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报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了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搞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保?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郑?阮?r，应??，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烧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眼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夏侯玄为司马师所杀――Dasha注）。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陆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杀嵇康者司马昭也――Dasha注）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Q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 ，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季札应为温伯雪子，引语见《庄子?田子方》――Dasha注）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数．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神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 ――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未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役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未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1927年8月11、12、13、15、16、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至178期；改定稿发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 　　* 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名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1927年7月18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鲁迅这篇演讲是在7月23日、26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鲁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陈?F信：“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

三曹诗评价的看法 -- 江湖秋水多 最近读汉魏六朝古诗时，对建安时期三曹的诗非常欣赏，并且读到一些关于对三曹诗批评的文章。现时人对三曹的印象亦多是人云亦云，对于他们的高下大多是认为曹植的诗文最好，曹丕居下，深入地读过之后，对于这种看法认为是不全面的。 先说曹操，钟嵘＜诗品＞把诗人分为三品，曹公定为下品。钟嵘评曹操诗：“古直悲凉。”应该说这个说法是比较正确的，但是为什么曹公诗为下品呢？这与当时的诗坛潮流是有关系的。当时的文坛潮流倾向于注重词藻雕饰，认为诗文应华美，而曹操诗直抒胸臆，不饰雕琢，因此在当时是属于落后于时代的产品，所以钟嵘把曹操诗定为下品是有时代烙印的。曹操诗是典型的英雄诗，以他的地位身份及个人性格抱负，他的诗文可以说是言他人之不敢言，抒他人之不可抒。正可谓：“英雄本色”。另外，孟德诗几乎全为乐府旧题，可以配之歌咏，这也是钟嵘说他“古”之所在。当时的潮流是五言诗正为时代强音，并且七言诗也开始处于萌芽阶段。曹操诗多为拟古，所以不被当时所重是必然的。但以今人观之，曹公诗气魄宏大，反映现实，可以说是建安时期重要的作者之一。 对于曹丕，似乎现代人有所偏见。＜三国演义＞这本书歪曲了曹操，同时也歪曲了曹丕。曹孟德的冤案经过多人平反，而曹丕则被人遗忘了。其实曹子桓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子桓的＜燕歌行＞几乎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最完整的七言古诗，这前虽也有张衡的＜四愁诗＞，但＜四愁诗＞还有楚歌体的残余。“我所思兮在泰山”，这种形式还是楚歌体的延续。而曹丕的＜燕歌行＞：“草木摇落露为霜”则完全是后来七言诗的体式了，这不得不说是曹子桓在当时五言诗流行时就对诗歌体式发展尝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钟嵘＜诗品＞定曹丕诗为中品，说他：“语近偶鄙”。这实际上还是当时注重辞采华美的看法，实际上曹子桓诗感发细致入微，余韵悠长，他虽没有子建的才情，但是他的意韵却是子建无法达到的。这也是后来王夫之评论平原兄弟，子桓为仙，子建为人之道理。