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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香橼边藤 发表于：2005/11/28 16:23:56江青此举，果然语惊四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与
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会上“帮助小组
”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周的调门
。这样一来，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
看，如果给周上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这给批周这出戏
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
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并
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
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
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
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
。
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
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诛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
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
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擭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
讲了出来。
在说明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
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
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
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
，以观后效”。
而邓小平在后来否定文革时，压制党内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的主张，仅从
个人原因上来说，固然有怕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还在于
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毕竟太深了，一损俱损，邓不愿背负弃主忘恩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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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至于周、邓两人的关系，虽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他们很早就相识，但两
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密切，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共党内斗争
中的经历大不一样，在以毛划线的站队中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风时的划
分，周恩来是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邓小平则是毛派的头面人物。不仅
如此，在建国以后的权力格局中，邓更成为毛泽东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了
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周、邓两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党的复杂关系非常
重要。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同是出身于中共党内的旅欧派，不过当时邓的年龄尚
小，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则在五四运动中已经崭露头角，一到欧洲便
很快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领袖人物。两人在年龄、气质和兴趣上有不小的差距
，明显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回国后，周长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邓则在下面
闯荡磨练。在中央苏区时，两人又碰到一起，不过周是临时中央派去牵制毛泽
东的钦差大臣。而邓则跟毛很紧，成为苏区毛派的头子，跟着毛一道挨整。
毛泽东格外看重这－—点，对邓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邓一生的际遇
。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作为“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到整治；而邓则是党内
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摇直上。尽管邓本人是政工出身，对军事
工作不大在行，却被委任为统帅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锋头甚
至超过林彪。
建国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
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分周的权。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
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历和在权力格局中的相互关系
，决定了两人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虽说不是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但也难以
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彼此
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邓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眼下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
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
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
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
恨，甘心为自己听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
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
意，那就是有意藉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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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江青打乱自己的部署，同时也看到周恩来已经被整服，毛泽东遂
又换了一副面孔，出来纠“偏”，给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降温。其实，工于
心计的毛早就为此预留了转圜的余地。就在他对周大兴问罪之师的同时，又故
作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传话，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这次，毛一
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
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不应该那幺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
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 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通过王海容、唐闻
生二人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
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
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
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
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
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
，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
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
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
。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
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
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
，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
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
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
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
略形势的看法。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
批周的发言，藉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
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周，作了有分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
思后，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
不仅如此，毛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
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
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
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
政，军委不议军，这回改了吧？
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又放出
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
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
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毛泽东并在会上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
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
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
讨而收场。一直在幕后指挥的毛泽东见周已被整服，又转而出来做好人，让会
议期间传达他旨意的两位小姐背黑锅。两位小姐当然不服，遂在私下里说出这
番话来。
这场轩然大波，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强迫自己喝下种种难以下咽的污
水后而收场。十二月四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
检讨。 在此之前，周曾要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却被毛一口回
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
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它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枯坐终日，对照
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给自己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当年
周在为“反冒进”问题写检讨时身边还有秘书帮忙，现在则连个帮手也没有。
他曾向担任毛联络员的两位小姐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
不下来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他是企图
通过她们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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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周恩来作难的是，现在别人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没有人敢给他通气，
心里茫然无底，不知道究竞检讨到哪一步才算了结，只好一个人冥思苦想，最
后索性照单全收，把会上安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硬加给自己，才总算交出了书
面检讨。为了打消毛对他的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
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终于使得毛泽东高抬贵手，又像
当年延安整风一样，对他网开一面。毛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不过，
毛仍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
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 ，意在外交系统中把周
彻底搞臭。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不甘心就此罢休，执意要把周扳倒，四
处放风，交底打招呼，为倒周制造舆论。
这样一来，周恩来犯错误挨批的消息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弄得
沸沸扬扬。可是，毛泽东似乎仍觉意犹未尽。十二月九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
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当着外宾的
面，谈笑风生地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
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然而，毛泽东毕竟对他本人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里有鬼。为了开脱
自己，毛又在这次会见时的谈话中嫁祸于人，让他的联络员王诲容、唐闻生背
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
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当然不服，在私下里发牢骚说：这是毛
的一贯作法。“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
总理台阶下。”
周恩来最后总算是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遭受的折磨和
打击，却是十分沉重和难以愈合的。在这段挨整的日子里，已经年逾古稀并且
身患癌症的周氏，面对种种横加的上纲高得可怕的罪名，而且明明是欲加之罪
，却无处申说，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咽，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甚至连对
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也不能吐露一点，只能全部憋在心里，为此精神上非常痛苦
，心情极度抑郁。这期间，他几乎变了—个人，脸色很难看，一天到晚呆坐在
屋子里，不说一句话，甚至连胡子也不刮了，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周恩来的
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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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极少，其它的会议也不多。他的心绪不会好是
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什幺表情，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
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呆在办公室里，进餐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
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搞得整个西花厅的气氛很沉闷。
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张树迎回忆道：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
，落落寡欢。那些天人民大会堂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面色都很不好
，但他什幺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想心事。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批判期间，周恩来在遭受精神折磨的同时，他的病
情也明显加重，饱受病痛的煎熬。本来，在这次基辛格访华前，就已经发现他
的膀胱癌复发，小便的颜色变深，接下来又出现了血尿。但相应的治疗工作却
因这场平地风波而延宕下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因无端蒙冤受辱，心情郁结而使得病情加速发展，体内
的肿瘤细胞长得很快，侵犯了周围的血管，造成溃烂出血，膀胱里积存了大量
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厕所都限痛苦，要化很长时间，
用力晃动身子才能排出。扩大会议后期，周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常常在厕所里
半天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为此，江青、张春桥还
斥责周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的批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
毛泽东在下令政治局扩大会议停开以后，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
，而是在考虑另外做文章的题目。江青一干人更是不肯善罢甘休，打定主意要
扳倒周恩来，为政治上全面接班扫清道路。因此，一九七三年岁末的中国政局
依然是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仅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幕后发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
，由江青在前台唱主角。这场来势汹汹、令大多数人当时迷惑不解的政治批判
运动，很快便在表面文章之下显露出了本来面目：名为“批林批孔”，实则批
“党内大儒”周恩来，而周这时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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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四年新年伊始，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势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
迅猛展开。同九年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如出一辙，这次又是毛泽东和江
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伙上演的双簧戏。
对于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普通老百姓开始大都感到茫然不解，但在当时
的政治核心圈中却不是什幺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过是把一个多月前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内容直接捅向了社会。
其实，发动这场运动的玄机，存此之前发表的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献词》
中就已经隐晦地透露出来，宣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
尊孔的”，要求“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
，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而这正是把毛泽东在半年前“七·四”谈话中
批周的那四句点睛之语“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改头换面地端了出来。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他内心深处文革情结和反儒情结作祟的结果
，而批周则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毛把周恩来视为可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
帅人物，同时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毛决心在历史与
现实的结合上作一根本的解决。评法批儒便为此而来。
当然，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是复杂的，并不单是存心和周恩来
个人过不去，而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确切地说，是毛内心深处两大情结作祟
的结果：其一是现实政治中的文革情结：其二是文化历史观上的反儒情结。而
批周不过是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罢了。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政治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批林彪不行，一
批又怕否定文革。眼见文革已经破产，毛却不想认错服输，从此改弦更张，还
要硬着头皮搞下去：与其说这是毛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执着，不如说是忧惧他本
人身后的春秋褒贬。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文革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资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
遗产，一旦文革被否定，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毁了大半，将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这成为熟读史籍中人物传记、渴望成为千古一人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为此
食不甘味，夜难成寝，绞尽脑汗寻找解救之道。
为了摆脱困境，稳住文革的阵脚，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就想方设法来洗刷
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诸如公布《“57l工程”纪要》和在文革发动之初写给
江青的信这一类东西，要求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要“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
“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作者注），封
杀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对批林整风运动画地为牢，只许批右，不准批
左，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出自毛担心批林会危及整个文革遗产的心态。
然而，毛泽东这样做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难题是：林彪判明是文革“左家店
”的二掌柜，却硬要去批他的“极右实质”，实在是有些生拉硬扯，在政治上
难以服人。更让毛恼火的是，其心可诛的周恩来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下面
挑动批极左，使得这出戏更加难以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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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批左很快就给压了下去，但毛泽东深知这种主张在党内外却大有市场
，已经成为政治上集合各种反对势力对文革进行秋后算账的一杆旗子，而周恩
来则是其中的挂帅人物。如果不及早根除这股势力，非但文革迟早会被断送，
毛本人最后也难逃脱被清算的命运。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决然不能容忍的，为此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保卫
文革的圣战。除此之外，原来发动文革的那套说辞已经破绽百出，很难再自圆
其说了，也需要换一个角度来为它辩护。 其次，再来看毛泽东的反儒情结。
毛泽东出身寒微，投身共产革命前只是湖南一个穷山沟里的农家子弟、其
祖上世代务农，大字都识不了几个，自然更谈不上有什幺像一般读书人家里那
种尊孔读经的家学熏陶。毛少年时代虽曾上过几年私塾，却对四书五经一类儒
家正统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贪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深受中国下层社
会文化的影响，崇拜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当年在念私垫时
，就曾带领同村伙伴干过砸孔子牌位这样一类的事情。
毛泽东这种自小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反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情结，在五四运
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大潮的激荡下变得更加强烈，对封建礼教和儒学的厌
恶和反叛远远超过时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对儒家学说中所谓“天人
合一”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这种特立独行、蔑
视传统、挑战权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
。
当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兼
收并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
过，这丝毫也没有减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鲜明的反儒倾向。在先秦诸子百家中，
