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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香橼边藤 发表于：2005/11/28 16:30:06“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经过连续两次手术后，周恩来自知已经沉疴难
起，来日无多。牵挂他的一桩心事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补一下所做过的亏心
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能看毛泽东的睑色见机行事。
毛泽东的表态总算是让周恩来稍稍松了口气。除了担心最后落得“晚节不
忠，一笔勾销”的下场外，牵挂周恩来的另一桩心事则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
补一下在政治上所做过的亏心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
能看毛的脸色见机行事。这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武汉的毛泽东为了修补
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下令解放当年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
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这正好给了周恩来一个
为他当年的表现补过的机会。
事实上，周恩来一直为他本人在“杨、余，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内疚
于心。自文革运动全面发动以后，杨成武一直是他应付乱局的得力助手。“大
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杨更是因老帅们靠边站而一跃成为军队实际上的负责人
，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泽东的赏识，曾经一度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一
九六七年夏天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暗中协助周恩来
向毛泽东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抛出王力，关锋等人作为乱局的替
罪羊。这不仅成为整个时局的转折点，而且也帮助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周本人
摆脱了政治上的困境。
然而，当林彪和江青随后联手整杨成武时，周恩来却明哲保身，不仅没有
对他援之以手，反而还跟着一起批，说了不少“过头话”，像“永远忠于中央
文革”、“誓死保卫江青”等，就是周在批杨的“三·二四”大会上带头喊出
来的。对此，周本人一直心中有愧，感到对不起杨成武，以至后来一直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对他加以某种保护。比如，当康生、陈伯达建议组织小型军
事法庭秘密审判杨时，周恩来和大概是出于同一心态约毛泽东（杨曾在武汉“
七·二０”事件中保驾毛脱离险境）一起把报告压了下来。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趁势提出要杨成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曾先后写了
三次报告，这次毛泽东拍板决定把杨成武解放出来，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可以为
当年所作过的亏心之事当面谢罪的机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动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
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
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
下来，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多年后，杨成武对人回忆了这段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
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
对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
，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
我的眼圈湿了。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
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
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
“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那晚讲话很多，“本来
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
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
这是我的失职。杨易（杨成武的大女儿）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
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
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
剧。我已经作出批示：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三、用棺木埋
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
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
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同对杨成武的冤案相比，周恩来内心对贺龙的负疚感更大。因为贺龙早已
瘐死于囚禁之中，即使想当面谢罪补过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周本人在这个问
题上陷得更深，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如本书前面提到
过的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据后来接手负责对贺龙一案甄别平反的纪登奎说，所谓贺龙“通敌叛变”
的历史问题，其中的疑点破绽很多，根本经不起推敲，显然是一桩出于政治目
的而构陷的冤案。当年审查时，贺龙的老部下写的揭发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
搅混了水，但以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阅历和精明，应该不难看出这一点来。为此
，周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知青的家 - 云南省潞西县法帕乡拉应寨全体知青.
可是，周恩来当年在经办贺龙的案子时，明知其中有不实之处，却不敢得
罪林彪，出来为贺龙辩诬，反而还从所谓“大局”出发，为维护林彪接班人的
地位，给贺龙罗织罪名，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其实，周心里非常清楚贺龙的问
题是林彪构陷的一桩冤案，所以当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
薛明从贵州的山沟里接回北京，并要她“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
，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被林彪、江青迫害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
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
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
为自己的丈夫开脱罢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贺龙遭受迫害的某些细节，但
也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当时各个专案审查小组都定期写有给中央的报告，汇报
审查对象的思想、生活、身体等各方面情况，而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
而且又挂名分管贺龙专案的周恩来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况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隐瞒真相，又岂能瞒过久经党内斗争的周恩来，他
太清楚一旦沦为阶下囚后所处的悲惨境况了。正是因为风吹草动心里知道他本
人对贺龙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才极力想有所补救，以多少减轻一点
内心的负罪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恩来有心补过，但是在为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却
瞻前顾后，小心翼翼。除了因为当年帮助林彪整倒贺龙的江青还在台上外，更
让他顾虑的是，吃不太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林彪事件后，毛为
了缓和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曾先后在不同的场台表示过：我看贺龙同志
搞错了，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翻案呢！并在中央军委会
议上当着众人还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问题是就
在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中，仍然流露出对贺龙的某种疑心，他在表示要给贺龙平
反的同时，还加了一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小心行事，因为毛泽东正话反说、假戏真唱
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不确实摸准毛的意图就贸然而动的话，反而可能会把
事情搞糟。所以，尽管毛发了话，周一开始还是按兵不动，没有急于将贺龙平
反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让下面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交待当年
那位曾咬过贺龙的老干部重新写一份证明材料，以备日后之用。其后，当分管
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向他请示如何贯彻毛为贺龙平反的指示时，周也只是
表示：不忙，再等等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从武汉传回毛泽东关于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明确
指示后，周恩来这才放心，让纪登奎和华国锋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局
成员传阅。他本人则对其中有关评价的地方作了画龙点睛的修改，强调贺龙几
十年来曾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就这样，拖延巳久的为贺龙平反
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周本人也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为国庆二十五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周知道这大概是
他最后一次主持这样的国庆招待会了，所以想藉此机会尽可能多地关照一下在
文革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
为此，刚刚动完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仔细审阅了一份多达两千人的出席国庆
招待会的人员名单，阅后又连夜致信代行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建议
还应增补进去的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周恩来的尽力运作下，这次国庆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劫后重逢的社会各
方面代表齐聚一堂，互致问候，百感交集。周氏更是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经
过文革浩劫之后，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感觉：周的存在是对极左狂暴的某种遏制
和对人们自身利益的些许保护。所以当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后，党内外不少人
为他捏了一把汗。周住院的消息传出后，更是牵动了人心，渴望寻找一个机会
表达对他的祝福和敬意。
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
，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
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
在椅子上，遥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
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这样热烈的场面，在周恩来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何况又是在唯毛
独尊的文革年代。对此，刚刚在政治上度过劫波的周恩来自然在精神上感到某
种慰藉——毕竟公道自在人心，不过另一方面又深自不安，唯恐惹毛泽东不快
。他随即传话要求压低新闻报导的调子，删掉电视纪录片中诸如“敬爱的周总
理”一类用词 ，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毛泽东虽然远在外地，却对京城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国庆招待会上出
现拥周的场面，让早巳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幺
把柄，因为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声声称：“在毛主席的领导
下”。更让毛不敢小看的是这件事背后所显示的人心向背。本来，毛这次离京
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还在打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盘算此举在政
治上的风险和得失。
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的民心向背，不啻给毛泽东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迫
使他认识到，如果罔顾党心民意而公开批周的话，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弹，在政
治上陷入四面树敌的处境，导致天下大乱。对此，已经年迈体衰的毛实在是有
些力不从心了，当年驾驭文革的那种自信和胆力已经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大打
折扣了。
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从长计议，把公开批周的打算搁暂时置起来。对
此，毛曾向身边亲近的王海容等人作过这样的解释：“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
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这
就是当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那句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的由来。这以后，
由于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标，不得
不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毛泽东苦心安排的权力布局刚一出台，就引起一
场风波。周恩来决定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小平一臂之力；同时
藉四届人大之机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作最后的进言，为摆脱文革困局寻找出路。
国庆节之后，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拖延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建议。这是毛迫于党心民意的压力而暂且打消批周的念头后，在政治上采取的
另一个相关决定，意在安抚显然已对连年政治运动感到厌倦的人心，以稳住文
革败局的阵脚。为此，一生笃信斗争哲学的毛一反常态，发出“以安定团结为
好”的指示。这样，自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发动后一直紧绷的国内政治气氛开始
缓和下来，久乱思治的中国老百姓总算是有了某种期盼。
然而，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做表里文章的老手。他在用召开四届人大
这张空头支票吊人们胃口的同时，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准备利用四届人
大组阁之机，先把周恩来“挂”起来，然后再逐步排出权力格局，用邓小平取
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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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毛泽东在筹组四届人大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明显把周恩来晾在一
边，既没有让他过问有关人事安排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
国务院总理，而是让张王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
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摆出准备在政治上重用邓的架势。
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打破了权力格局中原有十分脆弱
的平衡，引发了中共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争斗。江青本来就因反对邓小平出席
联大特别会议一事挨了毛的批，而对邓窝了一肚子火，这次见毛如此倚重邓，
更是觉得难以咽下这口气。在江青看来，如果在倒周的问题上论功行赏的话，
她应该是头一份，结果到头来却空忙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怎幺能让一心
想当女皇的江青甘心呢？
况且江青知道与沉潜内敛的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为人刚愎倔强，说一不二
，以后更难相处。自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像在总参谋
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
强，寻机大闹一场，即便闹不出名堂来，也要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后
来闹出“风庆轮事件”的由来。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江青指挥
手下人马藉机大做文章，除了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大事宣传外，还在内部传阅
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借记者之口告交通部的状，指其派驻风庆
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
学，十月十四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这件事“引起
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并气势汹汹地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
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
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建议“政治
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应该说，江青拿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的问题开刀是用了一番心计
的，打算一箭双雕：在批周恩来的同时，将邓小平的军。因为问题出在国务院
，当年正是周作出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并趁后来世界石油
能源危机的时候，批准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国轮船。现在周本人虽然已
住进医院，没有再管这件事，但作为目前协助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难辞其
咎。江青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跟着表态批的话，无异
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巳周恩来也不会高兴；反之，则正好可以抓住邓的小
辫子，趁势把他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闹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邓小平并非等闲之辈，当然看出江青这一手的用心所在。见毛泽东如此重
用他，邓的心情显然很复杂，一方面确实有知遇之感，想尽力做好工作，担起
责任来，为毛分忧解难，不辜负他的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则深知文革的烂摊
子不好收拾，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共事，而他又缺少像周恩来那样的隐忍
功夫，最后难免闹翻。既然如此，不如索性从一开始就摆正关系，对于江青的
骄横霸道和无理取闹决不买账。用邓自己的话说是：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
被打倒。
邓小平敢于捅江青这个“马蜂窝”，既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看出
毛泽东对江青日益反感，觉得事情总可以从毛那里讨回公道。所以在风庆轮问
题上，当在京政治局成员大都表态附和江青的意见，甚毛连久病不出的康生也
批了一段话表示支持时，邓只是在传阅件上画了个圈，没有表态支持。
这样一来，江青火冒三丈，认为这是邓小平在故意和她作对。在十月十七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大吵大闹，揪住邓不放，非要他当场表明对
批“洋奴哲学”的态度。邓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结果遭到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群起围攻。邓小平一开始还尽量忍耐，不想把
事情闹大，但后来在一再追逼下，终于被激怒了，也不客气地和他们顶了起来
。
姚文元事后在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场面，说：“邓在昨天会议结束时，跳
起来骂江，激动得连脸也扭曲了！” 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辞。实际上，
邓当时还是相当克制，只是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
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最后在李先念的劝解下，邓小平离开了会场。
事情闹成这样，正是江青所期待的。散会后，她立刻在钓鱼台住地召集自
己的人马碰头开会，商量向毛泽东告状的问题。他们知道邓小平眼下在毛那里
正是走红的时候，若是直接告邓，很可能给碰回来；但如设法挑动毛对周恩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加掩饰的不满和戒心，而把邓和周往一块打的话，就会触
动毛的心病而改变重用邓的态度。为此，江青等人决定把告状的对象锁定在周
恩来身上，邓小平只是作为陪绑：同时为了避免引起毛不必要的反感，江青暂
时不出面，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前往。
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匆匆赶赴长沙，抢先向毛泽东告状，因为两天后邓小
平将要陪同毛会见外宾。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他扼要汇报了邓和江青在政
治局会让上发生的争吵后，话锋一转，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
是冒着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
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来往的这样频
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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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江青担心王洪文的汇报说不到点子上，又把当时很受
毛泽东宠信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也向毛反映情况，并画龙点睛地说
：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
理是后台。
虽然江青一班人马使出浑身解数向毛泽东大进谗言，却不料毛已决定在批
周的问题上暂时偃旗息鼓，结果非但御状没有告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毛对
