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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香橼边藤 发表于：2005/11/28 13:51:50江青虽然刚刚挨了林彪一顿臭骂，不过她知道拉住林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军队和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关系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团结，共同保住文革大局。为此，她暂时把心里的不快放在一边，执行毛的意图，登门拜访，做通了林彪的工作。至于周恩来，毛泽东很清楚他在“大闹怀仁堂”中的暧昧态度和实际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毛当然不悦，不过还是准备放他一马。这并不是对周有意迁就，而是着眼于大局的缘故，在目前乱局的情况下实在离不开他，需要依靠他来维持支应局面。所以毛在着手反击时有意保护了周一下，制止了中央文革准备印发涉及周的材料。毛相信周是聪明人，只要自己表明态度，他就会紧跟上来。对此，毛是心中有数的。二月十八曰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上，毛发了雷霆震怒，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其实，这还是后来在传达时经过周恩来修改得比较委婉的说法。毛的原话远比这个厉害得多，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接下来，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然后又危言耸听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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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人无不被毛泽东这一番盛怒之下说出的充满要挟的语言所震慑住，一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吭声。用后来康生的话说是：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革运动也将半途而废。同时，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他与党内元老派分割开来。这样对局既是一种拉拢，也是一种警告，让他好自为之。为了缓和当时会上的紧张气氛，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为几个老总缓颊
转圜，主动检讨承担了责任，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主席息怒。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发怒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这种不同看法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担心“误会成泄气”，“像诉苦会”的作法，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这次“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气犹未平的谭震林写信给当年在井岗山共过事的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 ，同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
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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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一既减轻了历史灾难，又延长了历史灾难。毛泽东在以自己“无产阶级的震怒”压服了党内高层“大闹怀仁堂”
的反抗后，并不想轻易放过这件事，他还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势肃清文革的反对势力，把他们从中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周恩来本来就和这些直言谏诤的党内元老派在思想上有着不少共鸣，历史上也有着很深的关系，被认为是他们的“总后台” ，因而批斗他们，对周本人来说，无异于是陪绑。更令他难受的是，毛泽东偏偏又不放过他去，指定由他来主持这一批斗会，让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虽说周本心并不愿意这样干，但在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全部出动，大张挞伐的情况下，又岂能独善其身？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节，周恩来再次屈从毛的意志，硬着头皮充当了会议主持者这一尴尬的角色。周恩来 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千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 ，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 ，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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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中刻意保持低调，同赤膊上阵，大张挞伐的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拉开距离，宁可被指为在路线斗争中“动摇” 、“和稀泥” ，也不愿对党内军中的老总们无限上纲。他利用自己担任会议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数时间里保持缄默，只是在最后作
会议总结时，对谭震林、陈毅等进行了批评帮助，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政治上从严进行批判，同时又为他们作了某种开脱，认为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一时冲动而讲了错话。与此同时，周恩来检讨了他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没有掌握好会议，应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负责，同时也为自己作了某种辩护，委婉地反驳了江青一千人对他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和稀泥”的指责，只是承认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上“有些迟钝”，“不那么敏锐” ，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尖锐的，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也是从不含糊的，党员总要遵守纪律。并举例说明对谭震林、陈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支持。 在“大闹怀仁堂”这一回合中，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大败亏输，不仅未能扭转时局，反而遭受灭顶之灾，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原先由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一在党内高层中曾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阵营，从此不复存在。参加碰头会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不是被责令请假检讨，就是陷入听命于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轰” 、“火烧”的纠缠之中，即使一时“打而未倒”，也无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原有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迫中断，在无形中散摊，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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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全盘谋划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夺权部署的组成部分。对此，大陆学术界避免论及这一点，不敢触及毛本人在这场近乎宫廷政变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笼统地把它说成是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实际上，毛泽东本人才是这场“逼宫”戏中的幕后主角，中央文革不过是在前台奉旨行事罢了。“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先是张春桥，后是江青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交给文革小组。 很显然，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如果没有毛的首肯，江、张等人是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进行要挟，逼周恩来交权的。如前所述，周恩来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与江青暗中周旋多时，几次挫败了其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图谋，但这一次却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让党内文革派的逼宫如愿以偿。 此后，中央文革取代了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党内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控了大局，文革女掌柜江青更是权势大增，骄横跋扈。而周恩来则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基础，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在文革碰头会中势单力孤，事事受制于人，不得下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来顺受，乃至说出这样的话来： “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随着文革运动的全面展开，特别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夭折以后，周
