国际局势的连锁反应。
应该说，在这场由中美联手与整个世界玩的捉迷藏游戏中，中国是更大的
赢家——仅仅三个月后，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就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
接纳中国，并且驱逐台湾。历史在这里似乎给这场戏的风头人物基辛格开了一
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事后，基辛格不得不自我解嘲地承认：“我说过，光是中
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然而，正当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为两国的高峰会谈作准备的时候，中国的
政局风云突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国的第
二号人物林彪仓皇出走苏联，捧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给中
国的政局以极大冲击，宣告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一时间，国内
政局的阵脚大乱，陷入了自顾不暇的境地。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不得不把内政外交的其它事情放置一旁，紧急处理善
后事宜。但他在百忙之中，仍然惦记着正处于微妙关头而且十分脆弱的中美关
系，估计到美方会担心中国政局的动荡而影响尼克松的访华。为了给美国人吃
个定心凡，他随后利用了与基辛格商定的巴黎秘密渠道，指定专人向中国驻法
大使黄镇交底，让他设法知会美方：林彪事件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有
关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工作将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这样才使得忐忑不安的美国人
松了一口气。
十月二十日，基辛格按照计划再度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安排准备。
与上次的心情相比，基辛格这次显得轻松多了，而且由于不久前他的秘密访华
轰动世界，大出风头而显得志得意满，神气十足。相比之下，周恩来此刻的心
情却迥然不同。尽管这时林彪事件对政局最初的冲击刚刚过去，但他却还没有
从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内心震撼中平静下来。他十分清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
难以为继，必须设法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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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开始有意识地把尼克松访华作为摆
脱文革困局的一次机会，着手改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他下令各地进行政策教育
，降低宣传上反美的调子，清理街头上过左的标语口号，恢复在文革中被破除
的老字号店名，等等。这种做法亦被毛所认可，因为当时毛被林彪事件弄得灰
头土脸，也急于要在外交上打一个胜仗，来转移国内的视线，掩盖文革的败局
。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这样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此格外小心翼翼，掌握
其中的分寸，决不越出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周氏这种临深履薄的心情，在西
方新闻界因“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对他备加称许后表现更甚。他深
知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为此专门批评了新华社在《参考资料》上登载西
方报刊吹捧他的文章，说：“吹我的，读了讨厌”，要求今后切实改正。
同时在接待工作中，周恩来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
上。在这次设宴招待基辛格一行的即兴祝酒词中，他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关系
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应该归功于毛
泽东毛席和尼克松总统。 用这种方式向外界表明：掌握中国外交的是
毛而不是他，以免喧宾夺主，惹毛不快，招致猜忌。
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重头戏是讨论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本来这一
点并不在原有的议程之中，中国鉴于中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对此早巳做了两
手准备：争取谈成，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
而美国方面却担心如果尼克松空手而归，会在世人面前留下访华失败的印象，
在美国国内无法交代。
为此，基丰格提出希望在他离华前，中美双方应对公报达成一个总的谅解
，并提出了美方为此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中刻意强调双
方的一些共同点，同时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并
在台湾问题上回避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
对于美方的这一草案，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因为这只会给人们造成中国
为了同美国和解，不惜以原则作交易的印象。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在考虑打开
对美关系时最忌讳的地方。为此，周决定把美方的草案推倒重来，由中方另起
炉灶，参照过去国共合谈在“双十协议”中采用的各说各话的办法，提出了一
个打破国际惯例的写法：既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草案中某些
可取之处，体现出双方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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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对中方起草的方案仍不满意，认为发言权不大，一点神气也
没有，甚至表示不必再搞什幺公报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先是小心翼翼地
劝说毛体谅美方的难处，然后表示坚决“按照主席指示修改”联台公报草案。
随后，在草案中加了大段体现毛历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诸如：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
史潮流，等等。对此，毛阅后表示满意，说写了他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
了。
但这样一来，美国方面又提出异议，感到难以接受中国方面这一充满火药
味的提案，表示尼克松无法在这种好象是审判美国总统的文件上签字。双方的
会谈为此一度陷入了僵局。于是，周恩来又转而做美国人的说服解释工作，力
陈这样写的益处，说：“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
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
步。”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基辛格转而领悟到其中妙味：公开地摆明分歧，会使
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感到放心，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且正因为坦承
存在的分歧，双方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诚可信。于是，基辛格表示美方愿意接
受中方草案的基本写法，但认为其中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还是过于僵硬，火药
味也太浓，建议删掉这些话。
对此，周恩来表示理解，采取通情达理的态度，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意见，
特别是那些富有建设性的提法，从而打破了会议一度形成的僵局。其中最著名
的例子，是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来的一个摸棱两可的提法，即“美国认识
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这一提法照顾了双方的颜面，暂时回避了分
歧，绕开了影响中美和解的这一最大障碍。
在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周恩来一直煞费心思，小心翼翼地走钢
丝，既要推动并且维护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完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转变
，进而促成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又要与对手美国人据理力争，处处维护国家
利益和民族尊严，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这一点在接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副助理黑格率领的先遣组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在会见到访的黑格时，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
基辛格的口信，他在通报印巴局势时，称苏联正在大幅度地改变政策以包围中
国，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在政治上十
分敏感的周氏马上意识到黑格所流露出来的某种帝国主义情绪，随即向毛泽东
作了汇报。毛也很生气，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幺了得！”“
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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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驳斥美国方面提出的这种有损中国国家尊严的观点，周恩来随即要外
交部的翻译和专家们遍查各类辞典，他本人也动手核实有关的外文资料，在确
实弄清“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一词的准确涵义后，周恩来在同黑格的第二
次会谈中，专门批驳了这种观点，强调说：“为什幺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
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
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
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而表示收回这
个用词。
稍后，黑格在上海时，因不懂中国的礼节而得罪了上海地方当局。恰好就
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了“两个中国”的言论。上海方面便藉机来整黑格，向
他提出抗议，节在接待上“降温”，’处处给他冷脸子看。弄得黑格惶然不知
所措，不过为了不影响尼克松访华，只好忍气吞声。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感到
做得太不像话，有损中美和解的大局。但因上海是文革派的大本营，除了江青
、张春桥之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周便直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取得毛
的表态后，立即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点名批评上海的这种作法，指令接待工
作要“加温”，并说毛特意关照给每个美国人送十斤糖果。这样一来，黑格一
行才转恼为喜，满载而归。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只待迎客之际，作为尼克松访华东道主的毛泽东突
然大病—场，而且病得不轻，甚至一度陷入昏厥。这完全打乱了中国方面的接
待计划。同恩来为此心急如火，非常担心已经迫在眉睫的尼克松访华出现变故
，使两年来所在费的努力前功尽弃。但又一筹莫展，只好在表面上不露声色，
一切还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同时积极组织对毛的治疗工作，盼望他能早日康复
。
毛泽东这场大病事出有因，本书上一章已经提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
彪事件打击的结果。对林彪之死，毛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庆幸他本
人逃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忧的是，林彪曾长期在政治上追随他，彼
此之间的关系极深，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得整
个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闹剧，而且毛本人的形象也受到严重的损害，陷入极为
难堪的境地。
这种精神上的重创和陷入困境后的焦躁，使得毛泽东的情绪颓唐，抑郁终
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对此，毛的保健大大李志绥回忆说：“毛的
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
九五六（七）年反右运动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
，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驼背得明显，睡眠更
加紊乱。”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令情形更加严重的是，毛泽东拒绝服从医生们的治疗，致使病情持续恶化
，乃至一度昏迷休克。为此，主持整个接待工作的周恩来如坐愁城，因为尼克
松访华日期在即，已经无法变更。如果毛不能露面的话，势必引起外界的各种
揣测，使尼克松访华的效果大打折扣。虽然时间已经很紧迫，非常了解毛个性
的周却很清楚对毛治病不能操之过急，强求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治疗问题
上只是小心翼翼地婉言相劝。等待毛自己回心转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专门就治疗问题写信给毛泽东，说：“
您的健康，大家都在关心。治疗情况，我和东兴、耀祠、李志绥同志亦经常商
酌。昨晚，江青同志谈及主席休息事，在这几天，建议主席可否少看或缓看电
影，以便保证室中新鲜空气，请主席定。” 毛在周等人的规劝之下，
终于在离尼克松访华日期只剩下三个星期的时候，自己转弯，开始接受治疗。
这样，大家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周氏更是如释重负，欣喜异常。李志绥在回忆
录中对此这样描述道：
晚上，周恩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主动同找我们照了一
张合影，又说：“我谢谢你们。我和小超大姐（即邓颖超）请你们吃春节饺子
，外加一个大蛋糕。”临走前，周又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
京，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方面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
泽东。大病初愈的毛只是强支病体，象征性地会见了尼屯松，海阔天空地吹了
一通“哲学”问题后，便退居幕后，而把所有实质性的会谈和应酬统统交给了
周恩来。
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恩来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
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
脑会谈这出戏演出得有声有色。两人竞相利用电视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中美两国
关系史正在揭开新的一页。其中周恩来通过尼克松夫人向美国人民赠送大熊猫
的电视画面和尼克松主动为周恩来脱大衣的举动，都是被人们津津乐道，传
诵—时的佳话。
然而，在双方的内部会谈中，凡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周恩来都坚持中国
的原则立场，据理力争，毫不相让。在国际形势问题上，他强调要首先解决印
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性，敦促美国采取果断行动，早日撤军，不要拖泥带水，不
要留尾巴；并打消美国希望中国对印支各国施加压力的幻想，重申：“我们只
