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周恩来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作了总结讲话，在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成绩的同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为此承担了责任，说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要求军区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尽快实现两派的大联合，稳定武汉的局势。周知道这样一来，将会给武汉军区造成很的被动，需要一个思想转弯的过程，特别强调要维护军区的威信，并表示“工人总部”翻身以后，可能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在好不容易说服陈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检讨后，周恩来准备返京，临行前他已经预感到武汉军区思想转弯工作的难度很大，再加上在政治上唯江青马首是瞻的谢富治和同来的王力对整垮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不会善罢甘休，弄不好会惹出乱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嘱谢、王二人，要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做好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促进两派的人联合，注意维护军区的威信，在部队没有转过弯子之前，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激化矛盾。但是，谢富治、王力根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七月十八日晚，他们前脚送走了周氏，后脚就去了当时尚未平反的“工人总合”所在地，佩戴他们的袖标，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发表演讲，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盘托出，宣称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革命左派，而“百万雄师”则是保守派。谢、王这天晚上的活动，对于原本已经剑拔弩张的武汉局势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挑起了两大派组织的激烈对抗，成为爆发“七·二0事件”的导火索。第二天，被封为革命左派的“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兴高彩烈，敲锣打鼓，在武汉三镇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谢富治、王力二人的讲话录音。而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则群情激愤，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集中发泄在王力身上，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并要求与王力当面辩论，讨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百万雄师”一派组织被彻底激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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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这—派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愤怒的人群冲入武汉东湖宾馆中离毛泽东住地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痛打了一顿。随后，“百万雄师”一派群众和驻武汉部分官兵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等口号，史称“七·二0事件”。武汉军民这种企图迫使中央改变态度的大规模抗争，结果却适得其反，正好给了林彪，江青联手进一步大做文章的口实。事件发生的当天，林彪便在北京以接班人身份亲自召集紧急会议，一口晈定这是陈再道搞的“反革命兵变”，企图“谋害主席”，声称情况危急，必须对武汉采取断然措施。周恩来则和江青—样，更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鉴于局势已经失控，周提议要毛立即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去，并且自告奋勇重返武汉救驾，平息事态，做好事变的善后工作。“七·二0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完全打乱了他原来准备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的设想，而且期待已久的重游长江的计划也随之泡汤。尽管毛不大相信林彪听说的这是陈再道预谋发动的一场“兵变”，但是愤怒的人群来势汹汹，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揪走王力作为人质，强迫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种公然对抗中央的行动，还是令毛受到不小的震动，产生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经开始有心结束文革运动的毛泽东思想上又出现了一个反复，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异常严重的估计，认为自己进了“贼窝子”，右派正在进行反扑，现在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在这种判断的驱使下，从来不坐飞机的毛接受了众人的劝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趁夜色匆匆忙忙地飞离武汉，前往上海避难。。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毛泽东这种对时局的严重估计，对本来已经大乱的局势更是火上浇油，给了林彪、江青对武汉军区大兴问罪之师的尚方宝剑，后来喧嚣一时的“揪军内一小摄”的浪潮便由此而来。在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的问题上，林、江二人一唱一和，彼此有着共同的利益：林彪想通过整垮武汉军区来慑服军中原四方面军的众多将领，为他自己以后全面执掌军权立威；而江青则想藉此杀一儆百，迫使军队在支左中听命于中央文革，协助各地的造反派掌权为此，林彪亲自出马，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把“七·二0事件”定性为“***”，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群众集会和在全国各地举行三军武装游行，声讨“七·二0”事件。林彪并决定亲临大会，称这样做“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提出“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中央文革则积极配合，从七月下旬开始，分别向各地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称当前文革运动的重心已经从地方转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是两个司令部展开最后决战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地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文章，指称“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各地的造反派则闻风而动，到处冲击军事机关，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及其“黑后台”。这样一来，局势愈发不可收拾。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大陆官方把造成上述乱局的责任完全算在林彪、江青的头上并不公道，实际上祸首仍是毛泽东。毛在还没有从“七·二0事件”的冲击中冶静下来的时候，不仅曾经同意了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且对整个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毛泽东的这两条意见作为“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执行后，后果极为严重，不仅各地私设公堂成风，随意揪人关押拷打，而且各种群众组织明目张胆地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从一般的轻型武器发展到抢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导致各地两派之间的武斗规模大幅升级。八月上旬，南京、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至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为动乱的阶段，出现了全面内战的局面。在天下大乱的日子里，周恩来的处境也很不好过，这年夏天，在“伍豪事件”余波荡漾的同时，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外交部长陈毅的浪潮；在这背后，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呼之欲出。为此，他不得不在支撑危局的同时，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挣扎苦战。周恩来很清楚，由外事口发起的这股倒陈浪潮是冲着他来的，完全是中央文革一干人在幕后挑动的结果，而他本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抛出来，落得和刘少奇、陶铸等人一样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周的精神压力很大，整日提心吊胆，已经做好了最坏的精神准备。邓颖超甚至把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随身带走。不过，让周恩来稍稍感到宽心的是，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抛出他的意向，在应付乱局方面还得依靠他。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打消周心里的忧惧。因为如果一任江青等人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大搞下去的话，很快就会祸及他本人，最终逼迫毛在既成事实面前作出选择。到那时，毛泽东的态度就难说了。陶铸被打倒的情况就是前车之鉴。两个月后，当这场风波终于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周恩来有意当着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对造反派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入党四十六年来，我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要做到老，学到老，改到死，跟到死，一直跟到最后一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策动这场风波的幕后主使江青刻意低首下心，隐忍退让，避其锋芒，以政治上的太极软功来化解她咄咄逼人的攻势。这是周氏自文革发动以来最为难熬的一段日子。一方面，天下已经大乱，他每天都为应付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就是回到家中仍然无法休息，因为当时中南海已经被各大这反派组织组成的“揪刘火线”团团围住，墙外的高音喇叭昼夜喧嚣不停。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不得下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处境狼狈，饱受煎熬。当时，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周十分孤立，经常遭到江青组织的集体围攻。江青更是摆出女掌柜的架式，对他随意训斥、辱骂、奚落，有些场面连在场参加围攻的人都看不下去。但是无论江青怎样撒泼，对他当众羞辱，周氏都始终咬紧牙关，默默忍受下来，绝不逞一时之忿去刺激江青，让她找到对他下手的机会。据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幺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 其实，吴法宪并不大了解周恩来这样退避忍让的心机，倒是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同时也觉得江青闹得太不像话，于是传话关照周说：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对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斗。对江青，对的我支持，不对的我反对。你总理无非是有几个条子存在她手里，你就怕这个？” 这里，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周恩来的心病，并将了他一军。不过，毛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正是由于毛的放纵和对“伍豪启事”的态度，江青才敢骑在周的头上大发雌威。对此，周心里有难言之苦，不便明说，因为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以及毛、江两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果真的按照毛所说的话去做，挺起胸膛跟江青斗，到头来很可能落得和陶铸一样的结局。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不过，在保陈毅的问题上，周恩来却竭尽全力，毫不退让。这和他在保贺龙时的态度形成明显对照。与其说这是周更偏护陈毅，不如说是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多年来，周氏一直主管外交工作，陈毅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搭档。他很清楚，一旦陈毅被打倒，造反派就势必顺藤摸瓜，殃及他本人。连毛泽东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他在事后就向周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这一点，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因此，周决不能置身事外，撒手不管。此外，陈毅在党内的人缘不错，既无山头，也未树敌，与林彪、江青