周恩来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戒心虽然并没有因暂时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消除，但也
并不相信周眼下真有林彪那样的反骨，敢和派去挟制他的邓小平联手“抢班夺
权”。老于权谋的毛一眼便看出这是江青想借刀杀人，故意危言耸听来激怒自
己，以达到倒周、贬邓，由她那一派独掌大权的目的。
毛泽东并非不想把大权交给党内文革派，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此创造条件，
只是因为江青太不争气，实住有点扶不起来。如果真的把权交给他们，非天下
大乱不可。对于江青这样胡闹，毛十分恼火，因为这不仅打乱了他对今后权力
格局的部署，而且还会使为政局营造某种安定团结气氛的打算落空。在毛看来
，周恩来已经是病人膏肓的人，不打自倒，不必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脱裤子
放屁的蠢事了。此乃其一。
其二，毛泽东本来希望江青能和邓小平在他安排的权力格局中携起手来，
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为文革保驾护航，却不想江青竟然如此不顾大局，一再
惹事生非。毛已经警觉到江青在政治上的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招呼和劝
告，和张春桥等人抱成一团，在政治局内搞小宗派，称王称霸，已经引起了政
治局大多数人的不满。现在竟然又要借他的手把周，邓二人同时搞掉，如果真
的依了他们，势必造成江青一派独大的局面，到头来毛本人也不免被架空。这
是深谙统驭之术的毛所不能答应的，即便是他的心腹嫡系也不行。
为此，毛泽东决定进一步抬举邓小平来反制江青，并让周恩来介入四届人
大的筹备工作，监管唯江青马首是瞻的王洪文。而毛本人则有意利用这种两派
对峙、互相牵制的局面，在幕后进行操控。毛在听完王洪文的汇报后，当面教
训了他一顿，要他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有
时间多读些书，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两天后，毛泽东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
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
商量办理；并赞许说“小平同志的办法好，对江青就是要顶”，再一次明确了
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同时兼总参谋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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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还嫌这样做不够，稍后毛泽东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划清界限的姿态，
让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他对江青的看法转达给周恩来，称：现在要安定团结
，江青就是不听，开“钢铁工厂”，开“帽子店”。别人心里不高兴她，她非
跟很多人闹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她的话不能全信，她
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来只跟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顿
没吃。
这样一来，周恩来又再度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忙碌起来。实际上
，他在医院中确实如江青他们所说，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静下心来养
病。当政治局会议为“风庆轮”事件发生争吵后，他即分别找各方谈话，了解
事情的来龙去脉，设法进行调解，平息这场风波。鉴于江青是在蓄意闹事，闹
到毛泽东那里已势所难免，而毛的态度则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
不动声色地拉邓一把，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一臂之力，用“哀
兵”之道争取毛的同情和支持，打赢这场官司。
不过，周恩来做得很老到，不动声色地先在底下做了工作。他一方面向邓
小平打了招呼，叮嘱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回来后慢慢解
决 ；另一方面，他出面把“通天”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
，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传话，说：经他
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
劝走的。邓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跳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
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是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
周恩来在解决“风庆轮”风波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
工作。毛泽东指定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决定，使得自—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
大会议以来一直提心吊胆的周氏如释重负，甚至还有某种受宠若惊之感。他虽
已重病在身，却不敢丝毫懈怠，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
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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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项安排大体落实后，周恩来又连夜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工作的进
展情况。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
席十月二十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十（一
）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
正。周后注9／11）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
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
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
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参加一头一尾就可□（此处因手抖，字迹难辨——
作者注），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
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照膀胱镜时情况，东兴同志参加我的两次治疗，
请问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其它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74．11．6．4时半
这是周恩来自六月份住院动手术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从信中的宇迹
和内容可以看出，他为了写这封信是强撑病体，而且用了不少心思。周虽然极
力想象以往那样把字写端正，却已经力不从心了，整篇字体颤抖，个别处已歪
扭难认，甚至出现明显的笔误和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这是一贯精细严谨的周
氏以前所未曾有过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同时，周恩来显然是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把他推出来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
工作，不过是因为一时在政治上摆不平的权宜之计，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对他
的疑虑。为此，他在信中颇用了一番心思来表白自己，以图化解毛的心结。从
信的一开始，周就主动对毛本来是敲打江青不要搞“上海帮”的话表示要引以
为戒，到有意识地强调人事安排名单中“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乃至信的末
尾刻意表示“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的那段话，无一不是出于这样一番
用心。
此外，周恩来在信中对邓小平和江青两人在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的争执，
周也尽量不偏不倚，在表态支持毛泽东提议由邓本人兼任的同时，又照顾江青
的面子，为杨成武说了话，指出这是“为党培养一个得罚干部。如打起仗来，
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周恩来这种姿态，相形之下，让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显得更加咄
咄逼人，不知收敛。这令毛泽东感到既难堪又恼火。知妻莫若夫。毛固然欣赏
江青敢打敢冲的性格，也需要她在政治上充当他的打手，但十分恼火她干涉太
多，不断惹是生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让毛生气的是，江青此举把正需
要刻意笼络，用来挟制周恩来的邓小平得罪了，而让周从中做了好人。这使得
毛精心安排的“抬邓排周”的部署破了局。
为此，毛泽东决意敲打一下江青，在十一月间接连批评江青伸手要官和插
手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举动。毛一面在私下里点出：“江青有野心” ，
要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
不要做红娘”。另一方面又表示“有错误，改正就好”，叮嘱她“务望谨慎小
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
毛泽东的敲打，迫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帮助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
作的周恩来排除了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周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太了解
毛和江青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为此，他在主持其事时小心翼翼，尽量
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比如，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时，周恩来认为老干部的
名额太少。不过为了避嫌，他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有意把它和其它
类需要增补的代表名额一并提出，其中包括“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更
见心计的是，周恩来对其类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
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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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指出的是， 官方的出版物在述及这件事情时，担心损及周恩来的
形象，有意回避了他在提出增加四届人大代表中老干部名额的同时，也提出增
加红卫兵代表名额这一点。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这正反映了周氏恪守中庸
的为政之道和行事处世的精细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其人的那
种东西来。
在酝酿拟定人大和国务院机构的人选名单时，周恩来更是煞费经营，从大
局着眼，折衷各方意见，权衡轻重，有取有舍。鉴于江青那边对文化、教育、
体委等部委的部长人选争得很厉害，张春桥更是执意坚持要迟群出任教育部长
，周恩来在和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等人权衡利弊后，认为教育部长关系重
大，不能让，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和体委则可作些让步，由他们去搞
。
其后，当毛泽东否决了把谢静宜以及乔冠华、方毅列入人大副员长和副总
理的名单后，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又趁机进言：“遵照主席指示，为保护谢
、乔、方三同志能做好工作，可不列入副委员长、副总理名单内，因此对吕（
玉兰）、杨（坡兰）两名也应加以考虑。” 而吕、杨两人正是当时在政
治上作为培养的“新生力量”而安排进名单的，最后连江青提名的金祖敏也遭
池鱼之殃，补一道刷了下来。
十二月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
的政府工作报告经由周恩来审改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问题也在党内各方角
力后搞出来三种方案，供毛泽东拍案定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的
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大便里出现潜血。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十分着急，建议
马上进行检查治疗。这样一来，使得原定准备和王洪文一道向毛当面汇报四届
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成了问题。
为此，叶剑英十分着急，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此行所负使命的重大，如果不
能成行，正好给了江青他们可乘之机，利用单独进见的机会，影响毛泽东的最
后决断。这样一来，整个安排就可能生变。在这种情况下，素来关心周氏病情
的叶剑英在和党内其它元老商量后，出面做医疗组的工作，表示：为了党和国
家的最高利益，现在暂时不能提及此事，同时要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护理好周
恩来，确保长沙之行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对于这种安排，周恩来欣然同意。他本来就是个一向以大局为重的人，这
次更是清楚他长沙之行的分量。毛泽东已经年过八旬，缠绵病榻，不会撑很久
了，显然正在考虑后事安排。因此这次四届人大组阁非比寻常，事关毛身后党
内的权力格局。而他本人已经逐渐淡出政坛，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在政治上比
较超脱，讲起话来更容易说服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周已经重病在身，却已
然顾不了那幺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
完成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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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强撑病体，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乘专机飞赴长沙
。据当年随行的机组人员回忆，周氏这时已经消瘦得很厉害，人也十分虚弱，
登机时整个人被医护人员用大衣、帽子、围巾、口罩捂得严严的，而且走得很
慢，很费劲，还有点晃。 不过，相对于旅途颠簸中时时袭来的病痛而言
，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设法完成使命，争取毛泽东的支持，最后敲定四届人
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实际上，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钦点邓小平、张春桥二人分别担任国
务院第一、第二副总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党内权力格局中制造一种让邓、
张二人互相牵制的局面，尽管一心想当“理论权威”的张本人并不大愿意做国
务院的事务性工作。周明白毛这种对邓既重用又暗中防范的两手，说到底还是
在政治上对邓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这和毛对他本人的戒心如出一辙。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最犯忌的，莫过于让毛泽东怀疑他和邓小平在
政治上联手了。因此，周在向毛汇报人事安排的设想时，对涉及到邓的职务安
排极为谨慎，宁可提得低些让毛去作最后决定，也决不往高里说，让毛起疑。
比如，在邓小平党内职务的调整上，周恩来就颇用了一番心思。毛泽东在
提议邓担任第一副总理时，并未明确他在党内的职务。由于邓当时还只是政治
局委员，而张春桥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邓的党内职务至少也应该是中央常委
或者更高。本来，以邓小平在下一届政府的身份和党内的资历，担任党的副主
席是顺理成章的，但这样一来，又多少会打破毛所设计的邓、张两人之间的平
衡，给人留下抬邓的印象，从而可能引起毛的疑心。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处理这类政治难题的老手，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他在
汇报时小心翼翼地以“请示”的口吻向毛泽东建议：
“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 这里，请注意
其中两者的先后次序——常委在先，副主席在后。这样既提出了问题，又保护
了自己，个中奥妙读者可自行玩味。
周恩来对邓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时，却对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将他在历史
上有严重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当面奏了一本。实际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从陈
伯达那里对张有历史问题有所耳闻，但由于江青一直扣压他的档案而未得其详
。 批林批孔运动中，自庐山会议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着担架到他那
里专门谈这个问题，表示对张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要他向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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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贸然行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历
史问题的态度，所以按兵不动，把这件事压了下来，直到这次四届人大的组阁
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来，以此来反制江青推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图谋。
周恩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他不
仅是“四人帮”中摇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认为是懂得他思
想真传的人，甚至有意让他接班，林彪就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
届人大人事安排之际，把张的老底揭出来，就会坐失良机，贻害今后的大局。
即使毛仍然不愿处理这个问题，继续庇护张春桥，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
层楼的作用。
不过，周恩来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会惹起毛泽东的疑心和反感
。因此，他并不急于自己出面，而是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这件事，然
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单独谈话中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还把康生抬出来
。当时由于张玉凤在场，周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多讲。
对毛泽东来说，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已经不是什幺新闻了。他早就从江青那
里知道这个情况 ， 但却不想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限。这种态度和他当
年大整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判若两人。不过也没行什幺奇怪之处。在毛的眼里，
所谓“历史问题”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为转移。张春桥正是毛手中
用来对付党内外翻案势力的一员大将，眼下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又怎幺会临阵
斩将呢？所以毛并没有理睬周的报告，相反还把举报此事的康生数落了一顿，
说：他历来极左，在延安时期就这样。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还有意抬举张春桥，以保持和邓
小平之间的平衡。他在称许邓“人才难得”的同时，也对张春桥表示赞赏，说
他“有才干”，并亲自提议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用这种“掺沙子
”的办法，暗中对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预作防范。
对于江青，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要“一分为二”’既对她在政治局内部热
衷搞“四人帮”小宗派和插手组阁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同时又肯定她在批刘、
批林的问题上是对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不过说批林批孔是第二
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对周恩来本人，毛泽东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作出评论，而是借用邓小平的话
说他“办事细”。 在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后，毛又劝周“安心
养病”，不要老闷在医院里面，经常出来走走，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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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这番话的用意，周恩来心知肚明。所谓“办事细”，其实是反话
正说，含蓄敲打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毛病。对比，周马上就作了
自我批评，稍后又在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会议上当众检讨自己
，说：细，固然。细，抓小不抓大，有时候就要因小失大，现在我病了，小的
抓不起来了，大的也抓不起来了，但还可以想一想。病有好处呢，把事务主义
减少一点吧！
此外，周恩来也明白在毛泽东让他“安心养病”的背后，打的主意是让他
当个挂名的总理，退出政坛，由邓小平取而代之。不过平心而论，周对此并没
有多少失落和伤感，相反更多的倒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近一年多来，他一
直处于晚节难保的忧惧之中，不知道什幺时候就会大难临头。现在，情势总算
是有所缓和，大概可以像朱德一样全身而退了。这对周恩来的精神上来说，是
一种莫大的解脱。
总之，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斩获，争取毛泽东批准了四届人大
的人事安排方案，对张春桥的状虽未告准，但是原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王洪
文却在毛面前明显失宠，被责令写检查。相形之下，毛对周的态度却有显着的
改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周恩来在长沙期间的心情格外的好，甚至在闲暇之余
还有兴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在天，
周还自己掏钱请了两桌客，为毛祝寿。
一九七五年元旦过后，刚从长沙返京的周恩来又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
。原来并没有准备召开这次全会，完全是为了给邓小平重返权力中枢补办组织
上的手续，才临时决定召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
并没有把毛泽东在长沙期间所谈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作为主调，而是着重强
调了毛所说的另一句话：还是要安定团结为好。 他这样做，自然是有他
的考虑，是想借用毛的话来为他在四届人大上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鸣锣开道，创造必要的政治气氛。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周恩来的治国理念和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
抓阶级斗争立国，用政治运动统领一切。而周则比较务实，注重国计民生问题
，主张以经济建设为本。他的这种治国理念集中体现在提出实现国家“四个现
代化”的发展目标上。可以说，他是在中共领导层中提出“四化”的第一人和