恩来已经愈来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实质，不过是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所进行的一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 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由于党内元老派在“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几乎全军覆没，他已经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助力而成为“光杆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觅得栖身之地。后来，毛泽东出于大局的考虑，看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纯粹是个书生，办事能力很差，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乱局，才转而指定由周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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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板江青却并不买账，相反还感到愤愤不平。在江青看来，没有追究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实际扮演的角色已经是手下留情了，现在他竟然来染指她的领地，而且还喧宾夺主，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这是江青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她虽然对毛的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却更加迁怒于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动辄训斥辱骂，找碴刁难，极尽拆台排挤之能事，令周恩来的日子十分不好过。不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堪称超一流，远非一般常人所能相比。无论江青怎样胡搅蛮缠，他始终不动声色，表现得极为克制，他之所以对江青如此忍让，说到底还是因为已经看出毛泽东有意让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江两人合开的夫妻店而已，就连“副统帅”林彪也还要让江青三分。在这种情况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陶铸的垮台就是前车之鉴，落得晚节不保的下场，这是让周恩来内心深为忧惧的地方。周恩来非常清楚，一旦离开了权力圈，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反之，则总可以有所作为，对政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在目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更是需要有人出来支撑危局。在这一点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无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站稳脚根，就不怕江青无理取闹，而他则可以利用继续留在权力核心的地位，对时局发挥自己的影响。陈毅、谭震林几位在经历了“大闹怀仁堂”的风后，领教了毛泽东的翻脸动怒，看到了形势逆转后党内文革派的嚣张，都能体会出周的一片苦心，知道祸从口出，处处谨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乱放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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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豪启事”的风波“抓叛徒”本来是针对刘少奇做的文章，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深谙统御之术的毛泽东有意不明确表态，把有关材料批给文革小组阅存，借机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人心病，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为了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进行到底’毛泽东在坐镇指挥反击“二月逆流”的同时，继续在刘少奇的身上做文章。本来，刘早已败下阵来，成为网中之鱼，但毛对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态度，甚至亲自出马进行“火力侦察”。在一九六七年初全面夺权展开之际，毛泽东找刘少奇谈了一次话。可惜，刘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毛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自己很快就要大难临头，相反还天真地向毛提出辞职的要求，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对此，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正面表态，而是顾左右而言它，继续给刘少奇灌迷魂汤，说什幺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不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刘能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毛还建议刘“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据知情人说，江青事后向毛泽东点出：刘少奇还是不服。文革要深入发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干部是党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该打倒就打倒，该解放就解放，何用他多嘴！应该说，江青的这番话正好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实际上，毛之所以孤注一掷，采取全面夺权的非常之举，正是为了彻底铲除刘少奇日后东山再起的权力基础。在毛看来，刘提出引咎辞官的要求，骨子里是包藏祸心的，是以退为进，在收揽人心的同时，把党内对文革的怨恨统统集中到他本人身上来，准备有朝一日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他秋后算账，在这种情况下，如若不把刘少哥彻底斗倒批臭的话，毛是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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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批刘的新战役，当时，毛的党外朋友章士钊已经看出毛决意翦除掉刘的意向，曾经斗胆上书劝告毛不要这样做。但毛婉拒了章氏的诤言，称：“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并专门派人把中央准备抛出的有关刘的罪行材料送给他阅读。但是，章氏并没有被说服，相反在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对其养女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这年三，四月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场旨在从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新战役，内容包括“抓叛徒”活动和“革命大批判连动”，两者互相呼应，齐头并进‘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波、刘澜涛，安子丈、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问题的调查材料，其中刻意点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三月二十一日，毛父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对刘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称赞“写得很好”，并指定作为批刘的重头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文给刘少奇罗织了许多罪名，称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举国上下由此掀起了对刘少奇口诛笔伐的声讨浪潮。