虽说毛的不少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明显带有墨家学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却对法
家思想情有独锺，格外推崇厉行严刑峻法、在历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
，自称他本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为他翻案，在“焚书坑儒”的
问题上公开以秦始皇自比，毫不讳言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
及在中国完成大—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家的
理念与他本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指导思想相合，而且
还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这就是为什幺法术
之学在历史上总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业的专制帝王青睐的缘
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秦始皇实在是一脉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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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毛泽东偏爱法家也还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毛的反
儒情结是根源于小时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长制，而毛的尊法倾向却又明显地带有
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总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
的冷酷、自私和专制，然而他们父子二人的性格特征却极为相似，正是所谓有
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特点：狡黠、冷酷、专断
、暴戾，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毛这种充满霸气，喜欢独断干纲
而又喜欢玩弄权谋的政治人物来说，法家的主张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对其格
外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幺，为什幺说批周汇集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呢？
其一，毛泽东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毛当年发
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他的秘密
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刘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后，毛却继续
被这个噩梦所缠绕，内心的恐惧感非但没有稍减，反而因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
而与日俱增。
这一回，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锁定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早
就看出周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处处摆出一付俯首听命的姿态，骨子里却对
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态度暧昧，始终有所保留，总是想伺机另搞一套。用毛
自己的话来说是：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 毛的这种看法，在他
发觉周趁他病重之际，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暗中对文革所实行的一整套
东西偷梁换柱以后，益发确信不移，由此心结日深，必欲整之而后才能心安。
其二，毛泽东一直把周恩来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
者。尽管毛、周两人共事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周辅佐毛打下红色江山，并为
其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却相当冷淡，远
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样密切。毛、周两人在私下很少往来，毛终其一生甚至连
一次西花厅也没有去过，仅限于公事公办。究其原冈，除了毛始终对当年宁都
会议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结以外，实在是因为两人的为人处事之道迥然不同，乃
至格格不入的缘故。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儒家那套东西的影响很深，为人城府极深，表
面上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讲求隐忍克己，委曲求全，凡事总是不偏不倚；而
骨子里则圆滑、世故、虚伪，在政治上缺少原则，总是和稀泥，随风倒，摇摆
不定。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套处世哲学和假道学的气味。这种为人
自然是怀有反儒情结的毛所鄙夷不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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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毛泽东很有些愤愤不平的是，周恩来这种为人却总是博得党内外
的好感乃至国际上的称誉，这种感觉越到他垂暮之年越发强烈。尤其是在林彪
事件后，毛被弄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毁了大半，相形之下，周却在内政外交
上连连得分，在党内外声望大增，大有功高盖主之势。
毛泽东自视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无论是党外的蒋介石，还是党内的张国
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手下败将，就连斯大林也不在话下，
没有想到最后却碰上周思来这个难剃的头，从当年中央苏区一直和他缠斗到现
在。其间，毛曾几次动过整周的念头，但都被他的太极软功所化解，到头来总
是不了了之。这是枭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已经年迈体衰，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决心联系眼下
政治上否定文革的倾向和历史文化观上的尊儒传统作一根本的解决。批林批孔
运动便是毛为此而精心发动的。
应该说，毛泽东是擅长抓题目做文章，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老手。他凭藉
其多年来与周恩来交手的经验，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是一个比刘少奇、林
彪更加难缠的对手，所以很早就开始用心机，寻找合适的题目。
林彪事件后，中央成立了审查林彪反党罪行的专案组，负责清查林彪一干
人的问题。在表面上，专案组是以周恩来为首，实际上则由江青一手掌管，直
接对毛泽东负责，所有重大问题都是由毛本人拍板决定的。
清查中，林彪的住地毛家湾是重点。江青指派她的亲信迟群，谢静宜二人
进驻其中，负责清查工作。迟、谢二人带人翻箱倒柜，不放过任何一张纸片，
以期能够从中找到林彪反毛的证据，帮助毛在政治上摆脱困境，同时严防任何
可能损害毛泽东形象的东西扩散出去。
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虽然并没有找出什幺林彪谋反的罪证，却歪打正
着地翻出了不少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孟子等人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以及林
彪、叶群互赠的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样一类赞赏儒家思
想的条幅。
目前还没有第一手材料披露毛泽东看过这批东西后的感想，但可以肯定的
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反儒情结。而且对于一直苦于找不到一套更好的说辞来
为文革败局开脱的毛来说，这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东西，正是他日思夜想而求之
不得的，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且一箭双雕：既可从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角
度来为文革辩护，又找到了批周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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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毛泽东看到这批材料之后，便萌生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念头，
大致是不错的。不过，毛当时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在发觉周恩来在下面挑动
批极左，想在政治上另搞一套后，才着手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舆论。由此也
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还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接连对周恩来所主管的
外交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
，开始为此造舆论。随后又不断通过江青放风，提出要展开对于“尊儒反法”
思想的批判。一开始，毛开刀的对象选择的是中共官方头号御用丈人、与周氏
私交很深的郭沫若。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先是写了一首打油体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
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把郭氏几十年前写的《十批判书》翻出来
，大批了一通。接着，毛父在同张春桥、王洪丈进行的那次针对周的“七·四
”谈话中暗藏伏笔，专门谈了“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姑皇，提出林彪
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十大召开前夕，排周和批孔双管齐下，作了精心的
部署。他一方面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古喻今，大讲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刑白马为盟
，提出“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典故，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为什幺不找一个姓‘工’的？” 有意把王洪文抬出来，以便彻底
堵死周恩来在他身后接班的可能。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把江青找来吹风，专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
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
；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并念了一首后来流
传甚广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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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起初，对于毛泽东突然劈头盖脸地批评本来大有起色的外交工作，同时又
不同寻常地大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举动，周恩来还弄不大清楚这葫芦里究竟
卖的是什幺药。这年七月间，他在陪同毛会见杨振宁时，还在插话中表示：秦
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 不过，他很快便发觉毛并非无的放
矢，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其中大有名堂，联系毛毫无来由地对外交工作大加
指责，此举很有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一次施展顺守之道，用“大极软功”来应对。他
一方面赶紧就惹毛泽东发火的外交部《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事检讨认错
，尽量缓和事态；同时带头表态拥护毛指定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决策，并利用
各种场合做党内军中老干部的说服工作，甚至为此在中央的会议上同讥讽王洪
文是“儿童团”的许世友当场争辩起来。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意见却按兵不动。
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时，周让她碰了一个软钉子，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
布。
对周恩来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就有所防备，暗中作了上下结合的布置。就
在江青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关于儒法斗争谈话内容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奉
毛之命连续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批孔文章，手法和当年批判《诲
瑞罢官》时如出一辙。
接下来，十大刚刚开过，江青便指挥她的一班人马行动起来，贯彻毛泽东
的意图。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刊载所谓“评法批
儒”的文章，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势。与此同时，大搞影射史学，借古讽今
，指桑骂槐，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氏。
譬如，在其中打头阵的是直接听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
判组，即后来屡屡用笔名“粱效”的写作班子。仅仅在十大结束的几天之后，
他们便抢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文
中有意从孔子扯到相传制订周礼的周公旦，指其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
而“周公”正是为党内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周恩来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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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马三立.
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推波助澜，借“评法
批儒”之机，接连发表或转载影射周恩来的文章。姚本人虽然没有像当年批判
《海瑞罢官》那样直接捉刀动笔，却在幕后出题日，亲自指点重点文章的写作
。在布置《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文的写作时，姚强调要突出批秦朝丞相吕不韦，并点出“要害”是“要批
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后来在这年十一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文中影射当今政治，
称“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但是，由于秦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
出儒家的旗号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据说，江青在文章发表后
大为赞赏，并一语道破天机：“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
。
大概是觉得这样写还不够劲，因为不便在党报，党刊上做得太露骨，于是
一本名为《学习与批判》的杂志便在上海应运而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
操控，在批周的问题上更加赤裸裸。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经常在上面以“罗思
鼎”的笔名对周恩来施放暗箭，藉评点历史人物的机会，指桑骂槐，极尽攻讦
中伤之能事，诸如“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
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 一类的影射文字在这本杂志中随处
可见，让明眼人一望而知其矛头所指。
对于这种充斥报刊的隐射诋毁，周恩来自然比其它任何人都更加敏感，联
系到近来毛泽东对他的明显不满，很快便觉察出所谓“评法批儒”实际上是冲
着他而来的。而且江青手下一班人马敢在十大后这样公开另搞一套，显然是大
有来头，背后有人在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周知道与他们正面交锋是不明智的
，但听任这样搞下去，又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必须作出某种反击。
为此，周恩来避开江青，专门找她的“炮手”、时任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
的迟群谈了一次话，批评他在教育口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提出“要把批孔作
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的做法。
周恩来的这种抵制自然无力扭转整个形势。自恃握有尚方宝剑的江青一干
人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在批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施放明枪暗箭。迟群甚至
还对周的批评反咬一口，宣称：“反对批孔，就是复辟。”仅仅一个多
月后，周恩来便因基辛格访华一事而灾祸临头，毛泽东下令中央政治局召开扩
大会议，批判周在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出戏恰好为毛随后发动的批
林批孔运动的真实目的作了历史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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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工事
在评述批林批孔运动时， 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毛泽东开脱，而把责任
一股脑地推到江青身上，指这是江青打着毛的旗号，“另搞一套”的结果。
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江青固然十分活跃，在前台呼风唤雨，发
号施令，但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主帅，只不过一直躲在幕后罢了，这一点
，仅从当时屡屡见诸报端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提法
便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之所以放江青出来充当批林批孔运动前台的领军人物，除了他一向
喜欢在幕后当导演外，还有想让党内文革派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而后的掌权
创造条件。当然，毛十分了解江青志大才疏，目空一切的为人，但却从不怀疑
她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忠心，而且还格外欣赏和看重她在斗刘少奇、林彪，和批
周时所表现出来的敢打敢冲的劲头，认为是个可以挑大旗的人。
正是由于这一点，毛泽东对江青虽多有批评，却主要是恨铁不成钢，而在
实际上总是多方偏护，刻意扶植，一直把她作为手中对付政敌的一张王牌：
这—次又派上了用场。
另一方面，老于权谋的毛泽东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在政治上风险很大
，弄不好将会激起党内军中的强烈反弹，导致局面失控。这是年老体衰，自感
己经力不从心的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不这样做，又无法消除心头的隐忧。在
这种情况下，毛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手法，有意把江青推到前台打头阵。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样搞得手的话，既可去掉自己的心病，又可
帮助江青在政治上立威，壮大党内文革派的力量。反之，如果搞不下去的话，
则可相机收兵，由江青来承担骂名。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给党内外企图否定
文革的势力以当头棒喝，在政治上收到遏阻之效。批林批孔运动后来的实际发
展也正是如此。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倒周势头，周恩来再次拖展顺守之道，以“太极软功
”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
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尽量做到滴水
不漏，同时设法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釜底抽薪。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了王洪文和江青两人联名的建议，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这年中共中央一
号文件转发全国，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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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中俘虏.j
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异常凶猛吊诡，充满火药味。江青自恃奉旨行事，俨
然以批林批孔运动的负责人自居，对政治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她一面频频
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召开动员大会，一面又指派亲信党羽四处点火发难
。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重新拉起山头，纷纷起来揪斗当地“翻案复
辞势力”的代表人物，闹得生产下降，人心惶惶，政局再度出现大乱之势。
同政治局的大多数人一样，刚刚经历一场劫难的周恩来开始也被完全蒙在
鼓里，对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运动事先毫无所知。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泽东书
面汇报工作时提的还是“批林整风”，而不是“批林批孔”。他这样写道：“
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奸，睡好、身体好，领导我们依靠人民，进
行批林整风、拉美整苏的斗争走向胜利，并随时准备打仗！”
不过，周恩来很快便从这场运动的来势汹汹和他完全被撇在一边的搞法中
，看出了其中的名堂，知道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的事并没有完，毛还要做
更大的文章，只是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要搞到哪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周恩来心又提了起来，不得不为自己的
政治险境而苦战，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随时被点名抛出来。因为眼前的情形
和当年搞刘少奇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深谙顺守之道的周恩来再次
施展“太极软功”来应对，化解政治上的困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
上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侧身其中，决不轻易撤
离自己的岗位，小心翼翼地与江青等人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
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初曾送给当时因被江青大会点名而
想辞职不干的中联部部长耿飙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幺打，
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
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 这一番劝说老部下打消辞职
念头的交心之言，实际上正是周氏本人此时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这种隐忍顺守的因应之道在“一·二五”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江青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在这一年春节放假期间，接连
召开了军队和中央党、政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实际上，这两次万人大
会并不是像大陆官方所说的那样是江青“擅自”召开的，毛事先就已获知，王
海容、唐闻生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知来者不善，但看毛泽东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后，
就不再说话了，马上积极布置，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
“一·二五”大会的通知和根据江青的提议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讨论的内容
，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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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二五”大会上，按照事先的安排，江青的两名亲信、当时还名不
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主讲他们奉毛泽东之命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经过
，江青、姚文元等则在一旁坐镇帮腔。迟、谢二人在报告中东拉西扯，大放厥
词，当众又把毛批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那四句话端了出来。姚文元则在插话中旁敲侧击，大批“折衷主义”和“中庸
之道”，称：“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江青更是直截了
当地批评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
会上，迟群、谢静宜两人还扯出“走后门”的问题，针对叶剑英把自己的
女儿送到福建当兵一事，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和周恩来一道挨批的叶也捎带
批了一通，声色俱厉地指称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不仅如此
，江青在会上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整个会场气氛
十分紧张。
面对江青一干人的挑衅，周恩来在会上始终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他心里
很清楚，江青之所以敢这样嚣张，完全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支持的缘故，即便