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力。”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考虑下，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苏三国之
间战略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正好应验了这一说法。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
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深刻影响。在国共内战中
大获全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
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苏联情有独锺，不如说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
的冷战格局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种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当美国
出于遏阻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
进而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后，急于获得国际上
承认的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只有倒向苏联一边了。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并未完全走入死胡同，双方仍留有若干
可以转圜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双
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创深痛钜，彼此之间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
仇结。
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是被这场由北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
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
象。
中国则更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红皮白萝卜”的疑虑，即
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
以至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
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
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
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
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
一石数鸟：既利用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
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
彻底撕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
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不过，苏联这种损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但也让中
国从此认清了自己这位“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中苏交恶的种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
的历史契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
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
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
论发展到国家开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
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
，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
国的南北夹击，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
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国
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
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
对付苏联。” 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好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着身
子”在两条战线作战，绝非长久之计，非被拖垮不可。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
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
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
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
中找到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
，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
联，藉以减轻中国自身的压力。
可以说，同美国和解的念头就是由此而来。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
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声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橄榄枝，表示将寻求改
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让其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
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国走投无路，只好
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国“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在
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
中美和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
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
判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深谙欲擒故纵之道的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
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
图改善中美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
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
”姿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
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
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进可退。
与做事喜欢迎接挑战，敢于放手一搏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处理珍宝岛
事件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谨慎。这既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和他对国家面临
内乱外患的危局而感到忧心忡仲有关。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
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个
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
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
深知兵凶战危，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
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
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台。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
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流血事件提
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
。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
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
思想！”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同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
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
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当然，中国方面作出的这种和解姿态，在中苏双方敌意已深，又缺乏直接
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难以为对方所领会和接受。苏联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这
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
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
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
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幺东西，配和我们伟大
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备忘录的形式
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
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
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吹
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
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
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克
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方
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
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
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
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
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约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
风声，对中国进行核烕胁。一时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
系已经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承受了极大
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战，
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
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
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
所难免。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攫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无法
再故作矜持，对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对中国摇动的橄榄枝置
之不理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
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认真考虑打开中美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
联。
应该说，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
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才萌生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的。此外，毛决心打
开中美关系，固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有着眼于中共党内斗争
的需要。
毛泽东深知他本人是导致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党内亲苏派对此有不少反
对意见。虽然经过文革，他们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
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
关系僵局更深一层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周恩来是毛泽东首先与之商量并且主要依靠的人物
。这不仅因为周多年来一直主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擅长在国际活动中同各种人
物打交道，而且也是在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唯一能够领会并且鼎力支持这
一战略决策的人物。与毛相比，周对打开对美关系，如果不是更积极主动，扮
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的话，至少也是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是由周本人的经
历和为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同美国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国及西方国家约领
导人。他与美国人交往甚广，其中既有总统特使、外交官、职业军人等政要，
也有作家、医生、记者等平民百姓。尽管周与他们的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但
总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推诚相见，保持良好的私谊。
譬如，虽然当年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偏袒国民党，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的
周恩来，却与居中调解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个人
关系。国共谈判破裂后，周在返回延安前，还特意向马歇尔话别，表示：从个
人友谊上说，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产党的语言中，这已经是最
大限度地表达了对其对手的敬意。
后来中美关系演变到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地步，既不是周恩来内心所愿意看
到的，也不是凭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澜的。实际上，即使是在中美关系处于