在这场本来是针对刘少奇而来的狂澜中，正在忙于应付乱局的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处境—度岌岌可危。不过，在幕后策动这场风波的倒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如前所述，自“大闹怀仁堂”事件后，江青一直对周耿耿于怀，接连寻衅发难。还在二月下旬，她抓住周为了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而提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时，事先只请示了毛而疏于向林彪报告一事大做文章，指责周“目无林副主席”，“架空主席的接班人”，并和康生一起向毛告了他的状，提出“此例不可开”。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向林彪写了书面检讨，表示：“这是一大错误。现特此认错，并保证永不再犯。请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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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江青在组织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中，有意把火引向周恩来，授意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充当倒周的急先锋，在社会上掀起了倒周的浪潮。三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连续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大标语，扬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与此同时，中央文革控制的宜传机器不时地批所谓“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为社会上的倒周浪潮推波助澜。五月间，在全国大举“抓叛徒”的浪潮中，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同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一直苦于抓不到周多少把柄的江青得知这件事后，如获至宝，立即转报了毛。五月十七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把这个问题正式端了出来，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并附上这一启事的抄件，逼周作出交待。事实上，这则反共启事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意在对中共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混乱，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舂夏，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接连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人员和组织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当时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担任
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在周恩来的坐镇指挥下，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动手之前，将人员和组织及时转移，挫败了国民党一举破获中共首脑机关的企图。随后，又临机处置了顾氏的一家老小，成为当时上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为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先是“悬赏通缉”他，未果之后，又由中统的张卫、黄凯伪造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刊登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间的上海各报上。而在此之前两个月，周氏早已秘密离开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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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击国民党伪造的启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采取了当时所能采取的各种措施，间接或公开地进行辟谣。甚至远离上海的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作为参与核心决策的局内人，周恩来对这场“抓叛徒”风的矛头所指自然有所了解，因而对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头上来，一时有些措手不及，特别是江青杀气腾腾的架势，更是让他感到来者不善，精神上压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人证物证俱在，况且他本人早巳在延安
整风期间原原本本地谈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毛泽东的态度。倘若毛决意要整自己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再怎样为自己辩白，也是在劫难逃。不过，周恩来相信这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因为扪心自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对文革的态度上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无二心，毛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鉴于这个问题事关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决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为自己讨回清白。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断然的否认，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氏放下了自己手头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由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不仅如此，他还留了个心眼，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一一拍照下来，印制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销毁。随后，周恩来又连夜写信给毛泽东，附送了登载有关“伍豪启事”的报纸合订本和他本人所编写的《大事记》，在信中详述了所查证的情况，为自己作了辩白，说：“伪造启事和（中共临时中央）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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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此时并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不高兴，但因为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深谙统御之术的毛知道“伍豪启事”是一个可以随时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题目，藉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为此，毛对“伍豪启事”问题故意不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令周恩来十分失望。本来，他寄希望于毛能够凭藉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说句公道话，迅速厂结此案：但结果却相反，非但没有在政治上还他一个清白，而且还被留此存照，作为—桩悬案挂了起来。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竞指定由中央文革掌管这部分材料。这不啻是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在很人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运，随时可以藉此事兴风作浪。事实上，江青早就握有周恩来的把柄，手里存有一些周本人写的检讨