不全是在奉旨行车，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毛本人的默许。如果不识时务，赶
紧对批林批孔运动有所表态的话，恐怕是过不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最后打破沉默，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承认这次
会“开晚了”，“抓晚了’，并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
后来在事情过去以后，毛泽东又故作姿态，反过来批评这件事时，周又出来
为此作了自我批评，为“一·二五”大会承担责任，说是他“怂”起来的。
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一·二五”大会后，批周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根据王洪文的提议并经
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内部成立了主管批林批孔运动的七人小组，除周恩来
一人以外，其余六人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都是
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批周“帮助小组”的成员。而周之所以还被名列其中，
如果不是一个幌子的话，那幺也是让他应付处理日常局面，和文革发动之初一
样。
对于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当时首当其冲的郭沫若已经看出了这是“项庄
舞剑，意在沛公”。“一·二五”大会后，张春桥和江青轮流登门，逼郭氏写
检查，要他承认当年写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
物，张甚至要郭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江青则暗示，当时在长江局
和王明一道工作的周恩来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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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总督府外.jpg
在这种情况下，当周恩来派秘书看望郭沫若时，深为周担忧的郭氏见到来
人后，失声痛哭，连连表示自己对不起总理，连累了总理。 对于这一点
，江青本人也不讳言，而且对周恩来的退避忍让颇为得意，眉飞色舞地对手下
人表示：“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在江青的挑唆下，各地的造反派也
在倒周的问题上掀涛作浪，遥相呼应，安徽等地甚至还公然贴出了“打倒当代
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
在这种情势下，周恩来继续采取顺守之道，以隐忍退避的太极软功来化解
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执意要板倒自己，但因
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所以绝不流露出任何犹疑抵触情绪，相反表现
得很主动，亲自起草有关会议通知，在政治局内部组织学习讨论，不让人抓住
任何辫子。对江青的意见，周也大都表示附和，避免与她正面冲突。
比如，急于为批林批孔运动造势的江青在“一·二五”大会的两天后，将
反映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决心把运动抓上去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批给周恩
来，建议将此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周当即表示同意，并代拟了中
央转发的通知。其中强调“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还根据“一·二五”大
会提出反对“走后门”的意见，专门加写了一段要教育好干部子女的内容。
两天后，周恩来又根据江青的提议，为小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河南省唐河
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这份简报是江青抓住该地的一位中学生
因不会英文考试而在试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一事大做文
章，指派迟群、谢静宜前去调查后写出的，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它作为“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
尽管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刻意迎合江青的意见，但还是让张春桥从中挑出
了毛病。因为周所起草的中央通知中要求河南省委“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
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的同时，提出“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
别情况”。 张春桥认为这一提法在政治上有问题，指出：“‘个别’二
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 周氏随即知趣地改了过来。
周恩来如此退避隐忍，以求自保，但是江青一干人仍不肯善罢甘休，除了
继续在报刊媒体上找各种题目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以外，又制造了
电视片“《中国》事件”、“蜗牛事件”，举办“黑画展览”等，向周大兴问
罪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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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知青在柑园里劳动.jpg
《中国》是意大利一个访华摄制组拍摄的一部介绍中国的电视片。江青抓
住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周恩来反映“此片很坏”，而周并没有马上处理一事
，大做文章。在政治局调看这部片子时，江青边看边骂：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
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并且又把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周加的罪
名端出来，说：当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投降
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
根据江青定下的调子，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组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更明白
点出“对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丧权辱国、反华反共的重大问题，竟然放弃原则
，丧失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投锋主义”。
“蜗牛事件”，则是江青抓住四机部向美国派出的彩电显像管考察组接受
美方赠送的礼品玻璃蜗牛一事，横加指责，一口咬定这是美方包藏祸心，侮蔑
中国的电子工业“爬行”，接受这种礼品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此
事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
“黑画展览”则是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抓住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指示
美术界组织创作一批供国内各大宾馆装饰和外贸出口的中国画一事，横挑鼻子
竖挑眼，把它们集中起来作为“美术界的复辟逆流”的典型而举办的。
对于江青一干人这种搞法，周恩来明知这是射向他的明枪暗箭，不过还是
装聋作哑，避免正面应战，尽量化解这些挑衅。对电视片《中国》，周以当时
曾让陪同他会见杨振宁的人“查查”，但是“记录非熟手，未记入”的解释给
挡了回去。
对于“蜗牛事件”，周恩来则以事关中美关系大局为由，建议外交部进行
调查核实后再作定夺。当外交部查明事情原委后，认为美方送“蜗牛”礼品并
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随即表示同意，并在政治局会议
上作出对江青在四机部批评此事的讲话不印发、不传达的决定。不过，为了照
顾江青的面子，取消了从美国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计划。
对江青点名要他参观“黑画展览”的提议，周恩来也并不回绝，应邀前往
。参观中，他神色不动，对画展中的各种影射诋毁的语言不置一词，让举办者
碰了一个软钉子，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些实在过份的挑衅，还是作了某种程度上的辩驳
。比如，江青在参加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在谈话中当众
给周的脸上抹黑，说：“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大概我们这里就
是总理读过。”周随即以“我们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来回答，令江青讨了个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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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周恩来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江青这样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
东默许的缘故，反映了毛在政治上对他不放心。因此，只有设法打消毛对他的
疑虑，才能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险境。为此，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方面与
江青小心周旋，守时待机；另一方面则在毛最为关注的维护文革、反对复辟的
问题上尽量站稳立场，利用各种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解除毛泽东的疑虑，
对他高抬贵手。
还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周恩来因担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现文革初起
时郴样的天下大乱，曾向毛泽东建议对军队、党政机关和生产部门“应早一点
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 。不过，他马上便觉察出此举对运动有“划框框.之
嫌，将会招致毛对他更大的疑心。
于是，周恩来赶紧改变态度，在二月六日向毛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时
，收回这一提议，表示：“目前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地各单位还处在发展不平衡
状态。因此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
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心病所在的周恩来还刻意在政治上表白自己，与党
内老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对文革不满，复出后所搞的“右倾回潮”划清界限，特
意在报告中向毛建议让邓小平现身说法，说：“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
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政治局同志请小平同志
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让毛泽东一时不便再施以重手。更令毛不好
继续往下做文章的是，江青一干人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一开始就把
事情搞砸了，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虽然用意是藉此向“复辟势力
”——党内军内的老干部开刀，但打击面太宽了，搞得人心惶惶，不仅干扰了
原定在外交上批透肃清周恩来影响的部署，而且把毛本人也给牵了进去。因为
毛就曾批过不少条子，让在他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年轻女服务员去上学参军。这
怎幺能不让毛感到难堪和恼火呢？
问题还不至于此。江青还对“走后门”的问题穷追猛打，在政治局会议上
揪住叶剑英不放，非逼他检讨认错不可。然而，叶剑英也并不是等闲之辈，马
上以守为攻，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自己，实际上告
了江青一状。而周恩来则趁机在一旁为叶帮腔，对批“走后门”问题向毛委婉
进言，说：“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
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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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叶剑英联手唱的这出戏，委实将了毛泽东一军，迫使他不得不在
权衡利害之后，对“走后门”的问题有所表态。在毛看来，江青实在是有勇无
谋，虽说贯彻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很卖力，却脱裤子放屁，在“走后门
”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大动干戈，不分青红皂白，四面结怨树敌，实在
太蠢。用后来毛自己的话说，这是在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夹着批
“走后门”），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况且叶剑英是毛掌握军队正需要倚重的
人。此外，毛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周恩来充当好人而他自己当恶人，得罪
党内军中为数众多的老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约束一下江青这种打击面太宽的搞法，同
时在政治上作个顺水人情，拉拢一下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二月十五日，毛
对叶剑英的检讨信作了批示，表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
坏人”，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
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随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专门发了通知，要求对领导干部“走后
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要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实际上后来不了
了之。
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完成权力布局中的换马。为
此，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格局：让左派保卫
文革的成果，让右派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左派的
头领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邓。
毛泽东在批“走后门”的问题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动，却继续让她在批林批
孔运动中打冲锋，同时也没有放弃通过这场运动来伺机更换周恩来的打算，重
新安排权力格局。毛这种考虑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与周恩来已
经罹患癌症有关，需要另外找一
个人来顶替他管事。不过在这背后，更多的还隐藏着毛对周极大的戒心而
预先作出的防范，是自感已经老迈多病的毛对自己整个后事安排的一部分。可
以说，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这个心思后，才敢于这样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
公”的。
当然，毛泽东也很清楚江青这样卖劲批周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想借倒周
之机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过，毛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依从江青。这当然不是
出于内举避亲的缘故，也不是怀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诚，而是因为毛太了解江
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为人了，在政治上街锋陷阵还可以，实际工作却做不
来，无法担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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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闯将黄帅.jpg
为此，深谙权谋的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党内左派和右派各得其
所的权力布局：让左派“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让右派“促
生产”——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掌握两者之间的
平衡。左派的头领自然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刚刚复出的“
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顺便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喜欢把邓小平的东山再起说成是周恩
来促成的结果。实际上，毛泽东才是这件事幕后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针
对周的。 前文在分析周、邓两人的关系时已经提到过，邓其实早就是毛
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就指定邓小平
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党、政、军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然身为党
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
工作。
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还在事关周恩来政治浮沉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后，周因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柯
庆施取而代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党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
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
意见挽留周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项，后来是邓小
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
，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人们大都注意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
，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却往往忽略了这其实是一石两鸟之举：在政治上安抚
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暗中祭出的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锏。林彪事
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却发觉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反而在
党内外的声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无人制衡。
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妒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念
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
够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的合适人选。
以周恩来多年来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当然明白毛让邓小平复出的用心所
在。不过，善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军的周氏自信能将邓团结争取过来。况且周
为人一向委曲求全，对毛的决定从不违抗，总是遵行照办，顶多是在执行的过
程中做点文章。周很了解邓的为人个性，虽说他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
但已经看出邓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兼容，一旦复出，反倒会在政治上助自
己一臂之力，成为扭转文革困局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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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遭到批斗.jpg
应注说，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要比毛泽东看得更准。所以当毛在陈毅追悼
会上透露出这种意向后，周立即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的谈话内容传出去，为邓
小平的复出造舆论；而且还有意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对外宣传毛的这一意图，
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邓搞成敌我矛盾，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
矛盾，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然而，让邓小平重新复出并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
走资派”，需要在政治上转很大的弯子，作党内外的说服工作，办起来费力耗
时，况且还有党内文革派从中作梗。江青当年配合林彪在倒邓的问题上出了大
力，现在虽说毛泽东为邓说了话，但她为此结下的心结却不是那幺容易解开的
，对毛的决定不大买账，不断找借口阻挠。而周本人也不愿意逼得太紧，得罪
江青。因此，邓复出这件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从毛泽东最初发话算起，一
直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真正落实下来。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
为毕竟没有抓住什幺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邓
小平复出问题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
汲黯·郑庄列传》，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
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对当年旅欧动勤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
手，这样才对得起几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
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对太史公所云“深有所感，
愧未能及”。 其后，政治局明显加快了解放邓小平的步子。几天以后，
关于邓复出后的工作问题终于有了定案，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
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
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据邓榕怀念其父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的一书中说，邓在结束了三年多的流放
回到北京后，曾专门去看望了周恩来。当时周正在玉泉峨眉山接受治疗。他们
在历尽文革劫波之后重逢，本来感慨良多，但两人间的话却不多，其中原因不
言自明。
邓小平本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
了。我们相对无言。” 话虽不多，周却有意识地对邓做了团结争取的工作，说
了交心的话，帮助邓分析了将要面对的处境，介绍了江青等文革派的情况，点
出：“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还帮他选择了保健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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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放邓小平出山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仅仅当一个普通的副总理
，而是考虑让他全面接掌周恩来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特别是看到邓在
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的表态亮相后，毛决心采取非常步骤，让
邓尽快重返权力核心。就在批周的会议结束后，十二月中、下旬，毛亲自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三次在会上推荐邓小平，说了一大堆好话，提议他
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其实，毛的本意是想让邓
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被邓
所婉拒。
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毛
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
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当
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也还是经过了六
届四中全会的手续。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
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 让我们还是继续看毛泽东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重
新安排权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
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
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 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
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
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
这固然是和周恩来本人的病情恶化有关（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实际
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而是急于想让邓取代周，完成权力格
局中的换马。因为即使周身体没有病，一直对“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的毛也