两人势力没有历史上的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他只是生性率直，好发议论，在文革中屡屡放炮，抨击时政，在党内外群众中很有影响。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所以有意把陈毅交给造反派，采取“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办法，奵好教训他一下。毛的这种态度，让周恩来在保陈毅时有了底数和可以凭藉之处。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就尽力保陈毅过关，曾多次接见外事口和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揪住陈毅不放，说：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一肚好心肠，就是有时说话“走火”。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强调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是“搞错了方向”。在一月夺权以后，他更是煞费苦心，再三修改了陈毅的检查稿，并亲自坐镇主持国务院召开的万人大会，保陈毅检讨过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然而，陈毅并没有因此“安分守己”。他本性难栘，对文革运动中种种乖谬的搞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而不断惹祸。陈毅在检讨过关后，却又在接见造反派时翻悔，说他作检讨是江青逼的。然后又在“大闹怀仁堂”中充当主角，翻出历史旧账，把文革运动中的整人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触到毛泽东的痛处。毛一气之下，责令陈毅请假检讨，清理思想。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陈毅这种不断惹祸的作法，让周恩来在政治上十分被动，不得不降低保陈的调子，转而同意对陈毅“一批二保”，同时有意和他保持距离，以免惹火烧身。像前述在五一节之后“警告”陈毅等人的那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不过，周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始终不松口。无论造反派如何软磨硬缠，他都死守住这一条：陈毅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决不同意打倒。他多次强调说：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一直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但是，造反派自恃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本不理睬周恩来的劝说。他们借“反击二月逆流”的形势，对陈毅大张挞伐，批陈的调门越来越高，直至提出“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七月中下旬，外事口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静坐示威，声言：不把陈毅交给他们批斗，决不收兵。这种搞法严重妨碍了文革期间仅有的一点外交活动，一时间成为西方各大新闻计争相报道的题目，有损国家的形象。为此，周曾几次出面劝阻，责令他们撤出，但都无济于事。与此相反，中央文革一干人却蓄意推涛作浪，轮番前往慰问“揪陈火线”上的造反派，称赞这是“革命行动”，公开与周恩来唱对台戏。更有甚者，刚刚因武汉“七·二0事件”而在政治上出足风头的王力，在八月七日专门召见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对外交部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发表了意见，极力为造反派撑腰打气，而且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对外交部运动所一再坚持的观点，说：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幺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并公开挑动造反派去夺属于中央的外交大权，说：部党委的班子没有动吧？这幺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那幺“文明”啊？这是干革命！王力在接见之后，还幸灾乐祸地对手下的人说：总理可能要紧张，紧张一点也好。”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周恩来在看到王力的这篇讲话后，感到问题严重，因为不仅会对眼下的乱局火上浇油，而且还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看来一场政治上的较量已经不可避免。不过，他还是试图先礼而后兵，尽量化解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寻衅，避免与其正面冲突。为此，周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传单，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然而，周恩来的这一举动却被中央文革一干人视为软弱可欺，根本不予理睬。本来，王力在讲话之后，知道自己闯了祸，曾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但江、陈却为王力撑腰，夸他讲得好。康生也表态支持王力，认为他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来，王力有恃无恐，根本不把周的提议放在眼里，任其“八·七讲话”大量散发，传播全国。王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王八七”的雅号。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被迫应战了。经过多年政治斗争的磨练，他深谙政治上的攻守之道，因此并不急于反击，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在固守自己防线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等待出手的时机。为此，周以身作盾，倾全力保护陈毅。迫于形势，他不得不同意外事口召开已经拖延多时的批陈会议，但与外交部的造反派“约法三章”，坚持不能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强加给中央，要几派联合起来开，不许搞侮辱人格的变相武斗，并一定要亲自出席批判会，到场坐镇保驾。比如，在外交合召开小范围的批判会时，已经来到会场门口的周恩来得知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时，当即拒绝入场，抱臂站在炎夏的烈日之下，坚持要求撤除这条标话，整整僵持了一个小时，直到造反派撤掉后才入场。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陈大会的过程中，造反派又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从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氏见状，随即带领陈毅退场，以示抗议。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周恩来在已经十八个小时连轴转而不得喘息的情况下，又强打精神接见外事口的造反派，谈批陈问题。造反派不听劝阻，执意坚持要按照他们所开的条件批斗陈毅，否则就要拦截陈毅的汽车，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表示：“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这天，由于连日劳累过于激愤，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终于病倒下来。就在周恩来为保护陈毅和他本人苦战之际，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王力的“八·七讲话”使得原本已经开始失控的外交乱局益发不可收拾。自“一月夺权”以来，外交领域受到严重的冲击，国家的正常外交活动几近瘫痪，自陈毅以下的外交部各级领导，包括副部长、司长，大使难逃被批斗的厄运，而且中国本来已经相当左的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三和一少”。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左，把国内搞的一套搬到国外去，宣传文革，散发毛语录，鼓动当地人起来革命，带有强烈的“输出革命”的色彩，四面出击，到处树敌，造成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紧张，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同缅甸，印度、印尼等十几个亚、非、欧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有的甚至被迫中断两国的外交关系。在这种背景下，王力的“八·七讲话”成为一道动员令，促使狂热的造反派采取更加过激的行动。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夺取了外交大权：他们把主管业务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关入地下室，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行使部长职权，签发来往电报，强令各驻外使馆统一按照“打倒刘、邓、陈”的口径贯彻执行。此后，整个外交工作失主了控制，完全被极左狂潮所左右。几天之后，便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外交事件。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知道这下闯出大乱子，在外交上输了理，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毁于一旦。而且外交不同于内政，对方势必报复，与英国的激烈对抗在所难免，而且弄不好还会引发国际上的连锁反应，形成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后果难以逆料。鉴于事态严重，周恩来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卫戍区部队前去维持秩序，保护被揪斗的英方代办处人员，进行善后补救工作。周知道自己在造反派心目中的权威不够，于是设法拉住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签名的广播讲话稿，在现场反复播出，劝阻疏导狂热的人群离去，随后，周恩来又和陈伯达起连夜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一反以往苦口婆心规劝的态度，极其严厉地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夺权“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中央文革一干人也知道这下闯了大祸，事情不好收拾了，一旦毛泽东追究起来，无法交待，于是陈伯达不得不出来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外交的事情，由总理全权处理。 然而，隐忍多时的周恩来这回可不想就此罢休。他在盱情度势之后，决定在政治上转守为攻，抓住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同时伺机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不过，他做得十分老到，只拿闯下大祸的王力开刀，而避免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正面冲突。就在前述他严厉批评外事口造反派时，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讲话”为自己辩解，周当即表示：你们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下到，同时声明：中央文革跟我之间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如果在这里面挑拨的话，那就要犯更严重的错误。当然，周恩来十分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任何结束文革乱局的重大决定，只能由毛泽东本人作出。不过，一直在苦撑待变的周氏确信目前火候已到，该是他本人出面敦促毛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八月二十四日午夜，他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幺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报告。周恩来本来就一向行事慎密，这回更是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事关重大，生怕弄不好适得其反，引起毛泽东的疑心。因此在杨成武临行前，周又再三叮嘱说：“对王力讲话，只谈情况，一定不要加任何评论，叫主席自己作决断。随后，他又直接打电话给随毛在上海的汪东兴，报告了同样的问题。这时，毛泽东本人也从“七·．—二0事件”后最初的冲动中冷静下来，意识到在宜传中连篇累牍的“揪军内一叫、撮”的提法不策略，发展下去，势必搞乱军队，使他失去手中控制局势的最后一张王牌。为此，他随后便提出“还我长城”，下令停止“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宣传。不过，由于文革运动早已势成骑虎，欲罢不能，毛此时还在“治”、“乱”之间举棋不定。周恩来的报告正好适得其时，而且分寸上也恰到好处，在不动声色之中摆明了形势，说中了毛泽东心头的隐忧，促使他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实现由乱到治的转变。毛很清楚周所言并非危言耸听，不是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他也不会挺身进言的。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对造反派继续放纵下去的话，局势将会彻底失去控制，内乱之中再添外患，那就更加难于收场，到那时大概就要真的要上井岗山打游击去了。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经过两天考虑之后，毛泽东决心抛出中央文革的两员干将王力和关锋（稍后又抛出戚本禹），作为文革乱局的替罪羊，并且下令约束曾经为他冲锋陷阵的各地造反派，以便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八月二十六日，毛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毛并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批了“大、大、大毒草”五个字。稍后，毛泽东又通过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学生的五大领袖传达了一条“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当然，毛泽东抛出文革派两员人将，实乃迫不得已之举，是在挥泪斩马谖。这里有一个插曲：王力被抓起来后，外交部保周反王这一派的王海容利用自己与毛的特殊关系，前去打探消息，摸毛对王力态度的底。刚从外地返京的毛随口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随即下了逐客令。这两句诗是出自唐人罗隐凭吊诸葛亮的一首诗中，慨叹他虽有雄才大略，然而时运不济，壮志难酬的命数。毛泽东在这里用这两句诗来回答王海容，实际上流露出对抛出王力的复杂心情：前一句表面上说的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后在政治上大出风头，成为万人迎接的“英雄”的景象，后—句则是说他时运已尽，现已沦为阶下囚。与此同时，隐隐地流露出毛为形势所迫，某种不得已的心境一－主宰王力命运的毛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把他抛出来，是受制于时局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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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革派的两员大将王力、关锋沦为阶下囚为标志，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在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大下大乱之后，终于开始收场了。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随之改善，不仅摆脱了曾经一度岌岌可危的处境，重新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而且令对手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着实
