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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陈果 发表于：2005/7/22 4: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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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去了影像交给谁 南方周末 2002-12-12 09:26:10 | ||
 麦客1994陕西潼关摄影／侯登科 □本报驻京记者夏榆 用镜头叙述“他们的历史” 见到侯登科是在咸阳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在一间四壁肮脏充满药物气息的简陋病房。病房供暖不足被子单薄，侯登科和衣而卧。他从被子里伸出手给我握，我看到这个中国著名的摄影师按动快门的右手指缠着绷带，他的手型骨骼结实，手指纤长，但我在握住的时候分明感受到他手掌的软弱和无力。 他说话的时候嗓音喑哑。在咸阳中医学院侯登科每天都要接受化疗。 失去力量的除了侯登科的双手，还有双腿，他不能长久站立，无法自由行走，剧烈的咳嗽经常会把他衰弱的身体从床上震荡起来，有时候他会咳出血丝。 在2002年8月以前，侯登科还有有力的双手，矫健的双腿，还有四射的活力，漫溢的激情。他经常背着20多斤重的摄影器材在关中大地奔走。他经常搭乘路边的各种车辆，混杂在各种人群之中，那时候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地道的谋生的农民。 侯登科的影像在中国摄影界是个异数。1985年，驻临潼的某部将士开赴南方前线，在火车开动的一瞬间，一个女大学生在送行的人群中哭喊着向远去的爱人告别。侯登科和他的朋友潘科看到了这个画面，他们用照相机拍了下来。那个时候侯登科是临潼的一个铁路工人，业余时间迷恋摄影。他给自己拍出的这组照片命题为《出征》。照片于1985年11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引起轩然大波，有权威者批评这样的照片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容易动摇军心。叫好的人则说侯登科的摄影突破了概念化，真实地传达出人的情感，表现出健全而丰富的人性。这组照片被送到上海参加全国摄影大赛的评选。在初选中被列为金牌奖，但终评时降为银牌。当时担任大赛评委的摄影家胡武功先生回忆说：当时的中国新闻摄影还在被虚假之风困扰，摄影家经常要用人造景观和概念化的逻辑粉饰现实。《出征》还原了生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觉经验。侯登科因为拍这组片子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的支持，侯登科才免于被追究和批判。 《出征》的出世催生了侯登科纪实摄影的生涯。 多年的努力后，侯登科成为中国纪实摄影的中坚人物。 1990年代，现代艺术风潮飙袭艺术界，摄影界也陷于观念杂陈学说林立的语境中，侯登科以他的农民式的超然厮守着他的生活故地，持久地用镜头和文字叙述着他所看到的底层人群的生存实相。 侯登科在拍摄《子弟》、《成人》、《火车司机第一次旅行》、《四方城》之后，开始了他的《麦客》系列的拍摄。 麦客是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三省区特有的现象，在陕西、宁夏、甘肃陇南地区每个家庭只要有精壮的劳力都会有麦客，他们由北向南，由南返北，像候鸟一样迁徙游走，寻找生路。麦客们带一个干粮袋，拿一把镰刀就上路，一路收一路走，等麦客走到自家门前，自家的麦子也熟了。 侯登科跟踪拍摄记录麦客的生活，有时候他像麦客一样步行两三百里路，下雨的时候跟麦客一样躲避在别人的屋檐下避雨，在雨天没有人雇麦客。麦客在夜晚的火车站睡觉，在城墙根下等人来雇自己。2000年1月侯登科出版了摄影集《麦客》，麦客的形象出现在各种新锐的传媒中，这些浸透着生活磨难的底层人群的生存境况成为人们解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一个符码。 《读书》头题刊登了杨小彦的文章《他们的历史》。文章说，麦客是一群生活在“历史叙述”的大门之外的人。主流社会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侯登科力图以镜头叙述“他们的历史”，并且“使得‘他们的历史’演变成‘他们反映的历史’”。 学者秦晖撰文评述侯登科的《麦客》时说：侯登科有一种从底层看社会的洞察力。