条子，动不动就以此来要挟周。她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洋洋得意地对杨成武、吴法宪说：我这里什幺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这回，在得到毛泽东对“伍豪启事”的批示后，江青更加有恃无恐，自认为掌握了周的一大把柄，因而更不把周放布眼里，处处为难他，态度益发放肆无礼，出言不逊，摆出文革老板娘的架势对周呼来喝去，胁迫他为自己跑腿办事。“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毛泽东对“伍豪启事”不置可否的态度，江青心领神会，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周。她利用毛决定在《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之际公开发表该文的机会，暗中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倒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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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通过各种渠道向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进行“路线交底”，暗示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即将从中央揪出的大人物会“吓人一跳”。从五月中下旬开始，许多造反派组织四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在社会上掀起了炮打周恩来的浪潮。他们宣称：“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仅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要揪出中国的何西金”，“周恩来足老保，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其中外事口闹得最凶，提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学校转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陈毅，就必须动一动周恩来”，大有不扳倒周恩来誓不罢休的势头。在这种情形下，后来在中国政坛上扮演特殊角色、人称“两位小姐”的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这弄得毛有些哭笑不得。因为他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本意，是想给翦除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整到了周恩来的头上。这种干扰和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搞法，是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同意这种搞法。五月二十九日，他对王、唐二人的来信作了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江青虽然不情愿，但既然毛表了态，也不得个敷衍搪塞一下，于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见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不着边际地放了一通空炮之后，便草草收场，这样，总算是多少刹了一下社会上倒周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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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进入最为动乱的阶段。周恩来为应付内外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与江青一干人缠斗，苦撑待变。他抓住“火烧英国代办处”闯下大祸一事，转守为攻，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并趁势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自从全国各地展开夺权斗争以后，除了前述最初的几个完成夺权的省、市以外，大多数地区进展迟缓，无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斗之中，为争权打得你死我活。毛泽东所期待的那种可以看出胜负眉目的局面遥遥无期。为此，毛不得不转而号召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并企图以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但是，这对热衷于独家掌权的两派对立组织来说，却是对牛弹琴，收效甚微。这令毛大为头痛。不过，这时更令毛泽东担忧的还是奉命支左的军队普遍与当地造反派存在的紧张关系。二、三月间，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驻军在支左的过程中，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宣布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抢，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毛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压制革命左派，担心这样会影响决战胜负的力量对比，从而断送整个文化大革命。为此，毛泽东一再出面纠“偏”，强调：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四月间发出的所谓强调“正确对待群众”的《军委十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但是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变本加厉地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逼迫军队检讨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而对立面的组织则坚决站在军队一边，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由此导致各地两大派之间的武斗一再升级，由开始的棍棒、长矛发展为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真刀真枪地对着干，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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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六月份后，毛泽东似乎对眼前这种久拖不决的局面感到厌倦了，对各地两派之间无休止地打内战更是急于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他开始在认真考虑结束文革运动的时间表，随后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毛认为，文革运动中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转入就地解决问题，实现各派之间的大联合。为此，六月下旬，毛泽东指派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决云南，四川等省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为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当时两派武斗严重的武汉地区，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毛亲赴武汉，坐镇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再就近解决江西，湖南问题，势必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把国家从混乱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乱，毛的武汉之行要冒很大风险，生怕出现不测。因此在讨论此事的会议上，周起初同其它人一样从安全方面考虑，试图劝阻毛打消这个念头。但在毛的执意坚持下，他又带头表态支持毛的这一决定，并为此做了紧急布置，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落实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全权负责。作了安排布置后，周还不放心，又打长途电话给正在奉命解决西南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秉公安部长谢富治，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随后，周本人又连夜乘专机先期飞抵武汉，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甚至连毛下榻房间的沙发柏睡床都一一试过，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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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如此尽心竭力，除了时局正处于非常时期和这是他以君臣之道侍奉毛的一贯作法以外，还有两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氏当时在政治上还背着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因而有意以实际行动来处处表现自己对毛约尽忠尽职；其二，他当时已经看出武汉问题的背后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蓄意插手的结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遏阻林彪、江青联手整垮武汉军区、打倒陈再道的企图。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是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为人粗豪耿直，过去一直不大买林彪的账而被记恨在心：文革中，他又仗义执言，在会议上公开保刘少奇，于是又上了中央文革的黑名单。