让中央文革一干人领教了他的手段，在对待他的态度上大大收敛。更让周恩来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再出面安抚笼络。在得知周心脏病发作病倒以后，毛特意从上海传话过来表示关心，要他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随后，毛又在接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要批评“极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和“阴谋集团”；并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派组织“五·一六”的名。不仅如此，稍后，毛还打破缄默，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明确的表态：“此事早巳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对于毛泽东这一连串安抚的举动，周恩来不免感到受宠若惊，不过也明白毛的用意所在，无非是要依靠他去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在政治上营造一个毛所设想的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好对党内外有所交代。对此，周本人虽知这个差事不好干，却并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实际上，从文革发动之初，他心里就在默默地等待着这一天，结束乱局，重新恢复国家社会的正常秩序。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以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身手了。当然，周恩来也深知收拾文革乱局决非易事，而是困难重重，大乱之后国家止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百端待举。不仅各地的造反派已成脱缰野马，难于控制，而且还将多方受制，投鼠忌器，只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补救工作。与此同时，强邻环伺，中苏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的边缘。尽管如此，周还是决意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毕竟这样总要比天下大乱好得多，况且经过文革风暴以后，党内已经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合适的人选来做这件事情了。对此，周氏内心深处是有着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的。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尽心竭力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收拾文革乱局，为召开中共九人创造条件。他—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解决当地的老大难问题，并以中央的名义发布多项布告、命令，严令禁止武斗扣需断交通运输，敦促两派拆除工事，封存武器，恢复生产，共同维护交通运输的通畅。对于一些武斗严重的地区，调集力量实行军管。与此同时，他要求各群众组织开展整风学习，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在此基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成立各级革委会，重新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引导全国各地相继转入了毛所设想的“斗、批、改”阶段。但是，放纵容易收束难。上述收拾文革乱局的过程步履艰难，其间几经周折，历时近两年，其中包括发生了一九六八年三月的“杨，余、傅事件”，和其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大的反复。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周恩来在主持其事时又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庭线，绝不去触动文革本身，最多只是在一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触怒毛，所以虽然整个过程一波三折，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最后总算是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在为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的问题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看出这是欲加之罪，不大愿意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无奈毛泽东执意要把他扭下水。在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后，周最后还是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着头皮喝下去，扮演了毛帮凶的角色。在毛泽东结束文革运动的全盘考虑中，如何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占有很重的分量，远远超过他对诸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一类问题的关注程度。毛十分清楚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整个国家拖入—场空前的动乱和内战之中，如果拿不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丰硕成果”，他在政治上就无法交代。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毛泽东决意继续拿刘少奇开刀，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只有设法证明刘少奇的问题极其严重，才能显示出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刚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就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党的九大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随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着手进行九大的筹备工作时，毛又就专门对“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作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紧刘案的审查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落实”下来。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他明知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却不好推辞。因为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本人一直兼任着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文革之初由邓小平兼任），因此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正是他份内的职责。况且此事又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事关结束文革的大局。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担任中央审查刘少奇专案的牵头人。不过周恩来对抓这件事并不是那幺卖劲，这和他收拾文革乱局时的态度很不一样，他在主管这件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听喝”的状态，拨一拨动一动。他在接见专案组的谈话中，总是不断地说两面的话，譬如“既要大胆地去设想，去调查，又要极其谨慎”；一方面强调说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工作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义强调要认真核实调查材料，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周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办案的指导思想，使得对刘案的定案工作进展迟缓—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周恩来是老病复发，想脚踩两只船，在政治上为自己留后路，有必要找机会敲打他一下。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刘少奇历史上的“罪行”定下来。眼看预定召开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刘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坐实。这令毛心急如火，于是决定中途换马，把周撤换下来，由江青接管对刘案的审查工作，并指定主管党内肃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当时具体掌管刘少奇专案的谢富治立即对下作了传达布置，提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江青见毛泽东如此重用自己，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她去“攻坚”，自然十分卖力。她曾多次不无得意地表示：我现在忙得很，担负着中国第一大专案，不过，江青也确实不负重托，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查阅大量敌伪档案，从中寻找可以做文章的蛛丝马迹，突击审讯，采取各种手段，诱骗逼供，勒取伪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危重病人也不放过。最后总算是如愿以偿，靠屈打成招的伪证和断章取义的编造，整理出三本所谓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正式报送中央。不仅如此，急于向毛泽东报功的江青还把在中央领导核心中传阅刘少奇的有关“罪证材料”，变成一次对毛个人的效忠表态。她带头在上面批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早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员的忠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显然是对周恩来主管刘少奇专案时的消极态度不满，江青在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它成员审阅时，有意将了周一军，并把文革派摇羽毛扇的军师康生作为陪绑，点名说：“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对此，康生心有灵犀，在第二天便表态，跟着批了一篇话，表态完全赞成江青“充满无产阶级愤怒的批语”。江青的将军和康生的表态让周恩来在政治上陷入窘境，面临无法回避的表态。周不难看出这份拼凑而成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的疑点和破绽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这种解释未免太低估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判断力了，再说周为人的精细也不是那幺容易就被下面蒙骗的。况且周自己也刚刚因“伍豪启事”的风波而在政治上经受了一场不小的虚惊，从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不过是毛泽东欲加之罪，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刀罢了。实际上，周恩来本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看出刘少奇一案中存有不少疑点，许多材料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周—开始不愿意完全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所以在审议刘案时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想急于下结论，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顶牛，双方争得很厉害。江、康曾几次对周拍桌子，批他是“怀疑派”，并告到毛泽东那里，传下话来敲打他，弄得周压力很大，最后只好退让，表示：要改你们改。周大概认为，这样做似乎就可以逃避良心的审判了，求得心之所安。后来当毛决定由江青替换周来主管刘案时，他乐得就此撒手，正好躲开这个难题。但是，邓颖超生前曾对给她写传的作者谈过，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彻夜未眠，办公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当然，周恩来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明知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周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已经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这回江青将他的军，和康生联手一唱一和，很明显就是在奉旨敲打他。如果再不赶紧表示一个斩钉截铁的态度，毛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至于这样做带来良知上的谴责和审判，周只好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一类的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求得心之所安了。邓颖超在九年之后，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对英籍作家韩素音曾经作过这样的开脱：“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卒大局。”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十大之后，周恩来终于打破缄默，对刘少奇一案正式表态。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执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不仅如此，周氏知道在刘的问题上，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一次考验，江青不过是毛的传声筒，他只有按照江青的口径表态，才能过关。为此，他在刘少奇被捕叛变“罪证材料”的传阅件上也批了一大篇话，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回应江青。他写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幺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尽管周恩来在批语中狠狠地踹了刘少奇一脚，所用的语言和江青如出一辙，并且用相当肉麻约言词向毛泽东表态效忠，对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吹捧林彪和汇青两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并没有打消毛内心对他的疑虑，因而不想轻易放过他。为此，毛有意指定由周恩来在随即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一手十分老辣，既然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味，想独善其身，那就索性把他彻底拉下水，让他为刘少奇一案承担历史责任，以后即使翻案变天，周也是有口难辩。周恩来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着头皮喝下去，为毛泽东火中取栗，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件事成为周氏在文革中一大历史污点。知夫莫若妻，前面邓颖超所提到的就是指的这件事。她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幺。应该说，邓颖超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知道有些事情在历史上是回避不了的，也无法为自己的丈夫辩白，只能听任历史来评判。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在一面批邓的同时，一面又在私下谈话中多次表示对刘、邓要有所区别，要把两人“拆开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岂有看不出毛的用心之理？所以在处理邓小平专案的问题上，周自然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不大理会林彪、江青的态度”邓小平专案组当时曾要求周恩来对邓本人历史上的几个“疑点”提供线索，进行“帮助指导”。他先是把这份报告压了—下来，不予理睬，后又在邓入团、转党的问题上，亲自出来作证明。在邓下放江西的问题上，周氏也作了格外关照，坚持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庐山会议毛、林交恶以后，周更是干脆趁机把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掉了。当时主张杀王光美的，是江青不过江青并没有在正式会议上提出，而是个别同毛讲的。后来在一九七0年六月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正式报送了《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鉴于王光美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在这里，专案组并没有言明其中所谓“依法惩办”，是处死还是判刑。对此，当时在中央主管这一专案的江青首先作了批示：“拟同意。”然后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审批。林彪批了“同意”；周恩来则批示：“应予判刑。”最后，毛在上面批了一段话：“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部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留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其中“保留活证据”便是所谓“刀下留人”的由来。就这样，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在案城监狱，直到毛死后两年多才被放了出来。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历史总是在不断捉弄人的。毛泽东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翦除掉心腹大患刘少奇后，到头来却发现扶植起林彪这样一个更加难于驾驭的对手，这完全打乱了毛原本想通过召开中共九大来巩固文化大革命既成格局的部署，实际上，九大召开之日，就是毛、林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之时。在刻意营造的“团结、胜利”的表面气氛之下，新的一轮党内权力斗争已经悄然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早已被文革乱局弄得心力交瘁的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稍稍喘一口气，就被卷入到另一场你死我活的角斗之中。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九大后，毛泽东原本准备在政治、思想，组织上全面巩固文化大革命
