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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 发表于：2005/7/23 1:07:22|
从文表叔 南方周末 2003-01-16 14:43:24 | ||||||
□黄永玉 2003年1月8日，刚刚从湘西凤凰赶回北京，黄永玉先生在他著名的万荷堂别墅老子居对本报记者讲述了他眼里的沈从文。 沈从文是我的长辈，是我的表叔，我祖父的妹妹就是他的妈。小时候在家乡我见过他一次，我大约七八岁的时候，他来看我的祖母。我的祖母是他的舅妈。冬天，我在外面玩，说北京来了一个人，是你表叔。他跟我的祖母坐在火塘旁边，我绕着圈看看他，看他的周围，我问他你坐过火车？他说坐过。轮船呢？也坐过。我说好，我就走了。 1950年我在北京见到他的时候，并没有说是很深刻的了解他。当时他在“革大”学习。他40多岁，他的心境很被动。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反动文人。 “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我听说，表叔在“革大”学习，被派定扭秧歌，过组织生活，革命大学对于他来说不太能适应，他也不懂得革命是什么。礼拜六回家，到礼拜一去的时候，弄个手巾包，包一个茶壶，包几个小茶杯，带点好茶叶，要到“革大”请人喝茶，结果被人训了一顿。 我回香港不久，听说他自杀了。表婶没有给我写信，是熟人告诉我的。可想而知，他以作家的身份在生活中遇到了考验。知道表叔获救的消息，我松了一大口气。表叔是一个不善于解释也从不解释的人。早该自杀而不自杀的人多的是，怎么会轮到他呢？对自杀的这个插曲，我认为最不像他。 什么叫做精神分裂呢？大概是自己觉得太不像自己的一种紊乱情绪吧。自杀这个举动是表叔精神上的大转折，活过来之后他想通了。一通百通。30多年前的事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他生活得从容起来。他是“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从文表叔的确不懂政治，也没有政治的远大志向。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当时做文物和服饰研究，下决心不写小说，不过只是退出文坛省掉麻烦，免得担惊受怕。 钱钟书先生以前对我谈起过他，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他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我们也常常回忆，如果他能够在今天还是一个壮年的话，他能做很多的事情，他会很快乐。可惜他死了，在最好在最需要活下来的年月他不在了。他，钱钟书先生、金岳霖先生、杨振声先生，都是非常好的人，可惜都不能活到今天。钱钟书和他还能够活到粉碎“四人帮”，还能看到好年景的初端。可惜其他的老先生就得不到这个时刻。一代这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生活在那么一个不正常的时代，真是可惜。可惜不是可惜这些天才，而是可惜那个时代，糟蹋了一代精英。 （本报记者夏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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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 发表于：2005/7/23 1:08:00|
一个人的自白陈述检讨到或不到处 南方周末 2003-01-16 14:55:00 | ||||
 一个人的自白 陈述检讨到或不到处 沈从文1969年病中所写，生前从未发表 沈从文【遗作】 “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 ———沈从文1934年回湘西途中致张兆和的信 “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一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 ———沈从文1956年12月10日致张兆和的信 我名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快廿年了。并无任何一门专长，只不过是个常识比较丰富的文物工作者而已。一个国家历史博物馆，问题多，杂事多，对内，对外，要的常识也格外多。所以我始终不离开。工作十分琐碎寂寞，通无所谓。文化大革命以来，被称为反动专家“权威”，快三年了，要承认，没有这个资格；要否认，没有分辩能力。血压长在二百以上，心壁磨损已无复原希望。写检讨，写来写去只是消极认错，积极性却在相对消耗，不是办法。因此写这个信，陈述一下检讨到和不到处，供上面参考。 我是个五四以后旧文人，卅年中写了几十本坏小说，在旧社会起过一定有害作用，对于促进新社会的产生，无丝毫贡献可言。解放挽救了我。经过长期学习，几几乎每年都自写份“自我检查”，而用一个“补过赎罪”心情，在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陈列室和库房转了整十年。一切常识就由于这个实践基础上得来的。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虽有个作协会员名分，在博物馆则算是“研究员”。