他用镜头记录着一部历史，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郁，但是没有什么牧歌氛围。这些作品同情“下苦人”的艰难生活，有些画面，如《被撞伤的麦客和他的妻子》催人泪下。 美术批评家李媚说：侯登科和与他相类似的一批摄影家的出现，掀开了中国纪实摄影的序幕。在他们的摄影中体现了摄影最基本的功能：纪实、见证。 我拍的，是我思想出来的东西 2002年8月侯登科被查出罹患肝癌。12月6日傍晚，记者到咸阳看望侯登科。他刚刚化疗完，躺在床上，用微弱的力气跟记者谈话。侯登科说话的时候不断被自己的咳嗽声打断，他的嘴唇发紫，喘息急促。 记者：您的一些朋友在筹备您到台湾的摄影联展，我听说作品都准备好了，地点是在台湾的历史博物馆，时间安排在明年的2月28日。 侯登科：这是我那些老兄弟老伙计的好心。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到。我现在老是感冒发烧，身体的温度经常超过38度。 记者：《麦客》之后您还做了别的片子吗？ 侯登科：这几年我实际上一直在做两个题目，一个是麦客，一个是民工。麦客是在乡下的农民，民工是走向城市的农民。《麦客》完成了，《民工》也拍了很多片子，做了很长时间，现在怕是没办法做成了。 记者：拍麦客的时候很辛苦吗？ 侯登科：在6月、7月这样日头暴晒的季节里找麦客，跟着他们，拍他们在麦地里收割麦子的情景。在村庄在集镇找他们的踪迹，有时候要步行，有火车有汽车但麦客买不起火车票汽车票，我就跟他们步行走两三百里的路程。但是吃苦、走几千里路，多少夜露宿街头这些都不算什么，如果你没有思想的觉悟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一直看重摄影家的头脑。 记者：您一直在关注农民，关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这仅仅是因为你出身的背景相近吗？ 侯登科：跟我的出身有关系，当然也不是主要的原因。我也不是典型的农民，我关注农民是因为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艰难。我觉得农民的命运和处境就像一粒油菜籽。比如说麦客，说起来浪漫，但是他所受的皮肉之苦，他的丧失尊严的生存，我觉得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我把我的摄影看成是我思想的方式，我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思想出来的东西。 记者：您有多长时间没有拍片子了？ 侯登科：有多半年了，自从发现癌以后就没有再拍。身体的病让人能重新判断自己，现在属于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要计算着活。我想过一过普通的生活，现在我对生活本身的关心胜于别的事情，我要好好跟家人生活，年轻的时候没有把时间给女人，现在我要给她，好好回报她。我要好好对我的父亲，很快他这个白发人就得送我这黑发人了。还有我的女人和女儿，我要好好跟她们生活。有一天就认真过一天。 记者：我看你的很多照片都拍受苦的人，底层的、穷困的，但是画面和构图很安静。 侯登科：我对摄影的画面有选择，我不拍残忍的，不拍血腥的，不拍肮脏的、丑恶的画面，只选择日常的生活的形态，构图要和谐的安静的。 记者：这么多年您拍了多少片子呢？有朋友告诉我你有两三万张。 侯登科：我比较懒散，跟那些照片摞到房顶的摄影家比，不算多，但是整理起来也麻烦，编号、目录、索引，这些都没有。我现在不可能做了。有人出主意说让我雇两个人弄，我觉得雇人也不行，没法儿弄。 所谓纪实，意味着你要告诉人们你拍的是什么事，在哪儿拍的，但这些事情除了摄影师本人，谁也没办法弄清楚。 我以前一直陷在一种错觉中，我觉得我还有不少的时间，我可以等到自己有时间来分类、整理自己的照片。现在知道来不及了，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记者：据说法国有摄影艺术机构出资15万要购买您的全部作品，你同意吗？ 侯登科：有人在联系，还没有最后谈成。我没有答应。我肯定要找一个懂我的摄影的人。不懂，给我十万、百万也不行。 一个“抢救行动”在地下萌生 2002年11月17日，北京西四大街的摄影吧。一群来自京城和外省的自由摄影家聚在这里，他们围在一张大吧桌前，粗粝的原木桌上燃着红蜡烛。 烛光映照着几个人感伤的面孔。在这群自由摄影家里，侯登科是他们所尊敬的兄长，从西安传来的侯登科的病况让他们感觉心情压抑。 来自宁夏的摄影家王征听到老侯病重的消息非常痛苦。“老侯的事情把摄影家的一个共同的处境显豁出来，那就是：摄影家去了，影像交给谁？他的病把家里的存款几乎花完了，他的老爸老妈也都80岁了，女儿在外打工，大家可以凑钱把他的影像资料买下来，但是买下以后交给谁我们不知道。