低谷的时候，他仍想做一点事来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哪怕只是表面
上的气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但是，此举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
的善意回应。这就是当时在国际上曾经盛传一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
恩来握手这件事的由来。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虽然后来证明这是以讹传讹，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当年杜勒斯在日内瓦会
议期间确实曾明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过，当时美
国代表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副国务卿史密斯就认为杜勒斯过于僵硬，不大赞成
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时，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于
是便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一幕。对此，当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他的回忆
录中有过详细的记述：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
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
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池还赞
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
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
，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我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我
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
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
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
…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笑着主动
凑上来同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
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
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
走开了。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
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首次中美首脑会谈时，又重提日内瓦会议期
间的这件往事，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
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
手跟我握手，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已经成为
中美关系史上有名的典故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终因当时世界冷战洛局的形格
势禁，没有产生什幺效果，不过却为以后的中美和解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周氏
这一善意和解的姿态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礼，恰成鲜明对照，让美国在世界舆论
面前输了理，损害了美国政府的形象，尼克松后来正是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
把它作为抵挡美国政府内部的反对声浪，在对华关系中采取主动行动的挡箭牌
，尼克松为了补救当年杜勒斯的失礼，于是便出现了本章开头描述的那场历史
性握手的场面。
珍宝岛事件后，主管中国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来凭藉其长期以来对国际局
势的观察，已经看出原有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调整自己外
交战略的时机己经成熟。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远交近
攻”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由于兹事体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决断。为此，周
在九大前后，有意识地从大量有关国际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中，筛选出一些值
得注意的动向、重要评论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给毛参考。这既是周参
与大政方针的决策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同时也往往能在不动声色之中起到影响
毛决策的作用。
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毛泽东让他给几位闲居在家中的老帅“找
点事情做”的机会，为推动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着颇有匠心的棋。九大
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虽然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但
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内，并不想让他们染指军队，决定军队的日常工作由黄永
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主持。
在这种情况下，这四位老帅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同虚设，根本无事可做，
只好另外再给他们找点事做。周恩来在奉命办这件事情时，向毛泽东建议：由
四位老帅召开一个国际形势座谈会，由已经靠边站的外交部长陈毅牵头，对当
前国际斗争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供中央参考，这个提议随即得到厂毛的批准
。
接下来，周恩来在向陈毅交待任务时，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被原有的看
法和结论框住，你们都是元帅，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向
中央提出建议。 后来老帅座谈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中、美、
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
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并建议重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
这一想法为周恩来所肯定，随即把报告送给毛泽东。而这又正好与毛“联
美整苏”的考虑相合，在党内高层中形成了某种的共识，压过了在文革那个极
左的年代，连毛本人也不得不顾忌的党内反对意见。于是，在战略上打开对美
关系的僵局，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这种情况下，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
化，尽管对外宣传的基调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从六十年代
中期反对美苏并重的战略不动声色地过渡到联美制苏的格局。这一转变是与中
国自文革运动后重返国际舞台的努力同步进行的，表现为中，美、苏战略关系
的重新组台：一度睦邻友好的中国和苏联反目成仇，走向战争的边缘；而长期
怒目相视的中国和美国却在努力捐弃前嫌，开始互相接近。中、美、苏之间这
一新的三角关系的确立，动摇了原有两极冷战格局赖以存在的基石，引发了世
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帷幕。
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中国方面是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
实施的。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毛清晰的大局观和周过人的精细之处。中美双方
之所以能够在试探性接触中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默契，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
的恰到好处。
万事开头难。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开始把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提上议
事日程，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但实际做起来却并非易事
。中美两国毕竟已经在互相敌视约状态下对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间的敌意决非
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仅双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语言，而且也没有起码的构通渠
道，甚至连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也要煞费周章，一波三折。
由于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互相玩
捉迷藏的游戏，传达的各种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会。在这方面，中国表
现了比美国更大的耐心，对美国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传递过来的各种信
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静待动，稳步缓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同时
体现了毛泽东清晰的大局观和周恩来过人的精细之处。
为了实施“联美整苏”的策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借用美国的力量来抗衡
苏联，毛泽东在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现实的态度，表现了一
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大开大阖的气度。他深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在
于台湾问题，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纠缠不休，穷追猛打的话，那幺
就永远无法解开中美关系中的死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从大局着眼，
最大限度地与美国求同存异，把台湾问题暂时放在一边。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
是：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
格局的大问题。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心领神会，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积极贯彻
落实。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国本来准备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台十
九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提
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和莫斯科黑会的斗争，反对美帝侵台可暂
不突出”，提议取消这一计划。事后，虑事周详的周氏还专门致信林彪，解释
这一情况，说：“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幺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
主”。
应该说，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
有来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国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
来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比如，在处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两个美国人坐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事件上，
当时正值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的敏感时刻，周恩来立即召集会
议，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员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且一杆子抓到底，
明令在查明事实之前，对这两个美国人不要在政治上乱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
气气。中国的新闻媒介并根据周的指示保持沉默，并未加以渲染。 在
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国旅游的禁令，
而中国也在随后释放了这两名美国游客。这形成了中美之间最初的良性互动，
并为双方进一步的接触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苏联本来就对美国反对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甚至扬言不惜对苏联采取核
报复的态度有很大疑虑，现在中美两国又眉来眼去，暗决秋波，苏联更是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扭转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摆脱在中
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战不和的处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决定利用胡志明葬
礼的机会同中国方面举行首脑会谈，缓和一下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当时苏联打
的如意算盘是，周恩来和胡志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两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
彼此熟识，交往多年，因而势必前往参加葬礼，这样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河内的
会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一开始并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试探性阶段给
苏联这样一个机会，让它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向美国打中国牌，不必要地
刺激美国。为此，周恩来提前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当天就赶了回来。这样既突
出了他和胡的特殊关系，又可避开与柯西金的会面。但柯西金在河内扑了空之
后，仍然坚持要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掌控大局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因势利导，利用中苏
之间的首脑会谈吊一下美国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更主动的行动，
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关于边界问题
的会谈。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周恩来非常清楚中苏关系是最容易触犯毛泽东忌讳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