三月间，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取缔了当地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又称“钢工总”），并抓了其中的几个头目。这就成为林、江二人对陈再道及武汉军区大动干戈的题目，于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火烧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一类标语贴满武汉三镇的街头。不过，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想法与林彪、江青两人有所不同。一方面，毛不满意武汉军区在支左中压制造反派的做法，一定要让陈再道承认错误；另一方面，毛也不同意打倒陈再道，准备保他过关，认为陈是个大老粗，在政治上并不是刘少奇的人，只要转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他的。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当然更赞成毛的意见，认为解决武汉问题，还是要依靠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是可以控制武汉局势的……。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根据毛的决定，先期赶到的周恩来暂留武汉，根据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做军队的思想转弯工作。周随即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连续听取支仨情况的汇报，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锺汉华等军区领导主动承认错误，把抓的人放了。为了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他还对陈、锺交了底，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转告他们：临行前，主席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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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场的人无不被毛泽东这一番盛怒之下说出的充满要挟的语言所震慑住，一个个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吭声。用后来康生的话说是：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革运动也将半途而废。同时，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他与党内元老派分割开来。这样对局既是一种拉拢，也是一种警告，让他好自为之。为了缓和当时会上的紧张气氛，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为几个老总缓颊
转圜，主动检讨承担了责任，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主席息怒。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发怒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这种不同看法并非始自今日。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担心“误会成泄气”，“像诉苦会”的作法，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这次“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气犹未平的谭震林写信给当年在井岗山共过事的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 ，同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
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值得玩味的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却切中要害，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双重历史角色一既减轻了历史灾难，又延长了历史灾难。毛泽东在以自己“无产阶级的震怒”压服了党内高层“大闹怀仁堂”
的反抗后，并不想轻易放过这件事，他还要做更大的文章’那就是索性趁势肃清文革的反对势力，把他们从中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周恩来本来就和这些直言谏诤的党内元老派在思想上有着不少共鸣，历史上也有着很深的关系，被认为是他们的“总后台” ，因而批斗他们，对周本人来说，无异于是陪绑。更令他难受的是，毛泽东偏偏又不放过他去，指定由他来主持这一批斗会，让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虽说周本心并不愿意这样干，但在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全部出动，大张挞伐的情况下，又岂能独善其身？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晚节，周恩来再次屈从毛的意志，硬着头皮充当了会议主持者这一尴尬的角色。周恩来 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过激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千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 ，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 ，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周恩来又在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中刻意保持低调，同赤膊上阵，大张挞伐的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拉开距离，宁可被指为在路线斗争中“动摇” 、“和稀泥” ，也不愿对党内军中的老总们无限上纲。他利用自己担任会议主持者的身份，在多数时间里保持缄默，只是在最后作
会议总结时，对谭震林、陈毅等进行了批评帮助，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政治上从严进行批判，同时又为他们作了某种开脱，认为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一时冲动而讲了错话。与此同时，周恩来检讨了他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没有掌握好会议，应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负责，同时也为自己作了某种辩护，委婉地反驳了江青一千人对他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和稀泥”的指责，只是承认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上“有些迟钝”，“不那么敏锐” ，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尖锐的，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也是从不含糊的，党员总要遵守纪律。并举例说明对谭震林、陈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支持。 在“大闹怀仁堂”这一回合中，中共党内元老派的集体谏诤大败亏输，不仅未能扭转时局，反而遭受灭顶之灾，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原先由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一在党内高层中曾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元老派阵营，从此不复存在。参加碰头会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不是被责令请假检讨，就是陷入听命于中央文革的造反派“炮轰” 、“火烧”的纠缠之中，即使一时“打而未倒”，也无法再正常工作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原有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迫中断，在无形中散摊，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所期待和有意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全盘谋划中，在中央完成全面夺权部署的组成部分。对此，大陆学术界避免论及这一点，不敢触及毛本人在这场近乎宫廷政变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笼统地把它说成是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实际上，毛泽东本人才是这场“逼宫”戏中的幕后主角，中央文革不过是在前台奉旨行事罢了。“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先是张春桥，后是江青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交给文革小组。 很显然，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如果没有毛的首肯，江、张等人是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进行要挟，逼周恩来交权的。如前所述，周恩来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与江青暗中周旋多时，几次挫败了其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图谋，但这一次却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让党内文革派的逼宫如愿以偿。 此后，中央文革取代了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党内文革派由此完全掌控了大局，文革女掌柜江青更是权势大增，骄横跋扈。而周恩来则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基础，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在文革碰头会中势单力孤，事事受制于人，不得下对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逆来顺受，乃至说出这样的话来： “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随着文革运动的全面展开，特别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夭折以后，周