决然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机会。不然的话，毛在此前就
不会借故突发无名业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
大张挞伐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举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通过这一为各方所瞩
目的举动，向外界施放“抬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
。这在无形之中更加助长了本来已经甚嚣尘上的倒周势头。不过，毛毕竟是惯
于玩弄权谋的老手，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为此，他在提议邓小平
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又叮嘱王海容、唐闻生不要讲
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 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
毛的意图行事，又可藉以观察周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如果他敢
于阻难这一决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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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
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就直接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的代表团团长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对于一个曾经亲手创立
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且为之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国务活动家，在自己的晚年终
于有了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这个世界讲坛上发表演讲的机会时，却又因身体和政
治的双重原因与之无缘，周内心的遗憾可想而知。实际上，这正是他多年来的
夙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合国，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
。
不过，更让周恩来担心的还是这一安排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意识到
毛泽东正在暗中观察自己的态度，如果露出任何遗憾不满之意的话，就会坐实
毛对自己的猜忌，导致处境更加恶化。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为此，在政
治上隐忍功夫极深的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时，有意超身事外，既没有表现出有
任何情绪，也不查问外交部为什幺绕过他，同时抓得很紧，毫不耽搁，立即批
准了外交部提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并在随后主持政治局
会议加以讨论。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出来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并不是
周恩来，而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搬出种种理由反对这一安排，坚持
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江青这样闹，是因为她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
访活动，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关由谁来接替周出任总理一职的问题。
为此，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已经觊觎忍耐了多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此卖
劲反周也是出于这种盘算。岂知天意难测，到头来却让邓小平摘了桃子。一心
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又怎幺能咽下这口气来？由于江青的执意反对，政治
局的多数人大部保持沉默，会议最后议而未决。
这种局面让毛泽东相当尴尬和恼火。本来，他希望住排除周恩来后，由江
青为首的左派和邓小平领头的右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
的大局，却没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识大体，自暴其短。不过，由于需要依靠
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毛对江青这样闹，一开始还是表现得相当克制
。他让张玉凤传话给周：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
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时待机的周恩来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处境的时机已到，正好可
以藉这件事做点文章，毛泽东在抬邓的问题上迁怒于江江青，就会多少缓和一
下对他的压力。于是，周立即表态拥护毛的决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
没有刻意亮出毛的旗号紧逼江青。他在表态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时，又尽
量给江青留了面子，提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
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 与此同时，周还在下面做
了工作，分别向政治局其它人打了招呼，告以这是毛本人的意见，希望不要跟
江青一起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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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来。就连王洪
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着附和。对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敛，反而
气急败坏地又吵又闹，声言“保留意见”，要政治局“再研究、考虑”。在这
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从幕后出来进行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信警告江
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这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了某种变化，尽管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孔
运动中打冲锋，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但却对江青总是无理取闹，难
以担当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渐生厌，开始有意疏远她。
由于一再耽误，周恩来所患的膀胱癌已在体内扩散转移，出现大量尿血的
情况。即便如此，仍无法住院动手术。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
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
决定，周只好靠输血坚持土作，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就在周恩来忙于躲避来自台前幕后的明枪暗箭之际，却祸不单行，病情急
剧发展，已经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周就已经再次
出现血尿，但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
会上，周被横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蒙冤受辱，挨批斗，受围攻，
心情极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至到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
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束而收场。还没有等周恩来从这
场泼天大祸的打击中喘过一口气来，批林批孔运动就又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其
势汹汹的倒周势头，周本人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却在精神上承受了极
大的压力，不得不强撑病体，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多年来的过度劳
累再加上蒙冤受辱后的郁闷和忧惧晚节不保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周恩来体内一
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发作。
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
进三０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久
，他体内的癌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二
百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
病痛的折磨。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书中写
道：
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
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使排尿发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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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小的血块堵塞，解小便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
从尿道排出，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每当我见到他摆晃着身体，扭动
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想藉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移开，我真恨不得自己能
替总理生病，替总理去承受这种苦痛。当一些小的血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
排出来，这时，总理会长长地嘘出口气，他的额头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这
个时候，周恩来己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
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因为小便还没有排出来。
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弄得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尽管
毛已经开始在考虑换马，起用邓小平来顶替周的角色，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抓
瞎。多年来，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
直是依靠周恩来掌管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
手，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
理。为此，毛决定周住院治病的问题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
几起外国元首和政府行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
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
，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
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碰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
日期一直有定不下来，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 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
大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行“
迫害”。可惜，这只说出了其一，没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在周氏
治病的问题上，江青一干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
治疗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
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可以说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
毛才是整个事情的幕后主使。
前面已经谈过，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
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
调子，下令要“保密”和“不开刀”。 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
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
是严重的。 然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
席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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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赶往新华书店购买毛泽东选集.jpg
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
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的水都染红了。
这样一来，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荚、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
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周恩来作进
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下得再拖
下去了时，汪不以为意，又把毛搬出来压医疗组，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
幺检查，不要慌幺！”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仍然没有放弃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吁请中央批准他
们对周恩来病情的诊疗报告，负责周警卫工作的杨德中甚至还带着装有血尿的
瓶子去找汪东兴，让上面“眼见为实”，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
但汪东兴仍然不予理睬。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
，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
检查，不准电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杏中还是悄悄地
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 不过早已错过时机
，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延误，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
，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而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
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焦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
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
组向中央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
下决心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轮到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
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
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 就连一向
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不得不按同样的口径，婉转地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
，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
不考虑。”
不仅如此，张春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
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 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赙扭不
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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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幺。他虽然在
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至
考虑摘除整个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
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
更是急得不行，天天了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
作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一点心中有数，
知道从起初对他本人隐瞒病情，进而阻拦检查到后来不准做手术，全都是毛的
意思。然而，一直信守为臣侍君夕道的周对毛这样的决定既感到无奈，又不敢
违拗。况且这是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作为党员必须遵守服从。
面对张春桥搬出来的种种推迟住院开刀的理由，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恩
来实在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种安排明显带有“医疗为政治服务”
的味道，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本不顾治病上的需要，周恩来也只好遵
循“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训，一切听由党安排，实践“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自勉了。
这期间，由于失血过多，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随时可能休克，但
是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这是医疗组担心
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每当遇有重大的外事会谈，医护人员都十分
紧张，携带各种急救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进行抢救。周氏在住院前接待
的最后几起外国首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支撑过来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三０五医院，当天便做了
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
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医疗组却不敢对此
过于乐观，因为耽搁的时间毕竟太久了，体内癌细胞很可能已经扩散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
，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弟二次手术。这对周氏
精神上的打击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他还曾对战胜病魔抱有希望，而现在则知
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为此，他在回答外宾的询问时，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不了
就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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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面对死亡的内心恐惧相比，此刻更搅扰周恩来心绪的还是政治命运未卜
，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保住自己的晚节，在政治上善终，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
兹在兹，看得比什幺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却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冲着他而
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鸣金收乓之势。充当打手的江青虽然在邓小平出国的问题
上碰了钉子，但在批周的问题上却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管束而有所收敛，依然
十分嚣张，动作频频。
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
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海内外
有关周氏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有的
外国访客甚至当面询问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断然否认
，只好顾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径，谈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
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忧惧并非自寻烦恼。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就在江青
四处放风批“党内大儒”之际，毛泽东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那九
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 ，准备作为批周的重磅炮弹。 前面已经
介绍过，这九篇文章是毛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九篇党内通信，是他批教
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对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
联手整他这笔历史老账的总清算。
这些文章确实体现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风格，是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怨愤情绪
的大渲泄。文中对党内教条、经验两派左右开弓，严词挞伐，极尽讥讽挖苦之
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喷头。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
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
当“帮凶”。在这次修改中，毛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删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关
称赞刘少奇的内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锋芒所指还是让人一望而知。
当然，毛泽东是个开展政治斗争的老手。他知道此举非同小可，一旦把自
己当年批周的文章抛出来，不啻是第二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势必给林
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稳住阵脚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对此，毛已经感到有些力
不从心，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事。
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泽东发觉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旗号
，企图对文革改弦更张以后，就开始考虑批周的问题了，选择的“石头”便是
这九篇文章。当时，毛让人把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
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
甚至准许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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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信封.jpg
正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经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后来才在批林批孔运
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
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
，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 其中“九次路线”指
的是刘少奇的问题，“十次路线”是指林彪的问题，而“十一次路线”则是隐
指周恩来的问题。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经不是什幺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
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就已经率先点明了。
应该说，毛远新的上述言论在无形之中道出了毛泽东在是否抛出周恩来的
问题上踌躇未决的心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毛良心发现而不忍对周下手。实
际上，毛在政治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念过旧情，无论是对彭德怀、刘少奇，还是
