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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香橼边藤 发表于：2005/11/28 13:06:27在文革前夕密云不雨的日子里，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完全被蒙在鼓里不同，周恩来由于事先有毛泽东的打招呼，心里多少有些底，知道毛在政治上将有大的动作。尽管这时他对毛的全盘意图还不大清楚，不过凭借其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觉察出政治气氛的诡谲，山雨欲来，并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堂。像罗瑞卿的问题，周恩来就看出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政治上的交易。所以当深感委屈的罗瑞卿要求见毛、林一面，当面把问题解释清楚时，他就给挡了下来。但罗不知就里，仍然执意要给林彪打电话时，周本人也在电话上急了起来，大声说道：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各项准备大体就绪后，拋出了姚文元的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下令全国各地的报刊转载。然而出师不利，不仅在学术界受到抵制，普遍对该文深文周纳，杀气腾腾的政治批判颇多非议，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决定北京各报刊暂不转载，甚至连《解放军报》也按兵不动。这种情况，让毛泽东大为恼火，更加认定北京是由刘少奇控制下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为此，毛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他出面进行干预，解决转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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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命难违，在两难之中，善于调和矛盾的周恩来采取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先是说服彭真，提议召开专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同时又竭力淡化姚文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将其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为此，他有意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并亲自修改审定了编者按，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还煞费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双百方针”的讲话，以增加编者按的权威性。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和稀泥的作法并不满意，不过毕竟是解决了在北京转载的问题，初战告捷后，毛并没有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继续在幕后静观势态的发展，等待抓对手的辫子。所以，当彭真携带旨在试图对已经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术批判运动加以约束的“二月提纲”，专程到武汉汇报时，毛再次施展“阳谋”，故意对这个明显违背自己意图的文件表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以便麻痹对手，引蛇出洞。与此同时，毛叉对江青面授机宜，让她到林彪那里搬救兵，以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让军队介入这场斗争，在政争中扮演威嗫力量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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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一直在幕后评估形势，寻找做文章的题目和时机的毛泽东发动了第二波攻势，拿刘少奇所掌管的对兄弟党的工作开刀，有意在政治上造成“关门打狗”的局面。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决定派代表团前去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采月又在会上与之斗争的方针：同时在中曰两党联合声明的问题上’考虑到日共非执政党的处境，同意在两党联合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而代之以“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把外交部的演示文稿批给在京中央常委，说：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毛称此举是当作“挑战策略”的，“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完全推翻了在京常委原先所作的决定，彻底关闭了中苏之间仅有的对话大门。接着，毛泽东又向纵深突破，矛头直指刘少奇的亲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机会，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一篇话，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压制学术批判的问题，表示了严重的不满，提出“北京有人造反”；并针对□□部扣压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稿件一事，警告说：宣传部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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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本来是想在这次会议上以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一举解决彭真的问题，打掉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后，却得不到两人积极的响应，刘本人更是不会赞成，所以只好暂时作罢。散会后，刘少奇出访东南亚。一直在一旁观风的康生趁机奏了彭真一本，给苦于一时找不到借口的毛泽东提供了炮弹。康生利用陪同接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汇报了不久前，彭真让□□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部打个招呼，批评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一事，说这是彭真“整到主席头上了”。这一下，毛泽东终于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师出有名了，说服党内多数人相信彭真等人确实正在阴谋反对他本人，“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迫在眉睫，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来彻底摧毁他们。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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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毛泽东决心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揭开彭真问题的盖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曰，他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当时，因刘少奇不在国内，邓小平去西北视察工作，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攸关事态发展。对周的态度，毛心中有数，早就算计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着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选择。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有意压了一下，以便有时间可以从容考虑一下。实际上，周已经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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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从个人关系上来说，周恩来对彭真的为人并无太多好感，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期间。当年彭真追随毛泽东、刘少奇整肃党内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唯我独革，不能容人的霸气，让他很不以为然。不过，当时周氏自觉理亏，并没有过多计较，长期以来，还是一直把彭作为党内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来看待。在工作中，更是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对彭真的欣赏和重用，让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而对他尊重有加，乃至以党的副主席之尊，主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对此，彭真曾多次对自己下属不无感触地提起这一点。即使在后来毛泽东已对彭真表现出明显不满以后，周恩来也并没有马上就跟着变脸。如前所述，当毛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根据江青的告状，为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评彭真在北京搞“独立王国”时，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小心翼翼地为彭真缓颊，表示：我还没有什么感觉。让毛泽东碰了一个软钉子。这次，周恩来无法再这样做了。从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谈话中，他已经看出毛拋出彭真的决心已下，而且正在盛怒之中，如果这时再为彭真讲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牵累进去。因为毛在这次严厉斥责彭真包庇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共知识分子的同时，也点了周的名，说：“周同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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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考虑，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不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回家检讨休息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伍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挥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由来。远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对祸起萧墙的情况毫无所知，甚至在回国后，奉命紧急飞往杭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途中，仍被蒙在鼓里，还把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面对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党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势，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认了毛对自己头号干将的开刀问斩。这样，彭真成了文革祭坛上的另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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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软弱退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附和屈从，令毛泽东更觉得可以无所顾忌，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作为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与此同时，毛又与林彪达成默契，让他在会议上唱主角，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五月十八曰，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危言耸听地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颠覆的恐怖气氛。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子”检讨，招来众人的围攻批斗。《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当其冲，机关和学校很快就陷入混乱和瘫痪之中。