的成果，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实现所谓的。天下大治”。但是，这一
过程很快就因文革派营垒的严重分裂而进行不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共
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权争。
毛泽东与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成仇，最后彻底闹翻，发生
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结果两败俱伤。林彪固然死于非命，葬
身异国荒漠；但毛也不是赢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一蹶不振，
面对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终日困坐愁城，悒悒而终。
这一场宣告文化大革命破产的轩然大波，最初是从文革中崛起的林彪
，江青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的。林、江分别是毛泽东发动文
革运动所依靠的左膀右臂。双方本来既无渊源，也没有什么交往，只是为
了斗倒刘少奇，才集合在毛的麾下，在政治上结成同盟，互相捧场助势，
一度打得火热。然而，即使是在双方关系的蜜月时期，实际上仍是貌合神
离，各自想拳经，不断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演成日后文革营垒的分裂
。
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换得一个“接班人
”的空头衔。林彪既不满这种状况，对文革运动也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
想法，认为今后还是要抓国家的经济建设。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
合，却与毛的想法相左，由此酿成一场风波。
同周恩来相比，林彪是中共政治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另一类人物，甚至
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他不但打仗精明，曾为打下红色江山立下大功，而且
在政治上也工于心计，对毛泽东为人的揣摩入木三分。建国伊始，林彪就
有意不问政事，推说有病，婉拒了毛要其挂帅出征抗美援朝的打算，被发
了“转业费”。
当时，林彪曾一度动过到偏远省份当个地官的念头。随后发生的高饶
事件，林彪险些卷进去，更是让他深感政治上的凶险和毛泽东的翻覆无常
。此后，林彪索性托病不出，闭门索居，韬光养晦，一再告诫自己“不要
轻易骑上去”，尽量避开政治旋涡以自保待时。
然而，林彪的命运注定是要被卷入政治旋涡之中的。他的韬晦之术自
然瞒不过经验老到的毛泽东。作为多年来精心培养，一手扶植起来的心腹
爱将，毛当然不会让林彪超然政治，独善其身，为此曾在私下里敲打过林
彪，让他克服身上的“暮气”。在毛的政治盘算中，林彪这颗棋子迟早是
要派上用场的，不过当时主要还是针对彭德怀的。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还在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就被毛提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样一来，林彪这个军中“老三”在党内的地位一
跃而超过彭德怀。毛此举的用心，多被世人所怱略。实际上，毛这时已经
在暗中打彭德怀的主意，企图用林彪来挟制乃至取代彭。彭本人当时也有
所觉察，曾主动提出辞职，被挽留下来。可惜彭大将军去意不坚，否则当
时激流勇退的话，或许是会逃过庐山一劫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一直在韬光养晦的林彪有意托病不去，在
一旁静观。会议中间，他被毛泽东紧急召上山来，参加批彭斗争。蛰伏多
年的林彪在审时度势后，对毛投桃报李，在批斗彭德怀时扮演了要角，口
称“援兵”，对彭大张挞伐，刀刀见血，指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
子，冯玉祥式的人物”，称：“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
想当英雄。”
林彪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会后，在毛的安排下，林彪从隐居走
上前台，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看出当时党内已经形成“谁不
说假话，谁就得垮台”的形势后，林彪为了保权固位，带头大捧毛泽东，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采取“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刻意迎合毛，投其所好，
在军队中搞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
其实，林彪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揣摩和批判远远超过彭德怀、刘少奇
等党内高层中的其它人。他曾在一本辞典中。“个人崇拜”的条目旁写道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此外，
还有像诸如“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
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一类研
究心得。
林彪并在私下里指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认为彭德
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而反修斗争则是“骂绝了，做绝
了，绝则错”。林彪这种私下里对毛的眨斥，甚至让他涉世未深的爱
女林豆豆在震惊之余，心情灰暗，以至萌发了轻生的念头，自杀未遂。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最初并不十分积极，不过因为已经
上了毛的这条船，身不由己而愈陷愈深。比如，在为发动文革造舆论而召
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问题上，林彪的态度开始很冷淡，与奉毛之命
专程赶来动员的江青。差点打起来”。据林豆豆回忆说，谈话中，江
青请林彪多关心一下文艺工作，林彪表示：
“我不懂。”江青在不得已之下，只好搬出毛，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
艺工作座谈会，不是她要搞的，而是“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又推说：
“我身体不好。”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后来，林彪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还是敷衍了江青一下，让总政副主
任刘志坚出来应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而他本人则
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
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实是出自毛本人的手笔。他亲
自修改了三遍，作了大段增删，并在标题上做了手脚，把原来的《江青同
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这
样一来，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而且也趁势把林彪拉下了水。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林彪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扮演了主角，大捧
毛泽东，唱政变经，为文革的发动造舆论。不料，这竟引起了毛的疑心和
不安，在给江青的私房信中说了一大篇“黑话”，反指林彪“为了打鬼，
借助锺馗”，让林彪碰了一鼻子灰，里外不是人，心里老大不高兴。所以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林彪有意告假，躲在大连疗养。
接下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由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
接班人。对此，林彪一度表现得诚惶诚恐，推辞再三，乃至正式写了书面
报告。平心而论，林彪的这种心情并非全是在做戏，而是因为他深知毛为
人生性猜忌和翻覆无常的缘故，伴君如伴虎，弄不好结局会很惨，刘少奇
就是前车之鉴。就在这前后，他曾在私下里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
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所以，当毛准备让林彪接班的趋势
日益明显时，林彪并不大想“骑上去”，把他自己放在毛身边的炉火上烤
。
为此，林彪一开始并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而是有意请了假，在
大连疗养。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决心换马，指派汪东兴前去传他的话
，让林彪一定要出席，并让周恩来安排专机接他，林彪才勉强回来的。他
一回到北京，就立刻被接到人大会堂，毛亲自登门看望，做他的工作。据
林彪未过门的儿媳妇张宁在自传上说，林彪回京后，“毫无喜气”，见到
毛时，连连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
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本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林彪却不顾大局
，打起退堂鼓来。为此，毛当面批了林彪，指他“想当明世宗（即明朝嘉
靖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毛还用激将的办法将他的
军，说：“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弄得林彪有口难辩。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从命，内心惶恐更甚于受宠若惊。这一点，
从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可看出。他几次表示：最近我的心
情很沉重，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意料是要出错误的
，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
决定，试一试，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既然做了接班人，就不能不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摇旗助战
。他一登台就不同凡响，在全会期间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表
态坚决支持开展文革运动，宣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
，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
；并在十一中全会后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讲开展文革的必要性，强
调要“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
行”，还提出：“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
官。”
不过，林彪很快就发现自己所谓“接班人”的头衔只是个虚位，在毛
泽东重返第一线，独揽大权的情况下，并不像刘少奇在位时那样握有实权
，甚至连周恩来还不如。因为在新的党内权力格局中，决策权在毛，执行
权在周，而他不过是一个被架空的摆设。
更令林彪不快的是，他捧毛卖力不讨好，毛泽东对他在五月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捧他的讲话抓住不放，不仅在私下里把看法露给江青，白纸黑字
，落下把柄，而且专门指派周恩来前来转告，还在党内高层中传阅，弄得
不少人都知道。这让林彪着实领教了毛为人的难以伺候，同时看出所谓文
化大革命，完全是毛和江青两人合开的夫妻店，他虽然贵为“副统帅”，
但那只是毛“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平心而论，这并不全是林彪的多心。实际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
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
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幺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
，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再加上林彪本人的身体也不好，毛泽东大肆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实在
让他吃不消，但不陪又不行，有时到了难以支持的程度，有一次甚至从金
水桥下走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实在不大想干这种名为“接班人”
，实际上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曾几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过这种想法
。
不过，林彪这时已经是身不由己，骑虎难下。他对这种状况虽然很不
满意，但也不便表示什幺。他的对策是索性顺水推舟，继续称病不出，当
甩手的二掌柜，对运动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从不主动表态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叶群则把它总结为“
三不主义”，即“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这样既可免遭毛泽东的猜
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为人猜忌的林彪还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
举动，反对诸如“副统帅”、“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类提法，乃至郑
重其事地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声明：“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