对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时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是一个比刘
少奇、林彪更难缠的对手，他在党内军中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为人处
世一贯谨慎守分，从无二心。这是在党内外早就有定论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
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
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
要—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
地，赴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
，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离京前夕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知道江
青在贯彻他批林批孔的意图上锋芒太露，触犯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人，临行前
必须设法调解一下这个矛盾。不过，老于权谋的毛却有意让江青为自己背这个
黑锅。会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运动成绩的同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江青，要
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
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
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
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 其实，这不过是毛在故意放风，迷人眼目，
因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恩来。实际上，毛一直
没有打消抛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头，甚至一直到周恩来死后，毛本人已经重病
缠身，无法直接阅读的情况下，他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念给他听了一遍，并
作了若干修改。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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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本校牌坊清华园.jpg
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会上“帮助小组
”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周的调门
。这样一来，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
看，如果给周上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这给批周这出戏
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
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并
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
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
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
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
。
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
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诛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
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
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擭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
讲了出来。
在说明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
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
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
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
，以观后效”。
而邓小平在后来否定文革时，压制党内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的主张，仅从
个人原因上来说，固然有怕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还在于
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毕竟太深了，一损俱损，邓不愿背负弃主忘恩的骂名。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至于周、邓两人的关系，虽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他们很早就相识，但两
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密切，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共党内斗争
中的经历大不一样，在以毛划线的站队中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风时的划
分，周恩来是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邓小平则是毛派的头面人物。不仅
如此，在建国以后的权力格局中，邓更成为毛泽东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了
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周、邓两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党的复杂关系非常
重要。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同是出身于中共党内的旅欧派，不过当时邓的年龄尚
小，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则在五四运动中已经崭露头角，一到欧洲便
很快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领袖人物。两人在年龄、气质和兴趣上有不小的差距
，明显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回国后，周长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邓则在下面
闯荡磨练。在中央苏区时，两人又碰到一起，不过周是临时中央派去牵制毛泽
东的钦差大臣。而邓则跟毛很紧，成为苏区毛派的头子，跟着毛一道挨整。
毛泽东格外看重这－—点，对邓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邓一生的际遇
。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作为“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到整治；而邓则是党内
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摇直上。尽管邓本人是政工出身，对军事
工作不大在行，却被委任为统帅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锋头甚
至超过林彪。
建国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
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分周的权。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
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历和在权力格局中的相互关系
，决定了两人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虽说不是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但也难以
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彼此
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邓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眼下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
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
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
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
恨，甘心为自己听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
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
意，那就是有意藉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为了不让江青打乱自己的部署，同时也看到周恩来已经被整服，毛泽东遂
又换了一副面孔，出来纠“偏”，给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降温。其实，工于
心计的毛早就为此预留了转圜的余地。就在他对周大兴问罪之师的同时，又故
作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传话，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这次，毛一
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
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不应该那幺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
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 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通过王海容、唐闻
生二人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
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
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
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
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
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
，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
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
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
。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
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
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
，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
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
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
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
略形势的看法。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
批周的发言，藉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
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周，作了有分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
思后，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
不仅如此，毛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
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
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
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
政，军委不议军，这回改了吧？
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又放出
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
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
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毛泽东并在会上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
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
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
讨而收场。一直在幕后指挥的毛泽东见周已被整服，又转而出来做好人，让会
议期间传达他旨意的两位小姐背黑锅。两位小姐当然不服，遂在私下里说出这
番话来。
这场轩然大波，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强迫自己喝下种种难以下咽的污
水后而收场。十二月四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
检讨。 在此之前，周曾要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却被毛一口回
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
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它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枯坐终日，对照
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给自己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当年
周在为“反冒进”问题写检讨时身边还有秘书帮忙，现在则连个帮手也没有。
他曾向担任毛联络员的两位小姐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
不下来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他是企图
通过她们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罢。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更让周恩来作难的是，现在别人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没有人敢给他通气，
心里茫然无底，不知道究竞检讨到哪一步才算了结，只好一个人冥思苦想，最
后索性照单全收，把会上安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硬加给自己，才总算交出了书
面检讨。为了打消毛对他的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
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终于使得毛泽东高抬贵手，又像
当年延安整风一样，对他网开一面。毛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不过，
毛仍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
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 ，意在外交系统中把周
彻底搞臭。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不甘心就此罢休，执意要把周扳倒，四
处放风，交底打招呼，为倒周制造舆论。
这样一来，周恩来犯错误挨批的消息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弄得
沸沸扬扬。可是，毛泽东似乎仍觉意犹未尽。十二月九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
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当着外宾的
面，谈笑风生地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
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然而，毛泽东毕竟对他本人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里有鬼。为了开脱
自己，毛又在这次会见时的谈话中嫁祸于人，让他的联络员王诲容、唐闻生背
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
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当然不服，在私下里发牢骚说：这是毛
的一贯作法。“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
总理台阶下。”
周恩来最后总算是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遭受的折磨和
打击，却是十分沉重和难以愈合的。在这段挨整的日子里，已经年逾古稀并且
身患癌症的周氏，面对种种横加的上纲高得可怕的罪名，而且明明是欲加之罪
，却无处申说，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咽，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甚至连对
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也不能吐露一点，只能全部憋在心里，为此精神上非常痛苦
，心情极度抑郁。这期间，他几乎变了—个人，脸色很难看，一天到晚呆坐在
屋子里，不说一句话，甚至连胡子也不刮了，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周恩来的
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极少，其它的会议也不多。他的心绪不会好是
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什幺表情，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
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呆在办公室里，进餐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
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搞得整个西花厅的气氛很沉闷。
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张树迎回忆道：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
，落落寡欢。那些天人民大会堂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面色都很不好
，但他什幺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想心事。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批判期间，周恩来在遭受精神折磨的同时，他的病
情也明显加重，饱受病痛的煎熬。本来，在这次基辛格访华前，就已经发现他
的膀胱癌复发，小便的颜色变深，接下来又出现了血尿。但相应的治疗工作却
因这场平地风波而延宕下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因无端蒙冤受辱，心情郁结而使得病情加速发展，体内
的肿瘤细胞长得很快，侵犯了周围的血管，造成溃烂出血，膀胱里积存了大量
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厕所都限痛苦，要化很长时间，
用力晃动身子才能排出。扩大会议后期，周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常常在厕所里
半天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为此，江青、张春桥还
斥责周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的批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
毛泽东在下令政治局扩大会议停开以后，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
，而是在考虑另外做文章的题目。江青一干人更是不肯善罢甘休，打定主意要
扳倒周恩来，为政治上全面接班扫清道路。因此，一九七三年岁末的中国政局
依然是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仅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幕后发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
，由江青在前台唱主角。这场来势汹汹、令大多数人当时迷惑不解的政治批判
运动，很快便在表面文章之下显露出了本来面目：名为“批林批孔”，实则批
“党内大儒”周恩来，而周这时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九七四年新年伊始，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势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
迅猛展开。同九年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如出一辙，这次又是毛泽东和江
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伙上演的双簧戏。
对于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普通老百姓开始大都感到茫然不解，但在当时
的政治核心圈中却不是什幺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过是把一个多月前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内容直接捅向了社会。
其实，发动这场运动的玄机，存此之前发表的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献词》
中就已经隐晦地透露出来，宣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
尊孔的”，要求“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
，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而这正是把毛泽东在半年前“七·四”谈话中
批周的那四句点睛之语“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改头换面地端了出来。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他内心深处文革情结和反儒情结作祟的结果
，而批周则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毛把周恩来视为可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
帅人物，同时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毛决心在历史与
现实的结合上作一根本的解决。评法批儒便为此而来。
当然，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动机是复杂的，并不单是存心和周恩来
个人过不去，而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确切地说，是毛内心深处两大情结作祟
的结果：其一是现实政治中的文革情结：其二是文化历史观上的反儒情结。而
批周不过是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罢了。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政治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批林彪不行，一
批又怕否定文革。眼见文革已经破产，毛却不想认错服输，从此改弦更张，还
要硬着头皮搞下去：与其说这是毛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执着，不如说是忧惧他本
人身后的春秋褒贬。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文革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资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
遗产，一旦文革被否定，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毁了大半，将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这成为熟读史籍中人物传记、渴望成为千古一人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为此
食不甘味，夜难成寝，绞尽脑汗寻找解救之道。
为了摆脱困境，稳住文革的阵脚，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就想方设法来洗刷
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诸如公布《“57l工程”纪要》和在文革发动之初写给
江青的信这一类东西，要求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要“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
“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作者注），封
杀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对批林整风运动画地为牢，只许批右，不准批
左，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出自毛担心批林会危及整个文革遗产的心态。
然而，毛泽东这样做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难题是：林彪判明是文革“左家店
”的二掌柜，却硬要去批他的“极右实质”，实在是有些生拉硬扯，在政治上
难以服人。更让毛恼火的是，其心可诛的周恩来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下面
挑动批极左，使得这出戏更加难以唱下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尽管批左很快就给压了下去，但毛泽东深知这种主张在党内外却大有市场
，已经成为政治上集合各种反对势力对文革进行秋后算账的一杆旗子，而周恩
来则是其中的挂帅人物。如果不及早根除这股势力，非但文革迟早会被断送，
毛本人最后也难逃脱被清算的命运。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决然不能容忍的，为此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保卫
文革的圣战。除此之外，原来发动文革的那套说辞已经破绽百出，很难再自圆
其说了，也需要换一个角度来为它辩护。 其次，再来看毛泽东的反儒情结。
毛泽东出身寒微，投身共产革命前只是湖南一个穷山沟里的农家子弟、其
祖上世代务农，大字都识不了几个，自然更谈不上有什幺像一般读书人家里那
种尊孔读经的家学熏陶。毛少年时代虽曾上过几年私塾，却对四书五经一类儒
家正统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贪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深受中国下层社