谨慎。当他与柯西金会谈之后，立即将整理好的会谈记录全文送给毛审阅，并
在附信中表示：“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会谈中的措辞凡有错误和
不足的地方，均请主席加以批注，以便学习改正。” 在信中分析了柯
西金这次如此急迫要求会见的原因：
一、取得压美帝的资本。最近美帝对苏要价甚高，联合国开会在即，美苏
两外长即将会晤，而尼克松又要在联合国演说，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缓中苏关系
的姿态出现。二、解决内部困难。现在集中在中国（苏）边境的兵力，连远东
海军在内，超过一百万，长期不战不和，困难加大。三、反映苏修统治集团的
矛盾。柯西金这次行动，处处事事要请示政治局就可证明。四、想摆脱修字号
党、国家的责难和离心倾向。
关于中国的对策，周恩来提出如下建议：“反修斗争，坚持不懈；防止苏
修突袭，严加戒备；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
装冲突，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保证居民继续生产，打鱼放牧），发表外交文件
，促进边界谈判，应否谈成，要配合国际斗争，掌握主动，” 毛泽东
批准了这个意见。
与对中苏首脑会谈的冷淡态度相比，周恩来更看重这一会谈给刚刚开始的
中美和解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苏联出于自身战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苏首脑会
谈的公报时，极力营造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得到缓和的印象，用诸如“同
志般的”、“友好的”一类修饰词来形容这次会谈。公报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后
，精细的周恩来将这类修饰词统统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词。 这
样既可以利用中苏首脑会谈吊美国的胃口，又可以防止过犹不及，传递错误的
信息，让美国完全失望。
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
之外，令尼克松十分沮丧和着急。特别是随后宣布的中苏举行副外长级的边界
谈判，更是重重地刺中了美国人的疼处。他们认识到：虽然中苏之间的问题并
不是一次谈判就能解决的，但双方毕竟已经开始在谈判了。如果美国不认真做
一两件事情急起直追的话，那幺原先所进行的寻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
功尽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中国相信美国准备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有诚意的，美
国接连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间停止派遣驱逐舰到台湾
海峡进行例行巡逻；随后美国驻波兰大使又在华沙的南靳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
逐中国驻波兰代办，表示希望恢复中美华沙会谈。这一举动吓得当时尚未得到
国内指示的中国代办立即逃之夭夭。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经过新闻界渲染后，使
得中美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这正是中国所期待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周恩来对于美国这种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兴，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并
马上报告了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毛也为“联美整苏”的盘
算有了着落大为高兴。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重提这件事，不无幽默
地说：“你如果要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
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指示中国外交部设法进行补救，回报美
国的示好行动。这样，外交部便把释放因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
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的问题提上议程，当时他们的问题已经查清，
只是在等待释放的时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将外交部关于释放这两个美国人的报告送
毛泽东、林彪审阅。外交部在报告中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说：“从
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出发，并在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我们考虑，
对美在策略上可加以运用，选择有利时机，在适当时候继续同美进行中美大使
级会谈。这对增加苏修的疑虑，扩大美苏矛盾，以及对当前同苏修的斗争是有
利的。” 毛泽东迅速批准了这一报告。
随后，中国采取了重大的步骤，破天荒地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
。为了在宣传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大使堂而皇之地从中国使
馆的大门出入，而不必像美国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后门。
这样，中断近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一九七０年一月二十
日，双方举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国方面所采取的谈判方针是经过毛泽
东和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盘。在谈判中既要掌握
原则立场，又要讲究方式灵活，注意不要把话说死，要使对方感到有希望，有
继续谈判的余地。” 实际上，中国并不以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满足，而
是期待着与美国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以便对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
更为彻底的探索”。
还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采取“激将法”，暗示美国
应在提高会谈级别的问题上采取主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见当
时和中美两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重点谈了中美关
系问题，意在向美国传递信息，指出美国虽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终没有像柯
西金那样迈出更大的一大步。“如果他们真想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局势，改善关
系，解决问题易如反掌，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如果他们采取主动，我们
也不拒绝，可以试一试。柯西金不是采取主动了吗？”在传递了上述信息后，
周氏父把锋一转，说：“中美谈判进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无所谓。虽然
我的年岁等不及了，但尼克松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总统，罗杰斯也不可能当十
四年的国务卿。我们不能解决，那就留给下一代。”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推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排除中国内
部的各种阴力和干扰。在文革那种极左的年代，改善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
家美国的关系，姑且不论江青等党内文革派的态度，就是外交部内部也是阻力
重重。对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费很大精力做说服解释工作外，还借重毛泽东的
权威来排除对改善对美关系的疑虑和阻力。
当时外交部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有美国官方背景的组织顾虑重重，
不敢与之交往，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为此，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汇报这一问
题，说：“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建议改变这种作法，“
采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可能有利于我侦察美帝真实动向，也可使其发
生希望，并增加苏修疑虑”。 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马上对下作了
传达，以此作为尚方宝剑，排除对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们的思想顾虑。
在中美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中方发言稿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如法炮制，
借用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党内文革派的干扰。当时中美双方在第一百三十五次
会谈中对举行更高层次会谈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在地点的选择上，美国尚未
拿定主意。差不多与此同时，中苏边界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苏联正试图让其代
表团团长从中脱身。中国十分担心苏联在其中玩弄阴谋，选择适当时机在边境
重新开战。因此，把即将召开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看做是一个向苏联打美国
牌的“重要的时机和步骤”。
为此，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方的发言稿。会后，
他又反复进行了斟酌，将原稿中的中国政府“愿予考虑”改为“愿予接待”美
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
在毛泽东批准了中方的发言稿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文革派大将康生，专门
向他做了解释，说：“‘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１３５次会议发
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中已经提到
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
‘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一些。”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为即将到来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营造气氛。二
月十八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就任后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以空前和解的语
气谈论中国问题，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
国际社会之外”。不过更打动中国的，还是尼克松在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无
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合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
国中的一个”。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会谈中，中国方面按照既定方针
，以更加和解的姿态出现。谈判的万针、策略乃至在重要问题上的口径都是毛
泽东、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内容是：应本既定方针，不在其它问题上纠缠，只
同它谈根本问题，寻求解决途径。并表示：“我愿同它作进一步‘更为彻底的
探索’，不失立场地吊它的胃口，然后把它拟派代表来北京的建议接过来，表
示愿予接待”。 而美国方面则在会谈中口头同意了在北京举行高层级
会谈的安排。
这样，中美两国之间试探性的接触，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封冻在中
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开始打破，昔日这两个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各自的利
益，重新走到一起，努力求同存异，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彼此之间在地
缘政冶上存在的战略关系。
柬埔寨事件一度打断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是毛泽东在掌控对美和解的大
局时，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不过这并非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
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天下事总是好事多磨。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的进程由于随后发生的柬埔寨
事件而被迫中断，向后推迟了整整一年。本来在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后，中国
一直在等待着美国对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正式答复。但因美国国务
院从中作梗，美国方面迟迟未能答复。这使得中国已经感到不快，开始怀疑美
国的诚意。正好在这时柬埔寨又发生了政变，西哈努克被废黜，滞留北京，而
亲美的朗诺·施里玛达上台，在国内煽动反华浪潮，从而使得还十分脆弱的中
美关系面临重大的考验。
应该说，中国并不愿意看到因柬埔寨事件而损害中美和解的进程。本来，
毛泽东已经开始相信美国将逐步从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中脱身，而且无意参加
反对中国的联盟的承诺。这是中国决心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前提。但柬埔寨事件
却把中美两国再度推向新的对抗。在中国看来，美国非但没有从越南战争中脱
身，反更深地卷入这场战争中来，支持朗诺政权，其后又出兵柬埔寨，进攻北
越军队在那里的庇护所。这使得毛又转而怀疑美国的诚意。
不仅如此，更令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头号敌人苏联将西哈努
克推给中国后，转而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朗诺政权。在柬埔寨问题上，又出现
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再加上美国方面在举行中美高阶层会谈的问题上
迟迟不表态回应。所有这一切，令中国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政策，推迟中美
和解的进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牵着鼻子走，对脆弱的中美关系意气
用事，乱了自己“远交近攻”的既定方针，而是在表面：对美国大张挞伐的同
时，在实际上却把斗争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苏联上，做的是表里文章。这就
是中国之所以从苏联手中接过西哈努克这个“烫土豆”，并有意大张旗鼓，把
事情搞得那样轰轰烈烈的原因所在。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出于抗美援越的需要，
倒不如说是为了和苏联争夺“反帝旗手”，趁势扩大在印度支那的影响，造成
苏联的难堪。
对此，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作者当年在采访已故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时
，他就指出过这一点：“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对立的一个方面”。 基辛
格则说得更尖刻：“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
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争夺的骨头”，“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
争取影响在印度支那起来反抗的各种力量而创立了一个互相角逐的新战场。”