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它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
毛主席并提。”
与此同时，林彪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
象，以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所谓“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
”、“突出主席”、“主席划圈我划圈”等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叶群
为林办工作人员立下的规矩，要求。随时提醒首长”，帮助把关。就连在
公开场合露面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既不能抢在毛之前，也不能落
在毛之后。
稍后，叶群又要求林办的秘书在批送文件时，更进一步把原来对毛泽
东所用的“请”和“送”等字，一律改为“呈”字。对此，叶群曾说得很
明白：“首长所处的身份，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
起平坐的味道，写‘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当然，林彪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接班人。
他深知政治上是讲究实力的，而且看准了正在进行的文革运动正是一次可
以浑水摸鱼，扩展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于是，他除了在政治上作出。紧跟
”的姿态，配合毛斗倒刘少奇以外，用很大的精力来经营，扩充个人在党
内军中的势力。林彪本来在军队就有一个小圈圈，即所谓“双一”（即红
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的老部下，文革中又打着“在组织上全
面调整”的旗号，排除异己，招兵买马，拉起自己的队伍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为此，林彪曾向自己的亲信交底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拉过来
一批，保护一批。拥护你的人要保，反对你的人要打倒，中间的人拉过来
。林彪本人就采用这种手法，利用当时北京“五·一三”事件后军
内两大派斗争的形势，一打一拉，砸烂了“总政阎王殿”，压垮了“冲派
”，很快便控制了军中的局面。不仅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
北京街头，而且扶植起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的以总参谋长黄永胜（林彪先是
想用杨成武，后发现他有异心，遂换马）、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为嫡系的宗派集团。
林彪在军中拉帮结派的搞法，当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毛对此自然
不大高兴，但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
时，鉴于当时军队已成为防止局势失控的中坚力量，于是毛有意让军队在
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稳住北京的政局
，进而稳定全军；然后通过军队的稳定，来稳定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毛
对林彪拉帮结伙，扩充势力的种种作法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趁乱打劫这一点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利用
。比如，江青为了报私仇，让叶群去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说：“现
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还通过叶
群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查抄赵丹等五位文化名人的家，以便销毁她
当年在上海当三流演员时落在他人手中的信件，照片等。
林彪则先是请江青出面保吴法宪，邱会作等手下几员大将：后来又为
了整掉杨成武，策动江青去说服当时对杨颇有好感的毛泽东，同意把他拿
下来。事成之后，林彪对江青投桃报李，在宣布打倒杨成武等人的大会上
，带头吹捧江青，称她“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
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并拍板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
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应该说，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
两大势力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后一次大的合作。在此之前，双方虽然也有某
些龃龉，但主要还是以合作为主；在此之后，尽管仍然维持表面上的团结
，但更多的则是暗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当共同的政敌已经被
收拾殆尽，双方大体上平分天下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原本并不
牢靠的政治联盟随即出现了裂痕。还没有开九大，江青就和林彪的头号亲
信黄永胜撕破了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杨、余、傅事件”
后，被林彪亲点进京，接任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毛泽东最初
也很器重他，得知黄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更是对他宠信有加，把黄视为自
己的亲兵，九大时曾有意让他进入常委。所以，黄一度在政治上红得发紫
，锋头超过江青。这让文革女老板江青心里很不是滋味。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于是，黄永胜上任伊始，就被江青找碴儿来了个下马威，整得灰头土
脸。起因是原来军委办事组在写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时，要列上毛泽
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一大串名字。这样传阅起来
很费时间，容易误事。后来军委办事组请示了毛之后，有关军队调动这类
事情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在搞“独立王国
”。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大发雷霆，指着
黄永胜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军委办事组搞“军党论”，是“独立王国”，
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对她封锁消息，宣称：“老娘就是中央！”并
且以中央文革女老板的身份宣布黄永胜、吴法宪停止参加文革碰头会，清
理思想，还取消了原定由黄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
江青之所以这样跟黄永胜过不去，倒并不全是因为黄在政治上的风头
超过了她，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本
书前面提到过的在“大闹怀仁堂”之前，林彪斥骂江青的那一场戏。为此
，江青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但又对林彪奈何不得，于是迁怒于人。
再加上当时黄永胜也在军委常委碰头会上放了炮，指名道姓地批评了
江青。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非要压他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
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黄永胜进京
是林彪亲自点的将，又因参加过秋收暴动而获得毛泽东的赏识，所以不大
买江青的账，没有上门烧香拜佛。这样，就更加冒犯了江青，于是老账新
账一起算。
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窝里斗，迫使一直在忙于收拾文革乱局的
周恩来不得不放下手头上的事情，设法调解双方的矛盾。从周的本心来说
，实在不愿意卷入这场纠纷之中。双方各有靠山，哪一边也得罪不起。不
过，他知道这种“将相不和”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演成另一场
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政治上将无太平之日，他收拾文革乱局的努力也将
前功尽弃。
于是，周恩来施展自己善于调和矛盾的本事，出来充当和事佬，进行
劝解，把双方往一起撮合。这件事很显然是江青在无理取闹，不过鉴于她
的特殊身份和一触即跳的为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别人根本碰不得，所以
当江青对黄永胜大发雌威时，周明知事情的原委，当场也不吭声，而是在
事后向毛作了汇报。毛听后表态说：不要理她，让黄照样当团长，率团出
访。
有了毛泽东的表态，周恩来心里有了底，于是带着黄永胜，吴法宪，
叶群到钓鱼台登门拜访江青。行前，他再三叮嘱黄，吴二人要忍耐，不管
江青讲什幺，你们都不能当面顶撞，要讲团结。到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
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指着黄，吴劈头盖脸地骂起来，说：你们带
着红五星，两面红旗（指帽徽、领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红五星是老娘我给你们争来的！狠狠地把黄、吴训了一顿。在场的康生
，姚文元则在一旁帮腔。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则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嘱咐，
老老实实地听着江青的训话，一声不吭。等江青发泄完以后，周趁势出来
解围，打圆场，故意问黄永胜：“什幺时候动身啊？”，并宣布从明天起
恢复黄、吴两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大概是毛泽东觉得江青闹得太不像话，如果不出来管一管的话，纵使
别人不说什幺，自己也不免落下纵容老婆撒泼的名声，于是又传下话来，
由周恩来主持开会，让江青为此事作检讨。为了防止再生枝节，会前，一
心想把双方往一起撮合的周氏又再三向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打招呼，说：
“无论江青今天讲好讲坏，你们都不要说话。”会上，在江青作检讨时，
他又特意用眼睛盯着黄，吴二人，防止他们放炮走火。
周恩来这种明显“拉偏架”的作法，自然引起非议。汪东兴就在政治
局会议上批评周对江青太迁就，提出“希望中央常委对江青要多加教育，
不要纵容江青”。周明知这是在转述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但他既不为自己
辩解，也不当真照办。因为以他多年来相处的经验来看，他实在太了解毛
与江青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的关系了，
所以对毛的话不能太认真，否则就会自讨苦吃。
这场风波虽然在周恩来的调解下总算平息下来，但是一波刚平，一波
又起。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再度发生
龃龉。这回双方出场的是各自的秀才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围绕九大
报告的基调，互相争锋攻讦，彼此结下了更深的怨恨。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毛泽东提议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作
。在由谁来执笔的问题上，张春桥自告奋勇，提出由上海来承担，起草九
大报告。自认为是党内头号笔杆子的陈伯达不愿意被张一人抢了风头，要
求毛交给他来写。而林彪也不想让中央文革插手，遂准备自己动手，先写
个提纲，等讲完后再整理成交，为此还组织了一个班子，由秘书，老婆、
儿子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概是想在陈伯达和张春桥两个秀才之
间摆平关系，于是提出林彪自己写“太累了”，指定由陈伯达牵头，张春
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
陈伯达本来是属于钓鱼台营垒的，虽然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实
际上却是江青的傀儡。为此，他曾多次自嘲自己是个“刘盆子”。陈在文
革小组的日子很不好过，江青经常当众揶揄，训斥、羞辱他，指陈是“腐
儒”和武昌起义时从床下拖出来的“黎元洪”，骂他政治上“不成器”。
为此，陈伯达曾几次被逼得想自杀。在中央文革的圈子里，陈十分孤
立，除了江青以外，康生也看不起他，当众讥笑他是“乌龙院”的院长，
就连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小字辈”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倚仗着江青，“
骑在他的头上拉屎拉尿”（陈伯达语）。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不得不转向林彪，寻找靠山。而林彪为了挖江
青的墙角，也有意拉他一把，通过叶群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对陈进行安
抚笼络，而且还亲自出面替他讲话撑腰，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
掌握这幺大的局面不容易。”处于困境中的陈伯达对此感激涕零，
因而在政治上逐渐倒向林彪一边，成为毛家湾的座上宾。
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
，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在发动文革的问题
上，林彪本来就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因此对文革运动并没有旷日持久搞
下去的想法，特别是当他的权位日益巩固之后，更想见好就收。而林彪起
初也真以为毛泽东相信他，放手让他起草，便认真搞起来。
实际上，林彪内心深处的想法与毛泽东并不相同，认为文革运动过去
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民富国强，主张报告可从人民
，国家的角度去讲。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陈伯达为此
曾私下征求过周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彪更加受到鼓舞，因
为他知道自己对经济是外行，抓经济工作还是要靠周来做。
根据林彪的这一思想，陈伯达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大概是由于陈已经上了年纪，
精力不济，或是既想体现林彪的想法，又惟恐触犯了毛泽东的忌讳而颇费
踌躇，总之起草工作进展缓慢，迟迟交不了稿，一拖再拖。在毛的一再催
促下，陈伯达才在三月初勉强交出了原定十个部分中的三个部分。
谁知，陈伯达的稿子一拿出来，便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遭到江
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群起而攻之，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的报告。毛也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
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而且对
陈拖拖拉拉，耽误了九大的召开，感到十分恼火。在这种情况下，毛否定
了陈伯达的稿子，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另起炉灶，再写一个
比较比较。林彪、周恩来见毛表了态，都不再吭声。
善于察言观色的康生已经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否定陈伯达的稿子老大不
高兴，不愿夹在毛，林之间左右为难，于是索性把执笔起草九大报告的事
情推给了张春桥。陈伯达见毛赏识张，把自己撇在一边，更是憋了一肚子
气。接下来，在讨论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时，陈跳出来反唇相讥，说：“还