恩来已经愈来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实质，不过是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所进行的一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政治大清洗。 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由于党内元老派在“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几乎全军覆没，他已经失去了原先抗衡文革派的屏障和助力而成为“光杆司令”，不得不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觅得栖身之地。后来，毛泽东出于大局的考虑，看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纯粹是个书生，办事能力很差，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乱局，才转而指定由周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但是，中央文革的女老板江青却并不买账，相反还感到愤愤不平。在江青看来，没有追究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实际扮演的角色已经是手下留情了，现在他竟然来染指她的领地，而且还喧宾夺主，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这是江青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她虽然对毛的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却更加迁怒于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动辄训斥辱骂，找碴刁难，极尽拆台排挤之能事，令周恩来的日子十分不好过。不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堪称超一流，远非一般常人所能相比。无论江青怎样胡搅蛮缠，他始终不动声色，表现得极为克制，他之所以对江青如此忍让，说到底还是因为已经看出毛泽东有意让江青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江两人合开的夫妻店而已，就连“副统帅”林彪也还要让江青三分。在这种情况下，得罪了江青，也就冒犯了毛。陶铸的垮台就是前车之鉴，落得晚节不保的下场，这是让周恩来内心深为忧惧的地方。周恩来非常清楚，一旦离开了权力圈，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反之，则总可以有所作为，对政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在目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更是需要有人出来支撑危局。在这一点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无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站稳脚根，就不怕江青无理取闹，而他则可以利用继续留在权力核心的地位，对时局发挥自己的影响。陈毅、谭震林几位在经历了“大闹怀仁堂”的风后，领教了毛泽东的翻脸动怒，看到了形势逆转后党内文革派的嚣张，都能体会出周的一片苦心，知道祸从口出，处处谨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乱放炮了。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伍豪启事”的风波“抓叛徒”本来是针对刘少奇做的文章，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深谙统御之术的毛泽东有意不明确表态，把有关材料批给文革小组阅存，借机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人心病，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为了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进行到底’毛泽东在坐镇指挥反击“二月逆流”的同时，继续在刘少奇的身上做文章。本来，刘早已败下阵来，成为网中之鱼，但毛对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态度，甚至亲自出马进行“火力侦察”。在一九六七年初全面夺权展开之际，毛泽东找刘少奇谈了一次话。可惜，刘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毛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自己很快就要大难临头，相反还天真地向毛提出辞职的要求，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对此，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正面表态，而是顾左右而言它，继续给刘少奇灌迷魂汤，说什幺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不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刘能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毛还建议刘“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据知情人说，江青事后向毛泽东点出：刘少奇还是不服。文革要深入发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干部是党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该打倒就打倒，该解放就解放，何用他多嘴！应该说，江青的这番话正好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实际上，毛之所以孤注一掷，采取全面夺权的非常之举，正是为了彻底铲除刘少奇日后东山再起的权力基础。在毛看来，刘提出引咎辞官的要求，骨子里是包藏祸心的，是以退为进，在收揽人心的同时，把党内对文革的怨恨统统集中到他本人身上来，准备有朝一日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他秋后算账，在这种情况下，如若不把刘少哥彻底斗倒批臭的话，毛是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为此，毛泽东决定在政治上发动一场批刘的新战役，当时，毛的党外朋友章士钊已经看出毛决意翦除掉刘的意向，曾经斗胆上书劝告毛不要这样做。但毛婉拒了章氏的诤言，称：“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并专门派人把中央准备抛出的有关刘的罪行材料送给他阅读。但是，章氏并没有被说服，相反在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对其养女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这年三，四月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场旨在从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新战役，内容包括“抓叛徒”活动和“革命大批判连动”，两者互相呼应，齐头并进‘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波、刘澜涛，安子丈、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问题的调查材料，其中刻意点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三月二十一日，毛父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对刘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称赞“写得很好”，并指定作为批刘的重头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该文给刘少奇罗织了许多罪名，称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举国上下由此掀起了对刘少奇口诛笔伐的声讨浪潮。在这场本来是针对刘少奇而来的狂澜中，正在忙于应付乱局的周恩来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处境—度岌岌可危。不过，在幕后策动这场风波的倒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如前所述，自“大闹怀仁堂”事件后，江青一直对周耿耿于怀，接连寻衅发难。还在二月下旬，她抓住周为了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而提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时，事先只请示了毛而疏于向林彪报告一事大做文章，指责周“目无林副主席”，“架空主席的接班人”，并和康生一起向毛告了他的状，提出“此例不可开”。