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外交攻势，恰恰为上述说法提供了历
史注脚。一九七０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
迎接，仍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遇，但对西哈努克转告苏联方面提出的中苏应采
取联合行动，共同帮助他的建议，明确拒绝，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报告柬埔寨局势的信中，对越共追随苏联
的路线颇有微辞，同时却称赞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即红色高棉），说：
“现朗、施上台，我们倒可以无顾虑了。现在两越最不争气，一切都是实用主
义出发，只有柬共倒是坚决要走武装道路的，不过力量还小，经验还少，需要
鼓舞其决心，增强其信心，在东南亚终究会打开一个局面的。” 这些
评论已经预示出日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而与越南闹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来访问北朝鲜。这是中国政府首脑自文革后所进行的第一
次正式出访。行前，他致信毛泽东、林彪，谈这次访问的目的，说：“这次访
问朝鲜，重点是在支持它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它对苏修闹点独立性，号
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及其走拘的斗争，以形成远东的反对美帝及其伙
伴、走狗的斗争而孤立苏修。” 周氏果然不虚此行，不仅说服了金日
成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中国采取同一立场，从而在北朝鲜同苏联的关系之间打进
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后一度冷落下来的中朝两国关系重新热乎起来。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四月下旬，在中国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国召开了印度支那的三国四方最高
级会议。这是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连串外交攻势的高潮。中国对这
次会议大造声势，周恩来特地赶去祝贺，并宣布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
功的消息作为对会议的献礼。通过此举，中国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国谈判的筹码
，同时又使仍然与朗诺政府保持关系的苏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令中国感
到十分快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继续打柬埔寨牌，趁势扩大战果；同时采取拖而
不断的策略，暂时搁置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既是对美国政府因内部扯皮而拖延
答复的一个报复，又可继续吊美国的胃口。周恩来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会
谈的日程问题致毛泽东的信中，分析了美国迟迟不能确定中美会谈的原因，指
出其矛盾心态在于：目前“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他已在三月上
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建议“为给美方一点颜
色，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 后双方经过一
番讨价还价，一拖再拖，会谈的日期总算敲定在五二十日。
然而，当美国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于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后，刚刚敲定
下来的中美会谈再度陷入僵局。毛泽东不仅因此更加怀疑美国即将从越南战争
中脱身的诚意，而且还被由此引发的美国国内校园的骚乱和抗议浪潮所鼓舞。
一生以“反帝旗手”自诩，总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来的毛，这时显露出革命家
的本色，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中国不能袖
手旁观，必须有所作为，中美关系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中国再度推迟了中美会谈，并且选择原定双方会
谈的第二天在北京召开了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林彪
代为宣读了毛的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
走狗！”这是毛在掌控对美和解的过程中，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
当然，这不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
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对于毛泽东这一决定，周恩来只有紧跟照办，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注
意尽量保持对美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因摇摆过大而伤及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
，并为今后留下转圜的余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将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
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周在附信中表示拥护毛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关于国际形势，经主席几次指点后，我曾约外交部
领导小组座谈了几次。大家对当前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潮，
有了新的认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邓颖超、周恩来、孙维世。 .jpg
关于推迟原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解释说：“也曾
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
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
去运用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
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
关于下步对美谈判的策略，周恩来决定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不把谈
判的门关死。根据周的意见，外交部在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今后有
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
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
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
其后，当中美会谈联络员会晤日期再次临近之时，中国外交部在评估了形
势后，决定继续往后推迟会期，但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 这时
，毛泽东显然已经对不断面临的会期问题感到厌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机观
变，另辟蹊径。因此，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
示》时，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
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
此后，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这场堪称外交史上马拉松式的
谈判最终不了了之，但中美两国和解的进程却已经不可逆转，双万都摸清了对
方的战略意图，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珍视彼此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的战略价值
。与此相比，中美之间以往的宿怨和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
可以暂时搁置一旁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
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
的势头。
当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泽东也从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以后
，中国接连采取行动，创造重新对话的气氛。周恩来首先出面澄清人们对中国
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苏的错觉。这一印象是由于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张旗
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斗争，而毛泽东的“五·二０声明”中又没提反
苏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哈兹比乌时，着重澄清外
界的上述错觉，说：“我们现强调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苏修了呢
？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因为我们这样动
员世界人民，我们这些国家这样强调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
，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记者都懂得，说不提苏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苏修，暴露
苏修。这是辩证的。” 七月间，中国又不动声色地释放了以间谍罪被
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国主教詹姆斯·华理柱。尽管这只是例行公事，但释放
的时机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关于推迟原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解释说：“也曾
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
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
去运用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
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
关于下步对美谈判的策略，周恩来决定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不把谈
判的门关死。根据周的意见，外交部在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今后有
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
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
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
其后，当中美会谈联络员会晤日期再次临近之时，中国外交部在评估了形
势后，决定继续往后推迟会期，但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 这时
，毛泽东显然已经对不断面临的会期问题感到厌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机观
变，另辟蹊径。因此，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
示》时，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
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
此后，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这场堪称外交史上马拉松式的
谈判最终不了了之，但中美两国和解的进程却已经不可逆转，双万都摸清了对
方的战略意图，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珍视彼此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的战略价值
。与此相比，中美之间以往的宿怨和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
可以暂时搁置一旁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
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
的势头。
当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泽东也从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以后
，中国接连采取行动，创造重新对话的气氛。周恩来首先出面澄清人们对中国
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苏的错觉。这一印象是由于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张旗
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斗争，而毛泽东的“五·二０声明”中又没提反
苏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哈兹比乌时，着重澄清外
界的上述错觉，说：“我们现强调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苏修了呢
？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因为我们这样动
员世界人民，我们这些国家这样强调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
，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记者都懂得，说不提苏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苏修，暴露
苏修。这是辩证的。” 七月间，中国又不动声色地释放了以间谍罪被
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国主教詹姆斯·华理柱。尽管这只是例行公事，但释放
的时机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八月间，同中共领导人一直有着很深交情的美国记者斯诺获准访华。周恩
来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国是把斯诺作为
中美关系全局中的一个棋子，希望通过他来做点文章的。周在谈话中详细询问
了美国的政情，并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认真对待台湾
问题的话，谈判的”门是敞开的”。会见后，他立即将这次同斯诺谈话的清样
稿送毛泽东阅，说“以便先赌为快”。 因为此刻毛正在审时度势，考
虑动用斯诺这颗“棋子”的时机。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不甘寂寞，积极采取行动。九月二十九日，尼克松
对《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有意插进了一段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谈
话，并且表示：“如果说在我去世以前有什幺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
。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本来在北京举行中美最高级会谈一直是中国所谋求的目标，不过出于策略
上的考虑，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从没有直接提出来过。这次尼克松主动提
出来，正中中国的下怀。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亲自出马，把球接过来。
国庆节那天，毛特意把斯诺夫妇留在身边，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一起检阅了国
庆的游行队伍。事后，毛不无得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周恩来则对《人