除了六二年在参观井冈山时，写了几首旧体诗，发表于《人民文学》，此外只在最近写了首《巴黎红五月》（被小将搜去了）半新不旧诗，还像个样子，别的全说不上！事实上，我整十年中，实心安理得极其乐意一面学习，一面作个普通“说明员”，进行自我改造的。即或在某些公众场合，为外面集体观众介绍商讨某一专题性文物问题时（例如外来大专史学系或陶瓷学院、丝绸学院实习生介绍材料，或带丝绸去宁、苏、浙为工人展出协助生产时），也首先不忘说明自己身份位置，只是一个“普通说明员”，“普通工作人员”，既不是什么“专家”，更不是什么“领导”。因为除做事外“名”和“权”对我毫无意义。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过去在写作上我“自以为是”，犯过极严重错误，在新的工作中，总希望不再出乱子就好。即或遇事相当谨慎，并且永远是用《实践论》指示求知识的基本方法，去反复求证。实物不足，再结合文献去相互印证。由于学习主席著作理会不深，应用到工作实践上，只是点点滴滴，特别是个人过去史部学底子极差，因此实物接触虽比较多，而到结合文献互证时，取得的成果，还是极其零碎。且不断的会犯提法上或结论上错误。学习为人民服务，虽热心有余，但认识不足，例如正当新历史戏流行时，我对于好几个新历史戏，如《屈原》、《蔡文姬》、《胆剑篇》、《文成公主》、《武则天》等等服装道具，都提供过材料。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工作组时期，说我是“反共老手”，后来群众改成反动专家“权威”。直到如今。 照我自己认识，过去写作上所犯错误，除五○年即写过较长检讨公开发表，且经港报转载外，此后还不断在别的方式上，一再检讨过。这一次又向革命群众作过几次较深刻书面检讨。关于近十八年工作中的大小错误，又另外检讨，举出大小六十事例。有不够处，也难免有过分处。比如检查中自以为是“蒋介石王朝的点缀品”，和事实即不尽符合。五四年从香港《文汇》或《大公报》传来消息，即提起过，我“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受禁止显然即可说明问题，对他们不利才受禁止！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人作品，似即并不闻有同样遭遇！所以说，我一切作品都有利于国民党，给三四十年代人说来，似不可信的！ 我生长于湘西苗乡小县城，虽来到大城市已半世纪，还在几个大学鬼混了二十年，乡下气质始终并未去尽。对工作还有热情和耐心，能克服学习方面的种种困难，最初即一无所知，到一定时期，总可望把它搞通、学好。做事从不走捷径，投机取巧。但应付人事，却极端拙劣，无知无能，毫无机心，不会处理，不明世故。比如本馆有五位馆长，十八年来就有好几位馆长家中，我始终还未到过一次。即此一事，便可知我那里会对馆中“争权”“争位”有什么野心兴趣？ “能处常而不善应变，能任劳而不善任怨。”缺点显明，无可讳言。因此弱点，在冲击中报废，也十分自然。 比如说，我搞的综合文物，是种十分费力不讨好，科学院或大专院校史学家照传统习惯，从不承认这也算得是什么学问的。至多叫个“万金油”，毫不觉得重要的。只有我自己明白，一切文物制度常识，若比较丰富踏实，对各方面都还有帮助。除本馆陈列说明应用得上这种“万金油”，其他专题性博物馆，如军事博物馆古代部分，除兵器本身外，如何应用作战，以及如何作战宿营，步骑配合……都得从形象取证！此外乐舞博物馆，服装博物馆，陶瓷、丝绸博物馆，有需要时，我的常识，都或多或少可提供些资料，配合服务。此外常识当成副产物，至少还可用于两方面。 一是大专院校文史系教古代文学或史传文章，会遇到一系列东东西西，说不清楚，注不明白。查书无可查，查到了还是不明白。事实上博物馆却有上百万实物睡在库房中，无人过问。教书的永远是停顿到抄来抄去阶段，从来不会有人想到郑玄、刘熙博学注不清楚的事物，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认真学习《实践论》，能有所会通，就会把它弄得十分明白清楚。而且还可以成为“常识”。记得为解决科学院文学所注解古典文学的麻烦，即曾正式向何其芳建过议，要正视这个问题。从所中抽调个年轻研究员，来馆中学习，或带着问题学，或广泛学，有二三年时间，帮同他搞点资料，用处大而多！不重视，因为前无此例。事实即是老办法抄书，极省事。新方式，一样一样学去，较困难。所以也可以说这份副产物虽有用，还不得其用。这里也似乎即有唯心唯物两条路线的斗争！ 其次，即用来破除历来传统鉴定字画旧方法形成的一切老迷信，用处更大。不问是什么“徽宗”“高宗”“章宗”“乾隆”的皇帝题字作诗，还是近千年来的名士专家题跋鉴定，一用衣冠器物制度常识作新的综合分析判断，许多名画珍图产生的年代、作者，就成了问题。或许有的“国宝”，便成为假的破烂，成为“参考品”或“处理品”。这从实际说来，我用的新的唯物的鉴定方法，正是破除帝王名流专家“权威”迷信最有力的工具，工作是值得鼓励，值得推广，还可望从不断充实改善中，成为毛泽东时代用《实践论》为学习求知识基础，来破旧文化中字画鉴定法积习迷信十分有效的。是用土方法战胜洋教条旧传统一项新试探。工作本来是进取的，向前的，同时也近于革命的。可是若尽把我向反动专家“权威”名分上推，我既毫无能力来作任何分辩，也不可能来和这种传统荒谬进行斗争了。不过心理殊觉得“真可惜，这一冲，别人可不当回事，我这脆弱神经可全崩溃了。许多对于打权威共同提高所作的努力，全完事了。对国家说，似不大经济！”因为据我所知，训练一个文史教授或专家，还比较容易，训练一个“有常识”的文物研究员，而这份常识又纯粹奠基于一个“物”的基础上，实在不容易。