会文化的影响，崇拜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当年在念私垫时
，就曾带领同村伙伴干过砸孔子牌位这样一类的事情。
毛泽东这种自小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反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情结，在五四运
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大潮的激荡下变得更加强烈，对封建礼教和儒学的厌
恶和反叛远远超过时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对儒家学说中所谓“天人
合一”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这种特立独行、蔑
视传统、挑战权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
。
当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兼
收并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
过，这丝毫也没有减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鲜明的反儒倾向。在先秦诸子百家中，
虽说毛的不少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明显带有墨家学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却对法
家思想情有独锺，格外推崇厉行严刑峻法、在历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
，自称他本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为他翻案，在“焚书坑儒”的
问题上公开以秦始皇自比，毫不讳言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
及在中国完成大—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家的
理念与他本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指导思想相合，而且
还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这就是为什幺法术
之学在历史上总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业的专制帝王青睐的缘
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秦始皇实在是一脉相传。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除此之外，毛泽东偏爱法家也还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毛的反
儒情结是根源于小时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长制，而毛的尊法倾向却又明显地带有
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总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
的冷酷、自私和专制，然而他们父子二人的性格特征却极为相似，正是所谓有
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特点：狡黠、冷酷、专断
、暴戾，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毛这种充满霸气，喜欢独断干纲
而又喜欢玩弄权谋的政治人物来说，法家的主张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对其格
外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幺，为什幺说批周汇集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呢？
其一，毛泽东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毛当年发
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他的秘密
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刘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后，毛却继续
被这个噩梦所缠绕，内心的恐惧感非但没有稍减，反而因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
而与日俱增。
这一回，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锁定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早
就看出周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处处摆出一付俯首听命的姿态，骨子里却对
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态度暧昧，始终有所保留，总是想伺机另搞一套。用毛
自己的话来说是：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 毛的这种看法，在他
发觉周趁他病重之际，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暗中对文革所实行的一整套
东西偷梁换柱以后，益发确信不移，由此心结日深，必欲整之而后才能心安。
其二，毛泽东一直把周恩来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
者。尽管毛、周两人共事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周辅佐毛打下红色江山，并为
其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却相当冷淡，远
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样密切。毛、周两人在私下很少往来，毛终其一生甚至连
一次西花厅也没有去过，仅限于公事公办。究其原冈，除了毛始终对当年宁都
会议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结以外，实在是因为两人的为人处事之道迥然不同，乃
至格格不入的缘故。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儒家那套东西的影响很深，为人城府极深，表
面上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讲求隐忍克己，委曲求全，凡事总是不偏不倚；而
骨子里则圆滑、世故、虚伪，在政治上缺少原则，总是和稀泥，随风倒，摇摆
不定。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那套处世哲学和假道学的气味。这种为人
自然是怀有反儒情结的毛所鄙夷不齿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不过，让毛泽东很有些愤愤不平的是，周恩来这种为人却总是博得党内外
的好感乃至国际上的称誉，这种感觉越到他垂暮之年越发强烈。尤其是在林彪
事件后，毛被弄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毁了大半，相形之下，周却在内政外交
上连连得分，在党内外声望大增，大有功高盖主之势。
毛泽东自视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无论是党外的蒋介石，还是党内的张国
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手下败将，就连斯大林也不在话下，
没有想到最后却碰上周思来这个难剃的头，从当年中央苏区一直和他缠斗到现
在。其间，毛曾几次动过整周的念头，但都被他的太极软功所化解，到头来总
是不了了之。这是枭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已经年迈体衰，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决心联系眼下
政治上否定文革的倾向和历史文化观上的尊儒传统作一根本的解决。批林批孔
运动便是毛为此而精心发动的。
应该说，毛泽东是擅长抓题目做文章，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老手。他凭藉
其多年来与周恩来交手的经验，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是一个比刘少奇、林
彪更加难缠的对手，所以很早就开始用心机，寻找合适的题目。
林彪事件后，中央成立了审查林彪反党罪行的专案组，负责清查林彪一干
人的问题。在表面上，专案组是以周恩来为首，实际上则由江青一手掌管，直
接对毛泽东负责，所有重大问题都是由毛本人拍板决定的。
清查中，林彪的住地毛家湾是重点。江青指派她的亲信迟群，谢静宜二人
进驻其中，负责清查工作。迟、谢二人带人翻箱倒柜，不放过任何一张纸片，
以期能够从中找到林彪反毛的证据，帮助毛在政治上摆脱困境，同时严防任何
可能损害毛泽东形象的东西扩散出去。
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虽然并没有找出什幺林彪谋反的罪证，却歪打正
着地翻出了不少林彪让人摘录的孔子、孟子等人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以及林
彪、叶群互赠的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样一类赞赏儒家思
想的条幅。
目前还没有第一手材料披露毛泽东看过这批东西后的感想，但可以肯定的
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反儒情结。而且对于一直苦于找不到一套更好的说辞来
为文革败局开脱的毛来说，这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东西，正是他日思夜想而求之
不得的，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而且一箭双雕：既可从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角
度来为文革辩护，又找到了批周的题目。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因此，说毛泽东看到这批材料之后，便萌生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念头，
大致是不错的。不过，毛当时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在发觉周恩来在下面挑动
批极左，想在政治上另搞一套后，才着手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舆论。由此也
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还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接连对周恩来所主管的
外交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
，开始为此造舆论。随后又不断通过江青放风，提出要展开对于“尊儒反法”
思想的批判。一开始，毛开刀的对象选择的是中共官方头号御用丈人、与周氏
私交很深的郭沫若。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先是写了一首打油体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
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把郭氏几十年前写的《十批判书》翻出来
，大批了一通。接着，毛父在同张春桥、王洪丈进行的那次针对周的“七·四
”谈话中暗藏伏笔，专门谈了“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姑皇，提出林彪
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十大召开前夕，排周和批孔双管齐下，作了精心的
部署。他一方面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古喻今，大讲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刑白马为盟
，提出“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典故，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为什幺不找一个姓‘工’的？” 有意把王洪文抬出来，以便彻底
堵死周恩来在他身后接班的可能。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把江青找来吹风，专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
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
；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并念了一首后来流
传甚广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972
起初，对于毛泽东突然劈头盖脸地批评本来大有起色的外交工作，同时又
不同寻常地大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举动，周恩来还弄不大清楚这葫芦里究竟
卖的是什幺药。这年七月间，他在陪同毛会见杨振宁时，还在插话中表示：秦
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 不过，他很快便发觉毛并非无的放
矢，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其中大有名堂，联系毛毫无来由地对外交工作大加
指责，此举很有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一次施展顺守之道，用“大极软功”来应对。他
一方面赶紧就惹毛泽东发火的外交部《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事检讨认错
，尽量缓和事态；同时带头表态拥护毛指定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决策，并利用
各种场合做党内军中老干部的说服工作，甚至为此在中央的会议上同讥讽王洪
文是“儿童团”的许世友当场争辩起来。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意见却按兵不动。
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时，周让她碰了一个软钉子，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
布。
对周恩来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就有所防备，暗中作了上下结合的布置。就
在江青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关于儒法斗争谈话内容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奉
毛之命连续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批孔文章，手法和当年批判《诲
瑞罢官》时如出一辙。
接下来，十大刚刚开过，江青便指挥她的一班人马行动起来，贯彻毛泽东
的意图。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刊载所谓“评法批
儒”的文章，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势。与此同时，大搞影射史学，借古讽今
，指桑骂槐，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氏。
譬如，在其中打头阵的是直接听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
判组，即后来屡屡用笔名“粱效”的写作班子。仅仅在十大结束的几天之后，
他们便抢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文
中有意从孔子扯到相传制订周礼的周公旦，指其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
而“周公”正是为党内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周恩来的尊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文革中的马三立.
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推波助澜，借“评法
批儒”之机，接连发表或转载影射周恩来的文章。姚本人虽然没有像当年批判
《海瑞罢官》那样直接捉刀动笔，却在幕后出题日，亲自指点重点文章的写作
。在布置《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一文的写作时，姚强调要突出批秦朝丞相吕不韦，并点出“要害”是“要批
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后来在这年十一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文中影射当今政治，
称“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但是，由于秦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
出儒家的旗号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据说，江青在文章发表后
大为赞赏，并一语道破天机：“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
。
大概是觉得这样写还不够劲，因为不便在党报，党刊上做得太露骨，于是
一本名为《学习与批判》的杂志便在上海应运而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
操控，在批周的问题上更加赤裸裸。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经常在上面以“罗思
鼎”的笔名对周恩来施放暗箭，藉评点历史人物的机会，指桑骂槐，极尽攻讦
中伤之能事，诸如“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
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 一类的影射文字在这本杂志中随处
可见，让明眼人一望而知其矛头所指。
对于这种充斥报刊的隐射诋毁，周恩来自然比其它任何人都更加敏感，联
系到近来毛泽东对他的明显不满，很快便觉察出所谓“评法批儒”实际上是冲
着他而来的。而且江青手下一班人马敢在十大后这样公开另搞一套，显然是大
有来头，背后有人在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周知道与他们正面交锋是不明智的
，但听任这样搞下去，又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必须作出某种反击。
为此，周恩来避开江青，专门找她的“炮手”、时任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
的迟群谈了一次话，批评他在教育口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提出“要把批孔作
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的做法。
周恩来的这种抵制自然无力扭转整个形势。自恃握有尚方宝剑的江青一干
人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在批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施放明枪暗箭。迟群甚至
还对周的批评反咬一口，宣称：“反对批孔，就是复辟。”仅仅一个多
月后，周恩来便因基辛格访华一事而灾祸临头，毛泽东下令中央政治局召开扩
大会议，批判周在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出戏恰好为毛随后发动的批
林批孔运动的真实目的作了历史的注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武斗工事
在评述批林批孔运动时， 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毛泽东开脱，而把责任
一股脑地推到江青身上，指这是江青打着毛的旗号，“另搞一套”的结果。
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江青固然十分活跃，在前台呼风唤雨，发
号施令，但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主帅，只不过一直躲在幕后罢了，这一点
，仅从当时屡屡见诸报端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提法
便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之所以放江青出来充当批林批孔运动前台的领军人物，除了他一向
喜欢在幕后当导演外，还有想让党内文革派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而后的掌权
创造条件。当然，毛十分了解江青志大才疏，目空一切的为人，但却从不怀疑
她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忠心，而且还格外欣赏和看重她在斗刘少奇、林彪，和批
周时所表现出来的敢打敢冲的劲头，认为是个可以挑大旗的人。
正是由于这一点，毛泽东对江青虽多有批评，却主要是恨铁不成钢，而在
实际上总是多方偏护，刻意扶植，一直把她作为手中对付政敌的一张王牌：
这—次又派上了用场。
另一方面，老于权谋的毛泽东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在政治上风险很大
，弄不好将会激起党内军中的强烈反弹，导致局面失控。这是年老体衰，自感
己经力不从心的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不这样做，又无法消除心头的隐忧。在
这种情况下，毛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手法，有意把江青推到前台打头阵。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样搞得手的话，既可去掉自己的心病，又可
帮助江青在政治上立威，壮大党内文革派的力量。反之，如果搞不下去的话，
则可相机收兵，由江青来承担骂名。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给党内外企图否定
文革的势力以当头棒喝，在政治上收到遏阻之效。批林批孔运动后来的实际发
展也正是如此。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倒周势头，周恩来再次拖展顺守之道，以“太极软功
”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
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尽量做到滴水
不漏，同时设法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釜底抽薪。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了王洪文和江青两人联名的建议，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这年中共中央一
号文件转发全国，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全面展开。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武斗中俘虏.j
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异常凶猛吊诡，充满火药味。江青自恃奉旨行事，俨
然以批林批孔运动的负责人自居，对政治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她一面频频
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召开动员大会，一面又指派亲信党羽四处点火发难
。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重新拉起山头，纷纷起来揪斗当地“翻案复
辞势力”的代表人物，闹得生产下降，人心惶惶，政局再度出现大乱之势。
同政治局的大多数人一样，刚刚经历一场劫难的周恩来开始也被完全蒙在
鼓里，对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运动事先毫无所知。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泽东书
面汇报工作时提的还是“批林整风”，而不是“批林批孔”。他这样写道：“
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奸，睡好、身体好，领导我们依靠人民，进
行批林整风、拉美整苏的斗争走向胜利，并随时准备打仗！”
不过，周恩来很快便从这场运动的来势汹汹和他完全被撇在一边的搞法中
，看出了其中的名堂，知道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的事并没有完，毛还要做
更大的文章，只是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要搞到哪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周恩来心又提了起来，不得不为自己的
政治险境而苦战，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随时被点名抛出来。因为眼前的情形
和当年搞刘少奇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深谙顺守之道的周恩来再次
施展“太极软功”来应对，化解政治上的困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
上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侧身其中，决不轻易撤
离自己的岗位，小心翼翼地与江青等人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
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初曾送给当时因被江青大会点名而
想辞职不干的中联部部长耿飙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幺打，
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
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 这一番劝说老部下打消辞职
念头的交心之言，实际上正是周氏本人此时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这种隐忍顺守的因应之道在“一·二五”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江青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在这一年春节放假期间，接连
召开了军队和中央党、政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实际上，这两次万人大
会并不是像大陆官方所说的那样是江青“擅自”召开的，毛事先就已获知，王
海容、唐闻生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知来者不善，但看毛泽东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后，
就不再说话了，马上积极布置，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
“一·二五”大会的通知和根据江青的提议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讨论的内容
，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一·二五”大会上，按照事先的安排，江青的两名亲信、当时还名不
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主讲他们奉毛泽东之命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经过
，江青、姚文元等则在一旁坐镇帮腔。迟、谢二人在报告中东拉西扯，大放厥
词，当众又把毛批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那四句话端了出来。姚文元则在插话中旁敲侧击，大批“折衷主义”和“中庸
之道”，称：“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江青更是直截了
当地批评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
会上，迟群、谢静宜两人还扯出“走后门”的问题，针对叶剑英把自己的
女儿送到福建当兵一事，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和周恩来一道挨批的叶也捎带
批了一通，声色俱厉地指称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不仅如此
，江青在会上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整个会场气氛
十分紧张。
面对江青一干人的挑衅，周恩来在会上始终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他心里
很清楚，江青之所以敢这样嚣张，完全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支持的缘故，即便
不全是在奉旨行车，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毛本人的默许。如果不识时务，赶