意思是说，子桓诗为性灵，而子建诗则可为后学。另外，曹丕不但是建安时期的重要诗人，并且是当时的文学批评家。他所写的＜典论＞，就是评价当时重要的文人以及文学作品的论著，这也开创了中国早期文学批评的先河。他在＜典论论文＞中认为诗文可以传之千古，功名只是云烟。而他后来成为大魏皇帝，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却说：“辞赋小道”，但总想建立功业却终生不得志形成有趣的对比。 最后说曹植，钟嵘＜诗品＞中列子建为上品，而且极尽誉美之辞。这正是因为曹子建诗文华丽无双，领时代之风气使然。曹植的诗确实是才气过人，并且气盛无比，以才趋笔，以气驭文，往往牢牢地抓住读者，不得不赞叹他的才情。曹子建是那种天才形的诗人，性情上又不能节制自己的感情，因此诗文一般爱逞才使气，这在他早期的诗中有强烈的体现，如＜白马篇＞等。子建后期由于兄侄的排挤，郁郁不得志，在晚期的作品也有些隐微的作品。曹植的诗可以说是率风气之先，在当时文坛名重一时并且对后来的魏晋骈文起到了领导作用。 总的看来，三曹应该说是各擅胜场，性情遭遇的不同造成了诗文风格的差异，不好说是谁高谁低，只能以读者不同的欣赏兴趣来区别喜好了。

魏晋风烈之嵇康 嵇康通玄学，精音律，四言诗更是俯视千古。说起嵇君当年的风标，是个一等一的美男子。那个被他潲了一头清凉水的山涛先生以玉山将崩形容他的大醉，以孤松独立形状他的不群。但嵇先生作为中国的旷代伟人，倒并非他明星式的外表、学无不精的大脑，而在于他驾御自己生命取向的自如。他的罪名是“言论放荡，害时乱教”，他固执地认为“人间不止此事”，他“非汤武而薄周孔”，他“越名教而任自然”。当中国逐渐走上了强权和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道路时，他不肯审时度势，不肯与时具进，终于成了第一个名教罪人，第一个以生命诠释个人主义的人，第一个追求信仰自由的烈士。 如果仅限于信仰自由，闷在家里练功也不会有人管他。有人说，因他多事，针砭时政，比如鲁迅后来总结为：“（司马）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这实在冤枉好人。当司马氏借他昔日好友山涛的手向伸出了橄榄忮，以人事部次长待之，邀他到体制内干活，实是一番好意。他以为不可，写了绝交书，列举七不堪两甚不可，托言饵术黄精，也纯属私人往来，并无抨击当权派的言论。他认认真真地在家写他的《养生论》，正是俯仰自得，游心他的太玄，追求生命中真实的天地，早已超越了被卷入政治上蜗角之争的狭隘。今天司马篡曹是篡，当年曹家篡刘一样是篡，真正能把这位练功练了二十多年的世外高人激得拍案而起的，实不在于篡与不篡、忠与不忠、一家一姓之兴亡，而在于该不该还借此把意识形态来一个高度统一。于是司马家高抬周孔（其实关键是周），欲借名教剪除异己之时，他嵇先生叔夜偏偏跳出来大唱反调，说管、蔡也是好人，舆论应该开放，学术应当自由，号召大家学习管叔蔡叔“抚言率众，欲除国患”，这才批到了逆鳞上。 嵇先生一生写了两封绝交书，每封都把他往死路上推进一步，看来生死之间只有两步距离。他第二封绝交信是写给禽兽派知识分子吕巽的。吕巽灌醉弟媳后与私通，嵇先生以双方都是故交，又手足情深，劝吕安顾全家族颜面，让吕巽发毒誓下不为例算了，谁知吕巽发达以后把吕安抓了起来想灭口，嵇先生这才认识到自己当年糊涂而犯了大错。吕安在监狱里为自己伸冤，欲援嵇康为证人，嵇康立刻答应出庭作证。司马家族虽然早有甲罪乙治之心，但还只想是把他拿了给点颜色瞧瞧，没想到可以致他于死地。 他被捕那天，独自在大牢里看着发霉的饭菜永啸长吟着，发誓再不淌世间浑水的时候，洛阳市三千名太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释放嵇先生，有人表示愿意和他同牢受难，有人要求为他顶缸受罪，场面极是热烈。 嵇康、向秀在家中大柳树下打铁，司马昭派钟会前去察看。嵇康扬锤不止而向秀的风箱拉个不停，以示轻蔑。钟会临去，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真是一个问得好，一个答得妙。钟会回去便进计司马氏，“康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司马昭也不能容忍嵇康的政治态度，终于找茬杀了嵇康。刑前有太学生三千为之求情，不能免。嵇康看看日影，刑时将到，便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仰天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名曲就此成为绝唱，至今令人扼腕。 山涛出仕后，为官清廉，路有政声。虽然官越做越大，位列三公，摄居相位，仍然过着贫士般的生活，“贞德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 由他举荐的三十余人，都因政绩昭然而名显一时。在他七十多岁上疏告退时，还以国事为重，提出国家统一后，仍然“不宜去州郡武备”的正确主张。朝廷给他的薪奉，“散之亲朋，”以至到死时，只有“旧茅屋十间，子孙不相容。”被时人誉为“年耆茂德，朝之硕老。”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联想到<<儒林外史>>之第四十九章--奏一曲高山流水)。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绝矣的不光是这一首琴曲，自庄子以来，高张思想自由旗帜、主张生存形态多元化的微弱声音也就此戛然而止。从此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再没象他那样坚决站在体制之外，公开鼓吹非官方意识形态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