这从国内文博现状也可以明白了。学院式学考古，懂金石文玩的人，有的是。有文物常识能有所会通，应用到工作上能有所发明，有所发现的可并不多。 据我所知，文物界鉴定字画方法，是有路线斗争的，目前还是在旧式唯心论或经验论专家“权威”占一面倒势力。一切听他们的意见，浪费了许多国家钱财，收了许多时代有问题，作者有问题，又或从个人趣味出发，用高价收了许多不必要的文人写意画。皇帝全死了，专家“权威”也死了，他们共同对这幅画作成的荒谬鉴定，却并不失去作用，无人敢于怀疑。 前几年，旧文化部花了许多钱，聘请了几位海内著名字画鉴定家，去全国鉴定“国宝”时，我只除了看本馆藏画，可以列席，过故宫看重要名画，即请求列席，也不许可。至于跟着全国去学习，更无可望了。即明白知道，一谈起“南唐”、“宣和”、“绍兴”等装裱、隔水、引首、册页面等等，必然会要牵涉到绫锦时代、名目问题，无从含胡。有关这部分材料，我应当有较多发言权，不见过不明白的，也应分让我有机会看看。因为明明白白国内懂这一行，学这一行没有几个人。何况我去对他们工作有显明帮助，还是不让我去。主要理由就是我不懂字画。事实上，有千百种专家“权威”不易判断时代的画幅，特别是人物故事画，或有车乘马匹日用家具的山水卷子画，从衣服制度和身旁携带日用家伙等文物常识，都可以得到许许多多有力旁证。可以帮同判断出相对年代。 例如马匹装备，从头到尾，都充满时代特征，更容易并合其他材料，判断年代。即或只是一只孤立的鹰，鹰脚下站的那个锦垫，若上有花纹，也即是一种线索，还可以估计出年代！但要的是对这样那样都“有常识”，若极端轻视常识，那自然就只好大家围着画猜谜子了。就我所见，《洛神赋图》、展子虔《春游图》、韩氵晃《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有的花了几百两黄金买下，有的还派了人去香港花了若干万港币收回，目前都当成“国宝”看待。用我的常识来破，时代作者就都不可靠，都有问题。有一画还假得十分可笑的，即受专家特别称赞的《五牛图》。 正因为旧文化部领导人，只知重视专家“权威”，而轻视文物“常识”作用，所以从不要专家也认真学学“常识”。记得历博十多年来曾举行过一系列文物展，对于古文化史有千百种新材料出土，千百种新问题发现。我长时期在陈列室作说明员，就从无一个什么“艺术家”或“专家”或大学文史教授向我提过一个问题，大多溜了一转，就不见了。似乎什么都不必学，一看即懂，这是可能吗？ 例如故宫有个鉴定字画大专家，有一年，把一幅元人画戴罟罟冠小画，照什么“御题”“御览”称作契丹画家胡虔作品，陈列出来。我曾好意告他：“这不会是胡虔。” 当时就悻悻然说：“你怎么能断定它不是？”“因为帽子不是。”“胡虔时女人就不戴这种帽子？”我明白他一面是不承认我对字画有发言权，其次是相差三百年契丹和元蒙妇女帽子的区别他毫无兴趣，就不便告他“那帽子用的是什么材料做的也知道”，不再说下去了。 这小小事例，并不妨碍这个专家的真正长处。但也可以看出，用《实践论》求知识方法学来的广泛文物常识，作为有力的武器，来攻打文物界字画鉴定“权威”顽固堡垒的工作，还未真正开始。工作也还十分艰巨。因为首先是搞文物工作的人，即还有大部分不知重视文物常识，依旧迷信“权威”，绝想不到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事事物物，若分别明白它个别历史发展性，和彼此相关性，用来鉴名画，打权威，判真假，定时代，是种有力武器。用得其法，即或不起主要作用，也还可以起辅助使用。若搞文物的还多不知手中有武器可用，至于写美术史的，居多手中只是一支笔，除了结论照抄，自然就更说不上特殊眼光了。这人文笔越好，即只能越会夸大胡说，更加引人走入迷途，扩大艺术批评中唯心论市场。这市场，且因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设立，而加速扩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斗争，还是很不容易进行，可能还得经过些曲折，并不是短时期即可见功的。 若我早日得到解放，短时期又不至于被高血压心脏病收拾报废，幸而能活得稍久一点，抢抢时间，挑几十幅被专家“权威”奉为“国宝”的名画，试用土方法学来的文物常识破一破，就这个领域的唯心唯物作一回较量，看是谁有道理，即可证明严格遵照主席《实践论》所指示我们学习知识的方法，得到的常识，将显示无穷威力。而所谓一堆皇帝和专家“权威”的鉴定，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推翻，还它个本来面目。 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行三年，各方面都取得全面胜利。艺术方面八个样板戏剧歌舞成就更为世界所公认。惟在文物系统方面，直到如今为止，多只听说某某金石专家“权威”，某某字画鉴定专家“权威”假公济私，营私舞弊，低买高价售出一经揭发，便搞垮了。从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私生活破，固然也是一种扫荡。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名家法眼”权威性，还是并不曾动摇分毫。甚至于在他们死去以后尚有长远影响，附着于那些名画中，流毒下去。 如条件许可，又有需要，我希望能作个小文，先试来破一破。他们私生活已有了大量揭发，不待说了。即谈本业，从讲道理出发，也一定会把一些帝王名士、专家“权威”对于若干名画共同作伪造成的假象，用常识判断为“呀呀呜”，这个破便大大不同了。这是不甚费力即可作到的。 若把我本人尽长远搁在反动专家“权威”名分上，这种破的工作，是不可能进行的！ （选自《沈从文全集》第27卷·集外文存，北岳文艺2002年12月版） 图： 沈从文在江陵城外 王予予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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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 发表于：2005/7/23 1:08:39|