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
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没想到这一下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大为恼怒，狠狠批了陈伯达一
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
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的是，他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陈伯达老往林彪那
里跑，认为陈老病复发，又在政治上搞投机，见自己老迈年高，便改换门
庭，往林彪那边靠。于是，毛又把历史老账翻出来，指桑骂槐，批陈伯达
一贯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脚踏两只船”。最后，毛泽东表
示张春桥的稿子“大体可用”，而把陈伯达的稿子退了回去。不仅如此，
毛甚至还动了在九大人事安排中把陈排出常委的念头。大半辈子为毛起草
文稿的陈伯达见毛原封不动地退回自己的稿子，连看都没看，不禁伤心地
大哭了一场，以后更加倒向林彪。
林彪是个乖觉的人，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发这顿无明业火的弦外之音，
心里虽然不高兴，但由于毛已经明确表态，便不再说话了。不过，他从此
记恨上张春桥，多次在私下表示：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来
的小记者，他们写什幺是什幺，我林彪一字不改。而且说到做到，
林彪一直到九大登台作报告之前，对张、姚所写的稿子甚至连一遍也没有
看过。
在中共九大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变本加厉。双
方明里一团火，暗中使绊子，互相拆台，算计对方。先是江青一干人抓住
林彪把九大政治报告念得“结结巴巴”一事，纷纷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
意见，让林彪下不了台。林彪对此恼火之极，一定要对江青一干人还以颜
色。后来在印发九大政治报告时，张春桥提出请林彪亲笔签名，说这样效
果会更好些。林彪一口回绝，有意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不仅如此，林彪还布置他的亲信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的过
程中做了手脚，搞私下串连，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的选票压了
下来。这让“文革旗手”江青当众出丑，面子上十分难堪。后来江
青在康生的帮助下暗中查选票，虽说一时抓不到对手什幺把柄，不过她很
清楚是谁在背后捣的鬼，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江青由此对林彪，叶群二人戒心大起，疑神疑鬼，处处提防，先是怀
疑他们在她钓鱼台的住地安装了窃听器，在翻腾了一个够后，索性搬了家
；随后又交代秘书把和毛家湾之间来往的文件和电话记录统统保存下来，
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
好就叫她给绕进去了。”
这以后，林、江两大集团之间的成见日深，双方都不掩饰对对方的戒
备和轻蔑。张春桥公开讥讽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幺也不懂；黄则指
张不过是个“小记者”，“小毛猴子”罢了。随着林、江双方的钩心斗角
愈演愈烈，毛泽东投入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露出败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毛、林交恶的根由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作为接班人，
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
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毛遂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转而利用林
彪舆江青之间的矛盾，刻意扶植张春桥，造成与林彪争锋的态势，以削弱
林彪的权势。
九大后，毛泽东本来想一心一意营造“天下大治”的局面，结果却因
自己的后院着了火，不得不分出相当精力来调解林彪和江青之间的矛盾。
平心而论，毛在最初处理这个问题时，还是能够一碗水端平，并没有过份
偏袒江青。相反，对她不顾大局接连惹是生非，感到很恼火，曾几次出面
批评干预。比如，九大后，江青为了报一箭之仇，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原来林彪在那次讲话中为了吹捧文革，讲出“
新意”，把它与历史上的三次所谓“文化革命”——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作了比较，认为文革的历史意
义要远远超过这三次。结果，还是被江青抓住把柄，从中挑出很多毛病。
她和姚文元合编了一组题为《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的
材料，采用指桑骂槐的手法，逐段批注，上纲上线，影射林彪讲话。
随后，江青把这份东西在政治局内部传阅，要求讨论通过后印发全党
。为了寻求支持，她还逐个找政治局委员谈话，进行动员，毫不隐讳地声
称：我这个东西就是要批判林彪的讲话！而且还把这个材料直接送
给林彪，逼他表态。弄得林彪既恼火又无奈，只好东躲西藏，避免和她见
面。最后，还是毛泽东获知此事后，感到江青闹得实在太不像话，
出面进行干预，把这个东西压了下来，才给林彪解了围。
不过，毛泽东的态度很快就起了变化。毛生性猜忌多疑，在他的政治
生涯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对自己的“亲密战友
”林彪，也始终存有戒心。像前述江青一干人在九大上的选票被压低一事
，毛就怀疑是林彪从中做了手脚。因此，当周恩来向他报告康生帮助江青
查选票时，毛并没有表态，批评这种违反党纪的作法。实际上，毛本人在
九大时也对林彪留了一手。他一方面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破天荒地写
入党章，另一方面又设法在权力布局中平衡林彪的势力，不动声色地做了
这样几件事：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一是借重周恩来牵制林彪。在最初的党内人事安排中，除了林彪之外
，毛泽东还曾提名周做另一名党的副主席，只是后来被周本人坚决反对掉
了。二是有意打破由林彪指挥过的一方面军在军中一统天下的局面
，安排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位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陈锡联进入政治局，并
亲自指定四方面军出身的李德生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并兼总政治部主任。
三是坚决顶住党内文革派的鼓噪，始终不同意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把邓作
为他手中保留的一张牌。后来的事实证明，毛的这几手的确老谋深算，对
以后政局的演变早已未雨绸缪，棋先一着了。
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的羽翼日益丰满，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这种状
况越来越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毛、林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更让
毛不放心的是，林彪在政治上的真实想法和他并不一样，这一点从陈伯达
为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看得很清楚。为此毛戒心大起。本来，毛并没
有真正准备把权力交给林彪。他之所以在文革之初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
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结果却发现扶植上来一
个更加难于对付的对手——林彪虽然貌似恭顺，骨子里却居心叵测。这让
毛大伤脑筋，后悔不已。
而且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正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军
中拉帮结派，积极扩充势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事组
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
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
政局的一大势力。其中武有“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
会作，文有党内大秀才陈伯达，而林彪的妻子叶群则居中穿针引线。他们
在政治局内抱成一团，攻守同盟，唯林彪的马首是瞻，比当年刘少奇的“
独立王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毛的眼中，林彪的权势已经膨胀到了大
有把他架空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心态再次
攫住了毛泽东，于是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精于权谋的毛泽东转而利用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
盾，有意识地扶江抑林，以便在政治上削弱林彪膨胀的势力。鉴于林彪是
靠鼓吹个人崇拜起家的，从中捞到不少政治资本，毛便开始有意识地在这
个问题上降温，九大前就曾多次在文件上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天才地
、创造性地，全面地”吹捧自己的三个副词。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九大后，毛泽东又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
。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林彪当然清楚毛这番话的矛头所指，但对毛这种过河拆桥而且还恶
语伤人的作法，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表面上虽然没有表示什幺，私下里却
并不买账，吩咐属于军队系统的京西宾馆顶住，照挂不误，有意唱对台戏
。
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降温的同时，还刻意扶植能够真正体会他
思想的张春桥，造成在政治上与林彪争锋的态势。九大后，毛曾带着张春
桥到苏州去看望林彪，以谈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为名，试探他的态度，同
时不动声色地挑动林彪对张春桥的忌心。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
接班人有什幺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
，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
桥）怎幺样？弄得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后来林彪还是借着
谈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才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
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应该说，毛，林之间这一席不投机的谈话，是解读庐山会议前后这段
扑朔迷离历史的一把钥匙。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如何，都在客观上挑起
了林、江两个集团之间围绕接班人间题而展开的激烈争斗。正是在这次谈
话后，毛，林之间的心结日深，林彪已经明显感到毛有改变接班人的考虑
，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凶险。为此，林彪很为自己的处境担心。他和叶群俩
人在苏州时，曾为此关起门来相对落泪。
当然，林彪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为了捍卫他的接班人地位而
在政治上展开了保卫战。后来庐山会议上闹出的那场轩然大波便是由此而
起。换句话说，并不是林彪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而是他实出无奈，
担心毛泽东出尔反尔，用张春桥取而代之，自己最终落得和刘少奇一样的
下场，为此不得不以攻为守，在政治上集中打击张春桥，以求自保。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在九大后的政治格局中，周恩来保持中立，小心翼翼地斡旋林彪、江
青两大势力的争斗。不过相对而言，周更贴近林彪这一边，在很多问题上
支持林彪一派的意见，同时不赞成毛泽东流露出来的想更换接班人的打算
。这里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
就在林彪、江青两大势力围绕接班人问题明争暗斗之际，周恩来有意
继续埋头于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收拾文革乱局，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在政
治上严守中立，避免卷入双方的矛盾之中。尽管如此，他作为政治局日常
工作的主持者，却很难完全置身事外，只好小心翼翼地斡旋其中，尽可能
就事论事，绝不明显偏向任何一方。
不过相对而言，周恩来在工作中依靠和支持林彪这一边更多一些。这
主要是由于江青恃宠而骄，目中无人，遇事浑不讲理，很难共事。而林彪
及其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则对周本人及其工作表
现得更加尊重和支持。
林彪一派的这种态度既有历史上的渊源，也有现实政治上的图谋。林
彪是黄埔军校出身，可以说曾是周恩来的学生；投身革命后，虽然能征善
战，升迁很快，但在党内军中的地位与周相比还是高下悬殊，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两人根本不处在同一个档次上，周一直是他的上级领导。至于黄、
吴、李、邱等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当他们还是红小鬼时，周已经是红军总
政委了。周氏这种在党内军中的资历，自然使得素来讲究论资排辈的军中
将帅们肃然起敬。
此外，林彪出于政治上接班的需要，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网罗党内
各路人马，以便日后为其所用。周恩来自然成为他有心拉拢的对象。在这
一点上，林彪有意识地同江青对着干。凡是遭到江青整治的，比如陈伯达
，汪东兴等人，林彪都一概加以笼络安抚，趁机拉一把。对周氏也是一样
，在文革中周处境困难时，林彪曾几次出来讲话，对他表示支持，有意进
行拉拢。
一九六七年夏天正是周恩来在政治上最难过的时候，社会上倒周的势
头甚嚣尘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内部不断遭到江青组织的围攻批
斗，日子很不好过。这时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林彪利用坐镇北京主事的
机会，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他表
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
全靠你了；还特地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外，文革派摇羽毛扇的军师康生在九大期间，私下里策动吴法宪出
来反周，向吴散布说，最先提“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周恩来批发的；
张春桥在一旁帮腔，讲了事情的前后经过，让吴在会上提这个问题。林彪
得知这一情况后，又立即托人传话给吴：告诉胖子，不要上当。我们党内
还不能没有总理，主席管大政方针，我身体不好，没有人干这些具体工作
不行。而且讲得很严厉，警告吴说，如果你提这个问题，那你就要完蛋。
林彪并要叶群当面向周转告这件事情。
周恩来对林彪的这种关照自然心存感激，有意投桃报李。此外，对周
来说，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林彪曾是他的学生，虽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
的，但也是周眼看着成长起来的，现在林彪后来居上，成为党的接班人。
这让行事谨慎的周氏更是处处注意避嫌，格外尊重林彪，以免被人说成摆
老资格，看不起他。为此，周在九大的大会发言中专门讲了一段称赞林彪