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向林彪写了书面检讨，表示：“这是一大错误。现特此认错，并保证永不再犯。请予批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接着，江青在组织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中，有意把火引向周恩来，授意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充当倒周的急先锋，在社会上掀起了倒周的浪潮。三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连续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大标语，扬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与此同时，中央文革控制的宜传机器不时地批所谓“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为社会上的倒周浪潮推波助澜。五月间，在全国大举“抓叛徒”的浪潮中，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同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一直苦于抓不到周多少把柄的江青得知这件事后，如获至宝，立即转报了毛。五月十七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把这个问题正式端了出来，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并附上这一启事的抄件，逼周作出交待。事实上，这则反共启事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意在对中共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混乱，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舂夏，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接连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人员和组织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当时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担任
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在周恩来的坐镇指挥下，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动手之前，将人员和组织及时转移，挫败了国民党一举破获中共首脑机关的企图。随后，又临机处置了顾氏的一家老小，成为当时上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为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先是“悬赏通缉”他，未果之后，又由中统的张卫、黄凯伪造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刊登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间的上海各报上。而在此之前两个月，周氏早已秘密离开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蜀书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为了反击国民党伪造的启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采取了当时所能采取的各种措施，间接或公开地进行辟谣。甚至远离上海的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作为参与核心决策的局内人，周恩来对这场“抓叛徒”风的矛头所指自然有所了解，因而对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头上来，一时有些措手不及，特别是江青杀气腾腾的架势，更是让他感到来者不善，精神上压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人证物证俱在，况且他本人早巳在延安
整风期间原原本本地谈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毛泽东的态度。倘若毛决意要整自己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再怎样为自己辩白，也是在劫难逃。不过，周恩来相信这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因为扪心自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对文革的态度上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无二心，毛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鉴于这个问题事关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决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为自己讨回清白。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断然的否认，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氏放下了自己手头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由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不仅如此，他还留了个心眼，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一一拍照下来，印制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销毁。随后，周恩来又连夜写信给毛泽东，附送了登载有关“伍豪启事”的报纸合订本和他本人所编写的《大事记》，在信中详述了所查证的情况，为自己作了辩白，说：“伪造启事和（中共临时中央）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毛泽东此时并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不高兴，但因为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深谙统御之术的毛知道“伍豪启事”是一个可以随时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题目，藉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为此，毛对“伍豪启事”问题故意不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令周恩来十分失望。本来，他寄希望于毛能够凭藉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说句公道话，迅速厂结此案：但结果却相反，非但没有在政治上还他一个清白，而且还被留此存照，作为—桩悬案挂了起来。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竞指定由中央文革掌管这部分材料。这不啻是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在很人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运，随时可以藉此事兴风作浪。事实上，江青早就握有周恩来的把柄，手里存有一些周本人写的检讨
条子，动不动就以此来要挟周。她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洋洋得意地对杨成武、吴法宪说：我这里什幺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这回，在得到毛泽东对“伍豪启事”的批示后，江青更加有恃无恐，自认为掌握了周的一大把柄，因而更不把周放布眼里，处处为难他，态度益发放肆无礼，出言不逊，摆出文革老板娘的架势对周呼来喝去，胁迫他为自己跑腿办事。“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毛泽东对“伍豪启事”不置可否的态度，江青心领神会，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周。她利用毛决定在《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之际公开发表该文的机会，暗中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倒周活动。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中央文革通过各种渠道向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进行“路线交底”，暗示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即将从中央揪出的大人物会“吓人一跳”。从五月中下旬开始，许多造反派组织四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在社会上掀起了炮打周恩来的浪潮。他们宣称：“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仅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要揪出中国的何西金”，“周恩来足老保，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其中外事口闹得最凶，提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学校转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陈毅，就必须动一动周恩来”，大有不扳倒周恩来誓不罢休的势头。