比如现在要是我有什么事发生，我只能把我的照片交给我儿子，但是我儿子只有8岁，他能懂什么呢？” 摄影家们围坐在桌前谈论着侯登科病况时，一个“抢救摄影家影像”的行动清晰了。 “抢救摄影家影像”行动：主题词：当我们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影像交给谁？ 在记者获悉摄影家的这个行动进行采访时，很多摄影家表示：中国没有摄影博物馆，摄影家的影像资料只是作为历史镜头被使用，没有作为摄影文化的收藏和保护机构。 在国外有很多艺术博物馆专门收集、整理和保护摄影家的作品。他们有一套完备的机制。但我们这里没有相应的机构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影像是比文字更直接的记录，随着历史的演进，将成为社会和国家不可再生的财富和资源。影像的流失和湮没不是摄影家个人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因为优秀的影像，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同时是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的方式。 记者看到“抢救摄影家影像行动”发起人起草的呼吁书，里边写道：20年来，随着一个较为宽松与多元的摄影环境的形成，我国涌现了一大批纪实摄影家。他们以热情、良知和责任心，深入社会，直面现实，拍摄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影像资料。这些影像资料不但体现着一种崭新的摄影观念，而且整体地显示出处于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嬗变的历程，成为不可多得、无法再生的社会财富。为使这些宝贵的影像资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财富，我们拟倡议成立一个影像基金会和相应的学术鉴定委员会，以专业机构的方式管存、研究、利用这些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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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陈果 发表于：2005/7/22 4:10:27|
抢救影像保存历史、艺术和我们的生活 南方周末 2002-12-12 09:30:46 | |||||||||
 成人1983陕西凤翔侯登科摄 一位名叫侯登科的摄影家，身患绝症，生命如风中烛火，可他拍摄的大量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影像资料，难道也要随风而逝？ 抢救影像保存历史、艺术和我们的生活 □本报记者夏榆 受访人： ●曾璜美国雪城大学摄影传播硕士、新华社特稿部副主任、著名摄影艺术策展人 ●石志民新华社原摄影记者、旅美摄影师 记者：我们经常听到“纪实摄影”的说法，也经常看到以“纪实摄影”命名的影像，那么什么叫“纪实摄影”？ 曾璜（以下简称“曾”）：纪实摄影，也有人称其为社会纪实摄影，是西方一种成熟的摄影形式。它以图片的形式系统、完整地记录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据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摄影师庄学本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纪实摄影的实践。80年代中叶，纪实摄影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经过多年的“孵育”，在90年代开始迅速地发展，现在已进入了收获期。目前我国上海和广东的一批摄影师的“纪实摄影”作品也已出现了“新纪实摄影”的气象，与传统的摄影相比较，他们更为强调摄影者对所拍摄对象的评判，主观的感受和个人特色的视觉。他们的影像现在和将来都会成为我们解读生活的标本。 记者：但是摄影家作品的归属问题，现在因为侯登科的疾病变得引人瞩目。 曾：就我所知，这不仅仅是这一代摄影家的问题，像中国第一代摄影人，吴印咸、沙飞、石少华、徐肖斌、王晓亭、庄学本，他们的作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我们习惯把摄影作品作为历史影像放进博物馆，摄影作品作为文化整体的构成、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式来保护现在还没有。 记者：国外的情况如何呢？ 