１００岁的沈从文 南方周末 2003-01-16 14:43:24 | |||||||
 □本报驻京记者夏榆 小说家沈从文“搁笔”之后，曾经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不忘其履 46岁的沈从文发表他完整意义上的最后一篇小说《巧秀与冬生》，是1948年年初。同年12月31日，在题赠一个朋友的条幅中，他留有“封笔试纸”字样。其时，距他开始职业作家生涯的1927年，是21年，距他自己认定开始“写作”的1925年，是23年。23年间他完成的小说创作近300万字。在纪念沈从文诞辰100周年之际推出的浩大的《沈从文全集》中，单是书信部分也有近300万字，占了9卷，内中8卷写于1949年之后。 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写作，还包含在《沈从文全集》的“诗歌卷”、“集外文存卷”和5卷“物质文化史”中。诗歌卷所收录除写于1920年代的新诗外，还有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旧体诗。1962年，小说家沈从文突然成为一个旧体诗诗人。 1962年，沈从文与阮章竞等8位作家赴江西老区的时候，身边带着近10万字的小说素材，预备用一年时间写20万字的长篇。 “1950年代，在停了文学创作以后，他在很多阶段曾经有过不少次试图重新掌握用笔的能力。做过很多努力。他1948年就已经在构思一个长篇，写我母亲的一个堂兄张鼎和。张曾经是北方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回到家乡安徽搞武装革命，在安庆被捕牺牲。父亲过去写过一个短篇《大小阮》，其中一个人物原型就是他。” 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回忆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作安排，严文井这些老朋友向他约稿，都希望他能够回到专业作家队伍中来，不要在博物馆搞他那些东西。1960年代初被称为‘小阳春’。1960年、1961年有很多历史戏上演。很多戏请他做顾问。服装道具如何符合历史的氛围，制度、人的举止是怎样的。都想利用他的杂知识。这类社会服务的事情非常多。历史博物馆1959年搬到新馆，一些重大的课题比如服饰史研究需要他全力以赴，另一方面，又有不断的外面的推动，希望他去搞文学创作。对他来说，很矛盾。终于在1961年，对拟议中的长篇做了一些准备，专程3次跑到宣化找张鼎和的遗孀、女儿详谈。 “1962年作协安排他们几个作家去江西老区，准备长期住下去。但是谁也没有留下来。去的时候是冬季，父亲觉得身体适应不了。最主要的还是，真要拿起笔来的时候，还是心中有顾虑。虽然是‘小阳春’，文学里的禁忌还是很多。 “父亲在江西只呆了3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去看他喜欢的陶瓷，帮着参谋如何改进生产去了。带回来的是一批旧体诗。旧体诗跟长篇一点关系都没有。” 沈从文的旧体诗一直写到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内容比较驳杂。有许多谈历史的。其中最长一篇的，是讲文字发展史，讲笔墨纸砚的发展和朝代的演变与文字的关系，有几百行。那是他在干校一个人住的时候，手边什么都没有，花了十几天时间写出来的，“写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发表”。 未发表和未打算发表的还有沈从文写于1950年到1982年之间的未完成小说。被收入“集外文存卷”，归入《忘履集》。是他曾经努力“找回用笔能力”的一些印迹。 “全集”第27卷“集外文存”，内中8个集子，全部是未刊稿。《忘履集》之外，两个集子是他的杂文和散文，5个集子收录了沈从文写于不同年代的各种自白、申述、说明、思想汇报和谈话。 温故1949 “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沈从文在多年以后这样说。1949年沈从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当时14岁的沈从文长子沈龙朱成为这次精神危机的见证者。 “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我去北大，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1月以后他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 1949年3月的一天，14岁的沈龙朱看见父亲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 但是他还是没有能阻止父亲再次的自裁行为。