紧对批林批孔运动有所表态的话，恐怕是过不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最后打破沉默，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承认这次
会“开晚了”，“抓晚了’，并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
后来在事情过去以后，毛泽东又故作姿态，反过来批评这件事时，周又出来
为此作了自我批评，为“一·二五”大会承担责任，说是他“怂”起来的。
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一·二五”大会后，批周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根据王洪文的提议并经
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内部成立了主管批林批孔运动的七人小组，除周恩来
一人以外，其余六人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都是
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批周“帮助小组”的成员。而周之所以还被名列其中，
如果不是一个幌子的话，那幺也是让他应付处理日常局面，和文革发动之初一
样。
对于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当时首当其冲的郭沫若已经看出了这是“项庄
舞剑，意在沛公”。“一·二五”大会后，张春桥和江青轮流登门，逼郭氏写
检查，要他承认当年写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
物，张甚至要郭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江青则暗示，当时在长江局
和王明一道工作的周恩来也有责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香港，总督府外.jpg
在这种情况下，当周恩来派秘书看望郭沫若时，深为周担忧的郭氏见到来
人后，失声痛哭，连连表示自己对不起总理，连累了总理。 对于这一点
，江青本人也不讳言，而且对周恩来的退避忍让颇为得意，眉飞色舞地对手下
人表示：“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在江青的挑唆下，各地的造反派也
在倒周的问题上掀涛作浪，遥相呼应，安徽等地甚至还公然贴出了“打倒当代
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
在这种情势下，周恩来继续采取顺守之道，以隐忍退避的太极软功来化解
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执意要板倒自己，但因
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所以绝不流露出任何犹疑抵触情绪，相反表现
得很主动，亲自起草有关会议通知，在政治局内部组织学习讨论，不让人抓住
任何辫子。对江青的意见，周也大都表示附和，避免与她正面冲突。
比如，急于为批林批孔运动造势的江青在“一·二五”大会的两天后，将
反映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决心把运动抓上去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批给周恩
来，建议将此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周当即表示同意，并代拟了中
央转发的通知。其中强调“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还根据“一·二五”大
会提出反对“走后门”的意见，专门加写了一段要教育好干部子女的内容。
两天后，周恩来又根据江青的提议，为小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河南省唐河
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这份简报是江青抓住该地的一位中学生
因不会英文考试而在试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一事大做文
章，指派迟群、谢静宜前去调查后写出的，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它作为“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
尽管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刻意迎合江青的意见，但还是让张春桥从中挑出
了毛病。因为周所起草的中央通知中要求河南省委“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
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的同时，提出“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
别情况”。 张春桥认为这一提法在政治上有问题，指出：“‘个别’二
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 周氏随即知趣地改了过来。
周恩来如此退避隐忍，以求自保，但是江青一干人仍不肯善罢甘休，除了
继续在报刊媒体上找各种题目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以外，又制造了
电视片“《中国》事件”、“蜗牛事件”，举办“黑画展览”等，向周大兴问
罪之师。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香港知青在柑园里劳动.jpg
《中国》是意大利一个访华摄制组拍摄的一部介绍中国的电视片。江青抓
住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周恩来反映“此片很坏”，而周并没有马上处理一事
，大做文章。在政治局调看这部片子时，江青边看边骂：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
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并且又把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周加的罪
名端出来，说：当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投降
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
根据江青定下的调子，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组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更明白
点出“对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丧权辱国、反华反共的重大问题，竟然放弃原则
，丧失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投锋主义”。
“蜗牛事件”，则是江青抓住四机部向美国派出的彩电显像管考察组接受
美方赠送的礼品玻璃蜗牛一事，横加指责，一口咬定这是美方包藏祸心，侮蔑
中国的电子工业“爬行”，接受这种礼品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此
事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
“黑画展览”则是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抓住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指示
美术界组织创作一批供国内各大宾馆装饰和外贸出口的中国画一事，横挑鼻子
竖挑眼，把它们集中起来作为“美术界的复辟逆流”的典型而举办的。
对于江青一干人这种搞法，周恩来明知这是射向他的明枪暗箭，不过还是
装聋作哑，避免正面应战，尽量化解这些挑衅。对电视片《中国》，周以当时
曾让陪同他会见杨振宁的人“查查”，但是“记录非熟手，未记入”的解释给
挡了回去。
对于“蜗牛事件”，周恩来则以事关中美关系大局为由，建议外交部进行
调查核实后再作定夺。当外交部查明事情原委后，认为美方送“蜗牛”礼品并
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随即表示同意，并在政治局会议
上作出对江青在四机部批评此事的讲话不印发、不传达的决定。不过，为了照
顾江青的面子，取消了从美国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计划。
对江青点名要他参观“黑画展览”的提议，周恩来也并不回绝，应邀前往
。参观中，他神色不动，对画展中的各种影射诋毁的语言不置一词，让举办者
碰了一个软钉子，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些实在过份的挑衅，还是作了某种程度上的辩驳
。比如，江青在参加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在谈话中当众
给周的脸上抹黑，说：“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大概我们这里就
是总理读过。”周随即以“我们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来回答，令江青讨了个没趣。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当然，周恩来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江青这样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
东默许的缘故，反映了毛在政治上对他不放心。因此，只有设法打消毛对他的
疑虑，才能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险境。为此，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方面与
江青小心周旋，守时待机；另一方面则在毛最为关注的维护文革、反对复辟的
问题上尽量站稳立场，利用各种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解除毛泽东的疑虑，
对他高抬贵手。
还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周恩来因担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现文革初起
时郴样的天下大乱，曾向毛泽东建议对军队、党政机关和生产部门“应早一点
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 。不过，他马上便觉察出此举对运动有“划框框.之
嫌，将会招致毛对他更大的疑心。
于是，周恩来赶紧改变态度，在二月六日向毛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时
，收回这一提议，表示：“目前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地各单位还处在发展不平衡
状态。因此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
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心病所在的周恩来还刻意在政治上表白自己，与党
内老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对文革不满，复出后所搞的“右倾回潮”划清界限，特
意在报告中向毛建议让邓小平现身说法，说：“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
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政治局同志请小平同志
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让毛泽东一时不便再施以重手。更令毛不好
继续往下做文章的是，江青一干人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一开始就把
事情搞砸了，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虽然用意是藉此向“复辟势力
”——党内军内的老干部开刀，但打击面太宽了，搞得人心惶惶，不仅干扰了
原定在外交上批透肃清周恩来影响的部署，而且把毛本人也给牵了进去。因为
毛就曾批过不少条子，让在他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年轻女服务员去上学参军。这
怎幺能不让毛感到难堪和恼火呢？
问题还不至于此。江青还对“走后门”的问题穷追猛打，在政治局会议上
揪住叶剑英不放，非逼他检讨认错不可。然而，叶剑英也并不是等闲之辈，马
上以守为攻，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自己，实际上告
了江青一状。而周恩来则趁机在一旁为叶帮腔，对批“走后门”问题向毛委婉
进言，说：“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
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周恩来和叶剑英联手唱的这出戏，委实将了毛泽东一军，迫使他不得不在
权衡利害之后，对“走后门”的问题有所表态。在毛看来，江青实在是有勇无
谋，虽说贯彻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很卖力，却脱裤子放屁，在“走后门
”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大动干戈，不分青红皂白，四面结怨树敌，实在
太蠢。用后来毛自己的话说，这是在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夹着批
“走后门”），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况且叶剑英是毛掌握军队正需要倚重的
人。此外，毛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周恩来充当好人而他自己当恶人，得罪
党内军中为数众多的老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约束一下江青这种打击面太宽的搞法，同
时在政治上作个顺水人情，拉拢一下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二月十五日，毛
对叶剑英的检讨信作了批示，表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
坏人”，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
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随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专门发了通知，要求对领导干部“走后
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要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实际上后来不了
了之。
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完成权力布局中的换马。为
此，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格局：让左派保卫
文革的成果，让右派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左派的
头领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邓。
毛泽东在批“走后门”的问题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动，却继续让她在批林批
孔运动中打冲锋，同时也没有放弃通过这场运动来伺机更换周恩来的打算，重
新安排权力格局。毛这种考虑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与周恩来已
经罹患癌症有关，需要另外找一
个人来顶替他管事。不过在这背后，更多的还隐藏着毛对周极大的戒心而
预先作出的防范，是自感已经老迈多病的毛对自己整个后事安排的一部分。可
以说，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这个心思后，才敢于这样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
公”的。
当然，毛泽东也很清楚江青这样卖劲批周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想借倒周
之机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过，毛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依从江青。这当然不是
出于内举避亲的缘故，也不是怀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诚，而是因为毛太了解江
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为人了，在政治上街锋陷阵还可以，实际工作却做不
来，无法担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小闯将黄帅.jpg
为此，深谙权谋的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党内左派和右派各得其
所的权力布局：让左派“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让右派“促
生产”——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掌握两者之间的
平衡。左派的头领自然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刚刚复出的“
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顺便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喜欢把邓小平的东山再起说成是周恩
来促成的结果。实际上，毛泽东才是这件事幕后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针
对周的。 前文在分析周、邓两人的关系时已经提到过，邓其实早就是毛
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就指定邓小平
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党、政、军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然身为党
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
工作。
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还在事关周恩来政治浮沉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后，周因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柯
庆施取而代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党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
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
意见挽留周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项，后来是邓小
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
，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人们大都注意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
，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却往往忽略了这其实是一石两鸟之举：在政治上安抚
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暗中祭出的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锏。林彪事
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却发觉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反而在
党内外的声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无人制衡。
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妒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念
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
够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的合适人选。
以周恩来多年来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当然明白毛让邓小平复出的用心所
在。不过，善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军的周氏自信能将邓团结争取过来。况且周
为人一向委曲求全，对毛的决定从不违抗，总是遵行照办，顶多是在执行的过
程中做点文章。周很了解邓的为人个性，虽说他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
但已经看出邓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兼容，一旦复出，反倒会在政治上助自
己一臂之力，成为扭转文革困局的帮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修女遭到批斗.jpg
应注说，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要比毛泽东看得更准。所以当毛在陈毅追悼
会上透露出这种意向后，周立即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的谈话内容传出去，为邓
小平的复出造舆论；而且还有意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对外宣传毛的这一意图，
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邓搞成敌我矛盾，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
矛盾，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然而，让邓小平重新复出并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
走资派”，需要在政治上转很大的弯子，作党内外的说服工作，办起来费力耗
时，况且还有党内文革派从中作梗。江青当年配合林彪在倒邓的问题上出了大
力，现在虽说毛泽东为邓说了话，但她为此结下的心结却不是那幺容易解开的
，对毛的决定不大买账，不断找借口阻挠。而周本人也不愿意逼得太紧，得罪
江青。因此，邓复出这件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从毛泽东最初发话算起，一
直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真正落实下来。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
为毕竟没有抓住什幺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邓
小平复出问题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
汲黯·郑庄列传》，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
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对当年旅欧动勤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
手，这样才对得起几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
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对太史公所云“深有所感，
愧未能及”。 其后，政治局明显加快了解放邓小平的步子。几天以后，
关于邓复出后的工作问题终于有了定案，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
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
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据邓榕怀念其父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的一书中说，邓在结束了三年多的流放
回到北京后，曾专门去看望了周恩来。当时周正在玉泉峨眉山接受治疗。他们
在历尽文革劫波之后重逢，本来感慨良多，但两人间的话却不多，其中原因不
言自明。
邓小平本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
了。我们相对无言。” 话虽不多，周却有意识地对邓做了团结争取的工作，说
了交心的话，帮助邓分析了将要面对的处境，介绍了江青等文革派的情况，点
出：“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还帮他选择了保健大夫。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然而，毛泽东放邓小平出山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仅仅当一个普通的副总理
，而是考虑让他全面接掌周恩来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特别是看到邓在
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的表态亮相后，毛决心采取非常步骤，让
邓尽快重返权力核心。就在批周的会议结束后，十二月中、下旬，毛亲自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三次在会上推荐邓小平，说了一大堆好话，提议他
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其实，毛的本意是想让邓
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被邓
所婉拒。
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毛
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
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当
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也还是经过了六
届四中全会的手续。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
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 让我们还是继续看毛泽东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重
新安排权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
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
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 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
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
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
这固然是和周恩来本人的病情恶化有关（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实际
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而是急于想让邓取代周，完成权力格
局中的换马。因为即使周身体没有病，一直对“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的毛也
决然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机会。不然的话，毛在此前就
不会借故突发无名业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
大张挞伐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举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通过这一为各方所瞩
目的举动，向外界施放“抬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
。这在无形之中更加助长了本来已经甚嚣尘上的倒周势头。不过，毛毕竟是惯
于玩弄权谋的老手，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为此，他在提议邓小平
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又叮嘱王海容、唐闻生不要讲
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 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
毛的意图行事，又可藉以观察周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如果他敢
于阻难这一决定的话。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