鼓吹最力者，但由于和毛治国的指导思想格格不入，一直有志难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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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周恩来这种以经济建设为本的思路，一直为毛泽东所不容，被
视为反对政治挂帅。为此，周曾在五、六十年代挨过毛不少次批，被指为离右
派“只剩了五十米” ，甚至一度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在文革左倾
狂潮中，实现“四化”之说更是成了政治上的禁忌，与鼓吹“唯生产力论”只
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暂时偃旗息鼓，退而求其
次，用“抓革命，促生产”作为挡箭牌来支应局面。不过，他一直对此念念不
忘，在暗中守时待变，寻找时机重新提出这一口号。
应该说，周恩来选择四届人大之际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
标，是他在审时度势后，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所作的最后进言和努力。这既
是抓住毛泽东不久前所说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见机而作，也是长
久以来内心夙愿的吐露。周十分清楚毛发动的文革已经走入死胡同，现在该是
帮助毛为摆脱文革困局而寻找出路的时候了。既然文革在政治上碰不得，那幺
从经济上入手，用实现“四化”的口号来重新凝聚人心，转换国内的政治气氛
，也不失为一条迂回缓进的解决之道。
而且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世界发展的大势，知道
这些年来国内忙于文革运动，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连台湾都走到前面
去了。况且国民经济本身经过这些年来的折腾也巳百孔干疮，问题成堆，已经
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交代不过去了，提出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时机，提出实现“四化”的问
题，更容易争取毛的支持。为此，周恩来专门和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
作的邓小平交换意见，确定把实现“四化”的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主题来写。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扶病出席了大会，并唱了
重头戏——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他以往曾多次在人大会议
上作过这样的报告，但是这一次的心情却显然不问。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
次在这样的场合作《政府工作报告》了，可以说是政治生涯中的告别演说。眼
下国步艰难，百端待举，正是需要有人出来为国家尽力的时候，而他却罹患绝
症，来日无多。这怎幺能不令周恩来百感交集呢？不过，可以让他多少聊以自
慰的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多年来的愿望）——国家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正好可以把它作为对国是的最后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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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一旦强调过分，
就会惹来倡导“唯生产力论”之嫌。九大政治报告闹出的风波便是前车之鉴。
因此，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十分小心翼翼，有意
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强调这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而且点到即止，不作更
多的渲染，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以四届人大的召开为契机，国内的政治形势出现了短暂的松动，曾经喧嚣
了一年多的评法批儒斗争戛然而止，被指为“党内大儒”的周恩来总算是又逃
过一劫，不过身体却整个垮了下来，不得不马上转入另一个战场——同他体内
正在不断吞噬生命的癌细胞苦战。他在世上剩下的日子确实已经不多了。
四届人大开过以后，同恩来非常知趣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继续留在医院
里，让邓小平放手工作。当然，这也和他的病情不断反复，变得越来越复杂有
关，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鉴于周恩来尿血的问题始终没有中断，时好时
坏，而大便中又出现了潜血，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医疗组决定对他先施行膀胱
镜检查治疗，然后再对他的肠胃系统做全面的检查。为此，周写信给毛，报告
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方案，并特意表示：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
住院疗养”。
然而，检查的结果却不妙，不仅发现周恩来体内的膀胱癌再度复发，而且
在三月间两次作钡餐检查时，又发现他患有结肠癌，其中大的一个己经有核桃
那样大。这不啻是雪上加霜，便整个治疗工作更加棘手。
医疗组经过研究后，认为事不宜迟，需要报请中央批准立即作切除手术。
由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组成的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中央政治局
常委四人小组随即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但是还须毛泽东最后点头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变情况，在
说明结肠发生病变的历史成因时，特意向毛表示：“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
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
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任的。” 这番话的用心，尽在不言之
中。几天后，毛批准了对周施行手术的报告。
三月二十六日，由众多专家所组成的治疗班子对周恩来作了长达八个小时
的手术，切除了结肠腔内靠近肝曲部位的三个癌瘤，其中大的直径有三公分，
呈菜花状，同时又再次给他作了膀胱癌电灼术。 经过这样一番大的折腾后
，周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手术后很长时间下不了床，即使再想“逞雄”（周
本人的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他只好躺在病榻上会见了来访的
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尽管这样做不大礼貌，但由于对方执意要见，而本来一向
注重外交礼仪的周氏又实在无法起来见客，也就只好加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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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恩来缠绵病榻之际，受命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新官上任三把火
，在政坛上刮起了一股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大力整顿的旋风。邓的行事风格与周
恩来截然不同。他办事果断，举重若轻，善于快刀斩乱麻。这种本色虽然历经
文革劫难，也没有多少改变。相反，这段被打倒的经历还给了他体察下情，冷
眼旁观的机会。抓全面整顿，便是邓小平在沉寂几年之后对整治文革乱局所开
出的药方。
“整顿”的提法原本出自毛泽东“军队要整顿”一语。邓小平立即把它接
了过来，加以发挥，作为手中整治文革乱局的尚方宝剑。四届人大刚一结束，
兼任总参谋长的邓便利用和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见面的机会，传达贯彻毛的指
示，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随后，邓小平又以整顿为纲，大刀阔斧地解决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老大难
问题。他首先从抓铁路运输人手，制定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中共中央九号文
件，施展铁腕，大力整顿派斗问题严重的路局，很快便使局面改观。接着，邓
小平又如法炮制，大张旗鼓地把整顿推广到整个工交战线，重点抓了煤炭、钢
铁以及国防工业的整顿。效果显着，一举扭转了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工业生产
持续下降的局面，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在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重整旗鼓，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
向周恩来开刀，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由邓小平、叶剑英联手展开的
反击，让毛泽东戒心大起。不过，毛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欲擒故纵，大摆捧
邓压江的迷魂阵，让邓充分表演。
经济形势布这幺短的时间内大有起色，确实令毛泽东感到高兴，由此对邓
小平越发刮目相看。不过，毛心里更关心的还是如何保住文革在他身后不被人
翻案清算的问题。在毛看来，这才是当务之急和头等大事。他之所以同意周恩
来在四届人大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默许邓小平在各行业搞整顿，
着眼点还是在于此，希望藉此在政治上安抚人心，转移视线，稳住文革的阵脚
。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安排由周恩来、邓小平组合的同时，就已经预作伏笔
，策划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从马、列老祖宗那里寻找
理论根据，为他发动的文革辩护开脱。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别把赴长
沙汇报的周恩来找去，专门谈了一通理论学习的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姚文元
把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有关论述找出来，写文章加以宣传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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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理论的深意，“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并没有马
上领悟，相反还对这一政治上突如其来的转向颇有怨言，认为这将会便批林批
孔运动半途而废。 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经验
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远比翻故纸堆，搞评法批儒一类的影射史学来得
更加直截了当，具有针对性。这样一来，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
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利用毛指定他们负责这场理论学习运动的机会，大批“
经验主义”，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
三月一日，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理论学习运动方才展开之际，张春桥、姚
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选编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理论权威”
身份，轮番上阵，大批“经验主义”，强调要以此为“纲”。张春桥在全军各
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引用并围绕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所说
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段话大做文章，称：“主席的话现在仍
然有效。”
不仅如此，张春桥还在讲话中藏头露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一七二年
批极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四届人大提出的目
标固然“很宏伟”，但如果不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还是会“卫星上天，斯大
林的旗帜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
社会基础》一文中，和张春桥一唱一和，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
紧接着，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阐发了毛泽东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
子”，扫除“资产风”，“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
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应该说，毛并没有看错人，他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
顶住众人的压力，坚持不让查张的历史问题，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张春桥也没
有辜负毛保他的一片苦心，这篇被称为“张春桥思想”的文章，确实深得毛晚
年思想的真传。在毛死后，文革派一干人树倒猢狲散，众叛亲离，纷纷反戈一
击，只有他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
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厅上胡说乱道，曾
事先问他有什幺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
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
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
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
，那幺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
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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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
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
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
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过的某种抵触情绪，转而积极布置学习
理论，反“经验主义”。 她四处点火，为批“经验主义”造势，比张春桥
、姚文元二人讲得更加露骨，攻击的矛头仍是锁定重病之中的周恩来。她宣称
：“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
不是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与此同时，江青还把批“经验主义”的问题
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行讨论，展开思想“交锋”。
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头找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进行动员，露出批周的
底牌。江青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
头，只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谈话中，江青拉大旗作虎
皮，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调子，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
要求改变领导；同时又翻出历史老账，大讲王明路线的危害，影射周恩来当年
充当教条统治帮凶时所犯的罪过。
三、四月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全国各地报刊在学习无产阶级
专政理论的旗号下，连篇累牍地刊载鼓吹“打土围子”和批“经验主义”的文
章，按照统一的口径，对周恩来施放明枪暗箭；《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在社
论中照搬江青的说法，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
手。” 上海《解放日报》遥相呼应，发表以周为箭靶的文章，说：“他们
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
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
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江青一干人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是经过一番考虑的。
其一，射马擒王。他们很清楚，尽管周已经重病缠身，但仍是党内元老派营垒
中的核心人物。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他们之所以打了败仗，在很大程度上
是和周在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有关，因此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
其二，江青等人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二人的态度是不同的：毛眼
下对邓正有好感，而对周的不满和戒心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集中火力
打周，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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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批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用
“经验主义”这块石头砸向他搞整顿所依靠的党内军中老干部，就是邓本人也
难逃干系，因为邓小平当年在延安整风中虽然被列为毛派，但他是靠实干起家
的，并没有什幺理论。这便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是，江青一干人搬起反“经验主义”的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
料到邓小平会从半路杀出来，和他们叫阵。如前听述，邓小平为人处事的风格
和周恩来大不相同，在政治上没有周那样的隐忍功夫，但也不像他那样赡前顾
后、临事而惧，而是处事果断，喜欢单刀直入。周、邓二人的个性虽说完全不
同，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两人的治国理念都比较务实，主张应以
经济建设为国家首要任务，在整治文革乱局上更是不谋而合，声应气求。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虽说很清楚毛泽东是想让他在政治上挟制周恩来，
但却不大愿意为毛当枪使。经过“风庆轮”那场风波后，他发现自己的政治处
境也很险恶，与周恩来同病相怜，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同样不会放过他
。相反，倒是周恩来暗中相助，为他主持公道。对此，邓心存感激。再加上周
为人宽厚，容易相处，能够团结人一道工作，所以邓在复出后，很快便在政治
上靠向周恩来一边。
对江青一干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图谋，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虽然目前首
当其冲的是周恩来，但他们要打倒的目标决不仅仅是周，而且还包括他本人在
内的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如果任由他们搞下去的话，下一步就会批到他
的头上来，而且刚刚开始的整顿工作也会夭折，因此不能坐视不理。为此，邓
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针对她
私下找人谈话的活动，一语道破她用心所在：这很明显，是在政治局一个一个
动员反总理。
不过，邓小平在抵制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上，还是有些投鼠忌器，
因为江、张等人批“经验主义”是拿毛泽东说过的话当挡箭牌。邓晓得这是江
青惯用的手法，与其让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不如索性捅破这层窗户纸，
直接向毛本人反映这个问题，请他来作最后裁决。当然，邓小平做得还是很策
略，并没有专为此事去打搅毛，而是借四月中旬陪同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以
“请教”问题的方式，当面向毛反映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近来大反“经验主义
”的情况，表示不同意这样搞法。
邓小平这一手立刻让江青一干人露出马脚，同时也给毛泽东出了道难题，
四届人大后，一直在为维护文革的权力布局煞费心思的毛见人事安排有了着落
，多少放了一点心，因此对江青他们这样不顾大局的搞法很不高兴。前面已经
说过，毛本来希望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在他所设计的“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
”的格局中通力合作，至少相安无事，共同来确保文革大局。但江青却不听招
呼，擅作主张，不断惹出事端，开罪邓小平，让他的打算一再落空，连一天舒
心的日子也过不成。这让毛感到十分头疼和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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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江青一班人马又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维护文革所依靠的中坚
力量，目前正是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不好过分打压他们的积极性，
要是换了别人这样搞，毛早就不会答应了。实际上，毛很清楚江青他们打着他
的旗号批“经验主义”的用意，也是为了贯彻维护文革的意图，以此来对付党
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不过选错了题目，打击面太大。如果仅仅是涉及周恩来
一个人的话，那还好说，现在伤害到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闹到连需要
在政治上刻意笼络的邓小平都出来告状，就不能不管一管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进行干预，制止江青他们批“经验主义”
这种显然不策略的搞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
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数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
，放过另一项。”不仅如此，惯于在政治上做戏的毛为了化解人们对江青的怨
恨，还住批示中不指名地敲打了江青：“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
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
毛泽东的表态，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夺回主动权的江青一干人泼了一瓢冷
水，陷入被动的处境。周恩来逐渐淡出政坛后，改由邓小平领军的党内元老派
马上抓住机会展开反击。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批示精神的
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的错误，除了批
她在这次理论学习中大反“经验主义”外，还联系到她屡次违背毛的指示，“
另搞一套”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
周时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以及
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叶、邓二人的发言辞严色厉，句句切中要害
，让多年来总是批惯了别人的江青也领教了挨批的滋味。
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展开的反击，完全出乎党内文革派的意料之外，江
青更是觉得下不了台。不过，她还算沉得住气，因为邓、叶是打着贯彻毛泽东
批示的旗号批她的，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会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发烧
”，还得再“消化一下” ，只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敷衍了事
。会后，江青立即向毛的秘书张玉凤诉苦，倒打一耙，说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
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０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希望毛能出来替