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的安排，在头版的显着位置上刊登了毛与斯诺夫妇的
合影照片。
可惜，中国方面把斯诺在美国政治中的分量看得太重了，刻意传达的这一
信息由于“过分微妙”而被美国官方所忽略。但是，当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时，它所包含的信息却是异常清晰的：毛泽东决心重新恢复中美和解的势头。
这样，中断了半年的中美外交探戈舞又重新开始，而这一次出场的是双方的主
帅。
十月下旬，尼克松利用各国首脑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万周年庆祝
活动的机会，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有意向中国传递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愿意为此派一高级使节
秘密访问中国。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晚宴上，尼克松还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
正式场合第一次对中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而不是以往的“共
产党中国”，暗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在出现重大的转变。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南开读书时的周恩来.毛泽东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先后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渠道传递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与一直在等候接见的斯诺进
行了长谈。虽然谈话内容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但着眼点还是向美国传递信息
。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毛
在谈话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
问中国，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如果尼克松愿意
来，我愿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
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
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口信并未立即传递给美国政府高层，而是成了马
后炮，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方面根据毛的决策推动中美和解的进程。十二月九日
，周恩来委托叶海亚·汗转达的信息传给美国。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忪
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
”，并强调说这不单是他个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泽东、林彪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国政府答复通过罗马尼亚渠道
传递过来的信息时，更进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也会
受到欢迎。 他的原话讲得很巧妙：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
和贝尔格莱德，那幺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但是，美国方面由于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掣肘，对尼克松访华一事
并没有痛快答应，只是笼统地表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应不仅限
于台湾问题，还应包括其它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建议先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
议，作出各种安排。
对此，中国感到不小的失望。争取美国总统访华一直是中国打开对美关系
僵局中所寻求的主要目标。中国把这一点看得很重，倒不全是因为中国在历史
上总是以中央帝国自居，有着接受外藩朝拜的传统，而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国内
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力图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居高临下的胜利
者，而美国则是一个屈膝登门的求和者。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以往在外交上
的反美路线找台阶下，说服党内外接受新的对美政策。这在文革这种极左的年
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军队为切断老挝境内的“胡志
明小道”而发动的蓝山行动。这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对美国还以颜色的机会，又
一次暂时放缓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国国内的政局也在这时出现了大的
变故。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交恶，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毛在抛
出陈伯达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正忙于在党内发动针对林彪的批陈整风运动
。这牵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时无暇他顾而把其它事情放在一边，中美和解自
然也包括在内。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中国派队参赛，是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藉此对正
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和解投石问路，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访华。中
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接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
破僵局的契机。
中国在对美和解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加紧重返国际
舞台。后来发生的“乒乓外交”既是这一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实施这一战略不
期然而然的结果。它是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还在一九七０年十月，周在推动
中国外交重返国际舞台时，就已经在认真考虑派队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后又亲自邀请积极促成此事的日本乒协主
席后藤钾二来京“过春节”。
然而，在中日乒协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因中方提出政治上的过份要求而陷
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排除内部极左思潮的干扰，促成
双方达成协议，使中国队参赛成为定局。随后，他还多次亲临集训队讲话，直
接过问有关这次比赛一切事宜。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次比赛，不仅是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是中
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世界锦标赛，而且更是着眼于
其政治上的意义，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后来家喻户晓
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就是他为中国乒乓球队规定的参赛方针。
此外，周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藉中国队出访之机，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
接触“投石问路”。
—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中国队
出国参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就透露出这一层考虑，说：美国队“作为一
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
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
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了吗？那幺美国能不能去？我们
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大家动动脑筋，得想
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了。”
然而，正当中国乒乓球队秣马厉兵，整装待发之际，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
政府要求中国支持他们把朗诺政权从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中驱逐出去。这一节外
生枝，几乎使周恩来精心策划的“乒乓外交”胎死腹中。这的确给中国出了不
小的难题。从政治上说，中国必须支持西哈努克的政府，但驱逐朗诺政权的提
议在国际乒联中肯定通不过。如果因此而拒绝参加世乒赛的话，不但会失信于
人，而且也会坐失开展民间外交的良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中国内部主张不主参加的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周恩来反复权衡利弊后
，力主参赛，同时准备在单项比赛中弃权。三月十五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陈
述自己的意见，说这样“既照顾了日本后藤、英国艾文斯主席（均反对蒋帮参
加），又支持了柬和南越，更重要的是不使日本广大群众失望。况且体育比赛
究竞还是群众性运动，与政治开会，仍有一些区别。” 毛支持了周的
主张，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周恩来施展“乒乓外交”这一招果然奏效，立即在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不小
的“中国旋风”，一时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世乒赛期间，中国巧妙地
运用微笑外交，广交朋友，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且为中美两国运动
员之间的友好交往创造了条件。西方新闻界对此津津乐道，大加渲染，甚至超
过了对苏共二十四大的报道。
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接触注入了新的活力，
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特别是当美国乒乓球队主动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后，更
是引起了中国领导层高度关注。毛泽东下令将和名古屋的通话次数，由原先的
每天三次增加到五次。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连续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研判形势，
商讨对策。
正如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时常在决策中扮演保守的角
色一样，这次中国外女部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四月三日，外交部将研讨的结
论上报中央，提出：“我们考虑，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
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可告美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
会有机会的。”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对外交部这一结论并不满意，认为这是按老规炬办
事，没有看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后来他专门为此批评外交部没有掌握好大局。
但是，由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关重大，在政治上上十分敏感，
周不便轻易表态，只能由毛泽东来作出决断。于是，他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了
“拟同意”后，又为以后留下了余地，加上了“并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
对其首席代表在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的阴谋活动”一句话，送毛审阅。
面对这一势必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就连中国最高决策者毛泽
东也一反常态，显得十分犹豫，一时委决不下。他先是圈阅了这份报告，这在
中国官方运作的语言中意味着批准了该报告。当报告送走后，他继续在考虑这
件事情，反复权衡其中的利弊得答，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对此，毛当时
的保健护士吴旭君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
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
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欲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
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
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他
说的这句话的。
这一下可给吴旭君出了个难题。因为毛泽东平时有言在先：他吃过安眠药
以后讲的话不算数，况且兹事体大，万一把毛泽东的意思传错了，岂不闯下大
祸，落得个“假传圣旨”的罪名，这样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她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再核实一下。她继续写道：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毛
）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
，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幺不去办？”
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幺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
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
？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幺现在又提出邀请了呢？你
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由于当时世乒赛即将闭幕，时间十分紧迫，通过正常的渠道已经来不及了
，周恩来决定立则将这一决定用越洋电话传过去，并在事后特地在国家体委接
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报告上注明：“遵主席指示，改正原批件，这次就邀请
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
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究竟是什幺原因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下决心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的呢？应该说，这其中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从国际上说，经过近两年的观察，毛泽东自信已经看准了尼克松的意图—
—美苏争霸的焦点在欧洲，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确有同中国改善关系