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有意造成的局面。在成功地对刘少奇实施了“清君侧”之后，毛并不急于与刘正面交锋，而是设法把群众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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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非常清楚，建国后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对中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早就深为不满，从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怨气在被反右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这些年来积怨更深。为此，毛决计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反其道而行之，把群众中的怨恨情绪这把火烧向刘少奇。于是，毛泽东有意识地把水搅浑，制造上下之间的对立，在幕后遥控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报刊，挑动群众起来造反，布下了群众运动的“火牛阵”，并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通过这样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祸水引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在刘少奇穷于应付迅猛而来的乱局之际，毛泽东远离京城，同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等待时机，对刘少奇展开最后致命的一击。 刘少奇不知就里，完全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一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虽然被迫接受了毛发动文革运动的既成事实，但对此既不理解，更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忧心仲冲，心里茫然无底。为此，他一方面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迅猛而来的运动作出八条限制性规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但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无奈之下，刘少奇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它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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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则不动声色，不但对刘少奇所提的问题一概不明确表态，委托他下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不知是计，还以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于是在返京后，决定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取代已经瘫痪的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力图扭转日趋恶化的局势。然而，仓促上阵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被夹在中央内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的对立中间，左右为难，动辄得咎，非但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矛盾，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这样一来，正好堕入了毛的圈套，与造反的学生形成严重对立，导致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发生。这种局面，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阵”之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审判者的姿态来收拾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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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刘少奇、邓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主张文革应由群众自己进行，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刘、邓则不肯退让，指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给顶了回去，并在各个学校中展开了反击，抓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囿于形势，中央文革暂时处于下风，不过却在暗中不断把收集到的工作组“压制革命”的材料密报给毛，从而让毛掌握了整刘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有意作了象征性的举动一在武汉畅游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不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虽然有心在工作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用简单撤销工作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平息当时各大、中学校学生轰赴工作组的风潮，而且见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们与周恩来之间原本十分脆弱的联盟，自觉大势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销工作组。七月二十三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党对运动的领导总得通过某种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列举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运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不欢而散。 已经被毛泽东布下的“火牛阵”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是在幕后旁听。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当众给他一个难堪。于是，这次会议的末尾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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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打算走回—一八厅，但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把幕拉开，毛闪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合前。全场学生欢腾不已。毛举手向台下的学生们打招呼。学生们着魔似的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蜡。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八厅。周恩来像忠大般地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是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这种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自己登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下去，想在全会上点一把火。毛泽东在信中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异乎寻常的支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却远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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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八月四日，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 ）。” 这样一来，不啻火上浇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救药，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 。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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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头，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都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却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瞭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在随后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迫于政治压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纷纷向刘少奇开炮，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场面。林彪这时大概已经看出了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玩弄的权谋，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邓来防范他的用心，所以在会上除了批刘之外，有意把矛头转向邓，批他在编辑处理毛选四卷注释的问题巳，为他本人和二野评功摆好，指邓和吴哈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在会后交权。一在会上对刘、邓两人的批斗中，周恩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了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一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在这次废黜刘少奇、起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毛就采取了这种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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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于是，毛泽东决心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揭开彭真问题的盖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曰，他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当时，因刘少奇不在国内，邓小平去西北视察工作，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攸关事态发展。对周的态度，毛心中有数，早就算计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着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选择。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有意压了一下，以便有时间可以从容考虑一下。实际上，周已经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平心而论，从个人关系上来说，周恩来对彭真的为人并无太多好感，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期间。当年彭真追随毛泽东、刘少奇整肃党内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唯我独革，不能容人的霸气，让他很不以为然。不过，当时周氏自觉理亏，并没有过多计较，长期以来，还是一直把彭作为党内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来看待。在工作中，更是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对彭真的欣赏和重用，让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而对他尊重有加，乃至以党的副主席之尊，主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对此，彭真曾多次对自己下属不无感触地提起这一点。即使在后来毛泽东已对彭真表现出明显不满以后，周恩来也并没有马上就跟着变脸。