她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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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汀青还指使王洪文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泽东报告她在会
上遭到“围攻”的情况，而且授意他挑动毛的文革心结，把邓小平、叶剑英和
周恩来往一块打。随后，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在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
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
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
赳。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
。
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等人总是把形势说
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邓出来后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
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
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洪文这番话确实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如果说在半年
前的“长沙告状”时，毛对这类指控还不大相信的话，那幺现在毛的态度则有
了改变，不仅开始听进云了，而且对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政治上合流的苗头大为
警觉。实际上，毛本来就很注意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尽管他在复出前曾
保证过“永不翻案”，但毛在骨子里还是将信将疑，后来之所以决心让邓重返
权力核心，主要还是出于在政治上防范挟制周恩来的考虑。现在周、邓二人靠
得很紧，这不能不让毛疑心大起。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来势汹汹
，口径一致，背后显然有名堂，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连。而且如只批江青反“经
验主义”的问题倒也罢了，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公开为周恩来打抱不平
。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让毛有所提访。因为邓若是真的一头倒向周那—边的话
，非但自己原来以邓制周的打算落空，而且党内外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对
毛来说，这真是旧病未除，又添新病，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毛泽东不愧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并没有马上采取行
动，他还需要再看一看。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则密切注意邓小平
的一举一动，看他如何表现。与此同时，毛还欲擒故纵，继续捧邓压江，在政
治上迷人眼目，并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
文来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
会，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发生的对立和争执。他一开始便
向张春桥“道歉”，把放过批“经验主义”的责任揽了下来，称：“我自己也
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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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重提王明教条主义统治党的那段历史，在批评
江青一干人“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没有放过“经验主义
”，当众揭了周恩来当年跟王明路线走的老底。
更为老辣的是，针对隐然成形的周、邓联盟，毛泽东在眨周的同时，又刻
意捧邓、拉邓，大讲当年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他一道挨整的那段经历，称邓
是“毛派的代表”。这样既可离间周、邓两人之间的关系，又可在政治上摆迷
魂阵，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暴露。毛这部分谈话的内容如下：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
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接着，毛泽东点了经验主义当年配合教条主义的问题，当众指着周恩来说
：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
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即李德）
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它的人都牺牲了，我只
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话中，毛泽东还故作姿态，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说：“我看江青就是
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她不要再搞“四人帮”，不要
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处发号施令。但同时表示：“我看问题
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
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周恩来是抱病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的。在批“经验主义”这
场风波中，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人在医院，却对外界各种动向一清二楚。这
件事刚一出来，周就看出江青等人的图谋，在医院里不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
人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并和能够接近毛泽东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长谈
。不过为了避嫌，他有意回避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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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周恩来是与会者中对毛泽东为人了解最深的一个，虽说未必马上
就揣摩透毛这番谈话的全部含意，却并没有因毛下令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而对
形势过于乐观，相反还心存忧虑。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重提当年的老账有关
，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为不安（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更主要的还是
因为他深知毛、江之间那种在政治上难解难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毛这次虽说
当众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似乎对形势十分有利，但实际上不过是
摆摆样子，应付一下党内外的舆论，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是想稍稍约
束他们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来也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知道她一触即跳，根本听不得一点
批评。因此，批江这出戏很难唱，其中的分寸和火候十分不容易掌握，只要稍
一过头，形势就会逆转，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就是前车之鉴。当时
党内军中的老总们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而在政治上层开反击的
，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参透毛和江青两人之间政治夫妻的关系，一着不慎，满盘
皆输，几近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在台上苦斗。对此，周恩来不能不
有所提防。
为防止过犹不及，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马，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为批
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做些必要的准备，把批江严格限制在毛所定的口径之内，
在政治上站稳脚跟，避免跑偏走火。在散会后，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
之后提议先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谈一下，研究如何贯彻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
神。 与此同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
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续问题的意见稿。
周恩来住这份意见稿中先谈了一通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
问题的认识，并按照毛泽东谈话中的调子，给“经验主义”戴上了一顶“修正
主义”的帽子，然后才点出正题，说：近来“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
，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
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
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
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
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
出于担心邓小平和江青这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起顶牛，最后收不了场
，周恩来在表示拥护毛泽东“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有意
识地把邓本人抬出来，引用他的话说：“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
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意见稿还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
自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的问题，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对政治局的工
作手续问题作了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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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的问题上，周恩来虽然调子不高，抓得却
很紧。五月四日、七日，他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
局常委五人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贯彻落实的问题。为慎重起见，会上花
了不少时间，逐字逐句核对笔记，确认毛的谈话内容。
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患病的缘故，主管咽喉部位的运动神经细胞逐惭坏
死，导致口齿变得含混不清，再加上口音很重，所以很不容易听懂。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毛在谈话中张冠李戴，把本来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出的批“经验
主义”说成是张春桥的文章，而又没有点出张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
会上的讲话也讲了同样的问题。这就给了张春桥为自己辩护开脱的机会，使问
题变得更加复杂，鉴于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会议最后确定待他回来后再召开
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贯彻毛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由王洪文负责通知准备。
王洪文本来就对这次挨批想不通，满腹牢骚。在他看来，他们批“经验主
义”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无非是藉此敲打一下那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党内军中
的老家伙，但叫人琢磨不透的是，毛泽东竟然表态支持他们，不知其中暗藏什
幺玄机？不过，他对毛不想“小预大做”的用心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特别是
毛在会后把他本人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压了下来，决定不公开发
表，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这一意见。 这更让王觉得这是毛在设
法保护他们。于是，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时间，迟迟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准
备开会的事情，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王洪文条错了算盘，毛泽东虽然不想小题大做，但必要的过场还是
要走的，特别是此举还有藉机观察邓小平动向之意。当他得知王洪文一直拖着
不办，直到催问时才赶紧作了布置后，大为恼火，传话批评王洪文，不让他再
主持批评江青的会议了。不仅如此，毛还大摆迷魂阵，明知周、邓两人走得很
近，却有意把周恩来找来商量，提出批江的会议改由邓小平来主持，既试探周
的态度，又把邓放在炉火上烤，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对此，周恩来自然乐得顺水推舟，因为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有新的考虑，王
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名义大概也就到此结束了，而这个位置正是兵家必争
之地。不过，周也很老到，不想过于显露他的政治倾向，以免招致毛的疑忌。
他没有对事情火上加油，反而出来为王洪文缓颊，在随后写给毛的报告中，把
责任揽了过来，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
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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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周恩来对“四人帮”中摇鹅毛扇的张春桥却没有手下留情，因为他
才是批“经验主义”这件事真正的祸首。五月二十一日，周写信给中央政治局
全体成员，通报日前常委讨论的情况。信中针对张春桥企图钻毛泽东谈话的空
子，不想认错的问题，在说明事实经过的同时，点出了他对挑动批“经验主义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这样写道：
关于弄清当时没有听清楚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批判
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不
在春桥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
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春桥同志在总政三月一日召
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阅后在此批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
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
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
周恩来在信的末尾提议：
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
明，现在补报如上。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张春桥对周恩来把他的问题当众端出来非常不满，们又无可奈何，只好转
弯抹角、语中带刺地表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对此，周一改一贯息事宁人的态度，几天后又写信给张春桥，驳回他所谓“
不确切”的指责，指出张批“经验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整风期间
就已经流露出来，提议将毛泽东当年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哲学小辞典》重印一批下发；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更是走到“片面强调经
验主义的危险”的地步。
周恩来在信的末尾表示：“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
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
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在事实面前，张
春桥只好表示：“不再改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
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帮助。会上，邓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一九七三年
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
甚更拍了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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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日无多。牵挂他的一桩心事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补一下所做过的亏心
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能看毛泽东的睑色见机行事。
毛泽东的表态总算是让周恩来稍稍松了口气。除了担心最后落得“晚节不
忠，一笔勾销”的下场外，牵挂周恩来的另一桩心事则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
补一下在政治上所做过的亏心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
能看毛的脸色见机行事。这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武汉的毛泽东为了修补
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下令解放当年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
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这正好给了周恩来一个
为他当年的表现补过的机会。
事实上，周恩来一直为他本人在“杨、余，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内疚
于心。自文革运动全面发动以后，杨成武一直是他应付乱局的得力助手。“大
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杨更是因老帅们靠边站而一跃成为军队实际上的负责人
，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泽东的赏识，曾经一度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一
九六七年夏天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暗中协助周恩来
向毛泽东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抛出王力，关锋等人作为乱局的替
罪羊。这不仅成为整个时局的转折点，而且也帮助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周本人
摆脱了政治上的困境。
然而，当林彪和江青随后联手整杨成武时，周恩来却明哲保身，不仅没有
对他援之以手，反而还跟着一起批，说了不少“过头话”，像“永远忠于中央
文革”、“誓死保卫江青”等，就是周在批杨的“三·二四”大会上带头喊出
来的。对此，周本人一直心中有愧，感到对不起杨成武，以至后来一直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对他加以某种保护。比如，当康生、陈伯达建议组织小型军
事法庭秘密审判杨时，周恩来和大概是出于同一心态约毛泽东（杨曾在武汉“
七·二０”事件中保驾毛脱离险境）一起把报告压了下来。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趁势提出要杨成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曾先后写了
三次报告，这次毛泽东拍板决定把杨成武解放出来，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可以为
当年所作过的亏心之事当面谢罪的机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此，动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
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
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
下来，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多年后，杨成武对人回忆了这段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
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
对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
，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
我的眼圈湿了。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
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
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
“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那晚讲话很多，“本来
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
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
这是我的失职。杨易（杨成武的大女儿）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
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
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
剧。我已经作出批示：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三、用棺木埋
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
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
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同对杨成武的冤案相比，周恩来内心对贺龙的负疚感更大。因为贺龙早已
瘐死于囚禁之中，即使想当面谢罪补过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周本人在这个问
题上陷得更深，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如本书前面提到
过的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据后来接手负责对贺龙一案甄别平反的纪登奎说，所谓贺龙“通敌叛变”
的历史问题，其中的疑点破绽很多，根本经不起推敲，显然是一桩出于政治目
的而构陷的冤案。当年审查时，贺龙的老部下写的揭发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
搅混了水，但以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阅历和精明，应该不难看出这一点来。为此
，周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知青的家 - 云南省潞西县法帕乡拉应寨全体知青.