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话。林彪听后非常激动，站起来打断了周
的话，说：我林彪没什幺，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
完了，没有今天。林彪一边说，还当场哭了。
在九大后的政治格局中，还有一点让周恩来更贴近林彪的，是两人对
文革运动过后应该着重抓一下国家经济建设的看法相同，用周本人的话说
是“经济工作进入七十年代，是斗、批、改的主要方面”。 在起草九大政
治报告的那场风波中，周尽管在会上保持沉默，却在私下里和陈伯达交换
过意见，并不赞成张春桥给陈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
当然，周恩来是个玩弄平衡的老手，在林、江两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中
，竭力在表面上不偏不倚，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不过出于上述种种原因，
周内心里还是更多的倾向林彪这一边的。
比如，一九六九年十月，军委办事组为了防止苏联借当时准备举行的
中苏边界谈判的烟幕而发动突然袭击，遂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
义向全军发出了紧急战备指示。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
判断，已决定进行党政军机关大规模的疏散转移。在这种情况下，由主持
军委工作的林彪对部队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并没有什幺不妥，但却触动了毛
本人那根敏感的神经，因此老大不高兴，一气之下竟把军委办事组上送的
报告给烧掉了。周恩来从汪东兴那里获知这一情况后就悄悄转告了林彪。
再如，九大后，周恩来开始觉察出毛对林彪日益不满，为了回报林彪
对自己的好意，他曾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
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是，林彪婉拒了周的劝告，托人转告说：谢谢
总理的好意，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转车都不敢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林彪这样做并非存心不给周恩来面子，他的身体其实也没有差到这种
地步，他身体的主要器官并没有什幺大的毛病，顶多是当年的枪伤损害了
中枢神经功能，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出汗而已。实际上，林彪放出
这种风的目的，是有意在政治上韬晦，隐匿锋芒，以减少毛泽东对他越来
越大的猜疑。但是，林彪的这种“障眼法”，根本无法蒙哄过毛，很快就
被他下的一个诱饵而弄得露出了马脚。
一九七０年三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
开。这是继召开九大重建党的组织之后，毛为了营造“天下大治”的局面
而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个大动作。不过，毛却对此有些踌躇，因为按照宪
法的规定，有一个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对此，毛既没有兴趣重新
担任这个角色，应付日常大量的国事活动，也不愿意把这个职位让给其它
人，以免重演先前“两个主席”的噩梦，特别是在林彪已经坐大的情况下
，更不想让给他。于是，毛在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宪
法，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据当时曾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听传达的吴法
宪的回忆则有所不同。他说：
七０年三月八日，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
意见。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
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
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
设为好。传达完后，来不及讨论，早早地散会了。叶群、黄永胜和我跑到
汪东兴家里，又问了一遍。汪东兴又这样说，还是这几句。叶群很高兴。
记得那次汪东兴还请我们吃地瓜。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过是虚晃一
枪，是在对他进行试探。毛这种虚虚实实的作法并非始自今日，还在九大
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在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在推选大会主
席时，毛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站起来大声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
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
手。”于是，全场一致举起手来。毛见状，说：“他这个人啊，讲客气了
。”
但是这一回，林彪在叶群的撺掇下，确实动了心。林彪早就很不满意
自己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政治上的摆设这种状况。在他看来，
如果说出任党的主席是非分之想的话，那幺担任国家主席则是顺理成章的
。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而且也是顺势解决他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
总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相称的办法。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直让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
得惶惶不安的林彪，希望通过此举来试探毛对他的态度，进一步巩固和捍
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一类用兵之
道的林彪，当然懂得在政治上掩蔽自己，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
。四月十一日，林彪经过再三斟酌后，提出了他的三点意见，绕过是否设
国家主席的问题，直接建议仍然由毛泽东兼任这一职务，称“否则不适合
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表示“可设可不设”，而“他自
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老于权谋的毛泽东马上便看出了林彪所打的主意，认定他“劝进”是
假，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是真，而且对林彪这样公开将自己的军感到不快。
因为这恰恰是毛的心病所在，他宁可把这个职务让给董必武这样无关紧要
的党内元老，也决不愿意让已经尾大不掉的林彪来当。更令毛不安的是，
林彪的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
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只有江青真正懂得他的心思，在会上表
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这越加让毛领教了林彪在
政治上呼风唤雨的能量。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生米煮成熟饭，毛泽东在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
立即表态：“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毛又急急忙忙从武汉
赶回北京，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乃至引用历史上三国时代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说：孙权劝曹操当皇
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
们也不要做孙权。不仅如此，毛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他单独
谈话，表明自己的态度。毛这样做，是因为周带头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且
又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说服了他，就能带动其它人。
但是，已经看出毛泽东并无意真正把权交给自己的林彪，这回横下一
条心，撕下了“一贯紧跟”的面具，执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存心给
毛出难题。这样一来，毛、林之间的分歧在党内领导层中暴露出来。双方
暗中较劲，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只好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经此争执后，毛，林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成见也越来越深，私
下里都毫不掩饰对对方明显的不满和戒心。
在这种情况下，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弄得左
右为难。平心而论，他起初之所以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能说没有迎合林彪
之意，不过更主要的还是看重国家体制的问题，认为一个国家在形式上总
还是要有国家元首和副元首，况且这也是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呼声和愿望，
应该加以考虑。为此，周很希望毛泽东能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由林彪担任
副主席，以便体现党和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即使退一步说，在毛实在不愿
意当的情况下，也不必因人废事，由林彪来担任这一职务也未尝不
可，这丝毫不影响毛作为全党全军全国最高领袖的地位，同时也可反映林
彪作为接班人和副统帅的身份。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其实，这种看法当时在党内很有代表性，就连康生这样文革派的大将
也持同样的观点。 不过，周恩来深知毛泽东说一不二的为人，凡是
他所认定的事，别人是很难劝阻的，况且又是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违背
毛的意思，只会自讨没趣，所以当毛找他谈话后，周的态度有了改变，不
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实际上思想并没有真正想通，只是顾忌毛的态
度而暂时回避了这个问题。康生所主持的宪法修改小组也面临着同样为难
的处境，被夹在当中，无所适从。一直到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是否设国家
主席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定论。
但是，庐山会议前夕的政局已经是暗潮汹涌，周恩来根本无法置身事
外，接连卷入林，江两派之间发生的龃龉之中。七月下旬，周在主持中央
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时，陈伯达与张春桥为送
审稿中的一处提法发生争执。陈主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
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
”四个字删掉，理由是自文革以来宣传中的标准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亲自缔造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提法将会引
起外界不必要的议论。张则毫不退让，力主维持送审稿中的提法不变。
对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得不出来设法摆平双方的争执。为了弄清
事情的原委，他专门作了调查，发现在头年“十·一”社论的修改过程中
已经有人做了手脚，造出了这个新的提法，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正是张
春桥、姚文元二人。周知道陈与张、姚二人素有嫌隙，开始前没有把问题
看得很严重，以为在这场“文字”之争的背后，不过是大小秀才之间的文
人相轻，互不服气，而没有马上领悟到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实际上是毛泽
东和林彪之间的较劲。更确切的说，是毛为了在政治上削弱林彪的权势，
暗中指使张、姚造出来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从维护大局稳定的角度来说，陈伯达的意
见更值得考虑。不过，他知道兹事体大，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最后
要由毛本人来定夺。于是，他除了当众声明“这要请示主席”外，又随即
写信给毛报告此事的来龙去脉，最后表示：“我个人认为以改回为好。究
应如何，请主席决定示知。”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态度很不高兴，开始是拒绝表态，称两种提法都
不是他提的，后来当周利用陪见外宾之机又当面请示时，毛有意让他碰了
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已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
我就不看了。关于提法问题，毛一方面故作大度，表示“可以改回去，这
无关重要” 另一方面却执意不肯自己动手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四
个字，一定要汪东兴代他圈去。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实际上，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一年后在南巡讲话中还愤愤
不平地表示：难道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在毛看来，这不仅是林彪存心与
自己争夺军队指挥权的问题，而且周恩来的态度也令人可疑，如果林，周
两人真的在政治上联手的话，将会使林彪如虎添翼，更加难以对付。为此，
毛决意寻机敲打一下周恩来。
恰好就在这时，周恩来在外交上出了一点纰漏，在接待苏丹国家元首
尼迈里访华时忙中出错，误以为毛泽东当时已经批准了他送审的同苏丹方
面的会谈报告及其附件，就先与苏丹政府正式签订了两国之间经济和技术
合作的两个协定。事后，他急忙为此事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称：“这是一
次重大错误，谨此呈报，保证以后严格遵守报批手续，不容再犯！”毛立
刻抓住这件事情对周旁敲侧击，在批示中另有所指地说：“这类事是技术
性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原则性问题。”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写检讨报告的那一
天，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的讨论会上，张春桥同吴法宪又为
宪法草案中的一些提法争吵起来。张先是以宪法序言中已经有了类似的内
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全
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讲
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
。
早就对张春桥气很大的吴法宪认定他这是在指桑骂槐，影射林彪，于
是反过来指责张“想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
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双方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林彪本来就因毛泽东有意让张春桥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视其为眼中钉，
这回见他竟敢在自己头上动土，公开否定他本人对毛的权威评价，更是怒
火中烧，决心抓住这件事把张春桥从政治上彻底搞垮。为此，林彪原本准
备直接给毛写信，后经叶群劝阻后，又决定自己暂时不出面而先由手下的
几员大将出马。
于是，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过叶