在这种情形下，后来在中国政坛上扮演特殊角色、人称“两位小姐”的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这弄得毛有些哭笑不得。因为他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本意，是想给翦除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整到了周恩来的头上。这种干扰和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搞法，是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同意这种搞法。五月二十九日，他对王、唐二人的来信作了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江青虽然不情愿，但既然毛表了态，也不得个敷衍搪塞一下，于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见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不着边际地放了一通空炮之后，便草草收场，这样，总算是多少刹了一下社会上倒周的风潮。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进入最为动乱的阶段。周恩来为应付内外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与江青一干人缠斗，苦撑待变。他抓住“火烧英国代办处”闯下大祸一事，转守为攻，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并趁势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自从全国各地展开夺权斗争以后，除了前述最初的几个完成夺权的省、市以外，大多数地区进展迟缓，无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斗之中，为争权打得你死我活。毛泽东所期待的那种可以看出胜负眉目的局面遥遥无期。为此，毛不得不转而号召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并企图以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但是，这对热衷于独家掌权的两派对立组织来说，却是对牛弹琴，收效甚微。这令毛大为头痛。不过，这时更令毛泽东担忧的还是奉命支左的军队普遍与当地造反派存在的紧张关系。二、三月间，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驻军在支左的过程中，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宣布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抢，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毛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压制革命左派，担心这样会影响决战胜负的力量对比，从而断送整个文化大革命。为此，毛泽东一再出面纠“偏”，强调：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四月间发出的所谓强调“正确对待群众”的《军委十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但是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变本加厉地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逼迫军队检讨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而对立面的组织则坚决站在军队一边，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由此导致各地两大派之间的武斗一再升级，由开始的棍棒、长矛发展为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真刀真枪地对着干，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进入六月份后，毛泽东似乎对眼前这种久拖不决的局面感到厌倦了，对各地两派之间无休止地打内战更是急于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他开始在认真考虑结束文革运动的时间表，随后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毛认为，文革运动中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转入就地解决问题，实现各派之间的大联合。为此，六月下旬，毛泽东指派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决云南，四川等省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为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当时两派武斗严重的武汉地区，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毛亲赴武汉，坐镇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再就近解决江西，湖南问题，势必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把国家从混乱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乱，毛的武汉之行要冒很大风险，生怕出现不测。因此在讨论此事的会议上，周起初同其它人一样从安全方面考虑，试图劝阻毛打消这个念头。但在毛的执意坚持下，他又带头表态支持毛的这一决定，并为此做了紧急布置，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落实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全权负责。作了安排布置后，周还不放心，又打长途电话给正在奉命解决西南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秉公安部长谢富治，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随后，周本人又连夜乘专机先期飞抵武汉，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甚至连毛下榻房间的沙发柏睡床都一一试过，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如此尽心竭力，除了时局正处于非常时期和这是他以君臣之道侍奉毛的一贯作法以外，还有两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氏当时在政治上还背着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因而有意以实际行动来处处表现自己对毛约尽忠尽职；其二，他当时已经看出武汉问题的背后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蓄意插手的结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遏阻林彪、江青联手整垮武汉军区、打倒陈再道的企图。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是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为人粗豪耿直，过去一直不大买林彪的账而被记恨在心：文革中，他又仗义执言，在会议上公开保刘少奇，于是又上了中央文革的黑名单。三月间，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取缔了当地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又称“钢工总”），并抓了其中的几个头目。这就成为林、江二人对陈再道及武汉军区大动干戈的题目，于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火烧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一类标语贴满武汉三镇的街头。不过，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想法与林彪、江青两人有所不同。一方面，毛不满意武汉军区在支左中压制造反派的做法，一定要让陈再道承认错误；另一方面，毛也不同意打倒陈再道，准备保他过关，认为陈是个大老粗，在政治上并不是刘少奇的人，只要转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他的。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当然更赞成毛的意见，认为解决武汉问题，还是要依靠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是可以控制武汉局势的……。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根据毛的决定，先期赶到的周恩来暂留武汉，根据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做军队的思想转弯工作。周随即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连续听取支仨情况的汇报，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锺汉华等军区领导主动承认错误，把抓的人放了。为了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他还对陈、锺交了底，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转告他们：临行前，主席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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