可是，周恩来当年在经办贺龙的案子时，明知其中有不实之处，却不敢得
罪林彪，出来为贺龙辩诬，反而还从所谓“大局”出发，为维护林彪接班人的
地位，给贺龙罗织罪名，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其实，周心里非常清楚贺龙的问
题是林彪构陷的一桩冤案，所以当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
薛明从贵州的山沟里接回北京，并要她“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
，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被林彪、江青迫害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
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
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
为自己的丈夫开脱罢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贺龙遭受迫害的某些细节，但
也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当时各个专案审查小组都定期写有给中央的报告，汇报
审查对象的思想、生活、身体等各方面情况，而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
而且又挂名分管贺龙专案的周恩来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况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隐瞒真相，又岂能瞒过久经党内斗争的周恩来，他
太清楚一旦沦为阶下囚后所处的悲惨境况了。正是因为风吹草动心里知道他本
人对贺龙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才极力想有所补救，以多少减轻一点
内心的负罪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恩来有心补过，但是在为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却
瞻前顾后，小心翼翼。除了因为当年帮助林彪整倒贺龙的江青还在台上外，更
让他顾虑的是，吃不太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林彪事件后，毛为
了缓和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曾先后在不同的场台表示过：我看贺龙同志
搞错了，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翻案呢！并在中央军委会
议上当着众人还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问题是就
在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中，仍然流露出对贺龙的某种疑心，他在表示要给贺龙平
反的同时，还加了一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小心行事，因为毛泽东正话反说、假戏真唱
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不确实摸准毛的意图就贸然而动的话，反而可能会把
事情搞糟。所以，尽管毛发了话，周一开始还是按兵不动，没有急于将贺龙平
反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让下面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交待当年
那位曾咬过贺龙的老干部重新写一份证明材料，以备日后之用。其后，当分管
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向他请示如何贯彻毛为贺龙平反的指示时，周也只是
表示：不忙，再等等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从武汉传回毛泽东关于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明确
指示后，周恩来这才放心，让纪登奎和华国锋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局
成员传阅。他本人则对其中有关评价的地方作了画龙点睛的修改，强调贺龙几
十年来曾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就这样，拖延巳久的为贺龙平反
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周本人也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为国庆二十五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周知道这大概是
他最后一次主持这样的国庆招待会了，所以想藉此机会尽可能多地关照一下在
文革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
为此，刚刚动完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仔细审阅了一份多达两千人的出席国庆
招待会的人员名单，阅后又连夜致信代行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建议
还应增补进去的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周恩来的尽力运作下，这次国庆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劫后重逢的社会各
方面代表齐聚一堂，互致问候，百感交集。周氏更是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经
过文革浩劫之后，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感觉：周的存在是对极左狂暴的某种遏制
和对人们自身利益的些许保护。所以当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后，党内外不少人
为他捏了一把汗。周住院的消息传出后，更是牵动了人心，渴望寻找一个机会
表达对他的祝福和敬意。
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
，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
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
在椅子上，遥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
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这样热烈的场面，在周恩来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何况又是在唯毛
独尊的文革年代。对此，刚刚在政治上度过劫波的周恩来自然在精神上感到某
种慰藉——毕竟公道自在人心，不过另一方面又深自不安，唯恐惹毛泽东不快
。他随即传话要求压低新闻报导的调子，删掉电视纪录片中诸如“敬爱的周总
理”一类用词 ，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毛泽东虽然远在外地，却对京城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国庆招待会上出
现拥周的场面，让早巳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幺
把柄，因为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声声称：“在毛主席的领导
下”。更让毛不敢小看的是这件事背后所显示的人心向背。本来，毛这次离京
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还在打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盘算此举在政
治上的风险和得失。
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的民心向背，不啻给毛泽东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迫
使他认识到，如果罔顾党心民意而公开批周的话，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弹，在政
治上陷入四面树敌的处境，导致天下大乱。对此，已经年迈体衰的毛实在是有
些力不从心了，当年驾驭文革的那种自信和胆力已经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大打
折扣了。
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从长计议，把公开批周的打算搁暂时置起来。对
此，毛曾向身边亲近的王海容等人作过这样的解释：“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
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这
就是当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那句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的由来。这以后，
由于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标，不得
不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围绕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毛泽东苦心安排的权力布局刚一出台，就引起一
场风波。周恩来决定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小平一臂之力；同时
藉四届人大之机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作最后的进言，为摆脱文革困局寻找出路。
国庆节之后，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拖延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建议。这是毛迫于党心民意的压力而暂且打消批周的念头后，在政治上采取的
另一个相关决定，意在安抚显然已对连年政治运动感到厌倦的人心，以稳住文
革败局的阵脚。为此，一生笃信斗争哲学的毛一反常态，发出“以安定团结为
好”的指示。这样，自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发动后一直紧绷的国内政治气氛开始
缓和下来，久乱思治的中国老百姓总算是有了某种期盼。
然而，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做表里文章的老手。他在用召开四届人大
这张空头支票吊人们胃口的同时，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准备利用四届人
大组阁之机，先把周恩来“挂”起来，然后再逐步排出权力格局，用邓小平取
而代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为此，毛泽东在筹组四届人大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明显把周恩来晾在一
边，既没有让他过问有关人事安排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
国务院总理，而是让张王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
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摆出准备在政治上重用邓的架势。
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打破了权力格局中原有十分脆弱
的平衡，引发了中共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争斗。江青本来就因反对邓小平出席
联大特别会议一事挨了毛的批，而对邓窝了一肚子火，这次见毛如此倚重邓，
更是觉得难以咽下这口气。在江青看来，如果在倒周的问题上论功行赏的话，
她应该是头一份，结果到头来却空忙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怎幺能让一心
想当女皇的江青甘心呢？
况且江青知道与沉潜内敛的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为人刚愎倔强，说一不二
，以后更难相处。自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像在总参谋
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
强，寻机大闹一场，即便闹不出名堂来，也要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后
来闹出“风庆轮事件”的由来。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江青指挥
手下人马藉机大做文章，除了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大事宣传外，还在内部传阅
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借记者之口告交通部的状，指其派驻风庆
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
学，十月十四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这件事“引起
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并气势汹汹地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
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
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建议“政治
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应该说，江青拿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的问题开刀是用了一番心计
的，打算一箭双雕：在批周恩来的同时，将邓小平的军。因为问题出在国务院
，当年正是周作出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并趁后来世界石油
能源危机的时候，批准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国轮船。现在周本人虽然已
住进医院，没有再管这件事，但作为目前协助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难辞其
咎。江青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跟着表态批的话，无异
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巳周恩来也不会高兴；反之，则正好可以抓住邓的小
辫子，趁势把他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闹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邓小平并非等闲之辈，当然看出江青这一手的用心所在。见毛泽东如此重
用他，邓的心情显然很复杂，一方面确实有知遇之感，想尽力做好工作，担起
责任来，为毛分忧解难，不辜负他的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则深知文革的烂摊
子不好收拾，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共事，而他又缺少像周恩来那样的隐忍
功夫，最后难免闹翻。既然如此，不如索性从一开始就摆正关系，对于江青的
骄横霸道和无理取闹决不买账。用邓自己的话说是：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
被打倒。
邓小平敢于捅江青这个“马蜂窝”，既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看出
毛泽东对江青日益反感，觉得事情总可以从毛那里讨回公道。所以在风庆轮问
题上，当在京政治局成员大都表态附和江青的意见，甚毛连久病不出的康生也
批了一段话表示支持时，邓只是在传阅件上画了个圈，没有表态支持。
这样一来，江青火冒三丈，认为这是邓小平在故意和她作对。在十月十七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大吵大闹，揪住邓不放，非要他当场表明对
批“洋奴哲学”的态度。邓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结果遭到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群起围攻。邓小平一开始还尽量忍耐，不想把
事情闹大，但后来在一再追逼下，终于被激怒了，也不客气地和他们顶了起来
。
姚文元事后在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场面，说：“邓在昨天会议结束时，跳
起来骂江，激动得连脸也扭曲了！” 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辞。实际上，
邓当时还是相当克制，只是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
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最后在李先念的劝解下，邓小平离开了会场。
事情闹成这样，正是江青所期待的。散会后，她立刻在钓鱼台住地召集自
己的人马碰头开会，商量向毛泽东告状的问题。他们知道邓小平眼下在毛那里
正是走红的时候，若是直接告邓，很可能给碰回来；但如设法挑动毛对周恩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加掩饰的不满和戒心，而把邓和周往一块打的话，就会触
动毛的心病而改变重用邓的态度。为此，江青等人决定把告状的对象锁定在周
恩来身上，邓小平只是作为陪绑：同时为了避免引起毛不必要的反感，江青暂
时不出面，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前往。
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匆匆赶赴长沙，抢先向毛泽东告状，因为两天后邓小
平将要陪同毛会见外宾。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他扼要汇报了邓和江青在政
治局会让上发生的争吵后，话锋一转，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
是冒着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
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来往的这样频
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江青担心王洪文的汇报说不到点子上，又把当时很受毛泽东宠信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也向毛反映情况，并画龙点睛地说
：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
理是后台。
虽然江青一班人马使出浑身解数向毛泽东大进谗言，却不料毛已决定在批
周的问题上暂时偃旗息鼓，结果非但御状没有告成，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毛对
周恩来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戒心虽然并没有因暂时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消除，但也
并不相信周眼下真有林彪那样的反骨，敢和派去挟制他的邓小平联手“抢班夺
权”。老于权谋的毛一眼便看出这是江青想借刀杀人，故意危言耸听来激怒自
己，以达到倒周、贬邓，由她那一派独掌大权的目的。
毛泽东并非不想把大权交给党内文革派，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此创造条件，
只是因为江青太不争气，实住有点扶不起来。如果真的把权交给他们，非天下
大乱不可。对于江青这样胡闹，毛十分恼火，因为这不仅打乱了他对今后权力
格局的部署，而且还会使为政局营造某种安定团结气氛的打算落空。在毛看来
，周恩来已经是病人膏肓的人，不打自倒，不必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脱裤子
放屁的蠢事了。此乃其一。
其二，毛泽东本来希望江青能和邓小平在他安排的权力格局中携起手来，
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为文革保驾护航，却不想江青竟然如此不顾大局，一再
惹事生非。毛已经警觉到江青在政治上的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招呼和劝
告，和张春桥等人抱成一团，在政治局内搞小宗派，称王称霸，已经引起了政
治局大多数人的不满。现在竟然又要借他的手把周，邓二人同时搞掉，如果真
的依了他们，势必造成江青一派独大的局面，到头来毛本人也不免被架空。这
是深谙统驭之术的毛所不能答应的，即便是他的心腹嫡系也不行。
为此，毛泽东决定进一步抬举邓小平来反制江青，并让周恩来介入四届人
大的筹备工作，监管唯江青马首是瞻的王洪文。而毛本人则有意利用这种两派
对峙、互相牵制的局面，在幕后进行操控。毛在听完王洪文的汇报后，当面教
训了他一顿，要他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有
时间多读些书，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两天后，毛泽东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
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
商量办理；并赞许说“小平同志的办法好，对江青就是要顶”，再一次明确了
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同时兼总参谋长一职。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大概是还嫌这样做不够，稍后毛泽东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划清界限的姿态，
让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他对江青的看法转达给周恩来，称：现在要安定团结
，江青就是不听，开“钢铁工厂”，开“帽子店”。别人心里不高兴她，她非
跟很多人闹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她的话不能全信，她