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就直接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的代表团团长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对于一个曾经亲手创立
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且为之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国务活动家，在自己的晚年终
于有了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这个世界讲坛上发表演讲的机会时，却又因身体和政
治的双重原因与之无缘，周内心的遗憾可想而知。实际上，这正是他多年来的
夙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合国，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
。
不过，更让周恩来担心的还是这一安排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意识到
毛泽东正在暗中观察自己的态度，如果露出任何遗憾不满之意的话，就会坐实
毛对自己的猜忌，导致处境更加恶化。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为此，在政
治上隐忍功夫极深的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时，有意超身事外，既没有表现出有
任何情绪，也不查问外交部为什幺绕过他，同时抓得很紧，毫不耽搁，立即批
准了外交部提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并在随后主持政治局
会议加以讨论。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出来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并不是
周恩来，而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搬出种种理由反对这一安排，坚持
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江青这样闹，是因为她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
访活动，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关由谁来接替周出任总理一职的问题。
为此，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已经觊觎忍耐了多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此卖
劲反周也是出于这种盘算。岂知天意难测，到头来却让邓小平摘了桃子。一心
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又怎幺能咽下这口气来？由于江青的执意反对，政治
局的多数人大部保持沉默，会议最后议而未决。
这种局面让毛泽东相当尴尬和恼火。本来，他希望住排除周恩来后，由江
青为首的左派和邓小平领头的右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
的大局，却没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识大体，自暴其短。不过，由于需要依靠
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毛对江青这样闹，一开始还是表现得相当克制
。他让张玉凤传话给周：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
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时待机的周恩来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处境的时机已到，正好可
以藉这件事做点文章，毛泽东在抬邓的问题上迁怒于江江青，就会多少缓和一
下对他的压力。于是，周立即表态拥护毛的决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
没有刻意亮出毛的旗号紧逼江青。他在表态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时，又尽
量给江青留了面子，提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
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 与此同时，周还在下面做
了工作，分别向政治局其它人打了招呼，告以这是毛本人的意见，希望不要跟
江青一起闹。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这样一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来。就连王洪
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着附和。对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敛，反而
气急败坏地又吵又闹，声言“保留意见”，要政治局“再研究、考虑”。在这
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从幕后出来进行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信警告江
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这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了某种变化，尽管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孔
运动中打冲锋，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但却对江青总是无理取闹，难
以担当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渐生厌，开始有意疏远她。
由于一再耽误，周恩来所患的膀胱癌已在体内扩散转移，出现大量尿血的
情况。即便如此，仍无法住院动手术。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
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
决定，周只好靠输血坚持土作，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就在周恩来忙于躲避来自台前幕后的明枪暗箭之际，却祸不单行，病情急
剧发展，已经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周就已经再次
出现血尿，但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
会上，周被横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蒙冤受辱，挨批斗，受围攻，
心情极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至到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
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束而收场。还没有等周恩来从这
场泼天大祸的打击中喘过一口气来，批林批孔运动就又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其
势汹汹的倒周势头，周本人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却在精神上承受了极
大的压力，不得不强撑病体，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多年来的过度劳
累再加上蒙冤受辱后的郁闷和忧惧晚节不保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周恩来体内一
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发作。
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
进三０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久
，他体内的癌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二
百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
病痛的折磨。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书中写
道：
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
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使排尿发生困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起初，小的血块堵塞，解小便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
从尿道排出，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每当我见到他摆晃着身体，扭动
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想藉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移开，我真恨不得自己能
替总理生病，替总理去承受这种苦痛。当一些小的血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
排出来，这时，总理会长长地嘘出口气，他的额头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这
个时候，周恩来己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
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因为小便还没有排出来。
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弄得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尽管
毛已经开始在考虑换马，起用邓小平来顶替周的角色，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抓
瞎。多年来，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
直是依靠周恩来掌管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
手，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
理。为此，毛决定周住院治病的问题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
几起外国元首和政府行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
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
，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
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碰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
日期一直有定不下来，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 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
大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行“
迫害”。可惜，这只说出了其一，没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在周氏
治病的问题上，江青一干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
治疗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
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可以说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
毛才是整个事情的幕后主使。
前面已经谈过，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
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
调子，下令要“保密”和“不开刀”。 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
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
是严重的。 然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
席的思路”。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夜赶往新华书店购买毛泽东选集.jpg
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
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的水都染红了。
这样一来，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荚、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
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周恩来作进
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下得再拖
下去了时，汪不以为意，又把毛搬出来压医疗组，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
幺检查，不要慌幺！”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仍然没有放弃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吁请中央批准他
们对周恩来病情的诊疗报告，负责周警卫工作的杨德中甚至还带着装有血尿的
瓶子去找汪东兴，让上面“眼见为实”，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
但汪东兴仍然不予理睬。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
，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
检查，不准电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杏中还是悄悄地
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 不过早已错过时机
，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延误，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
，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而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
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焦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
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
组向中央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
下决心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轮到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
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
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 就连一向
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不得不按同样的口径，婉转地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
，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
不考虑。”
不仅如此，张春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
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 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赙扭不
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幺。他虽然在
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至
考虑摘除整个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
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
更是急得不行，天天了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
作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一点心中有数，
知道从起初对他本人隐瞒病情，进而阻拦检查到后来不准做手术，全都是毛的
意思。然而，一直信守为臣侍君夕道的周对毛这样的决定既感到无奈，又不敢
违拗。况且这是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作为党员必须遵守服从。
面对张春桥搬出来的种种推迟住院开刀的理由，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恩
来实在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种安排明显带有“医疗为政治服务”
的味道，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本不顾治病上的需要，周恩来也只好遵
循“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训，一切听由党安排，实践“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自勉了。
这期间，由于失血过多，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随时可能休克，但
是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这是医疗组担心
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每当遇有重大的外事会谈，医护人员都十分
紧张，携带各种急救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进行抢救。周氏在住院前接待
的最后几起外国首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支撑过来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三０五医院，当天便做了
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
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医疗组却不敢对此
过于乐观，因为耽搁的时间毕竟太久了，体内癌细胞很可能已经扩散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
，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弟二次手术。这对周氏
精神上的打击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他还曾对战胜病魔抱有希望，而现在则知
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为此，他在回答外宾的询问时，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不了
就了啦！”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与面对死亡的内心恐惧相比，此刻更搅扰周恩来心绪的还是政治命运未卜
，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保住自己的晚节，在政治上善终，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
兹在兹，看得比什幺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却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冲着他而
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鸣金收乓之势。充当打手的江青虽然在邓小平出国的问题
上碰了钉子，但在批周的问题上却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管束而有所收敛，依然
十分嚣张，动作频频。
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
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海内外
有关周氏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有的
外国访客甚至当面询问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断然否认
，只好顾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径，谈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
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忧惧并非自寻烦恼。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就在江青
四处放风批“党内大儒”之际，毛泽东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那九
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 ，准备作为批周的重磅炮弹。 前面已经
介绍过，这九篇文章是毛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九篇党内通信，是他批教
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对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
联手整他这笔历史老账的总清算。
这些文章确实体现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风格，是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怨愤情绪
的大渲泄。文中对党内教条、经验两派左右开弓，严词挞伐，极尽讥讽挖苦之
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喷头。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
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
当“帮凶”。在这次修改中，毛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删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关
称赞刘少奇的内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锋芒所指还是让人一望而知。
当然，毛泽东是个开展政治斗争的老手。他知道此举非同小可，一旦把自
己当年批周的文章抛出来，不啻是第二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势必给林
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稳住阵脚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对此，毛已经感到有些力
不从心，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事。
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泽东发觉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旗号
，企图对文革改弦更张以后，就开始考虑批周的问题了，选择的“石头”便是
这九篇文章。当时，毛让人把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
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
甚至准许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语录信封.jpg
正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经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后来才在批林批孔运
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
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
，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 其中“九次路线”指
的是刘少奇的问题，“十次路线”是指林彪的问题，而“十一次路线”则是隐
指周恩来的问题。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经不是什幺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
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就已经率先点明了。
应该说，毛远新的上述言论在无形之中道出了毛泽东在是否抛出周恩来的
问题上踌躇未决的心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毛良心发现而不忍对周下手。实
际上，毛在政治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念过旧情，无论是对彭德怀、刘少奇，还是
对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时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是一个比刘
少奇、林彪更难缠的对手，他在党内军中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为人处
世一贯谨慎守分，从无二心。这是在党内外早就有定论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
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
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
要—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
地，赴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
，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离京前夕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知道江
青在贯彻他批林批孔的意图上锋芒太露，触犯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人，临行前
必须设法调解一下这个矛盾。不过，老于权谋的毛却有意让江青为自己背这个
黑锅。会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运动成绩的同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江青，要
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
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
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
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 其实，这不过是毛在故意放风，迷人眼目，
因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恩来。实际上，毛一直
没有打消抛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头，甚至一直到周恩来死后，毛本人已经重病
缠身，无法直接阅读的情况下，他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念给他听了一遍，并
作了若干修改。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砸烂本校牌坊清华园.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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