如前所述，当毛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根据江青的告状，为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评彭真在北京搞“独立王国”时，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小心翼翼地为彭真缓颊，表示：我还没有什么感觉。让毛泽东碰了一个软钉子。这次，周恩来无法再这样做了。从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谈话中，他已经看出毛拋出彭真的决心已下，而且正在盛怒之中，如果这时再为彭真讲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牵累进去。因为毛在这次严厉斥责彭真包庇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共知识分子的同时，也点了周的名，说：“周同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经过两天的考虑，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不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回家检讨休息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伍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挥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由来。远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对祸起萧墙的情况毫无所知，甚至在回国后，奉命紧急飞往杭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途中，仍被蒙在鼓里，还把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面对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党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势，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认了毛对自己头号干将的开刀问斩。这样，彭真成了文革祭坛上的另一个牺牲品。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刘少奇的软弱退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附和屈从，令毛泽东更觉得可以无所顾忌，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作为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与此同时，毛又与林彪达成默契，让他在会议上唱主角，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五月十八曰，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危言耸听地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颠覆的恐怖气氛。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子”检讨，招来众人的围攻批斗。《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当其冲，机关和学校很快就陷入混乱和瘫痪之中。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有意造成的局面。在成功地对刘少奇实施了“清君侧”之后，毛并不急于与刘正面交锋，而是设法把群众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毛泽东非常清楚，建国后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对中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早就深为不满，从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怨气在被反右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这些年来积怨更深。为此，毛决计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反其道而行之，把群众中的怨恨情绪这把火烧向刘少奇。于是，毛泽东有意识地把水搅浑，制造上下之间的对立，在幕后遥控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报刊，挑动群众起来造反，布下了群众运动的“火牛阵”，并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通过这样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祸水引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在刘少奇穷于应付迅猛而来的乱局之际，毛泽东远离京城，同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等待时机，对刘少奇展开最后致命的一击。 刘少奇不知就里，完全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一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虽然被迫接受了毛发动文革运动的既成事实，但对此既不理解，更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忧心仲冲，心里茫然无底。为此，他一方面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迅猛而来的运动作出八条限制性规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但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无奈之下，刘少奇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它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毛泽东则不动声色，不但对刘少奇所提的问题一概不明确表态，委托他下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不知是计，还以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于是在返京后，决定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取代已经瘫痪的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力图扭转日趋恶化的局势。然而，仓促上阵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被夹在中央内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的对立中间，左右为难，动辄得咎，非但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矛盾，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进学生。这样一来，正好堕入了毛的圈套，与造反的学生形成严重对立，导致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发生。这种局面，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澜而变得更加严重。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牛阵”之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审判者的姿态来收拾他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2. 刘少奇、邓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主张文革应由群众自己进行，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刘、邓则不肯退让，指出“这是不要党的领导”，给顶了回去，并在各个学校中展开了反击，抓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激进学生。囿于形势，中央文革暂时处于下风，不过却在暗中不断把收集到的工作组“压制革命”的材料密报给毛，从而让毛掌握了整刘的把柄。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有意作了象征性的举动一在武汉畅游长江，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不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虽然有心在工作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用简单撤销工作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平息当时各大、中学校学生轰赴工作组的风潮，而且见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们与周恩来之间原本十分脆弱的联盟，自觉大势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销工作组。七月二十三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党对运动的领导总得通过某种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列举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运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不欢而散。 已经被毛泽东布下的“火牛阵”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是在幕后旁听。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当众给他一个难堪。于是，这次会议的末尾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打算走回—一八厅，但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把幕拉开，毛闪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合前。全场学生欢腾不已。毛举手向台下的学生们打招呼。学生们着魔似的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蜡。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八厅。周恩来像忠大般地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是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这种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自己登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下去，想在全会上点一把火。毛泽东在信中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异乎寻常的支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却远没有解决。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八月四日，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 ）。” 这样一来，不啻火上浇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救药，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 。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头，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都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却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瞭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在随后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迫于政治压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纷纷向刘少奇开炮，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场面。林彪这时大概已经看出了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玩弄的权谋，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邓来防范他的用心，所以在会上除了批刘之外，有意把矛头转向邓，批他在编辑处理毛选四卷注释的问题巳，为他本人和二野评功摆好，指邓和吴哈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在会后交权。一在会上对刘、邓两人的批斗中，周恩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了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一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在这次废黜刘少奇、起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毛就采取了这种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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