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
宪，分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
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边。展开斗争”。
这样一来，周恩来再次被夹在双方的矛盾当中。对宪法修改小组发生
的争吵，他在事后已经有所耳闻，也看出了表面文章背后的名堂——实际
上是林彪，江青两派围绕接班人问题的钩心斗角。从内心来说，他并不赞
成毛泽东九大后流露出来的想更换接班人的打算。因为一来林彪并无大错
；二来在政治上牵动太大，无法向党内外交待。而且这样做，对毛本人的
形象也不好。因此在这场争斗中，周自然由于同情林彪的处境而不会支持
张春桥。况且就事情本身而言，他也更赞成吴法宪的意见。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不过，由于刚刚挨过毛泽东的敲打，这回周恩来更加小心翼翼地斡旋
其中，要求双方消除误会，注意团结，避免公开表明自己的倾向，尽量在
表面上不偏不倚，不过在私下里，周却对吴法宪表示，支持把“以毛泽东
思想为指针”写入宪法的主张。
在八月十七日召开的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
一派有备而来，准备同江青那一边激烈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
人在会上缄口不语，结果根本斗不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对此，连主
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为此特意询问张春桥有什幺意见。张表
示：我有意见，但不能讲，一讲又跟吴法宪吵起来。倒是康生若有所指地
回敬了吴法宪一句，说：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主席在党内斗争中是很强
硬的。周见状，生怕双方又吵起来，随即宣布散会。
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张春桥为何突然临阵退却——究竟是他本人觉
得事情不妙而刻意降低姿态，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故意示弱，诱敌深
入？但不管怎幺说，都让林彪感到失去了一次整垮对手的机会而心有不甘
。同时这次不战而胜，也给林彪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张春桥已经自觉输
了理，因而这正好是一个趁胜追击，一举拿掉他的机会。
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向手
下的几员大将吹风说：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
幺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要他们做
好准备，带着马、恩全集上山。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首肯后才讲的。了
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林彪旱就对毛
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诱骗
自己上钩而心气难平。双方由此反目成仇。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这是林彪暗中对毛泽东揣摸多
年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心得，又恰好道出了毛在卢山会议开场后陷入的窘境，
成为解读庐山事变的一个注脚。实际上，毛的内心恼火并非始自林彪在九
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而是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
已经大为不快了。会上，除毛本人外，其余四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
出任国家主席。林彪，陈伯达自不待言，就连属于文革派营垒的康生也恳
请毛能够考虑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出来担任这一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处事谨慎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
张，为了说服毛，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
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在上庐山后，他还特意请陈伯达准备一
下宪法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不过话说得很活：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
意见，备而不用。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
面，毛泽东陷入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虽说毛作为当事人可以表示个人
的意见，但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还是应当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毛心
里是很清楚的。而让毛有口难言的是，他本人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
图不好明说，又找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尴尬可想而知，几近恼羞成怒，乃至表示：
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 并且放出这样的话来
：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一九七０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直到最
后一刻，林彪才拿定主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张春桥开刀。在此之前
，他一直在考虑主攻方向，对他在会上讲不讲话、讲什幺内容有些举棋不
定。据身边的人说，林彪直到临上车前还在问叶群的意见。 在看到
毛泽东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陷入窘境，几近发作后，林彪决定暂时
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
春桥之间作出选择，就像当年对罗瑞卿、贺龙等人曾做过的一样。
在林彪看来，这次应该是稳操胜券一—既然当初毛泽东可以为了拉拢
他而不惜抛弃跟随多年的贺、罗两人，就更不会为了张春桥这样一个“小
记者”而得罪自己了，况且他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
，这一回林彪却打错了算盘，竟不知形势已经全然不同了。当年毛为了斗
倒刘少奇而对林彪刻意笼络迁就，而现今在毛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为急于
翦除的对象。因此毛的态度也就完全两样了。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
突然袭击”、“抢先发言”。这是根据毛泽东在—年后南巡讲话中所谓“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
的真相，实际上，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是经过毛的同意后讲的
，在这一点上，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
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事实
被长期掩盖，才使得林彪事件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令人疑团莫释。现在该
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关于这一点，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多少有所透露，
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一—狱中自述及其它》一书中
也提到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
周恩来同志和我以及其它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叶永
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
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幺，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
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
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
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
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吴法宪回忆说：
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
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
我想讲话行不行？主席问讲什幺？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
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席听了
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
，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此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了底，说；
“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讲话前报告了毛
主席。”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专门跑去问过林彪。
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表示是听叶群的之
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确实是按照
会前和毛泽东的约定讲的，对张春桥并没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隐晦的语言
，批驳了所谓“迷迷糊糊的思想”，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
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
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
当权的国家，上面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林
彪并从正面大力颂扬毛是“天才”，称赞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的“灵魂”是
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等内容。
当然，林彪也绝非是安分守己之辈，在当面请示毛泽东的同时，又像
在九大时那样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连，营造声势，企图上
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本人并没有
出头露面，而是在幕后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
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话，同时给叶群规定了发言口径：要从“天才”、
“领袖”、“指针”三个方面去讲，“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
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林彪并叮嘱在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同
时不要扩大打击面，牵涉江青、康生两人，否则毛那里通不过。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除黄永胜因留守北京没
有上山外，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分头活动，私下串连了空军、海军、总
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和动员。陈伯达则连夜选编了一份《恩格斯
、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因向张春桥开炮而受到
林彪传话表扬的吴法宪更是急于再立新功，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政治
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各组应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这一动议
，随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
于是，从八月二十四日起，全会改变了原定议程，各组转入讨论林彪
在开幕会上的讲话。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事
先商量好的口径，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讲“天才”问题，说“刀搁
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时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
，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
。
其中华北组闹得最凶，本来就与张舂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从林彪
那里得知他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后，更是不再有什幺顾虑，在华北
纽约发言中口讲指划，滔滔不绝，猛攻党内“陆定一式的人物”，极富煽
动性。同组的汪东兴也不甘寂寞，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
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由于陈是中央常委，而汪是毛身边的人，
这种特殊身份使人们更加相信“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说法大有来头。于是
，与会者义愤填膺，在发言中纷纷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
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提出对这种人“应该
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
，全国共讨之。” 这份简报立刻不胫而走，在全会中点了一把火，
各组哗然，群情激愤，纷纷仿效华北组，或联名写信，或通过决议，要求
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一时间，整个会议的气氛变得异
常紧张，用毛泽东后来所形容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
势”。
在这场风波中，周恩来再次显露了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本领。同
被蒙在鼓里的普通中央委员相比，对他来说，会上发生的这场风波并不全
是突然袭来的。周既了解事情的起因一—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
那场争论，也完全清楚林彪讲话的矛头所指，而且亲眼看到林彪在讲话前
曾和毛泽东单独谈过话。对只知唯江青马首是瞻的张春桥，周素来没有多
少好感，因此在林彪整张春桥的问题上，虽然未必准备介入参与，似也绝
不会对张援之以手，相反还会乐观其成，希望杀一杀文革派干将的气焰。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