石志民（以下简称“石”）：在国外有很多摄影博物馆，巴黎、纽约、布鲁塞尔、东京等城市都有自己的摄影博物馆，或类似的专业机构，它们关注、收藏和保护优秀摄影家的作品。以美国为例，它有130多家艺术博物馆，每年要通过网络交流情报，收集重要的摄影家的作品。就我了解很多摄影家在和摄影艺术机构签约，他们有相应的合同，有相应的机构、专业的人员和优良的保护条件，他们和摄影市场、摄影师的作品形成一个有机的行业。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标准和尺度。还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前段时间台湾摄影文化学者阮义忠，在一个法国人的酒窖里发现了记录20世纪20年代中国云南民间生活的照片，阮义忠用100多万从法国人手里买了回来。 记者：我们常常会花重金把自己丢失的东西赎回来，但同时又会把自己的宝贝廉价地售出去。 石：实际上对摄影家的影像保护不只是一个事业，还是一个产业。敏锐的商人应该会看到里边的商机。我觉得对摄影家作品的保护可以是政府行为，也可以不是，实际上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做更合适，比如摄影博物馆、摄影艺术中心来做这些事情更合适。每一个摄影师都是个人化的，摄影师和摄影师的差别很大，艺术家和艺术家的差别很大，这里有一个价值判断。政府机构则很难判断，政府可以给以资金支持、保护性措施的支持，建立档案。 记：请你介绍一下国外的ICP？ 曾：我举ICP为例子，ICP是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简称，它坐落于曼哈顿市中心，既是一座摄影博物馆，也是一所摄影学校。ICP成立于1974年，开始时选址于纽约的第五大街，它的创办人是著名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弟弟康奈尔·卡帕，一位就职于《生活》杂志和著名的马格南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康奈尔？卡帕成立ICP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他的哥哥和全世界许多在工作中牺牲的摄影记者。两年前，ICP迁移到了曼哈顿市中心，新的ICP展览馆较原先旧址扩大了两倍。这样可以在这里举办各种各样大型的和小型的摄影作品展览。 ICP收藏有各式各样历史的和当代的摄影作品。康奈尔·卡帕创办ICP的时候，他对于收藏照片并不感兴趣。相反他感兴趣的只是办展览。然而，随着ICP的成立，许多著名的摄影家纷纷将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寄来，因而对照片的收藏就这样开展并继续了下来。 康奈尔·卡帕把摄影看作一种能够促进全世界相互交流沟通的媒介，同时他们能够突现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需要解决和纠正的不公正。因此ICP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收藏，它着眼于那些具有记录价值和意义的照片和摄影记者。ICP收藏有世界上最著名的摄影家的作品，如海因斯、里斯、布勒松、罗伯特·卡帕、威吉的作品，还包括了一些负片及小样。威吉死后，他的妻子向ICP捐赠了他所拍摄的多达1.3万幅作品，其中还包括了一些负片。 ICP收有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最近开始收藏来自中国现代艺术家和摄影师的作品，里面包括了洪磊的作品《故宫的秋天》，王庆松的《老历夜宴图》，刘铮《国人》及邢丹文、林天苗，海波、张大力、庄辉和邵逸农的作品。2004年，ICP将策划举办一个大型的反映中国现代摄影艺术的展览，参展的作品将超过100幅。ICP收藏的摄影作品已达7万幅。目前正在对收藏的作品进行分类整理。每张摄影作品都进行了数码扫描，因此在未来的两年内，观众可以从网络上查阅到收藏的所有作品。 我国部分纪实摄影佳作 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侯登科的《麦客》；宁夏王征的《西海固》；东北林永惠的《东北人》；云南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深圳张新民的《流坑》；四川陈锦的《茶馆》；北京袁东平的《精神病院》；北京赵铁林的《另类人生》，北京李玉祥的《老房子》；北京黑明的《走过青春》；海南黄一鸣的《海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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