几天以后沈龙朱上学，“父亲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 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声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张中和破窗而入。“父亲已经用小刀将手腕上的动脉、脖子上的血管划破，处于昏迷状态，头上手上的鲜血流得一塌糊涂，样子很吓人。” 张中和把沈从文送到了位于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被医生救活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 沈从文在1949年元月写道：“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1951年，沈从文在他写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写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 午门城下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在另外一篇也是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他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作家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从文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大学教授当讲解员，沈先生自己不觉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凄然”。 1953年他接到开明书店的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同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 沈从文在检查里说：“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沈从文1968年写过一份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检查中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着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 沈龙朱在反右时是沈家惟一的党员也是惟一右派，他说：“反右的时候父亲就是没事。他确实没事，反右一开始他是到青岛去，在青岛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来就忙他的文物，搞这个展览，搞那个展览，有人动员他参加座谈会，他就是不去，去了也不说话。别人找不到他的把柄。” 1966年，“文革”开始，沈从文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罚扫女厕所，他写出的那本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列为毒草，印不出来了；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三间住房，被人挤占两间；家八次被抄，书稿图籍、文物什物有的被抄走，被毁掉，有的堆在院里，只好论斤卖掉。到了1969年11月，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沼泽地区看菜园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住处换了6次。 魂归凤凰 沈从文际遇的大改变是在1980年代的中期。随着中国政局的变更，社会环境日渐宽松。1980年10月，沈从文应美国多所大学的邀请，偕夫人赴美讲学，从东部到西部，在15所大学讲学23次，受到热烈欢迎。 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忆说：“沈有孩子心，特别的活泼可爱，拼命地写书法卷，送他几十年未见的学生和朋友。内容是旧体诗，常常是指桑骂槐，讽刺时事。” 在面对人群演讲时，沈从文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 沈从文体验到的明朗温暖的时光很短。1983年沈从文患脑血栓，造成部分瘫痪。 画家黄永玉说：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而国内只有《文艺报》发了50个字的短消息。 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清山的五彩石下，他的墓碑刻着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龙朱说：“我觉得父亲在晚年的时候有一种对世事的洞彻，他已经能超越他的际遇看人看事了。” 图：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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