的愿望，包括不久前尼克松在官方的对外政策那当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名称，重申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并继续采取单方面措施放宽贸易限制以及
取消对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等。
对此，毛泽东认为现在轮到中国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首先邀请美国
乒乓球队访华的好处在于，既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而不必在政
治上承担很大的风险，叉可以藉此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正式访华。
应该说，毛对尼克松唯恐别人在访华的问题上捷足先登的心理是揣摩得很准的
。这种“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策略，早已被周恩来运用于对日外交，并被
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从国内来说，虽然眼下批陈整风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林彪拒不认错服输的态度，使得毛泽东认为同美国缓和关系变得更加迫切。因
为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除毛本人以外，其它人都或多或少地同苏联有着某种
历史渊源关系，林彪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非常担心一旦和握有军权的林彪彻底摊牌，他很有
可能打苏联这张牌，与俄国人联手对付自己。这是毛在考虑解决林彪问题时内
心最大的隐忧，因此必须预作打算。而与美国缓和关系便是在战略上最好的防
范措施。应该说，这是毛几经踌躇后，最后下定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缓和同美国
关系更深一层的原因。
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这一点上的先见之明。仅仅五个月之后，林彪在同
毛的较量失败后，被迫逃往苏联，结果中途机毁人亡，葬身蒙古温都尔汗。关
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学术界所
忽视。离开对当时中国国内因素的分析，就难以对中美和解进程中各种扑朔迷
离的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以“乒乓外交”为契机，中美和解的进程明显加快，一个盼望已久的重大
外交突破正在开始。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世界面前争相作出向对方示好的姿态，
正如一场配合默契、令人眼花缭乱的乒乓球双打表演。
美国乒乓球队作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友好使者在中国受到了盛情的款待
。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我相信中
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美国乒乓球队
所受到的礼遇，在大洋彼岸帮了尼克松的忙，化解了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
对派的阻力，为其后美国派遣特使访华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就在周接见美国乒
乓球队的同一天，尼克松也不甘落后，宣布取消已经实行二十余年之久的对中
国的贸易禁运。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接着，中国方面趁热打铁，继续采取主动行动，在四月二十一日通过“巴
基斯坦渠道”，以正式信件的形式转达了拖延三个月之久的周恩来给尼克松的
口信，提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
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
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
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晤谈。”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中美关系的症结——台湾问题采取了现实而灵活的态
度，既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只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而并不坚持美
国立即同台湾断交，作为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同时又继续坚持由美
国总统来北京谈判的态度。
中国约提议立即得到美国方面的响应。尼克松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
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为此，他通过“巴基斯坦渠道”
接连向中国发出三次口信，表示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
行认真的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
次秘密的预备会谈。
这样，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努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跋涉，各方
面的条件已经大体具备。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全面研讨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会
后，他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为政治局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
详细地回顾了自二次大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以及同尼克松政府进行
试探性接触对话的经过，预计了会谈中可能涉及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了应坚持
的原则和相应的策略：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
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关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
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
军国王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
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
五、如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
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
则确定以后，可进行商谈。
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
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报告对中美预备性会谈的结果作了两手准备，说：“上述各项，可能在基
辛格到来后谈出一点眉目，以便为尼克松的访问开辟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谈不
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因我们这些主张正好为
尼克松的竞选对手准备条件。”“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
我可增强战备力量。能战方可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
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这一报告经过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
、林彪批准。它成为日后指导中国进行中美会谈的纲领性文件。以此为标志，
中国正式完成了对美政策的重大转变。与以往相比，这一新的对美政策在继续
坚持中国基本立场的同时，表现了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在策略上相当程度
的灵活性，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表
示要认真加强对台工作，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提出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
络机构的设想。
与此同时，周恩来发出了被尼克松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
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代表毛泽东正式邀请尼克松访华，并欢迎基辛格秘
密前往中国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做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
至此，中美之间封冻多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确定，剩下的只需顺
流而下。其后，轰动一时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攻变世界
一周”的出访，便是上述中国完成对美政策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形成了中美关
系正常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尼克松访华期间，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作为
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
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这出戏
演得有声有色。
为了迎接中美关系史上即将接踵而来的重头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
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由周本人亲自挂帅并由他点将，组成了一个精干的
工作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等
人。周恩来多次主持工作小组开会，研讨会谈方案，预拟各种对策，并对尼克
松，基辛格的个人历史、政治观点、家庭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周还特地抽空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
电影《巴顿将军》。
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向与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党、
政、军负责人解释中央新的对美外交政策，解答党内领导干部思想上对中美会
谈抱有的种种疑问，首先打通他们的思想，做好思想转弯工作。接着，中共中
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直传达到各地基层党支部，藉
此向普通老百姓下点毛毛雨——中国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即
将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按照中关双方精心策划的代号为“波罗”的
秘密计划，途经巴基斯坦，以“生病”为由，成功地躲开了新闻界的追踪，人
不知鬼不觉地乘坐巴航专机，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直抵“红色中国”的心脏
北京，和周恩来一道演出了现代外交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从今天来看，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象征意义和轰动效果远远大于实际收获。
它的历史作用在于：经过多年的互相敌视和隔绝之后，中美两国的高层官员第
一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不失各自原则的前提下
，向对方展示善意，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莫测高深的神
秘感，建立起最初的互相理解、沟通和协商。
然而，当两个长期以来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互被对方视为“青面撩牙的
魔鬼”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其气氛的紧张和尴尬可想而知。基辛格一直忐忑
不安，表情僵硬，随时准备周恩来一上来就会狠狠敲桌子大骂一顿。相形之下
，周恩来虽然在表面上镇静自若，内心却并不轻松。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
周氏的第一印象作了这样的描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祥
，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
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
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
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会谈中这种最初的紧张拘谨的气氛，很快就在双方进入角色后一扫而空。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美双方有着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都采取了不回避分歧，
开诚布公的态度有关，既摆明本国的观点，不失各自的原则，又尽可能地求同
存异，寻求和解。
会谈中，双方除了一般性地交换各自的观点，试探对方的虚实外，还花了
不少力气讨论新闻公告稿，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处：一、尼克松访华是由哪一
方主动提出的；二、中美最高级会谈将包括的议题；三、来访的适当时间。基
辛格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是尼克松先要求访华，中国才邀请的说法。
对此，周恩来表现了相当的善意，设身处地替美国人考虑，认为这样的说
法确实会让美国人的面子难堪，而又非原则的问题，建议避开提谁主动的问题
，改为“获悉”尼克松希望访华，中国方面邀请。关于会谈的议题，周建议在
“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一句暗藏玄机，让苏联人看了肯定不舒服的话，后来颂得毛泽东的好评。在
来访时间的问题上，周氏也尽量体谅美国方面的难处，改为一九七二年五月之
前，不定死时间，以便美方灵活安排。
然而，中美之间毕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每当会谈中出
现僵局的时候，擅长打圆场的周恩来总是及时提出诸如暂时休会或吃烤鸭的建
议，缓和一下双方的紧张气氛。为了让美国方面能够理解文革年代的中国外
交——重要的不是某些激烈的言辞，而是要看实际的行动，周氏还有意地把话
题转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当时的情景：
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向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
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
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
害怕官僚主义，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
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不同
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五十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
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
来为什幺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大革命无
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基辛格即将结束访问前，中美双方商定了两国今后秘密联络的地点——
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政府指定的驻
法大便黄镇接头，尽管双方都认为不必再使用伊斯兰堡这个信箱了，但周恩来
仍然提议：我们不妨偶尔继续利用一下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