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来只跟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顿
没吃。
这样一来，周恩来又再度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忙碌起来。实际上
，他在医院中确实如江青他们所说，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静下心来养
病。当政治局会议为“风庆轮”事件发生争吵后，他即分别找各方谈话，了解
事情的来龙去脉，设法进行调解，平息这场风波。鉴于江青是在蓄意闹事，闹
到毛泽东那里已势所难免，而毛的态度则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
不动声色地拉邓一把，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一臂之力，用“哀
兵”之道争取毛的同情和支持，打赢这场官司。
不过，周恩来做得很老到，不动声色地先在底下做了工作。他一方面向邓
小平打了招呼，叮嘱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回来后慢慢解
决 ；另一方面，他出面把“通天”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
，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传话，说：经他
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
劝走的。邓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跳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
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是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
周恩来在解决“风庆轮”风波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
工作。毛泽东指定由他来主持这项工作的决定，使得自—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
大会议以来一直提心吊胆的周氏如释重负，甚至还有某种受宠若惊之感。他虽
已重病在身，却不敢丝毫懈怠，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
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当各项安排大体落实后，周恩来又连夜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工作的进
展情况。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
席十月二十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十（一
）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
正。周后注9／11）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
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
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
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参加一头一尾就可□（此处因手抖，字迹难辨——
作者注），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
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照膀胱镜时情况，东兴同志参加我的两次治疗，
请问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其它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74．11．6．4时半
这是周恩来自六月份住院动手术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从信中的宇迹
和内容可以看出，他为了写这封信是强撑病体，而且用了不少心思。周虽然极
力想象以往那样把字写端正，却已经力不从心了，整篇字体颤抖，个别处已歪
扭难认，甚至出现明显的笔误和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这是一贯精细严谨的周
氏以前所未曾有过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同时，周恩来显然是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把他推出来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
工作，不过是因为一时在政治上摆不平的权宜之计，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对他
的疑虑。为此，他在信中颇用了一番心思来表白自己，以图化解毛的心结。从
信的一开始，周就主动对毛本来是敲打江青不要搞“上海帮”的话表示要引以
为戒，到有意识地强调人事安排名单中“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乃至信的末
尾刻意表示“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的那段话，无一不是出于这样一番
用心。
此外，周恩来在信中对邓小平和江青两人在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的争执，
周也尽量不偏不倚，在表态支持毛泽东提议由邓本人兼任的同时，又照顾江青
的面子，为杨成武说了话，指出这是“为党培养一个得罚干部。如打起仗来，
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周恩来这种姿态，相形之下，让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显得更加咄
咄逼人，不知收敛。这令毛泽东感到既难堪又恼火。知妻莫若夫。毛固然欣赏
江青敢打敢冲的性格，也需要她在政治上充当他的打手，但十分恼火她干涉太
多，不断惹是生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让毛生气的是，江青此举把正需
要刻意笼络，用来挟制周恩来的邓小平得罪了，而让周从中做了好人。这使得
毛精心安排的“抬邓排周”的部署破了局。
为此，毛泽东决意敲打一下江青，在十一月间接连批评江青伸手要官和插
手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举动。毛一面在私下里点出：“江青有野心” ，
要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
不要做红娘”。另一方面又表示“有错误，改正就好”，叮嘱她“务望谨慎小
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
毛泽东的敲打，迫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帮助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
作的周恩来排除了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周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太了解
毛和江青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为此，他在主持其事时小心翼翼，尽量
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比如，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时，周恩来认为老干部的
名额太少。不过为了避嫌，他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有意把它和其它
类需要增补的代表名额一并提出，其中包括“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更
见心计的是，周恩来对其类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
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顺便指出的是， 官方的出版物在述及这件事情时，担心损及周恩来的
形象，有意回避了他在提出增加四届人大代表中老干部名额的同时，也提出增
加红卫兵代表名额这一点。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这正反映了周氏恪守中庸
的为政之道和行事处世的精细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其人的那
种东西来。
在酝酿拟定人大和国务院机构的人选名单时，周恩来更是煞费经营，从大
局着眼，折衷各方意见，权衡轻重，有取有舍。鉴于江青那边对文化、教育、
体委等部委的部长人选争得很厉害，张春桥更是执意坚持要迟群出任教育部长
，周恩来在和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等人权衡利弊后，认为教育部长关系重
大，不能让，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和体委则可作些让步，由他们去搞
。
其后，当毛泽东否决了把谢静宜以及乔冠华、方毅列入人大副员长和副总
理的名单后，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又趁机进言：“遵照主席指示，为保护谢
、乔、方三同志能做好工作，可不列入副委员长、副总理名单内，因此对吕（
玉兰）、杨（坡兰）两名也应加以考虑。” 而吕、杨两人正是当时在政
治上作为培养的“新生力量”而安排进名单的，最后连江青提名的金祖敏也遭
池鱼之殃，补一道刷了下来。
十二月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
的政府工作报告经由周恩来审改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问题也在党内各方角
力后搞出来三种方案，供毛泽东拍案定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的
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大便里出现潜血。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十分着急，建议
马上进行检查治疗。这样一来，使得原定准备和王洪文一道向毛当面汇报四届
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成了问题。
为此，叶剑英十分着急，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此行所负使命的重大，如果不
能成行，正好给了江青他们可乘之机，利用单独进见的机会，影响毛泽东的最
后决断。这样一来，整个安排就可能生变。在这种情况下，素来关心周氏病情
的叶剑英在和党内其它元老商量后，出面做医疗组的工作，表示：为了党和国
家的最高利益，现在暂时不能提及此事，同时要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护理好周
恩来，确保长沙之行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对于这种安排，周恩来欣然同意。他本来就是个一向以大局为重的人，这
次更是清楚他长沙之行的分量。毛泽东已经年过八旬，缠绵病榻，不会撑很久
了，显然正在考虑后事安排。因此这次四届人大组阁非比寻常，事关毛身后党
内的权力格局。而他本人已经逐渐淡出政坛，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在政治上比
较超脱，讲起话来更容易说服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周已经重病在身，却已
然顾不了那幺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
完成历史任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强撑病体，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乘专机飞赴长沙
。据当年随行的机组人员回忆，周氏这时已经消瘦得很厉害，人也十分虚弱，
登机时整个人被医护人员用大衣、帽子、围巾、口罩捂得严严的，而且走得很
慢，很费劲，还有点晃。 不过，相对于旅途颠簸中时时袭来的病痛而言
，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设法完成使命，争取毛泽东的支持，最后敲定四届人
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实际上，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钦点邓小平、张春桥二人分别担任国
务院第一、第二副总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党内权力格局中制造一种让邓、
张二人互相牵制的局面，尽管一心想当“理论权威”的张本人并不大愿意做国
务院的事务性工作。周明白毛这种对邓既重用又暗中防范的两手，说到底还是
在政治上对邓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这和毛对他本人的戒心如出一辙。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最犯忌的，莫过于让毛泽东怀疑他和邓小平在
政治上联手了。因此，周在向毛汇报人事安排的设想时，对涉及到邓的职务安
排极为谨慎，宁可提得低些让毛去作最后决定，也决不往高里说，让毛起疑。
比如，在邓小平党内职务的调整上，周恩来就颇用了一番心思。毛泽东在
提议邓担任第一副总理时，并未明确他在党内的职务。由于邓当时还只是政治
局委员，而张春桥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邓的党内职务至少也应该是中央常委
或者更高。本来，以邓小平在下一届政府的身份和党内的资历，担任党的副主
席是顺理成章的，但这样一来，又多少会打破毛所设计的邓、张两人之间的平
衡，给人留下抬邓的印象，从而可能引起毛的疑心。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处理这类政治难题的老手，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他在
汇报时小心翼翼地以“请示”的口吻向毛泽东建议：
“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 这里，请注意
其中两者的先后次序——常委在先，副主席在后。这样既提出了问题，又保护
了自己，个中奥妙读者可自行玩味。
周恩来对邓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时，却对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将他在历史
上有严重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当面奏了一本。实际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从陈
伯达那里对张有历史问题有所耳闻，但由于江青一直扣压他的档案而未得其详
。 批林批孔运动中，自庐山会议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着担架到他那
里专门谈这个问题，表示对张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要他向毛报告。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贸然行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历
史问题的态度，所以按兵不动，把这件事压了下来，直到这次四届人大的组阁
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来，以此来反制江青推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图谋。
周恩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他不
仅是“四人帮”中摇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认为是懂得他思
想真传的人，甚至有意让他接班，林彪就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
届人大人事安排之际，把张的老底揭出来，就会坐失良机，贻害今后的大局。
即使毛仍然不愿处理这个问题，继续庇护张春桥，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
层楼的作用。
不过，周恩来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会惹起毛泽东的疑心和反感
。因此，他并不急于自己出面，而是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这件事，然
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单独谈话中才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还把康生抬出来
。当时由于张玉凤在场，周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多讲。
对毛泽东来说，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已经不是什幺新闻了。他早就从江青那
里知道这个情况 ， 但却不想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限。这种态度和他当
年大整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判若两人。不过也没行什幺奇怪之处。在毛的眼里，
所谓“历史问题”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为转移。张春桥正是毛手中
用来对付党内外翻案势力的一员大将，眼下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又怎幺会临阵
斩将呢？所以毛并没有理睬周的报告，相反还把举报此事的康生数落了一顿，
说：他历来极左，在延安时期就这样。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还有意抬举张春桥，以保持和邓
小平之间的平衡。他在称许邓“人才难得”的同时，也对张春桥表示赞赏，说
他“有才干”，并亲自提议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用这种“掺沙子
”的办法，暗中对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预作防范。
对于江青，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要“一分为二”’既对她在政治局内部热
衷搞“四人帮”小宗派和插手组阁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同时又肯定她在批刘、
批林的问题上是对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不过说批林批孔是第二
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对周恩来本人，毛泽东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作出评论，而是借用邓小平的话
说他“办事细”。 在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后，毛又劝周“安心
养病”，不要老闷在医院里面，经常出来走走，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对毛泽东这番话的用意，周恩来心知肚明。所谓“办事细”，其实是反话
正说，含蓄敲打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毛病。对比，周马上就作了
自我批评，稍后又在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会议上当众检讨自己
，说：细，固然。细，抓小不抓大，有时候就要因小失大，现在我病了，小的
抓不起来了，大的也抓不起来了，但还可以想一想。病有好处呢，把事务主义
减少一点吧！
此外，周恩来也明白在毛泽东让他“安心养病”的背后，打的主意是让他
当个挂名的总理，退出政坛，由邓小平取而代之。不过平心而论，周对此并没
有多少失落和伤感，相反更多的倒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近一年多来，他一
直处于晚节难保的忧惧之中，不知道什幺时候就会大难临头。现在，情势总算
是有所缓和，大概可以像朱德一样全身而退了。这对周恩来的精神上来说，是
一种莫大的解脱。
总之，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斩获，争取毛泽东批准了四届人大
的人事安排方案，对张春桥的状虽未告准，但是原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王洪
文却在毛面前明显失宠，被责令写检查。相形之下，毛对周的态度却有显着的
改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周恩来在长沙期间的心情格外的好，甚至在闲暇之余
还有兴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在天，
周还自己掏钱请了两桌客，为毛祝寿。
一九七五年元旦过后，刚从长沙返京的周恩来又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
。原来并没有准备召开这次全会，完全是为了给邓小平重返权力中枢补办组织
上的手续，才临时决定召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
并没有把毛泽东在长沙期间所谈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作为主调，而是着重强
调了毛所说的另一句话：还是要安定团结为好。 他这样做，自然是有他
的考虑，是想借用毛的话来为他在四届人大上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鸣锣开道，创造必要的政治气氛。
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周恩来的治国理念和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
抓阶级斗争立国，用政治运动统领一切。而周则比较务实，注重国计民生问题
，主张以经济建设为本。他的这种治国理念集中体现在提出实现国家“四个现
代化”的发展目标上。可以说，他是在中共领导层中提出“四化”的第一人和
鼓吹最力者，但由于和毛治国的指导思想格格不入，一直有志难酬。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不仅如此，周恩来这种以经济建设为本的思路，一直为毛泽东所不容，被
视为反对政治挂帅。为此，周曾在五、六十年代挨过毛不少次批，被指为离右
派“只剩了五十米” ，甚至一度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在文革左倾
狂潮中，实现“四化”之说更是成了政治上的禁忌，与鼓吹“唯生产力论”只
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暂时偃旗息鼓，退而求其
次，用“抓革命，促生产”作为挡箭牌来支应局面。不过，他一直对此念念不
忘，在暗中守时待变，寻找时机重新提出这一口号。
应该说，周恩来选择四届人大之际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
标，是他在审时度势后，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所作的最后进言和努力。这既
是抓住毛泽东不久前所说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见机而作，也是长
久以来内心夙愿的吐露。周十分清楚毛发动的文革已经走入死胡同，现在该是
帮助毛为摆脱文革困局而寻找出路的时候了。既然文革在政治上碰不得，那幺
从经济上入手，用实现“四化”的口号来重新凝聚人心，转换国内的政治气氛
，也不失为一条迂回缓进的解决之道。
而且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世界发展的大势，知道
这些年来国内忙于文革运动，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连台湾都走到前面
去了。况且国民经济本身经过这些年来的折腾也巳百孔干疮，问题成堆，已经
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交代不过去了，提出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时机，提出实现“四化”的问
题，更容易争取毛的支持。为此，周恩来专门和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
作的邓小平交换意见，确定把实现“四化”的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主题来写。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扶病出席了大会，并唱了
重头戏——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他以往曾多次在人大会议
上作过这样的报告，但是这一次的心情却显然不问。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
次在这样的场合作《政府工作报告》了，可以说是政治生涯中的告别演说。眼
下国步艰难，百端待举，正是需要有人出来为国家尽力的时候，而他却罹患绝
症，来日无多。这怎幺能不令周恩来百感交集呢？不过，可以让他多少聊以自
慰的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多年来的愿望）——国家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正好可以把它作为对国是的最后一点贡献。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当然，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一旦强调过分，
就会惹来倡导“唯生产力论”之嫌。九大政治报告闹出的风波便是前车之鉴。
因此，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十分小心翼翼，有意
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强调这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而且点到即止，不作更
多的渲染，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以四届人大的召开为契机，国内的政治形势出现了短暂的松动，曾经喧嚣
了一年多的评法批儒斗争戛然而止，被指为“党内大儒”的周恩来总算是又逃
过一劫，不过身体却整个垮了下来，不得不马上转入另一个战场——同他体内
正在不断吞噬生命的癌细胞苦战。他在世上剩下的日子确实已经不多了。
四届人大开过以后，同恩来非常知趣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继续留在医院
里，让邓小平放手工作。当然，这也和他的病情不断反复，变得越来越复杂有
关，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鉴于周恩来尿血的问题始终没有中断，时好时
坏，而大便中又出现了潜血，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医疗组决定对他先施行膀胱
镜检查治疗，然后再对他的肠胃系统做全面的检查。为此，周写信给毛，报告
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方案，并特意表示：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
住院疗养”。
然而，检查的结果却不妙，不仅发现周恩来体内的膀胱癌再度复发，而且
在三月间两次作钡餐检查时，又发现他患有结肠癌，其中大的一个己经有核桃
那样大。这不啻是雪上加霜，便整个治疗工作更加棘手。
医疗组经过研究后，认为事不宜迟，需要报请中央批准立即作切除手术。
由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组成的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中央政治局
常委四人小组随即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但是还须毛泽东最后点头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变情况，在
说明结肠发生病变的历史成因时，特意向毛表示：“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
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
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任的。” 这番话的用心，尽在不言之
中。几天后，毛批准了对周施行手术的报告。
三月二十六日，由众多专家所组成的治疗班子对周恩来作了长达八个小时
的手术，切除了结肠腔内靠近肝曲部位的三个癌瘤，其中大的直径有三公分，
呈菜花状，同时又再次给他作了膀胱癌电灼术。 经过这样一番大的折腾后
，周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手术后很长时间下不了床，即使再想“逞雄”（周
本人的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他只好躺在病榻上会见了来访的
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尽管这样做不大礼貌，但由于对方执意要见，而本来一向
注重外交礼仪的周氏又实在无法起来见客，也就只好加此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就在周恩来缠绵病榻之际，受命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新官上任三把火
，在政坛上刮起了一股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大力整顿的旋风。邓的行事风格与周
恩来截然不同。他办事果断，举重若轻，善于快刀斩乱麻。这种本色虽然历经
文革劫难，也没有多少改变。相反，这段被打倒的经历还给了他体察下情，冷
眼旁观的机会。抓全面整顿，便是邓小平在沉寂几年之后对整治文革乱局所开
出的药方。
“整顿”的提法原本出自毛泽东“军队要整顿”一语。邓小平立即把它接
了过来，加以发挥，作为手中整治文革乱局的尚方宝剑。四届人大刚一结束，
兼任总参谋长的邓便利用和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见面的机会，传达贯彻毛的指
示，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随后，邓小平又以整顿为纲，大刀阔斧地解决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老大难
问题。他首先从抓铁路运输人手，制定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中共中央九号文
件，施展铁腕，大力整顿派斗问题严重的路局，很快便使局面改观。接着，邓
小平又如法炮制，大张旗鼓地把整顿推广到整个工交战线，重点抓了煤炭、钢
铁以及国防工业的整顿。效果显着，一举扭转了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工业生产
持续下降的局面，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在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重整旗鼓，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
向周恩来开刀，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由邓小平、叶剑英联手展开的
反击，让毛泽东戒心大起。不过，毛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欲擒故纵，大摆捧
邓压江的迷魂阵，让邓充分表演。
经济形势布这幺短的时间内大有起色，确实令毛泽东感到高兴，由此对邓
小平越发刮目相看。不过，毛心里更关心的还是如何保住文革在他身后不被人
翻案清算的问题。在毛看来，这才是当务之急和头等大事。他之所以同意周恩
来在四届人大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默许邓小平在各行业搞整顿，
着眼点还是在于此，希望藉此在政治上安抚人心，转移视线，稳住文革的阵脚
。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安排由周恩来、邓小平组合的同时，就已经预作伏笔
，策划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从马、列老祖宗那里寻找
理论根据，为他发动的文革辩护开脱。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别把赴长
沙汇报的周恩来找去，专门谈了一通理论学习的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姚文元
把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有关论述找出来，写文章加以宣传阐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对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理论的深意，“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并没有马
上领悟，相反还对这一政治上突如其来的转向颇有怨言，认为这将会便批林批
孔运动半途而废。 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经验
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远比翻故纸堆，搞评法批儒一类的影射史学来得
更加直截了当，具有针对性。这样一来，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
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利用毛指定他们负责这场理论学习运动的机会，大批“
经验主义”，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
三月一日，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理论学习运动方才展开之际，张春桥、姚
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选编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理论权威”
身份，轮番上阵，大批“经验主义”，强调要以此为“纲”。张春桥在全军各
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引用并围绕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所说
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段话大做文章，称：“主席的话现在仍
然有效。”
不仅如此，张春桥还在讲话中藏头露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一七二年
批极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四届人大提出的目
标固然“很宏伟”，但如果不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还是会“卫星上天，斯大
林的旗帜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
社会基础》一文中，和张春桥一唱一和，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
紧接着，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阐发了毛泽东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
子”，扫除“资产风”，“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
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应该说，毛并没有看错人，他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
顶住众人的压力，坚持不让查张的历史问题，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张春桥也没
有辜负毛保他的一片苦心，这篇被称为“张春桥思想”的文章，确实深得毛晚
年思想的真传。在毛死后，文革派一干人树倒猢狲散，众叛亲离，纷纷反戈一
击，只有他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
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厅上胡说乱道，曾
事先问他有什幺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
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
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
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
，那幺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
阶级。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
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
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
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过的某种抵触情绪，转而积极布置学习
理论，反“经验主义”。 她四处点火，为批“经验主义”造势，比张春桥
、姚文元二人讲得更加露骨，攻击的矛头仍是锁定重病之中的周恩来。她宣称
：“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
不是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与此同时，江青还把批“经验主义”的问题
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行讨论，展开思想“交锋”。
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头找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进行动员，露出批周的
底牌。江青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
头，只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谈话中，江青拉大旗作虎
皮，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调子，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
要求改变领导；同时又翻出历史老账，大讲王明路线的危害，影射周恩来当年
充当教条统治帮凶时所犯的罪过。
三、四月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全国各地报刊在学习无产阶级
专政理论的旗号下，连篇累牍地刊载鼓吹“打土围子”和批“经验主义”的文
章，按照统一的口径，对周恩来施放明枪暗箭；《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在社
论中照搬江青的说法，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
手。” 上海《解放日报》遥相呼应，发表以周为箭靶的文章，说：“他们
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
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
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江青一干人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是经过一番考虑的。
其一，射马擒王。他们很清楚，尽管周已经重病缠身，但仍是党内元老派营垒
中的核心人物。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他们之所以打了败仗，在很大程度上
是和周在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有关，因此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
其二，江青等人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二人的态度是不同的：毛眼
下对邓正有好感，而对周的不满和戒心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集中火力
打周，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其三，在批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用
“经验主义”这块石头砸向他搞整顿所依靠的党内军中老干部，就是邓本人也
难逃干系，因为邓小平当年在延安整风中虽然被列为毛派，但他是靠实干起家
的，并没有什幺理论。这便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是，江青一干人搬起反“经验主义”的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
料到邓小平会从半路杀出来，和他们叫阵。如前听述，邓小平为人处事的风格
和周恩来大不相同，在政治上没有周那样的隐忍功夫，但也不像他那样赡前顾
后、临事而惧，而是处事果断，喜欢单刀直入。周、邓二人的个性虽说完全不
同，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两人的治国理念都比较务实，主张应以
经济建设为国家首要任务，在整治文革乱局上更是不谋而合，声应气求。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虽说很清楚毛泽东是想让他在政治上挟制周恩来，
但却不大愿意为毛当枪使。经过“风庆轮”那场风波后，他发现自己的政治处
境也很险恶，与周恩来同病相怜，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同样不会放过他
。相反，倒是周恩来暗中相助，为他主持公道。对此，邓心存感激。再加上周
为人宽厚，容易相处，能够团结人一道工作，所以邓在复出后，很快便在政治
上靠向周恩来一边。
对江青一干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图谋，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虽然目前首
当其冲的是周恩来，但他们要打倒的目标决不仅仅是周，而且还包括他本人在
内的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如果任由他们搞下去的话，下一步就会批到他
的头上来，而且刚刚开始的整顿工作也会夭折，因此不能坐视不理。为此，邓
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针对她
私下找人谈话的活动，一语道破她用心所在：这很明显，是在政治局一个一个
动员反总理。
不过，邓小平在抵制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上，还是有些投鼠忌器，
因为江、张等人批“经验主义”是拿毛泽东说过的话当挡箭牌。邓晓得这是江
青惯用的手法，与其让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不如索性捅破这层窗户纸，
直接向毛本人反映这个问题，请他来作最后裁决。当然，邓小平做得还是很策
略，并没有专为此事去打搅毛，而是借四月中旬陪同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以
“请教”问题的方式，当面向毛反映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近来大反“经验主义
”的情况，表示不同意这样搞法。
邓小平这一手立刻让江青一干人露出马脚，同时也给毛泽东出了道难题，
四届人大后，一直在为维护文革的权力布局煞费心思的毛见人事安排有了着落
，多少放了一点心，因此对江青他们这样不顾大局的搞法很不高兴。前面已经
说过，毛本来希望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在他所设计的“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
”的格局中通力合作，至少相安无事，共同来确保文革大局。但江青却不听招
呼，擅作主张，不断惹出事端，开罪邓小平，让他的打算一再落空，连一天舒
心的日子也过不成。这让毛感到十分头疼和恼火。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但是另一方面，江青一班人马又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维护文革所依靠的中坚