能过河拆桥。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中美双方按照预先的约定，同时宣布了基辛格秘
密访华的新闻公告。这一消息立即震撼了整个世界，造成了外交上的“尼克松
冲击”，使各国政界和新闻界目瞪口呆，引发了国际局势的连锁反应。
应该说，在这场由中美联手与整个世界玩的捉迷藏游戏中，中国是更大的
赢家——仅仅三个月后，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就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
接纳中国，并且驱逐台湾。历史在这里似乎给这场戏的风头人物基辛格开了一
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事后，基辛格不得不自我解嘲地承认：“我说过，光是中
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然而，正当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为两国的高峰会谈作准备的时候，中国的
政局风云突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国的第
二号人物林彪仓皇出走苏联，捧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给中
国的政局以极大冲击，宣告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一时间，国内
政局的阵脚大乱，陷入了自顾不暇的境地。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不得不把内政外交的其它事情放置一旁，紧急处理善
后事宜。但他在百忙之中，仍然惦记着正处于微妙关头而且十分脆弱的中美关
系，估计到美方会担心中国政局的动荡而影响尼克松的访华。为了给美国人吃
个定心凡，他随后利用了与基辛格商定的巴黎秘密渠道，指定专人向中国驻法
大使黄镇交底，让他设法知会美方：林彪事件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有
关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工作将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这样才使得忐忑不安的美国人
松了一口气。
十月二十日，基辛格按照计划再度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安排准备。
与上次的心情相比，基辛格这次显得轻松多了，而且由于不久前他的秘密访华
轰动世界，大出风头而显得志得意满，神气十足。相比之下，周恩来此刻的心
情却迥然不同。尽管这时林彪事件对政局最初的冲击刚刚过去，但他却还没有
从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内心震撼中平静下来。他十分清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
难以为继，必须设法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这种情况下，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开始有意识地把尼克松访华作为摆
脱文革困局的一次机会，着手改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他下令各地进行政策教育
，降低宣传上反美的调子，清理街头上过左的标语口号，恢复在文革中被破除
的老字号店名，等等。这种做法亦被毛所认可，因为当时毛被林彪事件弄得灰
头土脸，也急于要在外交上打一个胜仗，来转移国内的视线，掩盖文革的败局
。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这样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此格外小心翼翼，掌握
其中的分寸，决不越出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周氏这种临深履薄的心情，在西
方新闻界因“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对他备加称许后表现更甚。他深
知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为此专门批评了新华社在《参考资料》上登载西
方报刊吹捧他的文章，说：“吹我的，读了讨厌”，要求今后切实改正。
同时在接待工作中，周恩来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
上。在这次设宴招待基辛格一行的即兴祝酒词中，他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关系
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应该归功于毛
泽东毛席和尼克松总统。 用这种方式向外界表明：掌握中国外交的是
毛而不是他，以免喧宾夺主，惹毛不快，招致猜忌。
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重头戏是讨论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本来这一
点并不在原有的议程之中，中国鉴于中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对此早巳做了两
手准备：争取谈成，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
而美国方面却担心如果尼克松空手而归，会在世人面前留下访华失败的印象，
在美国国内无法交代。
为此，基丰格提出希望在他离华前，中美双方应对公报达成一个总的谅解
，并提出了美方为此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中刻意强调双
方的一些共同点，同时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并
在台湾问题上回避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
对于美方的这一草案，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因为这只会给人们造成中国
为了同美国和解，不惜以原则作交易的印象。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在考虑打开
对美关系时最忌讳的地方。为此，周决定把美方的草案推倒重来，由中方另起
炉灶，参照过去国共合谈在“双十协议”中采用的各说各话的办法，提出了一
个打破国际惯例的写法：既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草案中某些
可取之处，体现出双方的共同点。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但是，毛泽东对中方起草的方案仍不满意，认为发言权不大，一点神气也
没有，甚至表示不必再搞什幺公报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先是小心翼翼地
劝说毛体谅美方的难处，然后表示坚决“按照主席指示修改”联台公报草案。
随后，在草案中加了大段体现毛历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诸如：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
史潮流，等等。对此，毛阅后表示满意，说写了他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
了。
但这样一来，美国方面又提出异议，感到难以接受中国方面这一充满火药
味的提案，表示尼克松无法在这种好象是审判美国总统的文件上签字。双方的
会谈为此一度陷入了僵局。于是，周恩来又转而做美国人的说服解释工作，力
陈这样写的益处，说：“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
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
步。”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基辛格转而领悟到其中妙味：公开地摆明分歧，会使
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感到放心，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且正因为坦承
存在的分歧，双方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诚可信。于是，基辛格表示美方愿意接
受中方草案的基本写法，但认为其中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还是过于僵硬，火药
味也太浓，建议删掉这些话。
对此，周恩来表示理解，采取通情达理的态度，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意见，
特别是那些富有建设性的提法，从而打破了会议一度形成的僵局。其中最著名
的例子，是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来的一个摸棱两可的提法，即“美国认识
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这一提法照顾了双方的颜面，暂时回避了分
歧，绕开了影响中美和解的这一最大障碍。
在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周恩来一直煞费心思，小心翼翼地走钢
丝，既要推动并且维护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完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转变
，进而促成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又要与对手美国人据理力争，处处维护国家
利益和民族尊严，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这一点在接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副助理黑格率领的先遣组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在会见到访的黑格时，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
基辛格的口信，他在通报印巴局势时，称苏联正在大幅度地改变政策以包围中
国，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在政治上十
分敏感的周氏马上意识到黑格所流露出来的某种帝国主义情绪，随即向毛泽东
作了汇报。毛也很生气，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幺了得！”“
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为了驳斥美国方面提出的这种有损中国国家尊严的观点，周恩来随即要外
交部的翻译和专家们遍查各类辞典，他本人也动手核实有关的外文资料，在确
实弄清“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一词的准确涵义后，周恩来在同黑格的第二
次会谈中，专门批驳了这种观点，强调说：“为什幺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
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
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
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而表示收回这
个用词。
稍后，黑格在上海时，因不懂中国的礼节而得罪了上海地方当局。恰好就
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了“两个中国”的言论。上海方面便藉机来整黑格，向
他提出抗议，节在接待上“降温”，’处处给他冷脸子看。弄得黑格惶然不知
所措，不过为了不影响尼克松访华，只好忍气吞声。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感到
做得太不像话，有损中美和解的大局。但因上海是文革派的大本营，除了江青
、张春桥之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周便直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取得毛
的表态后，立即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点名批评上海的这种作法，指令接待工
作要“加温”，并说毛特意关照给每个美国人送十斤糖果。这样一来，黑格一
行才转恼为喜，满载而归。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只待迎客之际，作为尼克松访华东道主的毛泽东突
然大病—场，而且病得不轻，甚至一度陷入昏厥。这完全打乱了中国方面的接
待计划。同恩来为此心急如火，非常担心已经迫在眉睫的尼克松访华出现变故
，使两年来所在费的努力前功尽弃。但又一筹莫展，只好在表面上不露声色，
一切还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同时积极组织对毛的治疗工作，盼望他能早日康复
。
毛泽东这场大病事出有因，本书上一章已经提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
彪事件打击的结果。对林彪之死，毛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庆幸他本
人逃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忧的是，林彪曾长期在政治上追随他，彼
此之间的关系极深，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得整
个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闹剧，而且毛本人的形象也受到严重的损害，陷入极为
难堪的境地。
这种精神上的重创和陷入困境后的焦躁，使得毛泽东的情绪颓唐，抑郁终
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对此，毛的保健大大李志绥回忆说：“毛的
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
九五六（七）年反右运动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
，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驼背得明显，睡眠更
加紊乱。”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令情形更加严重的是，毛泽东拒绝服从医生们的治疗，致使病情持续恶化
，乃至一度昏迷休克。为此，主持整个接待工作的周恩来如坐愁城，因为尼克
松访华日期在即，已经无法变更。如果毛不能露面的话，势必引起外界的各种
揣测，使尼克松访华的效果大打折扣。虽然时间已经很紧迫，非常了解毛个性
的周却很清楚对毛治病不能操之过急，强求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治疗问题
上只是小心翼翼地婉言相劝。等待毛自己回心转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专门就治疗问题写信给毛泽东，说：“
您的健康，大家都在关心。治疗情况，我和东兴、耀祠、李志绥同志亦经常商
酌。昨晚，江青同志谈及主席休息事，在这几天，建议主席可否少看或缓看电
影，以便保证室中新鲜空气，请主席定。” 毛在周等人的规劝之下，
终于在离尼克松访华日期只剩下三个星期的时候，自己转弯，开始接受治疗。
这样，大家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周氏更是如释重负，欣喜异常。李志绥在回忆
录中对此这样描述道：
晚上，周恩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主动同找我们照了一
张合影，又说：“我谢谢你们。我和小超大姐（即邓颖超）请你们吃春节饺子
，外加一个大蛋糕。”临走前，周又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
京，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方面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
泽东。大病初愈的毛只是强支病体，象征性地会见了尼屯松，海阔天空地吹了
一通“哲学”问题后，便退居幕后，而把所有实质性的会谈和应酬统统交给了
周恩来。
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恩来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
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
脑会谈这出戏演出得有声有色。两人竞相利用电视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中美两国
关系史正在揭开新的一页。其中周恩来通过尼克松夫人向美国人民赠送大熊猫
的电视画面和尼克松主动为周恩来脱大衣的举动，都是被人们津津乐道，传
诵—时的佳话。
然而，在双方的内部会谈中，凡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周恩来都坚持中国
的原则立场，据理力争，毫不相让。在国际形势问题上，他强调要首先解决印
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性，敦促美国采取果断行动，早日撤军，不要拖泥带水，不
要留尾巴；并打消美国希望中国对印支各国施加压力的幻想，重申：“我们只
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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