力量，目前正是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不好过分打压他们的积极性，
要是换了别人这样搞，毛早就不会答应了。实际上，毛很清楚江青他们打着他
的旗号批“经验主义”的用意，也是为了贯彻维护文革的意图，以此来对付党
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不过选错了题目，打击面太大。如果仅仅是涉及周恩来
一个人的话，那还好说，现在伤害到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闹到连需要
在政治上刻意笼络的邓小平都出来告状，就不能不管一管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进行干预，制止江青他们批“经验主义”
这种显然不策略的搞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
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数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
，放过另一项。”不仅如此，惯于在政治上做戏的毛为了化解人们对江青的怨
恨，还住批示中不指名地敲打了江青：“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
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
毛泽东的表态，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夺回主动权的江青一干人泼了一瓢冷
水，陷入被动的处境。周恩来逐渐淡出政坛后，改由邓小平领军的党内元老派
马上抓住机会展开反击。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批示精神的
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的错误，除了批
她在这次理论学习中大反“经验主义”外，还联系到她屡次违背毛的指示，“
另搞一套”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
周时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以及
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叶、邓二人的发言辞严色厉，句句切中要害
，让多年来总是批惯了别人的江青也领教了挨批的滋味。
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展开的反击，完全出乎党内文革派的意料之外，江
青更是觉得下不了台。不过，她还算沉得住气，因为邓、叶是打着贯彻毛泽东
批示的旗号批她的，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会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发烧
”，还得再“消化一下” ，只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敷衍了事
。会后，江青立即向毛的秘书张玉凤诉苦，倒打一耙，说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
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０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希望毛能出来替
她讲话。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不仅如此，汀青还指使王洪文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泽东报告她在会
上遭到“围攻”的情况，而且授意他挑动毛的文革心结，把邓小平、叶剑英和
周恩来往一块打。随后，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在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
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
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
赳。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
。
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等人总是把形势说
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邓出来后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
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
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洪文这番话确实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如果说在半年
前的“长沙告状”时，毛对这类指控还不大相信的话，那幺现在毛的态度则有
了改变，不仅开始听进云了，而且对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政治上合流的苗头大为
警觉。实际上，毛本来就很注意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尽管他在复出前曾
保证过“永不翻案”，但毛在骨子里还是将信将疑，后来之所以决心让邓重返
权力核心，主要还是出于在政治上防范挟制周恩来的考虑。现在周、邓二人靠
得很紧，这不能不让毛疑心大起。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来势汹汹
，口径一致，背后显然有名堂，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连。而且如只批江青反“经
验主义”的问题倒也罢了，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公开为周恩来打抱不平
。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让毛有所提访。因为邓若是真的一头倒向周那—边的话
，非但自己原来以邓制周的打算落空，而且党内外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对
毛来说，这真是旧病未除，又添新病，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毛泽东不愧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并没有马上采取行
动，他还需要再看一看。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则密切注意邓小平
的一举一动，看他如何表现。与此同时，毛还欲擒故纵，继续捧邓压江，在政
治上迷人眼目，并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
文来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
会，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发生的对立和争执。他一开始便
向张春桥“道歉”，把放过批“经验主义”的责任揽了下来，称：“我自己也
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接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重提王明教条主义统治党的那段历史，在批评
江青一干人“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没有放过“经验主义
”，当众揭了周恩来当年跟王明路线走的老底。
更为老辣的是，针对隐然成形的周、邓联盟，毛泽东在眨周的同时，又刻
意捧邓、拉邓，大讲当年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他一道挨整的那段经历，称邓
是“毛派的代表”。这样既可离间周、邓两人之间的关系，又可在政治上摆迷
魂阵，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暴露。毛这部分谈话的内容如下：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
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接着，毛泽东点了经验主义当年配合教条主义的问题，当众指着周恩来说
：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
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即李德）
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它的人都牺牲了，我只
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话中，毛泽东还故作姿态，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说：“我看江青就是
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她不要再搞“四人帮”，不要
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处发号施令。但同时表示：“我看问题
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
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周恩来是抱病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的。在批“经验主义”这
场风波中，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人在医院，却对外界各种动向一清二楚。这
件事刚一出来，周就看出江青等人的图谋，在医院里不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
人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并和能够接近毛泽东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长谈
。不过为了避嫌，他有意回避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应该说，周恩来是与会者中对毛泽东为人了解最深的一个，虽说未必马上
就揣摩透毛这番谈话的全部含意，却并没有因毛下令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而对
形势过于乐观，相反还心存忧虑。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重提当年的老账有关
，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为不安（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更主要的还是
因为他深知毛、江之间那种在政治上难解难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毛这次虽说
当众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似乎对形势十分有利，但实际上不过是
摆摆样子，应付一下党内外的舆论，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是想稍稍约
束他们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来也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知道她一触即跳，根本听不得一点
批评。因此，批江这出戏很难唱，其中的分寸和火候十分不容易掌握，只要稍
一过头，形势就会逆转，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就是前车之鉴。当时
党内军中的老总们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而在政治上层开反击的
，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参透毛和江青两人之间政治夫妻的关系，一着不慎，满盘
皆输，几近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在台上苦斗。对此，周恩来不能不
有所提防。
为防止过犹不及，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马，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为批
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做些必要的准备，把批江严格限制在毛所定的口径之内，
在政治上站稳脚跟，避免跑偏走火。在散会后，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
之后提议先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谈一下，研究如何贯彻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
神。 与此同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
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续问题的意见稿。
周恩来住这份意见稿中先谈了一通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
问题的认识，并按照毛泽东谈话中的调子，给“经验主义”戴上了一顶“修正
主义”的帽子，然后才点出正题，说：近来“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
，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
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
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
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
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
出于担心邓小平和江青这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起顶牛，最后收不了场
，周恩来在表示拥护毛泽东“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有意
识地把邓本人抬出来，引用他的话说：“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
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意见稿还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
自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的问题，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对政治局的工
作手续问题作了若干规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的问题上，周恩来虽然调子不高，抓得却
很紧。五月四日、七日，他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
局常委五人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贯彻落实的问题。为慎重起见，会上花
了不少时间，逐字逐句核对笔记，确认毛的谈话内容。
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患病的缘故，主管咽喉部位的运动神经细胞逐惭坏
死，导致口齿变得含混不清，再加上口音很重，所以很不容易听懂。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毛在谈话中张冠李戴，把本来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出的批“经验
主义”说成是张春桥的文章，而又没有点出张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
会上的讲话也讲了同样的问题。这就给了张春桥为自己辩护开脱的机会，使问
题变得更加复杂，鉴于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会议最后确定待他回来后再召开
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贯彻毛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由王洪文负责通知准备。
王洪文本来就对这次挨批想不通，满腹牢骚。在他看来，他们批“经验主
义”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无非是藉此敲打一下那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党内军中
的老家伙，但叫人琢磨不透的是，毛泽东竟然表态支持他们，不知其中暗藏什
幺玄机？不过，他对毛不想“小预大做”的用心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特别是
毛在会后把他本人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压了下来，决定不公开发
表，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这一意见。 这更让王觉得这是毛在设
法保护他们。于是，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时间，迟迟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准
备开会的事情，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王洪文条错了算盘，毛泽东虽然不想小题大做，但必要的过场还是
要走的，特别是此举还有藉机观察邓小平动向之意。当他得知王洪文一直拖着
不办，直到催问时才赶紧作了布置后，大为恼火，传话批评王洪文，不让他再
主持批评江青的会议了。不仅如此，毛还大摆迷魂阵，明知周、邓两人走得很
近，却有意把周恩来找来商量，提出批江的会议改由邓小平来主持，既试探周
的态度，又把邓放在炉火上烤，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对此，周恩来自然乐得顺水推舟，因为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有新的考虑，王
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名义大概也就到此结束了，而这个位置正是兵家必争
之地。不过，周也很老到，不想过于显露他的政治倾向，以免招致毛的疑忌。
他没有对事情火上加油，反而出来为王洪文缓颊，在随后写给毛的报告中，把
责任揽了过来，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
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不过，周恩来对“四人帮”中摇鹅毛扇的张春桥却没有手下留情，因为他
才是批“经验主义”这件事真正的祸首。五月二十一日，周写信给中央政治局
全体成员，通报日前常委讨论的情况。信中针对张春桥企图钻毛泽东谈话的空
子，不想认错的问题，在说明事实经过的同时，点出了他对挑动批“经验主义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这样写道：
关于弄清当时没有听清楚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批判
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不
在春桥同志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
文章引用的。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春桥同志在总政三月一日召
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阅后在此批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
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
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
周恩来在信的末尾提议：
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
明，现在补报如上。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张春桥对周恩来把他的问题当众端出来非常不满，们又无可奈何，只好转
弯抹角、语中带刺地表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对此，周一改一贯息事宁人的态度，几天后又写信给张春桥，驳回他所谓“
不确切”的指责，指出张批“经验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整风期间
就已经流露出来，提议将毛泽东当年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哲学小辞典》重印一批下发；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更是走到“片面强调经
验主义的危险”的地步。
周恩来在信的末尾表示：“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
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
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在事实面前，张
春桥只好表示：“不再改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
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帮助。会上，邓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一九七三年
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
甚更拍了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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